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孔化营】

 第四章：饿的滋味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没怎么饿过肚子，插队后才知道什么是“饿”。

按政策，知青头一年仍吃商品粮，每月定量四十五斤，油半斤。要说每天吃一斤半粮食，应该够了，可我们全都觉得饿。也难怪，春天正是青黄不接，没有菜，更没有肉，天天咸菜土豆。可每天从睁眼干到闭眼，全是力气活，光靠那一斤半粮食，肯定不够。

干活时，饿劲一上来，胃里咕咕叫，人心慌意乱，直冒虚汗。来前妈妈塞给我一袋奶糖，京辉人璧张颐也各自有些零食，我们把这些“奢侈品”拿出来“共产”，没几天吃得精光。弹尽粮绝，只得任饿摆布。

德起和建生食量大，饿得比我们更狠些。歇歇儿时，德起在长满野草的地边上转悠一圈，便揪来几根草：“老匡，这叫甜根儿，嚼嚼，挺好吃的”，他把草分给我们。其实那草我认识，十八号大院里满地都是，它的根儿较粗，嚼着有点甜滋滋的味道。我用手捋捋草根上的土，放在嘴里嘬一嘬，甜中带辣，味道还行。只是纤维太粗，根本嚼不烂。

“我看见那边地里曲末菜不少，还有马齿苋。等会儿收工咱们摘点回去，凉拌吃。”德起说。

“我不吃，我又不是兔子。”京辉懒洋洋地说。

“老黄，那曲末菜好吃着呢！我姐给我做过，你是没吃过，你要是一吃呀，嘿，保证你想吃成个猪八戒！”建生比划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德起做的凉拌野菜。大家吃完一致认为根本不像建生说得那么好吃。除了苦味就是涩味。建生说做法不对，和他姐姐做得不一样，德起说是油少的缘故。总之我们都有些失望，越发觉得饿了，便躺在炕上侃起“吃”来。

“北京这会儿香椿芽该摘了，我们院里有棵香椿，年年这会儿我大把大把地掐，开水一焯，滴几滴香油，备儿香！还有槐花，榆钱，野苋菜，都挺好吃的。夏天可以逮鸡鸟（蝉），刚从土里爬出来，没脱壳的烧着吃、腌着吃，还有蚂蚱，烧着吃也不错。秋天到菜站去捡白菜叶，晒干放着，可以吃到过年春天。城里饭辙就是多。”德起边说边咽口水。

“要在干校，青蛙都满坑叫了，晚上拿个手电筒，到水塘边，照住它，就傻子似的不会蹦了。一抓一个准。用不了一个钟头，咱哥儿几个就能抓它一脸盆！回来一剥皮，只取两条后腿，搁点葱姜丝，油一炒，雪白的肉，香！”张颐说。

“我在沈丘时，春天也是没什么吃的。就两样东西便宜：白薯、变蛋。白薯贱得就跟不要钱似的，我爸一买就一大筐，煮着吃，烤着吃，晒干吃，熬粥吃，吃得我现在一看见白薯就倒胃。变蛋更好吃！变蛋知道吗？其实就是松花蛋，不过是用鸡蛋做的，赶集时一架子车一架子车的，五分钱一个，一根冰棍钱。干校三年，不知吃了多少变蛋，要是现在有变蛋吃，哪会这么饿？”我说。

“春饼，你们吃过吗？”建生小眼放光地问。“切，瞧你显摆的，跟吃了什么山珍海味似的，春饼有什么？不就是烙饼卷豆芽菜么？”德亮一脸不屑。

“老外了吧？我姐做的春饼，真正是仁和坊的正宗！有年立春，我可享了一次口福！那天我姐姐画彩蛋头一回拿了工资，她说：‘今儿姐姐请你吃春饼。’热水烫面，和香油，烙成双合饼，里面夹肘花丝，小肚丝，酱肉丝，豆芽菜，菠菜，韭菜，黄花木耳，摊黄菜，什么是摊黄菜，懂吗？”建生问我们，我们都摇头；“就是炒鸡蛋呀！”建生为考住我们而兴奋起来，好像自己是见过世面的阿Q，而我们是土头土脑的末庄人。他指手画脚地说：“葱丝不可少，卷成细卷，蘸甜面酱，吃个有头有尾，不散开，不流汤。那会儿我长身子正能吃，我姐边做，我边吃，一两一个的薄饼，我一口气塞了十个。我姐问：‘饱了么？’我摸摸肚子，好像还能吃俩，刚想说没饱，就见我姐眼泪直要往下掉。我一瞅，赶情没面了，菜也快见底了，忙说饱了饱了，到了我姐还是对付着又给我卷了一张。那顿饭我吃得可是真足呀！”“上炕栽马趴，正碰你心眼！”德起直咽口水。

“您真不愧是鲁迅的陛下。尽高词儿，太拜您为师了！”建生逮着词儿乱用一股，他边说边掏出名言录，记下德起的歇后语。

“老黄，你也聊两句？”德起冲里间正躺在炕上看《反杜林论》的京辉说。

“别白费吐沫星子了，反正肚里就六两食，说一句少一句，谁说得多，谁夜里先饿！”“对了，老匡，你说大先生做的饭够份量吗？”德起想起什么，挺认真地对我说。

大先生是队里派给我们做饭的社员，大概四十出头，说话做事慢条斯理，又喜欢咬文嚼字，所以社员们叫他大先生。按政策，知青户头一年允许留一人做饭，算出工。队里可能是怕我们不会做，预先就指定大先生给做饭，因为他会盘灶，我们的灶就是他新盘的。不过盘灶和做饭，各走一经；大先生灶虽盘得好，烹调手艺可实在不敢恭维：炒土豆片能炒成一锅糨糊！

“你说份量不够？”我问德起。

“赶情！我在家做过饭！二两馒头怎么着也得啃七八口吧？他蒸的馒头我用不了四口准啃完！听前院孙三儿说，他儿子这两天尽吃白面馍。别人家棒子面还得搭红薯呢，他哪来的白面？秃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没根没据的，别瞎说！传出去影响咱们和社员的关系。”我阻止他说下去。

“哼，不信咱辞了他，我给你们做，份量准不一样，向毛主席保证！”“好了好了，该上队房政治学习去了。”我打个岔，终止了这场关于“吃”的神聊。

大先生好像有心灵感应，知道我们对他起了疑心，第二天就主动向我们辞职：

“老匡唉，我看你们哥几个像过日子的主，饭，你们自己做吧？”我挽留一番，又征求了老二爷子和近宝叔的意见，最后顺水推舟，准予卸任。我冲着德起一乐：“这回瞅你的了！”德起做饭还真不含糊。第一天烙的千层饼，外焦里嫩，一咬流油，锅盖大小，每人三张，外加两大碗稠呼呼的玉米面粥，吃得建生也打起饱嗝。德起抹抹被柴草熏黑了的脸，满心指望大伙给他开个表彰会，谁知人璧吃完一抹嘴，先给他浇了一瓢冷水：“你这是寅吃卯粮，下半月咱还过不过？”我看看油瓶和面缸，的确用得太多。我上对门国柱家借来秤，秤上一斤面，倒在面盆里，齐边做个记号，又拿着调羹对德起说：“明天照记号舀面，炒菜两勺油，不许超！”一较真，才知道真冤枉了大先生，德起的馒头并不比大先生的大。两个半馒头，建生没用十口就全啃完了，然后便馋巴巴地看着我们细嚼慢咽，像猪八戒看着猴哥吃人参果。

过了两天，我发现建生有点反常，吃晚饭时，他吃完一个半馒头，便捏着剩下的那个馒头，神色慌恐地看看大伙，嘟囔一句：“出去溜达溜达”，就走出门去。过好半天才回来，一付挺满足的样。第一天谁都没在意，连着三天如此，大伙就上了心。德起悄悄去探听一番，原来建生溜到东院荷莲家，用馒头和荷莲她弟弟，那个有点傻憨傻憨的“老疙瘩”换白薯吃。一个馒头换四个大白薯，怪不得不喊饿了。大伙一听气得够戗，当晚就把建生训了一顿。

“我也是饿的没辙了。”建生哭丧着脸说。

德起转转眼珠，说：“老匡，明儿我给你们做顿汤面，保证你们甩开腮帮子吃个够！”“真的？”建生乐了。

“得得，想让我们来个水饱是不是？六两面做不出一斤饭来，你少来花活！”京辉又投反对票。

建生急了：“黄大哥，你发扬点革命人道吧，我可是饿的受不了了！”德起噗嗤一笑说：“你这人，给个棒槌就纫针！老黄开玩笑呢，明儿你们就情等着吃吧！”第二天我们几个起了一天猪圈。活挺累，肚子早早又叫上了。收工回家，一进院门，建生就叫起来：“德起，汤面做好了吗？”“早擀得了，就等你们回来哪！”德起从屋里钻出来，一脑门汗。我进了灶间，见案板上三斤面条摊开着，擀得挺细挺匀，不觉暗暗称赞。“要帮忙吗？”我问。

“不用，不用，累一天了，洗洗，炕上躺着去吧！”德起说着，提起挑水的大桶，满满一桶水，足有三十来斤，全周到灶锅里。点上火，呼哧呼哧猛拉一阵风箱，水开了，一揭盖帘儿，三斤面条倒进大锅，翻上几滚，把一笸箩野苋菜撒进去，抓一大把盐，酱油倒进去小半瓶，再用一把汤勺，放上小半勺花生油，搁点花椒，放火上炸香，往汤面里一泼，嘶拉一声响，一股白烟直冲屋顶。再撒进去一把葱花，一小撮味精，顿时香气扑鼻。大伙摆上炕桌，德起先放上一碗切得细细的酱疙瘩丝，然后把汤面一一端上来，大家顾不上烫嘴，捧着大碗一通喉咙响。头两碗还稠点，到第三碗就面少汤多了。我吃完第四碗，觉得差不多了，盛了小半碗面汤慢慢呷着。人璧京辉和张颐大概也吃了四五碗。最后就剩下建生和德起，两人对着，你一碗我一碗，把灶锅喝了个底朝天。建生热得脱光外衣，就一件千疮百孔的小背心，满头发流汗，小眼越发眯缝着，一点神都没了。

“饱了吗？”我问他。他点点头，长吐了一口气。想爬起身去解手，却怎么也动弹不了：不知是肚子里的水缒着，还是腿麻了。京辉把他拽起来，扶他下炕，他腰也不敢弯，腆着肚子往外走，走一步，肚子里的水咕咚响一下，一直响到厕所里。

那天夜里，我们每人至少爬起来四趟，春夜风寒，顾不得上房东边厕所，站在门前菜地边上就尿，早起一看，竟滋出白花花一片尿碱！

 

 第五章：荷莲

夫子日记：1974年4月24日：

“昨夜大风，今早出门感觉寒气逼人。上午在稻席下种。中午大风又起，天气由晴转阴，即刻浓云密布，天气越发阴冷。下午派活还是去稻席，还未走到稻席忽然天降大雪，雪花竟如鹅毛纷飞，一时漫天银鳞，气温仿佛降到零下。社员们好像早知有雪，都换了厚棉袄，只有我们几个知青傻呵呵的还穿着夹衫，个个冻得发抖。大雪下了个把钟头，渐渐停了，但天色仍时阴时晴，变幻莫测。节气已过了谷雨，京城应该要换夏装了，想不到百里之外的延庆竟会有漫天飞雪的奇景。”没想到刚来几天就病了。我打小瘦，爱发烧，高二肺痨大口吐血，人更瘦得一把骨头。插队时，妈妈很为我担心，我却不以为然。谁知还真不经折腾，那天雪中受寒，回户便隐隐头痛，身上发紧，鼻子不通。吃完晚饭，强挺着到队部去政治学习。队部是间破旧的土坯房，全队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屋里，老爷们又个个一杆烟锅，弄得云雾缭绕，让人透不过气。那天读报，是批男尊女卑的文章，由此便扯到队里评工分上，大姑娘孙三儿说，为啥妇女和老爷们儿干同样的活，评工分却低一等？这不就是男尊女卑？车把式进怀哈哈一笑，说老爷们儿老娘们儿就是不一样，老爷们儿能站着撒尿，你能么？孙三儿姑娘家脸皮薄，当时就恼了，过去同进怀打做一团，吵吵嚷嚷到半夜才散。我头昏脑胀，回去躺在炕上，想快些睡，偏偏大风如虎，整整吼了大半夜，闹得一直没睡着。直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下，鸡打鸣了。我刚爬起来，忽觉天旋地转，一下又躺倒了。一摸头，挺烫，只得歇工。

大家走后，德起归置完屋子，挎着筐到镇上去买粮打酱油。屋里冷冷清清，我孤零零躺在炕上，无比寂寞。风停了，天还阴沉沉的，薄薄的日头偶尔从云隙中洒出点光来，却又被白生生的窗纸没收了。我绻缩在被子里，暗暗自责：“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下点雪就冻趴下了？”正迷迷糊糊想睡一会儿，忽听外间有动静，原以为是德起回来了，再听听不对，那动静太轻。我朝门口看看，见门帘一动，帘下露出一个小脑袋瓜，脑囟门上边扎着一根“朝天椒”，原来是个小丫头；接着帘下又探进一个狗头，是只大黄狗，挺警惕地四下嗅着。大概判断没危险，头一扬，把门帘挑起来，那小丫头便摇摇摆摆走进屋。她大概一岁多，走路还不太稳，扶着炕沿，挪到我跟前，瞪着大眼睛瞅着我，小手摸摸我的脸，含糊不清地说着：“大—大--，”嘴里三五颗小白牙。我怕她跌着，探身把她抱到炕上。那大黄狗轻轻哼了两声，我拍拍它的头，它便摇摇大尾巴，蹲在炕边。我又躺下，侧身看看炕上的小丫头，脸蛋红仆仆，眼睛黑亮亮，小手圆滚滚，身穿红底白花小棉袄，开裆裤系着个红屁帘儿，小脚上一双农家人自己纳的红棉鞋，鞋面上绣着牡丹花。头顶那根“朝天椒”也是用红头绳扎的，从头到脚，整个一个动画片里的人参娃娃。

“这是谁家的娃娃呢？”我想着，看看黄狗，认出是对门国柱家的狗，没错，那身油亮的毛，支楞着的耳朵和雄赳赳的大尾巴，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的姿态，很像我张湾的虎子。京辉人璧他们都说它肯定有狼狗的血统。

“小丫唉--，小丫唉--，”院门口传来一个少女轻轻的呼唤声。有人进了院，走到外间门口，轻轻地问：“有人吗？小丫在里面吗？”我连忙抬起身答应到：“在，在，进来吧。”门帘一掀，一女孩走进来。她见我盖着被子躺在炕上，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呀，大哥，您还睡着哩？这丫头多淘！我这就抱她走。”她慌忙去抱小丫，谁知小丫嘎嘎笑着，藏进炕里头我脚边被窝里，她不上炕就够不着她。上炕又不合适，弄得她左右为难。我看看小丫，一个活泼泼的小生命，头痛似乎也轻了。一个女孩突然闯进屋，我本也有些尴尬，但瞅瞅她，好像也就十四五岁样子，比我们要小不少，便放松下来。我对女孩说：“让她在这玩吧，挺好玩的。”她笑笑，不再扭捏，大大方方坐在炕沿西头，好奇地东张西望。

我仔细打量这女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细”字。细眉细眼，细胳膊细腿，细细的身挑，细细的脖子和头不成比例，让我想起《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她穿一件绿底暗红格棉布衫，一条蓝的确良裤，衣服很旧，打着好几个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一看就是个利索人。

“大哥，那个‘咝咕咝’叫啥名？”她指着里间墙上挂着的小提琴问我。

“小提琴。”我答到。

“买一个多少钱？”“便宜点的要五六十块吧。”“是呀？要一年的口粮钱啦！？”她小声叹息着。

“你叫什么？”我问。

“荷莲。”她答。

荷莲？我想起德起说建生拿馒头和东院荷莲弟弟换白薯，那个荷莲就是她了？这么说我们是邻居，可出工时我从没见过她。她一定还在上学吧？

“今天怎么没去上学？”我问。

“上学？”她摇摇头，“我早就不上学了。前一阵我在公社果厂做小工，捡杏核呢，到昨个活结了。今儿歇一天工，我就帮国柱哥看看小丫。”“国柱是你哥哥？”我问；“堂哥。”她说。

她又盯着那把小提琴，端详了一会儿，问：

“大哥，您几个都会拉这玩艺儿？”“不，我不会，京辉、张颐会。你喜欢音乐？”“我爱吹柳叶。吹柳叶可没这玩艺儿好听。”我想起来，有时月上柳梢后，隔墙响起细细的用柳叶吹出的曲子声，常吹的是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柳叶声音悠扬，清脆，却总又带着点哀愁。

“大哥，北京人吹柳叶吗？”她问。

我笑了，摇摇头说：“你没去过北京城里？”“没有。”她挺遗憾地说。

“怎么会呢？”我惊讶了。这到北京不过半天车程呀？

“去一趟，坐车，住店，吃饭，要好多钱呢！再说我娘眼睛看不见，身边也离不开人。”“怎么，大妈失明了？”“还不是让我那三锛子哥哥给气的！”她恨恨地说。

三锛子？我想起欢迎会上马德才介绍大队情况时提到七队有个三锛子，“潮货”，去年耍流氓被抓去劳改了。原来竟是她哥哥。我默然了，她也不再吭声。

忽然我觉得脚下一阵热，起身一摸，被褥都湿了，荷莲惊叫起来，“小丫尿炕了”！我忙说：“没事，没事，”一把抱过小丫，递给她，她咯咯笑着，接过小丫一阵风走了。

我想睡会儿，可一闭眼，就想到这个瘦弱的女孩。我不明白，她那芦苇杆一样纤细的身体，怎么能支撑起这个破船一样的家？要是我，可能早就折了。

“老匡在屋吗？”门外有人问，是国柱。“在，快进来！”我忙答应着。国柱走进来，见我要起来，忙按住我说：“躺着吧，我没啥事，听说你不太合适，来料料。”“你没下地？”“今儿浇老麦茬那块地，好浇，收的早。”他说着，坐在炕沿上，卷根烟抽着。抽两口，笑笑说：

“荷莲来过吧？这丫头，老大不小的了，还瞎串门子，也不怕人家甩闲话。我刚熊她几句。”我忙说：“她是来找小丫的，再说她还小呢，怕什么？”“你说她多大？”国柱问我。

“十四？”“属猴的，今年整十八！”“啊？真的？！”我惊讶得大张着嘴。“十八？那和我们差不多年纪呀？她可不像！”“一年到头吃不饱，架子没催起来。我叔过世早，我婶又养出那么两个宝贝儿子，一个潮，一个傻，愣把我婶给气瞎了！就靠她挣那点工分，不够塞牙缝。眼瞅着大姑娘了，连个对对象也寻不上。”我沉默了，国柱也默默吸着烟。窗外的云似乎散了，几缕阳光透了进来。风又在低低地叫了。我想换个话题，便问：“国柱哥，您说，这的活，我钉得住吗？”“那有啥？谁在娘胎里也不是铁蛋蛋！咬咬牙就挺过来了。你们哥几个不草鸡，这些天一个工没落！比头两年那拨女知青强多了！”“咱们队来过女知青？”“71年来的，去年都走了。那几个姑娘真够活宝的。第一天出工，我带她们在库房倒山药种，倒着倒着，我就听见有人吸溜鼻子。抬头一看，有两丫头坐在山药堆里正抹眼泪呢。我吓了一跳，以为她们哪不舒服，一问，说是想家了。你说出息不？”我笑了。我想像得出一群在北京城里娇生惯养，从没离过家门的女孩子，到这穷乡僻壤来是什么心情。国柱一想起那群女知青的轶事，话便滔滔不绝了。

“就说做饭吧，整日蒸窝头，连个贴饼子也学不会。蒸出来的窝头能砸死人！说也怪，她们整天窝头就咸菜的，还直长肉，下来不到一年，一个个胖得都跟那个”六百工分“似的。我就纳闷：她们吃了什么尿素了？有一天中午，我找了个事由，上她们屋里料料。小姐们几个正剁白菜馅儿呢。正巧一只鸡飞到菜板上拉泡屎，你猜怎么着，洗也不洗，冲也不冲，拿菜刀往外一撇，照剁不误！炉上要坐水，也不用水舀子，黑糊糊大铁壶直接就往水缸里杵！我趴缸沿一看，缸底厚厚一层油泥。我就乐了，说怪不得你们长得胖呢，赶情营养丰富，又是蛋白质，又是土霉素！”听到这，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国柱接着说：

“你说她们一个个挺发福的，可养的那头猪瘦得却是柴禾棍似的。挺高的猪圈，一窜就出来。比那个姓倪的世界冠军跳得还高！她们求我把猪圈垒高点，我对付着添了一尺，她们还嫌低，我说不能再高了，再高就成了监狱了。凑巧第二天公社老李到户里视察，走到猪圈边上，那猪就跟见了亲爹似的，一猛子又窜了出来，把老李吓了个屁股墩！几个丫头想上去抓，那猪比狼还利索，逮谁咬谁，吓得她们一窝蜂跑到我这，说不好了，大哥你快去看看吧，我问怎么了？她们说：‘犯人越狱了！’惊得我一头冷汗！寻思不对啊，这也没监狱，哪来的犯人？再一问，才知是猪跑了。你说可笑不？”我笑了。我不是在笑话她们，相反我对她们充满了敬意。我想：她们能在这干上三年，我这喝过沙河水的男子汉，还怕什么呢？

下午，我又扛上锄头去刨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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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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