“知青运动”的“意义”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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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的“意义”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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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的“意义” 我不认为评价“知青运动”要几十、上百年后才会客观公正，除非一个铁证如山的的杀人犯需要百年后再定罪。我认为那不过是对罪恶竭力贴以“正确“的金粉，尽管有的看似宽容状似公正扭扭捏捏欲说还休，有的慷慨陈词壮怀激烈缠绵悱恻无怨无悔。 我也不认为“知青运动”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使中国大倒退的“文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因为实践早已证明它给中国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我理解，几十年“左”病给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铸下印痕，这印痕使人不由自主思维趋“左”，包括改革开放的先驱也免不了，而像顾准那样独立思索得出正确结论的人因为凤毛麟角只好忽略不计。但我无法理解某些人或幼稚或蓄意的错误，即置铁的事实于不顾，致力于乌托邦的梦幻或对事实与真理的歪曲亵渎。 “知青运动”的评价迄今，林林总总、纷繁错综的“正确”或“局部正确”或“有正确的一面”派，其实归纳起来，不外以下诸论： 1、因为“文革”前就有“知青”下乡，与“文革”无关，所以“文革”中的“知青”下乡是正确的。 2、“文革”时城里学生就业困难，下乡是唯一正确决策。3、“知青”为建设农村做了贡献，又给农民带去知识，于国有益。4、劳动锻炼了“知青”的意志和体魄。5、“知青”的“无私奉献”，正是现在所以缺少的，有现实意义。 还有人举出强硬例证：“知青”中涌现出优秀人才，如作家梁晓生、科学家陈竺，更有现任国家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 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一、学生当然不非得留在城里，王候将相本无种，“文革”前的“知青”是尝试的一种。但“文革”前是自愿和因地因时制宜的，“文革”时是强迫和违背主客观条件，是违反人权的。就算是好事，也分怎么办。道理很简单：水是好东西，人没有它一天也活不了；但强行把一桶水灌入人体，人只能呜呼哀哉。 二、“文革”时就业难，是因为国家经济陷于半停滞，而经济半停滞的原因是“文革”所致。否则，当时中国人口仅七亿，城市人口又仅占百分之五，国家工业建设方兴未艾，城里每年要到农村招工人，何来城市学生就业困难一说？所以“知青运动本”是“文革”的恶果。 三、中国农业耕地远不够近七亿的农民耕作，挨饿是因为土地不足、生产力低下和生产关系不合理。挤进几千万“知青”，等于从农民嘴里抢饭吃，谈何发展农业？至于说给农村带去知识，看似有理，实属荒谬。一是“知青”本身文化就不足，“文革”时教育质量又极差，带去的知识是残次品；二是若没有“知青”运动，“知青”在城里学习，国家省出财力让农村孩子上学，岂不是更好？三是“知青”们有意无意回避了，他们给农村带去的不单是“知识”，还有“文革”的造反精神。 四、劳动固然锻炼意志，但这与“知青运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物。事物都有个好与坏的性质问题。至于好事带来不好的一面，坏事带来好的一面，那是另一码事，不能据此好坏不分、以坏充好或以好充坏。比如红军长征，死了十分之八，抵达陕北，是好事坏事？其实长征本是红军打了败仗的无奈之举，绝对的坏事，因为它失去了中央苏区，牺牲了几十万红军。至于通过长征，红军锻炼了意志，那是另一回事，不能由此说打了败仗去长征是好事。日本侵略中国这事也锻炼了国人意志，能说日本侵略是好事？小偷撬门压锁的多了，促进人们研究出新的防盗门，产业得以发展、国家税收增加，能由此说小偷撬门压锁是好事？退一步说，姑且算知青下乡锻炼了意志，可这是以中华民族的惨重损失为代价的。置七亿人的伤痛于不顾，津津乐道于二千万知青的所谓“得到锻炼”的“自豪”，我们“知青”就是如此的胸怀？如果是这样，我看“知青”下乡这坏事带来的“好的一面”也毫不存在了。经过民族血的教训和刻骨的伤痛，却未从中觉悟，那知青真可算是白当了。 五、当年许多“知青”的确要“无私奉献”、“扎根农村”，但那大体是盲目崇拜思想，与全民“大跃进”的狂热没什么区别。当时“知青”还立志“打倒刘少奇”呢，不是迷信的结果？要说某地有自然灾然，国人自愿出工出力出钱，那是真正的无私，可迷信的愚昧也算无私？如果这也算无私，为什么当年高喊“无私”的诸公现在不把自己的孩子往农村送？为什么当年他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回城呢？不要拿“无私”来唬咱们的孩子们。 以“知青”中出现人才和国家领导人来论证“知青运动”的“价值”，这并无说服力。张贤亮当几十年的“右派”，写出深刻的作品，能说“反右”是好事？列宁曾被沙俄政府流放，使得列宁更坚强，能说沙俄政府和流放好？中国当时连续十年的学生几乎都当了知青，几近两代人，领导人不从这里出，总不能请外国人来当吧？许多大贪官也是知青出身，能由此认为“知青运动”是贪官的源头？ 为“知青运动”贴金的朋友如果能正视“文革”使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经济在世界本来就靠后的位次又拉后了许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没有基本的民主，就会实事求是地评价，除非他出于某种目的闭眼不看事实。 在此我想挖掉一个“知青运动”的“理论”基础： “知青运动”“正确”论有个流行几十年的“理论”，即体力劳动是伟大光荣的，脑力劳动是卑微不光彩的。其实无论手脑，都是劳动。既是劳动，就无高低贵贱之分，劳动者本人也并无先进落后或革命反动之别。我们非要规定体力劳动者进步、革命、无私、高贵，脑力劳动者落后、反动、自私、低贱，甚至说脑力劳动者并不劳动，而是靠体力劳动者养活的寄生虫。如此，脑力劳动者就自卑地认为自己是吃了人家的白食，脸红得很。实际上，体力劳动者也并非就那么好，当过知青都有体会。朱元璋就是贫下中农出身，照样心狠如狼；刘备是个织席子的体力劳动者，照样要当皇帝。鲁迅写的阿Q就是典型。当我们歌颂贫下中农的高尚、向他们学习时，他们其实做梦都想发财呢，他们为每一个工分而计较，为在生产队劳动怎样偷懒而苦想。当经济发展后，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下，一个农民种着我们几万个农民种的地，开着机器、坐在屋里摆弄计算机控制温室，那算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呢？那他是不是就变得自私、反动、低下了呢？正相反，越有知识、生产力越发达、越是富裕，劳动者才越有修养、越进步、越甘于奉献。 所以我认为：无论手脑，只要工作就是光荣的。造成我们几十年把劳动分优劣、压制知识分子的原因在于小农思想。“知青运动”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把贫穷者提到富的层面上来，而不是把富人压到穷的层面上去。因为前者使国家富，后者使国家穷。我们以前走的是后一条路，现在正拐向前一条路走。
此外我想到两点： 1、历史是由一个个人的元素构成的，文革的历史由我们每个人构成，反思或忏悔是每个人的良心要求。倘若谁都推给别人，自己一身的无辜，就像余秋雨、舒芜那样，历史成了抽去元素的的空壳。于是我们的良心就被自己污染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可怕的是现在还真是如此，红卫兵在文革中逼死老舍打伤国家元首，至今不见当事人有丝毫的愧疚。相比德国人对二战的忏悔，我觉得中国人实在没有资格去声讨日本人对侵华的不忏悔。 2、有些历史是复杂的，复杂到需要几十几百几千年的考证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有些历史是简单的，简单到历史发生的当时就有了经得起后代检验的正确结论。“知青运动”就是简单的，就象汪精卫投降日本的当时就被国人唾骂，历史也证明投降是亡国的。这就象研究太阳：太阳的构成、太阳能的利用、太阳在宇宙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因为我们无法深入太阳内部去探个究竟；但阳光给我们紫外线、给我们温暖，这并不复杂，因为我们活生生感受到了。我未发现有人置阳光给人温暖这事实于不顾，大骂阳光只能给人以寒冷。如果连一个人饿得快死了，靠吃一只饼才活下来这事实也认为需要一百年后才能得出是那只饼使他活下来的结论，那不是傻子就是心中有鬼了。这并非笑话，因为一百年后当事人死亡，有人就可以说：那快饿死的人并非靠一只饼活下来的，而是有位仙道给他仙丹一粒，他才活下来且身体越来越好啦。大家看某些历史不是如此吗？“知青运动”“肯定”或“半肯定”论，包括衍生出来的“无悔”论、“后人评价”论，在事实面前应当休矣。） 200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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