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篇】

 首都中学红卫兵

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他们惊呼“三十余年廉颇将，如今拜倒茶花女”，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们，要一个个拜倒在当过女演员的江青阿姨脚下，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首都中学红卫兵中另一派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中大多数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居多，还有许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有不少是不同意“老红卫兵”观点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干部子弟。他们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因而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在后期也客观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组歌，叫做：“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

北京中学这两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毛泽东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已同清华、北航等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联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的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带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已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

很快斗争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的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联动”做为红卫兵时代一种特殊产物很快垮了，做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人，回顾首都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派红卫兵皆是那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运动中的愚昧和残忍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悲剧。想到他们我不由回忆起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北京男六中，当时老红卫兵的好汉们把《红岩》中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子洞监狱搬进了校园，四周的墙上架着铁丝网、探照灯，教室里摆放着令人恐怖的各种刑具，他们用这些来对付自己的老师、同学们。经历和目睹过这些的人就不难知道“联动”一产生，为什么就处于在京城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

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也分成“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两派，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后来又分为“四三派”、“四四派”。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我也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一天在操场几十个老红卫兵用皮带追打一个我们不相识的年轻人，我们这一派中一位叫布正安的女生跑过去阻拦并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不想他们却向我们扑来，我们互相照应着撤回了宿舍。他们招呼来了百十人，手持棍棒、弹簧锁、刮刀将我们在一楼的宿舍团团围住，并有人在叫骂声中砸门，幸好在那个非常年月里我们在宿舍的门上安了五六道插销，门没有被撞开，但随时有被撞破的可能，我们用宿舍里的上下床顶住了门窗，从床下抽出准备好的木枪、长矛、铁棍把住门窗，围攻者看到我们有准备才悻悻离去，这样大家才躲过了一场被血洗的灾难。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我小时读过吴越春秋时范蠡劝功臣文种及早隐退，免受越王勾践迫害的话，“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做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我家就在学校，别处也没有地方去，与几十个一派同学住在学校，每天吃饭、打篮球、游泳打发日子。在夏日我们常深更半夜到师院附中西边京密引水河中游泳，从铁路桥上往河里跳，晚上聚在一起，听高中同学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大家越来越远离政治运动。

在江青“文功武卫”讲话的号召下，全国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日渐加剧。他们都认为自己最革命，他们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他们都要求独掌权力。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武斗，从柳条帽、长矛、大刀等冷兵器到坦克、大炮、机枪、步枪无所不及，多少无辜者惨死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十来个人下江南，先去郑州，后去武汉，最后到了长沙，原本想去井冈山，因武斗炮火连天无法成行。所到之处枪声阵阵，刀光剑影，水火不相容。各派组织的高音喇叭里都播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血战到底”的口号，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了一个不宣而战的内战战场。湖南长沙是毛泽东的家乡，当时那里分成“湘江风雷”和“长高司”两大派组织，以湘江为界武斗不断。“湘江风雷”中有不少复转军人，有一次他们用炮瞄准了对岸“长高司”的一辆行驶中的卡车，一炮击中目标，爆炸声中卡车上满满的一车“长高司”的战斗队员被炸得无一生还。我们去过长沙近郊湖南省军区的院里，可怜的战士们由于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手里的武器被造反派抢走。更多的是一些市民无辜被流弹打中，命丧黄泉。我在长沙看到的场景不过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而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真不知道再这样好下去会好成什么样子。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景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逍遥派”的日子

1967年7、8、9月，文化大革命混乱到毛泽东也难以控制的局面，各地武斗中的各派组织厮杀得难解难分，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学到显得平静。

我们几十名一个组织的同学住在学校里，那一段篮球水平提高得很快，尤其是中距离投篮水平。师院附中有打篮球的传统，其中也归功于一位叫李明忠的体育教师，他是篮球国际裁判，文革前在他调教下的师院附中男女篮球队在北京很有名气，男队在北京市中学里始终保持前三名的荣誉。因此学校体育运动中，篮球成为校球，一花独秀。师院附中文革前的校队成员黄频捷后来一度成为国家队的队长。那年月年轻人没有追星的习惯，但校队中的男女主力队员可都是学校里抢眼的人物。每次练球时，篮球场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师院附中那时还有不少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学生，有一位只有一米六几的印尼归侨却在篮球上有惊人的天赋，他速度快，又出奇的灵活，一般在他突破时两个人都防不住他，他后仰跳投的动作让人惊叹，篮球随着他的跳投、压腕动作，唰的一声干净利索入网。

在1967年秋至1968年9月下乡前这一段，我们与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渐行渐远。打篮球、游泳、一群人骑车出去到高校看大字报，坐在校园里一群人海聊，成为我们打发日子的内容。师院附中游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边有条京密引水河，南边不远便是玉渊潭和八一湖。事隔三十年后，我见到我们文革中曾是一个组织的安育中，那时他已是中共廊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酒过三巡，他突然拉着我的手的激动的向他的同事们介绍说，在文革中京密引水河中的一次游泳，我曾救过他一命。

安育中当时是师院附中高三（3）班的学生，我们班的辅导员。由于他有思想，又愿意表达自己思想，文革中多次被整。1967年后，我们的组织翻了身，安育中的境遇也好了许多。那年夏天，我们一齐去京密引水河去游泳，那条河大概有近百米宽。他看我们一群傻小子像鱼一样在水里翻腾，也穿上游泳裤从岸上步入水中，安育中个子很高，他身材清瘦，不像现在二百多斤。他回忆说，他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当水没过腰时，他竟学着我们的样子一头扎在水里，准备横渡过河。但这位未曾学过游泳的书呆子，发现水一旦过肩之后，便手脚悬空，完全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由于呛水，无法换气，越挣扎越往下沉。我们那时的同学差不多都会游泳，一开始我觉得安育中在戏弄我们，后来发现不对，便游过去连拉带推把他弄到岸上，其他同学也围过来帮忙，安育中好在就喝了几口水，无大碍，从此吓得他再也不敢下河了。

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我几乎忘掉了，经他一提，我笑着对他说，当年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二百多斤，我肯定也救不了你。如果真出现不测，这个世界岂不又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天才。

那年的夏天很热，也没有什么空调。我们十几个男生，半夜十二点后还成群结伙翻校院墙跑到河里游泳。比着从十几米高的铁路桥上轮番笔直往河里跳，这种跳水方法又叫跳冰棍，谁不跳大家一拥而上抬起来往水里丢。我那时一次游上万米是件很轻松的事。打篮球、游泳是暂时忘掉文革给我们和家庭带来压力和烦恼的放松办法。

闲来无事，学校的广播站也基本哑巴了，大字报栏也凋敝了，学生之间懒得再斗了。老红卫兵成了昨日黄花，“四三”、“四四”两派的争论随着复课闹革命也少有人提。这时教师队伍中的争斗倒大有升温之势。我们一个组织的人很团结，在校内也保持很大影响力，除少数“革命家”还在做革命工作外，我们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北风呼啸，校园里路灯昏暗。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拿着三个手电筒，溜上教学楼东侧的二楼。这里是师院附中的图书馆，在文革前北京中学图书馆中，无论是规模和藏书，师院附中的图书馆都是名列前茅的。一排排整齐高大的书架，摆满琳琅满目的中外书籍，书散发着特有纸张和油墨的书香。图书馆中藏书和阅览室紧邻，记得从小学开始，在师院附中教书的妈妈就常在晚间带我到这里，她翻书备课查阅资料，对我早点完成作业的奖励是可以看一会儿课外书，我的许多课外书就是在这里读到的。

文革开始后，学校图书馆被定为封资修而被查封，加上学校几派组织轮番查抄，好端端的校图书馆已经是一片狼藉。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借助手电筒的灯光，从已破损图书馆大门下侧的破洞钻进了图书馆。

图书馆如同文革中被抄过的家一样，书架东倒西歪，架子上是书，地上也到处扔着书。我们三个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去找自己喜爱的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在那书荒、文化荒、知识荒的年月里，每一本熟悉的书使我们那么爱不释手。尽管光线昏暗，这个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的图书馆，对我们几个傻孩子来说，如同进入一座装满珠宝的殿堂，拿起这本，又看上那本，如同到了传说中的太阳山一样，同行的小四眼提醒我们，快点别有人来。

我们抱了二十几本书出来，其中几本唐诗、宋词一直跟着我上山下乡。《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本苏联作家的小说，在我们这群人中传看，最后不知被谁偷偷收藏。

“逍遥派”的日子是文革中相对轻松的岁月，也是我们无奈地打发日子的岁月。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