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剪影】

 小引

上山、下乡、留守、返城，是一代知青40多年来的共同命运。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因出身、机缘、性格、观念等多种原因，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是必然，也有偶然。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粗心的，以往的交游也不广泛，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冲淡记忆，仍有不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在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促使我萌发了摄取其剪影的冲动。

显然，记忆，有可能出现偏差；镜头，受制于角度；描述，也有词不达意、力不从心的时候。好在，将要摄录的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即使有欠准确，造成误读，相信也会予以谅解，加以包容的。

于是，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随着双手敲击键盘，眼前的屏幕上流泻出一行行的文字。写谁、写几人、何时写出，都无定准；写深、写浅，是否变形，亦很难说。重要的是开始，一旦开始了，那就随其自然吧！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六十二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得知，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一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于是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跑进跑出要送我们蜂蜜。但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

大家都感到，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小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连队的最后一名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是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三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六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人去，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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