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白汉生。又不知如何落笔。渐渐地，快要将他淡忘掉。老同学们偶尔相见，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突然想起白汉生的墓穴也在这座陵园里，便依着一点隐约的印象找去。墓区很大，变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终于找到。那是清明过后不久，随处都还留着祭奠的痕迹。香钵里插着燃剩的香签，墓石上留着红色的烛泪，墓碑下摆放着枯萎的鲜花或落满尘土的绢花。还有那种红丝带。这是近两年兴起来的一种风俗，凡来祭奠，扫墓人都要在亡灵的墓碑上系一根数寸宽的红丝带，或许是驱邪，或许是吉祥，或许是表示这个长眠于地下的人，已经有人来探望过，不致显得冷清。远远望过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条条红色的领巾，如同小学课间操的景象。白汉生的墓，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杂草，从墓石周边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铺展开去，让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沦于一团毛茸茸的青绿之中，别有一番苍凉的意味。白汉生是一座单人墓，是那种比较廉价的。形制粗陋，碑石单薄。和那些宽大的合葬墓、高档墓相比，像一个瘦弱矮小发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简单，只刻着“白汉生之墓 爱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数的墓碑，亡者成双成对，生者蓬蓬勃勃——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数十个立碑者的名字布满小半块碑石，给人以儿孙绕膝功德圆满的感觉。 

白汉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刚好是20世纪的整个下半页。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两行数字。我想，他要再坚持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就可以进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里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汉生墓前。想着这个多年前的老同学，突兀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装在一只小小的瓷坛子里，掩埋于此地一尺之下，一动不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那一帮老同学中，白汉生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干净了。也是，数十年过去，连当初自己的同座是谁都常常记不起来，更何况他白汉生呢。

白汉生在班上，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小数点后面的人，可以四舍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陈雅红回汉探亲。在父母家呆了几天，看望了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很强烈地想念起老同学来。于是，从她开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东的昔日同窗们，渐渐聚集到了一起，刮起了一股浓烈的怀旧风。

陈雅红从初一进校到初三文革爆发，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陈雅红长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编能导，人缘也很好，没有那种漂亮女生的骄娇二气。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梦中情人，这话是后来聚会时有人说的。说完之后，便有一些老男生厚着脸出来应承。出来应承的，多是胡闹，于是有人迫使几个真正的当事人出来认账。其中包括班长林松，学习委员章海翔和篮球队长大魏——这些都是当年班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这样的档次， 连梦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陈雅红先找到了与自己一起插队的杨莲燕和吉莉莉。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开头的话题，当然是如今的容貌啊，体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况，大人和孩子一类。杨莲燕和吉莉莉当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闲之辈。杨莲燕是生活委员，小小巧巧，风风火火，掌管着全班同学的财经大权，买饭票，退饭票，收班费，收歌本钱电影票钱，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曾用鲁迅《故乡》里杨二嫂的绰号“豆腐西施”叫过她，或许是杨二嫂向鲁迅索要过旧家具，或许是杨二嫂说话伶牙俐齿，也或许是仅仅因为她姓杨。不过杨莲燕对这个绰号坚决拒辞，本原挺和气的一个人，只要谁这样叫她，她都垮脸，结果终究没有叫成。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没让一个绰号得逞的例子。 

杨莲燕的课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只半爿课本大小的精致算盘。那算盘架子是红木做的，边框上细细地雕刻着一些花草，玲珑剔透。那算盘珠子是牙骨一类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衬衣钮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说是象牙，有的说是牛骨，玉润珠滑的，指头粗大的男生，很难只拨一粒而不动其他。凡有什么算计，杨莲燕那五根纤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盘上眼花缭乱地飞舞，像五个小丫头在跳橡皮筋，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玛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莲燕由此又得了一个“小算盘”的美称。这一次，她倒没有怎么推却，就慢慢叫了下来。据说那算盘很有一些来历，杨莲燕的祖父，曾是汉口一家大药铺的老板，买下的里份都有好几条。有同学至今还住着她祖父房产，当然，那早已收归国有了。扫四旧开始，杨莲燕就把那只小算盘砸了，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大算盘。后来聚会，有人还说起这事，说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宝物。吉莉莉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在全班拔尖，特别是几何，空间想象力出奇地好。一些证明题，班上那几个最自负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灵感，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步”。吉莉莉聪明，便有点恃才傲物，出语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讨人喜欢，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亲被揭发出来是一个叛徒，才一夜间变了一个人。杨莲燕则平和快乐，无微不至，是一个大伙儿全离不开的小管家婆。这三个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个谜。
 
杨莲燕如今在一个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依然是一个管家婆。恢复高考后，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数学系。她原来在父亲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化验员，毕业后，便回去那儿的职工大学当了数学老师。两人都还衣食无虞。只是吉莉莉没能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说着，就说起当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学。吉莉莉和杨莲燕虽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说起老同学，几乎和陈雅红一样，所知不多。往日经历的事情，经过多年酝酿发酵，滤去了狂热、争斗、龃龉和伤害，已经变得醇香诱人。对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许多记挂与猜想。还有什么比人物的命运变幻更让人好奇的呢？于是，通过吉莉莉和杨莲燕，找到了陈雅红当年“锷未残战斗队”的三、四个革命战友。“锷未残”都是几个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干部，为了要革命，意味深长地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这几个字，为自己的战斗队命了名。几个当年的革命战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学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于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湖一大”的那一次聚会。那次一共到了十一个人，五个女生，六个男生。比当年党的南湖一大只少一人。 

那次聚会我正在外地，回来后，他们找到我，满怀激越地复述了当时种种动人的场面。

那是一个深秋，天阴着，通往湖边的林荫道上，铺满阔大的梧桐叶，一阵凉风刮来，又有一些黄叶飘落，很有一点沧桑感。

这样一个怀旧的季节，这样一个怀旧的天气，这样一个怀旧的场景，男生女生们三三两两，踏着沙沙的落叶，向湖边走去。

东湖是大家在念书时常去的地方，春游秋游，队日团日，及至文革后期，大家预感到要风流云散的前夕，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恋爱了，失恋了，也会到这儿来，走走，坐坐。一眨眼，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齐齐整整地都过了不惑之年。离散二十多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大家感慨不已，唏嘘不已，说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天到来的人，除了陈雅红她们“三仙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在小学当老师的钟惠，一个是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马玲玲。六个男生大多也混出了个人模人样。职务最高的是老班长林松，在区工会当宣传部长。职称最高的是原来班上那个“自由主义分子”姚一平，在大学做法学教授，据说还给几家大企业做着法律顾问。沈志秉在当外科医生，柯小龙在区税务局，王言开在一家中型企业当一个中层干部，悲壮地坚守着那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按他的说法，正在一步步把企业送进火葬场，等待壮烈牺牲的那一刻。李宗明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水货服装店，给南来北往的民工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城市生活的廉价衣物。门面不大，平平和和。这些同学，大多在一定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往来，比如谁找谁联系孩子上学，谁找谁给家人动过手术，谁找谁谈过贷款事宜，谁找谁咨询过打官司的事，谁在李宗明的店里买过跳水价的西服等等等等。总之，还是一些有资格让人相求的人。大家在匆匆岁月中匆匆相见，为着一些实际的事物，总是没有功夫抒情。 
到了湖边，租了一条渔家木船，缓缓荡到湖心，天庭低垂，烟波浩淼，浪涌拍打船帮，木浆吱呀作响，一阵阵惆怅一阵阵温暖涌上心头。陈雅红突然轻轻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次“东湖一大”上，有人提出来，趁着陈雅红回国的东风，将原初三（二）的同学能找到的全部找齐，搞一次大聚会，还要把当年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到。建议一提出，大家都兴奋不已，如同找回自己的青春少年一样，立即开始回忆全班同学的名单。说是忘了，忘了，全忘了，却又随着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当年的经典话语，甚至一种种食堂饭菜，那些遥远又亲切名字，竟一个一个的直往外蹦。蹦出一个，大家就欢呼一声，小算盘杨莲燕便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个。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文革两年，风雨与共，有的后来还在乡下同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怎么会真的就忘了？最开始被记起来的，大都是一些班上的风云人物，班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团干部——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小组长……然后是学习尖子——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体育明星——篮球的，足球的，乒乓球的，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文艺明星，唱歌的，朗诵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画墙报的，写美术字的，编相声快板枪杆诗的……再就是相貌、语音、习性、衣着各有特色的…… 

回忆说笑间，杨莲燕已经在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好几页。数了数，全班五十一个人，纸上到齐了五十人，只差一个。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高兴之余，大家终究有点遗憾，五十个人都记起来了，就那一个，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有一个老同学遗失了，让人心里多少有些怅然。大家似乎非要与自己的记忆力较量一番似的，又开始新一轮苦苦回忆，谁跟谁同座，谁跟谁上下铺，谁跟谁课间操前排后排……竟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白菜！大白菜！”一声白菜，几个人也恍然大悟地喊道：“大白菜！”，有人依然没有明白这白菜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那个绰号叫大白菜的……叫白，白什么？”那时的同学，人人都有绰号，有人还有好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不同地叫。到得后来，一些同学只被人记住了绰号，尊姓大名倒给忘了。终于，小算盘犹犹豫豫地说：“白……汉生？”“对对对，白汉生，白汉生！”大家似乎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友一样高兴起来。由此，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全体在册同学的名单回忆齐全。由此，一个已经从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记忆中消失掉的白汉生同学便被历史地发掘出来。

这次回忆名单，小算盘贡献最大，她一个人记起来的，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获得最佳记忆奖。小算盘说，你们也不想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在操场上踢毽子，打排球，我就在教室里盘你们的名单，这个三角，那个五分。 

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大约不会再想起白汉生来的。但是，一当被人提起，这三个字就变成了一串串遥远又亲切的回忆。当初，我和他都是班上不多的走读生之一。放学后，有一段同路。有时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各走各的。有时候，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会走到我跟前，悄声说，走？我要有点什么事，他就会说，我在校门口等你。等我完事后，走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他站在大门外的那棵槐树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初一的时候，他还喜欢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初二就不再搭了。那时候，我们还在一年四季吃不饱的岁月里。初中生，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别的油水，第四堂课，人就饿得有点发晕，连话都不愿意多说。有几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煮红薯，趁无人看见的时候，塞到我手里。煮红薯放凉了，比热的甜，比生的绵，很好吃，又解馋又顶饱。当时那种感觉，说它是人间珍肴也不过份。只是那红薯皮有点咸味，可能是在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也可能是手上的汗水。但也舍不得撕去。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然如昨。白汉生家有亲戚在乡下，常常给他们送一点乡土吃食来，他家子女多，以聊解饥馑之苦。后来和白汉生见面之后，我还说起这事。他也对我说起许多当年的故事，有的我记了起来，有的全然忘了，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 大家又记起了大白菜的来历。当年同学的绰号，有的有极精彩的典出，有的却很随意，不太讲什么道理。比如黄瓜，就是因为姓黄。南瓜，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南字。不经意被人叫一声，传了开去，就叫成了习惯。我记得几年间，班上绰号属于瓜类的，不少于五、六个，男生女生都有。白汉生曾经被叫过白兰瓜。大约那是一个瓜菜代的时候，瓜果菜蔬对大家的刺激太深。 

白汉生的“大白菜”绰号，诞生于文革初期，当时，高三的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是香花。很快分成两派，死打活缠，誓不两立，谁见了谁都要喝问一声，你的观点，香花还是毒草？仿佛是查哨的对口令。有人问到白汉生，他一愣，急急地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是大白菜。发问者一时懵住，旁观者哄然大笑。从此，白汉生便得了一个“大白菜”美称，一时间传遍全校。

著名的文博中学，算是武汉一所经典中学，现在算来，校史已近百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建，抗战开始后，又与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合并，可谓中西合璧，尽善尽美了。文博中学校风严谨，学风浓郁，出了无数英才。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称，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学生来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贾，书香世家，高级白领，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往这儿送，当然，除了愿意之外，依然要严格考试，不好凭金钱权势开后门的。到了49年后，这里依旧是新贵与旧贵的子弟占大多数。六十年代初，阶级路线讲得厉害了，工农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农子弟，学习成绩也都优秀，是他们那个阶级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学成了旧市委，旧教育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铁证。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的另一层意思是，这里的师生，不管来源如何，在校熏陶一段时间，便都有一点贵族气息，男的儒雅，女的端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后来上面的提倡早了几十年。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随便翻翻底细，都能找到耀人的学历。到了文革，这里的人才开始疯野起来，但比起其他学校，还是要温和许多。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白汉生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类。他既不是旧贵，也不是新贵，甚至也不是工农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独劳”。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悄悄问他。白汉生嗫嚅说，独劳……好像就是单独的……劳动者？我也不知道……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还是没有明白，便去问了政治老师，从那儿知道了“独劳”就是个体手工业者或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劳动大协作，也没有雇工剥削，比如打箍修伞，焊壶补锅之类，比资产阶级好，比无产阶级差一点，相当于中农吧。白汉生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帮人家做个箱子柜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旧家具。那作坊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一间堂屋，白汉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里的木马工具材料等等家杂一顺，搭起两张行铺还得睡人。白汉生成绩平平，相貌平平，言语短少，也没有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文博中学，就像后来一首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现在想来，白汉生当时实际上是受着双重的歧视。出身好的，因为自己血统的纯正高贵而可以歧视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经济条件歧视他。 

白汉生被人遗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读生。文博的学生，来源广泛，所以大多都住读，不像当时的一般中学，就近招生，住读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住读。在当时，住读生多少，有没有住读生，显示着一个学校的档次。大学住读，不用说了。军队贵族学校——八一学校，住读。地方贵族学校——育英学校，住读。所以，文博住读这个特点，在当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都渴望住读，仿佛那是一种成年礼，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不再笼罩于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离学校只一箭之遥，也想方设法要当上住读生。住读的同学，一个课堂上课，一个饭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犹如同胞手足。走读的，就有点像庶出或外姓，与大家总要生分一些。白汉生没有住读，他家离学校不太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再就是他家经济困窘，可以省下一点吃住费用。前面说了，白汉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没有什么人去过他家，他也从不邀请谁去他家玩。在班上过得若有若无。 名单齐了，可要找到这些名单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组，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经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一个因为肝病，一个是工伤事故，另一个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里被电打死的。白汉生初中三年没有住读，与大家交往本来就少，文革开始后，他也没有参加哪一派组织，说是去做临时工了。到得上山下乡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白汉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让他下乡，继续做他的工，挣点钱贴补家用，所以与大家彻底断了联系。
 
寻找白汉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我记起来，我去过他的家。初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过枪。是那种木制冲锋枪，粗铁丝做零部件，比如扳机，弹卡，固定橡筋的小桩什么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弹射一种纸叠的三角子弹，射程很远。

白汉生原来的家，在武昌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条明清古街，曾经非常繁华过。青石路，砖木房，大多是楼下店铺，楼上居室，或后屋工场。一竿衣物，捅到对面窗台上。几挂咸鱼，吊在自家房檐下。三两只做着饭菜的小煤炉，摆在街边的石级上。铺面大多是一些南北干鲜，日用百货，酱园，纸坊一类，再就是各种修伞配锁白铁木器的手艺店。走进小街，便听得见远远近近的各类敲打声。很有一些市井烟火气。大多人家没有自来水，街头巷尾便设有一些个小小的水站，比现今的报刊亭还要低矮许多，卖水人就在那小屋子里坐着，控制着一杆铁柄，很神气。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荡荡担了一付空桶去，将手里一枚竹制的小牌牌递给小屋里的人，那人便将那一尺来长的铁柄啪地打一个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龙头就哗哗地喷出水柱来，顷刻间将一桶水放满。那竹制的小牌牌，他们都叫它“欢喜”，上面烙着火印，有时也就随意抹上一点油漆，表示真实有效。我第一次跟着白汉生去担水，听他说“欢喜”这个名称，觉得好玩极了。 

时隔数十年，我再去的时候，这条小街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一层两层的木梁柱板壁房，大多已变成那种又狭又高的灰色水泥楼房。人口多了，地皮还那么大，小巷人家，只好像树一样，拼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层，四层，四层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宝塔。

边走边寻，记起来白汉生家斜对面曾有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寻过去，那厕所果然还在。于是向不远处一家摆烟摊的老人打听。那老人家居然还记得白木匠，说，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幺儿子还住在对面那栋还建房里。于是找到了白汉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经不认识，当年大约还是一个鼻涕娃娃。我说了一些往事，那个正打着麻将留着浓浓唇鬚的中年汉子说，他哥哥不住在这里，说罢扑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屉里找出一张他哥哥的名片递给我，说上面有他哥的电话。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鄂昌工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光（经济师）。名片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各类社团协会的任职。我说，这白光……那汉子说，白光就是我哥白汉生。 

名片上有白光的公司电话，住宅电话和手机电话。那年月，座机都还远远没普及，手机更是稀罕物，被叫做大哥大，或手提。很霸道的，半匹砖那么大，还有专门装那玩艺的手提包，壮壮实实，一个食指般粗细的天线从包里伸出来。讲排场的老板，常常有专人替他抱着那玩艺，跟在身后。

告辞后，我到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白汉生的公司，一位声音娇嫩的小姐说，我们白总出差在外，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啊。我只好又拨他的大哥大，终于拨通，白总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我是谁， 我说，大白菜，你别给我来那弯管子撇撇话了，我是当年和你一起私造枪支的，记不记得起是谁？ 

白汉生立即换了一口汉腔喊起来：“哎呀！个狗杂子，夫子！你莫不是冒充的吧？你晓得我现在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几千公里之外，听到老同学的声音，真是意想不到……”白汉生一句接一句说了好半天，问了好半天，才想起来说，“你怎么搞到我的电话的？”

我简单说了找他的经过，然后说，我们初三（二）班要搞一次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个星期天。

白汉生说，我怕赶不回来，能不能推迟几天？

我说，陈雅红从美国回来了，她的返程机票已经定好，不好推迟。

没等我把话说完，白汉生说：“陈雅红她去了美国？难怪，我说这么些年一次都没有碰见过她，你刚才说是哪一天？” 

我告诉了他聚会的日子。白汉生说，他一定准时赶回来。然后，他笑笑说：“不怕你笑话，我前些时做梦还梦见过她。她现在什么样子？”

我说，再熬几天不就见到了吗？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肯定和你梦见的不太一样了。

白汉生说，当然当然，几十年了……语气间，透出了些许怅惘。

聚会是在白云大酒店举行的。那是当年全武汉唯一号称五星级的一个高档酒店。那些天，白汉生在遥远的西北边陲不断地打回电话，安排聚会的一应事宜，定下了一个五桌的豪华包厅。白汉生说，老同学，多年不见，能够一聚，实在难得。希望这次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做一回东。联络组的诸位一打听，这个豪包，每桌的最低消费两千八，加上香烟酒水其他七七八八，这一东起码要做掉一万大几，便一起为大白菜心疼起来。大白菜说，莫说这些了，情意无价，情意无价。一干人心疼之余，大喜过望。几天中就一直说着这个大白菜。说出手如此阔绰，想来家底不止百万。说真是情意无价，有人有钱，也不一定舍得拿出来。说三十年河东啊，三十年河西。说在咱们初三（二），谁变成个人物都不会奇怪，唯独他大白菜，让大家做梦都想不到。说来，这聚会费用真还一直是大家的一块心病。陈雅红说过，她来做东。本想，陈雅红一个人出上三两千，办一次用度简朴的聚会，她这个在海外混了多年的华籍美人，当然不至于承受不起。但是让一个漂泊多年的海外游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掏钱请故乡同窗的客，从礼数上说不过去。AA制吧？有些生活困窘的同学，会不会为这三五十元钱而不便赴约呢？据说在联系过程中，已经有几个老同学婉辞了。知内情的人说，他们何尝不想来？只是自己混得这样栽，实在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小算盘杨莲燕找到当年的团支书方秀珍时，她正在自家的巷子口摆着一个缝纫摊子，怎么说她也不来，说手上活忙，天冷了，人家等着要，现在生意不好做，刚好这秋冬时节，活多一点，不想得罪了客户。现在有白汉生包圆，而白汉生又是那样一种很低调很平民的角色——起码在大家的印象中是这样，许多话就好说了。宣传部长林松正儿八经写了一份情深意切的邀请函，让小算盘找个了文印公司漂漂亮亮地印制了一摞三开卡片。其中委婉地说到，我们班上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老同学，为大家筹办了这一次盛大的酒宴。这样一来，先前那些犯难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聚会的日子渐渐临近，联络组开始生出些隐忧，万一那位大白菜只是图一时嘴巴快活，到时却不见了人影，那不塌了天？聚会中涉及吃喝拉撒的事，依然由当年的生活委员小算盘全权操办，办事一贯认真严谨的小算盘，特意往白云大酒店跑了一趟，探问那豪包的五桌酒。对方殷勤让座上茶，说，定好了，你们白总已经派人把定金送来，菜谱也定好，只等你们来。要不要再看看菜谱？这一下小算盘才算踏实了下来，忙说不用不用，白总定了就定了。小算盘提出来看看包间，一位餐饮经理立刻带了她去。小算盘在单位也是搞办公室工作的，待人接物一套程序很熟。豪包真够豪奢，宽敞明亮，围圈都是一色的红木太师椅，精美的红木茶几上嵌有光洁的石面，石面上是精美的烟具茶具，数一数，也够五六十个人坐了。餐桌是那种十六座的大圆盘转桌，餐具齐全，镀金的，黄灿灿耀人眼。小算盘又试了试音响，很清晰很宏亮，还好像带着一点太空回音。最后，小算盘对餐饮部经理说，能不能在酒店大门口竖一个指示牌，客人来了好找。餐饮经理说，放心，这些你们白总都已经安排了，所有迎宾措施，还有包间里的布置，全都安排妥了。 著名的文博中学初三（二）同学聚会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比原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这日子也是白汉生定的。“1118”，要要要发，大吉大利加六六大顺。后来，我发现白汉生这样做，还有一点私人的小九九在里面，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