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第三章：

 从“公主”头上的纸冠到红卫兵手中的皮鞭

“革命化运动”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而且胡兰子是没有儿女情长的，只有阶级仇、民族恨。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六十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大为简略了，但它们的致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整体来讲，六十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耻；“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举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她们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女八中校园里现在还有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座落在一个幽静的小院里。因为这一点，进女八中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

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基本上没有女校了，我还是挺喜欢女校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但女校确实不利于培养咱们和异性交往的能力，弄得咱们一个个都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对两性之间如何相处格外无知，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问题。这个话题要是说下去，就长了。

你说到第一天上学的感受，我只记得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另一个女附中新生，她说她当过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心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是不是当过少先队干部显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太重要了。

中学的班集体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没有再遇到像吴老师那样既教书又教人的老师。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老师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马：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做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是运动，“革命化”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没有停课，但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这时全部用来开会，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当时我上初二，头一次经历“运动”，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教室喇叭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内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

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二、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整风”，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暖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做准备，而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叶：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甚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瞩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出进进。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于煽动性，能让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由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我没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是分不大清的。干部子弟成了特殊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

有出身“好”的，就有出身“不好”的，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同学开始被排斥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那时候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一欢迎就停课，排着队站在学校附近的长安街上等着外宾和首长的车队通过。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为什么原因一个人中途返回教室，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到我进来，她显得若无其事，忙于做她的作业，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几年我有一次见到她，提起这个场景，说很佩服她能那么镇定，没想到她一听就放声大哭，接着就诉说因为父亲是关在监狱里的“历史反革命，”她那个时候心中承受了多少压力。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革命化”以后家庭出身变得重要，她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她也记得那天教室里的场景。她当时是在我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流露任何情绪。她的大哭使我明白，当年的伤害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平抚。

革命化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完了就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思想改造。开会发言时每个人都得暴露思想，暴露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成名成家”思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自己想当演员，演出成功后大家给她献鲜花。她说现在认识到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把它清除掉，努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我们班同学谈理想都是要当什么“家”，现在这种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那时候有点儿“私心”就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检查说赛跑的时候她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她思想怎么坏了？

马：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事是听她们班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去睡觉，怕那女孩想不开跳楼，守了她整整一夜。

叶：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暴露什么思想的都有。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她爸爸是个文化大名人。她在学校广播里说她看不起她妈妈，嫌她粗鲁。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她说她妈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她妈妈知道吗？文革开始后，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她走在大街上觉得别人老看她，她想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心里挺美的。她现在认识到这么想是不健康的，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心想，她怎么什么都说啊。

马：那时候就得有什么说什么，不能隐瞒，她能这么说是勇于暴露思想。

革命化运动给我最具体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艰苦朴素，和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的思想决裂。自从革命化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爱美、爱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因为这些人，我不应该像她们那样，我要把矫揉造作全去掉。

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讳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就显得洋气；穿裤子要穿瘦裤腿的。我也曾追过这类的时髦。革命化开始以后，那一套全都不讲了。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要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好。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戏台上的小花旦。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了短发。以后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我那时年轻，头发很多，洗完头干了以后短短的头发全蓬起来，看起来要多傻有多傻。我常常在晚上洗头，头发快干了就马上去睡觉，把头发压平。

叶：你小时候很爱美，现在不让美了，你不觉得别扭？

马：我确实从小爱美。有一次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里面公主头上的桂冠和身上的披风羡慕不已，我就自己做了个纸冠，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把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觉得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但到了革命化的时候，这些想法全没了，连一点儿影儿都没了。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是我积极追求的，并没有人强迫我去那么做。

叶：我也穿得很朴素。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咱们外表装束上的变化似乎发生地那么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约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班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衣服不是灰就是蓝，没有了色彩和花样，成了“中性”的了。而那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的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女性服装男性化并不是在60年代才开始的，咱们的母亲都穿着男女不分的干部服，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马：毛泽东为女民兵提过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形象对咱们这代人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地步：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别人觉得我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其实我是故意不想知道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觉得女的什么都应该和男的一样。如果一本书里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哈哈，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我认为那种笑声是为了取悦于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虽说我处处都想跟男的一样，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大哥在郊区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工作，我去他那儿玩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话特别反感。我想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

叶：你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就不如你。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厂长什么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至少我的朋友里没有，学校里的班干部也尽是女生。你这么敏感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

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没有人敢欺负我。在家里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最受父母宠爱。

叶：那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比较次要的地位有关系吗？

马：我想在潜意识里是有关系的。我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我特别向往做女兵。有两个电影给我的影响最深，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战火中的青春》。我特别羡慕《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她女扮男装，管一个排的男兵，让他们服服帖帖。我想怎么机会就落到她身上了？如果我有那种机会肯定能做到她那样。我把头发剪的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上中学后我们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这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们也去吧？

叶：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郊游。从我们开始，真正参加农业劳动。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也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手被镰刀磨得满是血泡。

马：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近傍晚开始走，一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到家，我就倒头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嘛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不换吗？”第二天回到学校，还穿着我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看见同学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叶：我们第一次下乡，是去在大兴县的一个公社。我们的卡车快进村的时候，我看见前面路上有座柴火堆在慢慢地移动，等我们的车开过去，我才发现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背着比他的身体大好几倍的柴火在走，腰弯得低低的，看不见脸。这是“农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那次下乡是去割稻子，有件事我总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班是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一刻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双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也没有听说她受到表扬，我觉得她有点儿可怜。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别的内容都忘了，我就记得校长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那时农村正在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戏里面有个很长的唱段是烂菜花唱这元宵有多好吃。今天想想，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现在的干部哪里看得上？

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到村里后就是干活，和老乡没有接触，不了解任何情况。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象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我听了有点儿怕。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雁北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那时候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阶级成分，对人就不能随便称呼“大伯大叔”的。小时候咱们受的教育是对人要有礼貌，现在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从小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说起阶级斗争，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阶级成份，该不该去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呢？有人反驳说如果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份，就来不及了，舍己救人就没有意义了；可又有人说他要真是个地主怎么办呢？我们翻来覆去地兜圈子，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这个讨论真有意思，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你们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提不出来。虽然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但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一面。对咱们小孩子来说，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在街上看见老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拿，不会先问人家是什么出身。到1964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的讨论其实给文革中如何对待“阶级敌人”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革命化时开始强调阶级性，对什么都要做阶级分析，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都很喜欢，可它们都被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都算吧。《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为了帮助一个生活无助的年轻寡妇，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那时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努力批判自己，向革命化靠拢。

叶：你努力靠拢“革命”，而我开始感到不合拍。我爱看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批判了。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陶渊明写挽歌”，我也读不大懂，但喜欢它含蓄压抑的风格，和通常激昂慷慨的文章不一样。很快它就被批了。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一听就想，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但不敢告诉别人。革命化中批判很多咱们从小珍视的东西，我从心底是困惑和抵触的，也没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都是没道理的。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脸上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落落寡合，和革命化的气氛特别不协调。我就注意他，每次去图书馆都看看他在不在。我想他是很吸引我的。这要在“暴露思想”中说出来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不说。

对那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我也有怀疑。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抬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担着个大筐，来回走了几趟，越走土越沉，压的肩膀疼。走着走着，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刚才想起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突然觉得担子轻了。”我心想，“是吗？”不以为然，当然没敢说出来。

马：我想她的话可能是真心的。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越来越多了，有了毛的思想武装，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对她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你能这样质疑真不容易，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

叶：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周围是那么样一个大环境，但就是心里有些疑惑，感到自己跟不上趟儿了。

那一段革命化运动对我个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份。从那以后，我对待周围事物总像个旁观者，有疏离感，心存几分怀疑，这种态度跟了我一辈子。但在当时那种革命调子越唱越高的形势下，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责，从十几岁起就觉得自己是革命对象，得接受改造。我内心开始痛苦，这是小时候从未体验过的。

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来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有问题”，“团组织”也发觉了。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没入团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15岁就会入团。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

马：我是15岁生日那天入的团。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定，那也太明显的是特殊化了。

叶：我们也并没有明文规定，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管多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满了15岁就入团。我们班是谁入团了团支部就在黑板上宣布，祝贺某某入团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们班十几个干部子弟几乎人人都入了团。到了黑板上宣布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我一看到黑板上那行字时脸立刻就红了。我是感到被排斥了。说的轻松点儿，像别的小孩不带我玩儿。说的严重点儿，就是不让我进“革命队伍”了。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没入团还不那么显眼，我这样的，要是不入团，就有问题了。

我没有入团，不是因为和团支部里任何个人的关系不好，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想是因为我“不追求进步”，不积极靠拢组织。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要入团还不容易，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可是我不写，觉得那东西假。我们班有的同学为了入团，写了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议论她。她不是干部子弟，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写。

马：别人都争着革命，你为什么会这样？

叶：我也觉得我有点特别，后来想过是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长在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自由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其实我妈妈已经意识到了我和当时的革命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她开玩笑说我是“名士派”，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起外号。

马：什么叫“名士派”？

叶：就是有些清高，对待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那么投入。倒是我爸爸比较担心，那段时间他常在饭后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问问我的想法，但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很关心我的入团问题。

新华社大院的环境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也有影响，在五六十年代我能生活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比较丰富的环境里是很可贵的，有些信息你甚至可以反过来看。反修的时候，新华社办了一个展览，都是关于苏联的照片，目的是说明苏联变质了。那个展览是开放的，谁都能看。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题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剧场演出后的情形，一些苏联姑娘很仰慕地看着他，台上的地板上满是散开的花束。照片的题目和画面给人的感觉都很美，至少对我来说，它没达到“反修”的目的。

我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和我的大家庭有关系。我虽然是干部家庭出身，但因为亲戚中伯伯舅舅们有政治问题，我不那么理直气壮。每次填家庭情况表时，我都发怵填亲友中有无被“杀关管”的那一栏，因为我五伯伯被关押，我不能不填，这在我心理上是有阴影的，也减轻了我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马：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是争着要革命的。

叶：对，所以你比我“典型”。

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榜样？

叶：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你呢？

马：在我看的所有书里，保尔和牛虻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在美国，我有一次发现我们那个小镇的图书馆里有电影录像带《保尔.柯察金》，我一楞，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看了，因为我怕勾起太多的回忆。

叶：你有“保尔情结”啊，好多中国人都有。

马：确实有。牛虻也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看《牛虻》一夜没睡，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坚忍的人，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把它表露出来。那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又能忍受、又不诉苦的人是特别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俄国革命者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年轻人有很深的影响。说到坚忍的性格，有个电影叫《海鹰》，是讲共产党和国民党海军打仗的。共产党的一艘军舰被打中，有个海员负了重伤，但为了不成为大家的负担，他咬牙忍受，没人知道他负伤了，直到他牺牲。这个海员在影片中不是主要角色，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希望能做得跟他一样。我常常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很遗憾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错过了做英雄的机会。

叶：其实当时对咱们的教育是挺矛盾的，一方面要轰轰烈烈，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成名成家”，要我们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你说过你不愿意过普通人平庸的生活，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可你要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还是默默无闻、真像个螺丝钉似的，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马：怎么说呢？那时候个人英雄主义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非常丑恶的东西。我就是特别向往一种跌荡起伏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名。保尔和牛虻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如果不是被写成了书，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我是羡慕他们曲折的经历。

叶：你刚才问我谁是我的榜样。保尔、牛虻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我没有像你那么着迷，我没有想过要当英雄。我喜欢看屠格涅夫的书，他的《父与子》和《罗亭》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的人”，不是英雄式的人物。我看的书很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有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月亮宝石》，我看得入迷，有一天把它带到学校去了。一个同学看到了里面一幅插图，是一个英国贵夫人，还批评我。

说起革命者的形象，我比较喜欢《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家川，他不修边幅，风趣幽默，外表不那么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吊儿浪当，但内心却是很坚强的。不过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一个可以称做榜样的人物。

你说的保尔和牛虻都是男性，他们对你的吸引，除了英雄主义的东西外，有没有别的因素？

马：我想是有的。保尔、牛虻都能打动我，对我有魅力。我当时主要不是看重外在形象，而是欣赏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故事很吸引我。当牛虻和琼玛再次相遇时，他已经破了相，琼玛一开始认不出来了。后来琼玛从牛虻的举止言谈中感到他就是自己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就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起义前，牛虻给琼玛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最后起义失败，牛虻牺牲了。这样的爱情故事让我刻骨铭心。

叶：那时你懂不懂什么是性？

马：不懂。

叶：我想起《青春之歌》那本小说里一个情节：林道静的爱人卢家川牺牲以后，江华出现了，他和林道静一起工作，建立了信任。有一天晚上工作完了，江华说他就不走了，林道静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可她马上就明白了，说“那就别走了”，就完了。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觉得江华这个人怎么这么赖啊。长大了再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好笑。咱们那时对性一无所知，清教主义对咱们的影响真是很大。文革前文学作品中爱情还是正面的，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但是爱情是无性的，也没有日常生活，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

马：说起来性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懂。我十三岁的时候来月经，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类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事先也不告诉我。我的震惊简直无法形容。尤其是妈妈跟我说以后会一个月来一次时，一种绝望的感觉从头渗到脚，好几天缓不过来劲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有这么大的生理差别。我脑子里不断地想：做女人怎么这么倒霉！

叶：所以咱们管来月经叫“倒霉”啊。我妈妈事先也什么都没跟我说。我是在小学时来的，当时班上女生在底下悄悄议论，神神秘秘的，还带着点儿兴奋。谁要是“来”了，就好象获得了某种身份，而且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别人上体育课，她们在一旁笑嘻嘻地看，故意气大家。我盼着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没觉得来月经特别可怕。

说起和性有关的事，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阵特别害怕被强奸，老想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是就得去自杀，不活了。其实连强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再说当时整个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像强奸这样的刑事案件很少发生。与其说我是怕强奸，不如说是自杀这个做法让我恐惧。也就是说，我知道“贞操”对女人有多重要，为了保持贞操，女人不惜自杀。可这个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家里和学校都没有人说这些。也许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反映“旧社会”的电影和小说里，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就生不如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文艺作品中，“不正经”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但生活作风坏，政治上往往也坏。我想共产党的清教主义实际上是加强了“贞操”对女人的重要性。

马：我也想起一件和性有关系的事，从来没跟人说过。我在上初一或初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青春期冲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老想男的女的什么的。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么肮脏的想法，可是它们又不断地冒出来，我就拼命地压制。结果有一次不知怎么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毛主席也和女人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有孩子。这个念头出来后，我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罪。想谁不行啊，偏偏要想毛。犯罪感使我无地自容，沉重的阴影压了我半年多才慢慢消失。

叶：我对性的想象和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妈妈给我的日记本里，有几幅插图是徐悲鸿画的人体素描，我总爱看。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画女性人体，画完了放进自己的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看。我的那些画文革时抄家被抄走了，还给公开展览了，到讲文革时我再说吧。

马：我也有过那么一阵非常想画人体，但只画女人的。我其实很想画成裸体，但每次总是最后又把衣服给加上了。后来我终于画了一个没穿衣服的，画完脸马上红了，赶快又给涂掉了。于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又有了强烈的犯罪感。

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还有很多事情值得说。比如暴力，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学生打老师；干部子弟的作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青少年的“亚文化”，等等。文革开始时，我们俩都在北京上中学。文革初期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北京某些中学的学生，往往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豪情万丈的长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出毛泽东那封著名的支持红卫兵的信，给文革定了“造反有理”的基调。当时这些北京的青少年和伟大领袖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令“江青阿姨”都禁不住称他们为“小太阳”。

曾几何时（这是当年很时髦的词），66年夏天冲锋陷阵的风云人物到了当年冬天就成了捣乱派；从上天安门城楼与领袖握手到冲国家公安部大门营救被捕伙伴，中间仅仅隔了几个月。文化革命充满了戏剧性。这样的大起大落发生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尤其惊心动魄。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文革”。这里我们提供的是两个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马笑冬对自己参与打人的坦诚披露，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值得尊重。

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打死人事件，发生在当年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几十年后叶维丽想起卞仲耘校长的惨死仍会颤栗。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领导。文革中她九死一生，落上心悸的毛病。母亲文革中的经历和她的早逝是马笑冬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痛。文革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中继续存在着。

“这么解放”叶：其实1966年春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像批“三家村”什么的，已经是紧锣密鼓了。

马：我发现你比我成熟，我也关心时事，可没你那么放在心上。

叶：不是我一个人，当时我们班同学都在议论。从1965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报纸上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考高中，可是大家心思已经不在那上面，凑在一起就交换听到的消息。

我的生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新华社是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机关。原来大院里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是不设岗的，现在因为所谓“二月兵变”，工作区要由解放军来站岗，这样我们小孩就不能进在里面的图书馆了，而那个图书馆对我非常重要。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表示反对，我在大字报里说你们不是让我们做革命接班人吗？但不让我们进图书馆，把教育的途径关闭掉了，我们怎么当接班人呢？用的是反问的语气。

为了给自己壮声势，我拉了弟弟和他的一个朋友，署名“三个学生”，把大字报贴在通向食堂的一段墙上。那块地方有点儿像新华社的小论坛，过去别人也在上面贴些东西，有一次食堂师傅贴大字报批评一个干部袒护他像“小霸王”一样的儿子。当然政治上真正尖锐的谁也不敢贴，但好歹可以反映点儿民意。

我是在天黑以后贴的，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可没想到，不但院里的很多孩子知道是我写的，说写得好，而且新华社的思想教育部门还专门找我妈妈谈话，说我“思想复杂”，让她注意教育我。我还是个孩子，又不是新华社职工，可新华社就是要管我的思想。我常看家里的《参考消息》，注意到有一个叫梁厚甫的香港记者，写的文章嬉怒笑骂，不像我们的报纸净板着面孔训人。梁说“笑谈真理又何妨”？我受他影响，这篇大字报用了点儿讽刺挖苦，可能我文章的口气也不招新华社思想教育部门的待见。

当时我爸爸在乡下四清，就我妈妈在家。她没给我什么压力，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了一下，我没感到有什么大不了的。新华社要进驻军人，对我意味着进不了图书馆了，但这其实预示着一场政治飓风就要降临了。

不知为什么，1966年夏天在我的脑子里老跟一个极不协调的东西联在一起，就是芙蓉花。我上学要路过一排芙蓉树，六七八月正在开花。

马：那时候谁会留意花？

叶：也许芙蓉花娇嫩的粉红色和那个铁血的时代太不协调了，这种强烈的反差反倒让我格外记住了那一年的花。

虽然文革爆发前已经满城风雨，但对我来说，文革的发生还是很突然，好象在一天之内，世界原有的秩序被翻了个个儿，我们被猛地抛出了熟悉的生活轨道，从此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是可以把握的了。昔日的师长成了“黑帮”，同班的同学反目为仇，我也一下子进入了成年。那时我刚好满十六岁。

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就是这篇社论掀开了文革的帷幕。那天我们班有堂体育课，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陶然亭离我们学校很远，来回加上游泳的时间大概将近三个小时。离开学校时一切都很平静。在游泳池里我们追逐嬉闹，我还和朋友谈论班上一个同学。文革不是文化部门首当其冲吗？她爸爸在全国剧协工作，听说“出事”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出事”，也不会想到我们的父亲不久也都出事了。

游完泳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说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的感觉是震惊。后来知道就在差不多同时，北京很多中学都出现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不约而同，好象大家都在等待进军的号角似的，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就是号角。

游泳回来后就没上过课。我再一次回到真正意义上的课堂是七年多以后，而我的很多同学再也没回去过。我后来总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我们来说，那堂游泳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在都德的小说里，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他们上的是最后一课，心情格外沉重，我们并不知道。

马：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文革初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不用上课了，“这么解放”，特别有解放了的感觉。我非常兴奋，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就睡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几张桌子拼成个床。虽然我一直都是好学生，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要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我就一拍即合。我对单调的学习生活感到厌烦，很容易接受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再说我因为小学考初中的经历，也对那种一锤定音的考试制度很反感。

我文革初期积极投入还因为对革命、对英雄主义的向往。过去总觉得咱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能赶上轰轰烈烈、跌荡起伏的生活，非常遗憾，这回可让我赶上了。

叶：对文革前的教育制度，我没你那么抵触。我们正准备考高中，一下子听说不考了，我没有失落感，也没有解放感，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教育革命要大，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你说的那种兴奋感我也有一些。文革的全称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是“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让人莫名的兴奋，好象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记得6月初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园游行，拥护发动文革，我走在游行的队伍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

那次游行还是由校领导组织的。游行完了马上就有人说，校领导带着大家呼口号时举的是右手，她这样做是反对左派，支持右派。我想这也太荒谬了，我们右手写字的人都举右手嘛。但这个想法仅仅闪了一下，主要还是沉浸在参与创造大历史的兴奋中。

很快校领导就垮了。有些好心的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不要随便反对校领导，1957年也是先鼓励人批评单位领导，最后却把那些人都打成了“右派”。后来证明这些老师从57年得来的教训不适用於文革。文革是共产党自己打倒自己，确实是“史无前例”。我们做为一代人，恰恰没有1957年反右的记忆，一发动就起来了。如果不是我们这代人，还不知道文革能不能这么快就起来呢。

马：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是很快就倒了。随后工作组就进校了，校领导都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工作组来了以后，虽然不上课了，可我们每天都得去学校，在教室坐着学毛选和人民日报社论，有时候也开批判校领导的会。一切都有人安排，我文革初期的兴奋感慢慢淡了。

叶：毛后来说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去当“灭火队”，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我们学校的工作组进校特别早，是团中央派的，负责人是胡启立，他多次到我们学校来，算在我们学校蹲点吧。

马：我感到这时候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大讲特讲家庭出身，而且它直接影响到同学之间的关系。文革开始后，我们班干部子弟们出出进进都在一起，基本上不搭理其他同学。文革前虽然已经开始讲家庭出身了，但还没有影响到同学之间日常的关系。对这种做法，我心里有些不自在。我从小上的是平民小学，很多朋友都是胡同里的孩子，而现在我身边就只有干部子弟了。但同时也感到优越，这是不可否认的。干部子弟成了当然的革命左派，我觉得自己特神气。

叶：我们班同学也是截然分成两部分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干部子弟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其他同学，有时拿她们特点开玩笑，尤其喜欢给长得漂亮的同学起外号。我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以前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

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小学上的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对“等级”敏感，心底有自卑感。上中学后社会上对家庭出身越炒越热，我反倒生出一些距离。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压倒一切，我发现自己在班上的地位变了。原来我因为不是团员，觉得有点儿孤立。现在团员不团员不重要了，家庭出身惟此惟大，我混在干部子弟堆里，没人记得我没入团，这么一来我就没有了原来的压力，况且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

但同时我也常常觉得别扭。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然，心里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我对一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我们学校贴的不少大字报都是在给干部子弟特权找根据。有的说干部子弟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第一句话是学叫“妈妈”，干部子弟是喊“毛主席万岁”。我就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有大字报说过去校领导如何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打击排挤干部子弟。这种说法让我很不以为然。文革以前干部子弟就是最受宠的，有名的学生干部都是她们。我们学校高三有个班，其中不少学生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民子弟，招她们可能是为了体现面向农村的政策吧？在我们这个城市精英学校里，她们服装和举止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个都挺蔫的。如果说有人受排挤，应该是她们。

马：那你还是有一些距离。

叶：我多少有点距离也因为文革一开始我们学校最狂的是高干子弟，她们的地位一下子特别突出。你们学校是这样吗？

马：没那么明显，你们学校高干子弟太多了。

叶：在我们学校，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工作组时期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班里父亲官儿最大的，这种倾向在年级负责人里更加明显。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文革前在学校里并不那么显眼，这个时候都成了本年级文革负责人。文革前高干子弟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当时成立了一个射击队，能参加的差不多都是她们，但那时个人表现也还是重要的。文革一开始，就是看谁家官大，谁大，谁就是人物。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运动，是她们(高干子弟)的运动。那时还不太流行穿军装，她们中间的活跃分子时兴挽起裤腿光着脚，走路不穿鞋。我底下讽刺管她们叫“赤脚大仙”。我后来想过，如果不上这样的学校我不会有这么复杂的心理，说不定也会因为出身而沾沾自喜。

马：说起干部子弟的特权，我想起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对联，还有一副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叶：对联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七月底吧？是北京中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提出来的，一出来很快就在全社会流行，听说有的地方连坐公共汽车、在饭馆吃饭都要先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当众受到侮辱。它使血统论登峰造极了。

马：第一次看到对联我很反感，心想这显然太绝对了，可后来我不知怎么地就接受了。

叶：我也想怎么能这么说？但对联是“横”着出来的，霸气十足，要站出来反对是需要勇气的，况且我毕竟是受益者。这个对联深深地伤害了许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学校很多班上都出现了斗“狗崽子”同学的现象，而我的私心和怯懦决定了我在对联问题上的软弱和姑息。

我还跟着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马：我当时就不喜欢那首歌，嫌它的歌词太粗野，后来编成了舞蹈，动作就是不断地抡胳膊跺脚。我从小受过体操训练，怎么也不能接受那种东西。

叶：但粗野成了时尚。刘索拉写过一个小说，讲的就是那时候女孩子怎么学骂人。原来文质彬彬的女孩儿，现在以粗鲁为荣了。我们当时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女生的外表也更加男性化。我们学校初二有个学生，当然是干部子弟，她把头发剃光了，从背后简直看不出是男是女。

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的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革命标榜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的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后来遇罗克写过批血统论的“出身论”，不过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

另外，干部子弟们也在文革初期的“文化”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语言，还有行为、服装、甚至发型，都是由这些青少年开风气之先。这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都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值得认真对待。

咱们上面讲的这些情况，像对联的出现、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截然分开，是工作组撤了之后一下子冒出来的。工作组在的时候，并没有太多青少年“自发”表现的空间。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要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学校高中有些学生就开始“反工作组”，说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工作组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批判她们，说她们是“反动学生”。我们初中生政治上没那么敏感，我不记得有初中的人“反工作组”，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来，也习惯了被人领导。

工作组在的时候我们班有过一场辩论，是关于文化革命该怎么搞，“急风暴雨”式还是“和风细雨”式？那时还有辩论的空间。我们分成了两派，彼此互不相让，好像我们这些小孩的看法真能管什么用。我们这一派主张要与人为善，对待有问题的人---当时的前提是老师们都“有问题”---要耐心细致，不能采取激烈斗争的方式。我们不敢提校领导，因为她们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我脑子里把教我们英文的王老师做为假设的对象。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慈眉善目，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我说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人吗？要帮助这样的老师，就得和颜悦色，这样才会有效果，毛主席不是也说帮助人目的是“治病救人”，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吗？两派都在毛主席著作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也都能找得到。

马：你们能这么辩论，真难得。

叶：那次辩论以后不久，整个大气氛就显得我们这一派是错的，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不能温良恭俭让。几个也主张和风细雨的同学纷纷做了检查。我心里不服，没做检查。没过多久，“急风暴雨”果然来了，但是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马：你是说暴力开始出现了？

叶：是。文革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记忆就是暴力的出现，在一个开着粉红色芙蓉花的夏天，到处是斑斑腥红的血迹，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是恐惧。

“死了就死了”

叶：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66年７月份。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这是本能的反应。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别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号的事。

马：我们后来都听说了，这在北京市中学是件大事。

叶：在北京是文革中第一起打死人的案子。后来1966年八月被视为“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届的一对夫妇，也在八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二天。卞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打死人的时间在八月初，这个时刻本身有没有名堂？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想这些问题。

7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在河北邢台军训，家庭出身很“不好”或政治上有“问题”的同学不让去，留在北京劳动。骨干学生也留在北京，她们的任务是搞运动，参与为校领导和老师划线分类。老师们都没去军训，留下来人人过关做检查。我们学校因为是“修正主义宝塔尖儿”，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主要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一类。这种做法很能反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方式：“反右”（批“反动学生”）加“四清”（给干部分类和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在我们学校她们大部分是高干子弟）。

马：你在哪儿？

叶：我去邢台了。当时说要军训一个月，结果一个星期就嘎然而止，通知我们立即返京，那应该是“八一”左右。本来部队和我们有个“八一”联欢会，结果变成了欢送会。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坐上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从车站步行回学校，一进校园就听说工作组撤了。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胖胖的工作组女副组长，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愕。从第一次校领导靠边站到第二次撤销工作组，在短短的二个月里权威两次倒台。虽说这是第二次，但冲击力绝不比第一次小。此后学校就没有权威了，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面。

后来知道，在我们离京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毛泽东7月18号从南方返回北京，7月24号决定撤工作组，7月29号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从后台出来，走到前台。这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也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毛就从“二线”返回“一线”，集文革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为一身。我认为现在研究文革，对七月下旬八月上中旬这一段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文革“再次发动时期”。我对这个时间段这么感兴趣，是想更好地了解我们校长之死的个案和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关系。

毛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成规打破了。打破之后呢，你就发现上层混乱之极，混乱到刘邓都不讳言他们不知所措了，李雪峰、吴德回忆录也都表述不知文革该怎么搞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做法是刚才说过的“反右”加“四清，”这一套给后来红卫兵造反提供了初始的原动力。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是被压制的，清华蒯大富、北大附中红旗，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都遭到过工作组压制。

刘邓后来成了文革受害者，官方文革史对这一时期刘邓的压迫性谈的不够。通过他们的孩子，刘少奇在师大一附中、邓小平在师大女附中整反动学生，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当然，刘邓工作组时期已经出现了暴力，但那时的暴力还是有“度”的，有没有度还是不一样的。6月中旬北大学生批斗黑帮曾经出现过暴力，刘少奇针对这件事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反对“乱斗”。我们学校在工作组期间批斗过一次卞仲耘，那次她就挨打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次批斗会没有印象。后来听说卞还写信向上申诉，那时候她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到八月份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任人宰割了。而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威慑作用，具有其它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一上来先对巴格达狂轰滥炸，此举被称作“shock and awe”。暴力在文革这个阶段也有类似的作用。

伴随着毛从后台走上前台，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毛与青少年学生之间的互动，像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党团组织之外独立学生组织的出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成立了就是“反革命小集团”。这又破了共产党的成规。就是在这前后“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而江青等人对这种情况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管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叫“小太阳”，还说中央文革和这些“革命小将”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下子把这些孩子捧得这么高，他们不忘乎所以才怪。

对联的出现使学生群体公开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人上人，天然的革命者。很多人曾经遗憾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现在他们认为“轮到我们了”，要大干一场。

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在工作组撤走后，要学生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市中学生的会。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我们班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后来回忆，“8月1号从邢台返校，看到对联从楼上挂到楼下，一下子就懵了。在邢台受的是正面教育，现在成了狗崽子。”这样的同学的心理就是怕，心惊胆颤，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了。而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学生群体中不同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类学生在打人那天的表现。总的来讲，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马：当时你们学校谁管事？

叶：勉强称的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它的合法性是工作组建立的，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再加上对联的出现，给它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高干子弟，这时成了血统最高贵的人（虽然它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不是对联的鼓吹者，但当时在客观上是那样一种形势）。在我这样的初中生眼里，它是工作组走后学校唯一的领导机构，但它的地位又是脆弱和不确定的，像个留守处或是维持会，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8月4号下午就开始打人了。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有七八个学生冲进胡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打人了，我就是很多年后才听说的。可见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

8月4号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与她丈夫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呢，8月4号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区委干预，区委不管。晚上回到家里她丈夫见到她的伤势说“怎么打成这样？”胡志涛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工作组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在暴力程度上还能有所约束。工作组走了之后，约束没有了。

马：你们学校领导都是女的吗？

叶：两位主要领导，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是女的。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不管，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实际上胡志涛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级组织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但从区委到市委都不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各级机构相当程度的瘫痪，面对突发情况无所作为。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我们知道，8月初党内斗争剧烈，上层在重新洗牌，说是有十级地震也不过分。8月1号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第四天也就是8月4号毛对刘翻脸了，指责刘领导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5号那天毛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全会），同日毛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卞仲耘恰恰在5号被打死。我反复说明的就是八月初的北京，从中央到市区三级，以至我们小小的中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卞就死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恰恰在文革再次发动和由此引发的中共上层政治剧烈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上。

马：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

叶：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在8月5号打校领导的那天，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现在就像一顶帽子。一戴上去似乎什么问题都说明了，但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被解释。

打人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和几个同学出去了。工作组撤了后，没人管考勤，纪律不严格了。我后来又回到学校，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一进校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只见她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象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见到我们班有些同学，听她们说是高一的人最先干的。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胡志涛当天下午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时间大约在2点半左右。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干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想偷偷摸摸，而是希望别人都来看，这种心态值得注意。

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押着她们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得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条扫。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到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马：人还有气吗？

叶：据说还有，但是气若游丝了，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不明”，同时又说她有外伤。补充一句，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严重摧残，仅仅检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就是8月6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的一句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听完广播，我们班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真是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对这静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校领导，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震动不亚于卞死本身，很多年后我脑子里还响起过它。

后来我知道了“死了就死了”的出处。卞死后的当晚，我们学校师生代表会的几个负责人去北京饭店，向住在那儿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此事。吴德听到情况后，沉吟了许久才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他讲的大意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就死了。要注意不要外传和扩散。这是当晚见到吴德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第二天早上代表会对卞死亡宣告的说法，是吴德的原话。这个同学说，我们是和平时期长大的，没有见过血和死亡，卞之死对于她是件严重的大事。同时她自己的父亲也在受冲击，因为家里的情况，她对卞有一些同情，加上卞的问题没搞清楚人就死了，是说不过去的。她没想到吴德会这样表态。因为吴德的身份，他的话是有权威的，等于给卞死定了调子，所以第二天广播里我们听到了“死了就死了”这句话。

吴德的态度很值得琢磨。刚才说到8月4、5号那几天，中国上层的政治风云突变。吴德本人是中央候补委员，有资格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上层的变化应该有觉察。吴德对卞死的表态，折射出上层政治的突变对他的影响，就像在前一二天市区两级工作人员对胡志涛祈求保护生命的哀告置之不理一样，反映出七月下旬撤工作组以来形势剧烈震荡的后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卞仲耘之死就多了一层含义，就不是一桩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而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我后来问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大家对6号当天学校广播里的记忆和反应不太一样。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她记得广播里还有一句话，是说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不然就是同样下场。对这句话我毫无印象，别的同学也没印象，但这个同学说她听到了。前一天她是被叫人下去看斗校领导的。她怕血，见血就晕，但她又不敢不看。另外一个同学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她不好。她听到卞仲耘死的消息后，马上想到卞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母亲，要倒霉了。看起来人们的记忆和对事件的反应，和每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反应是，如果革命就是暴力，那我当不了革命者。今天来看，我这样想，还是因为我有资格革命，而对那个资本家出身同学来说，不是当不当革命者的问题，而是再不老实，就是革命的对象了。

卞仲耘，我私下叫她“卞阿姨”。1949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父母认识。但做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印象，是在1966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欢喜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了下来，22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紧接着就文革了，哪儿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拿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过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参观一些教师宿舍，让我们看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家，就是要用这种做法来羞辱老师。到了一位女老师家，她不在，只有奶妈抱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啐那个孩子。我非常反感，心想即使孩子的妈妈十恶不赦，孩子有什么罪？可她们这样做，没人敢说话。卞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有这两个人，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去想，在老师家时众人的沉默实际上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焰。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二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这跟是女学生有关系吗？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女性的残暴”，把性别做为一个因素。有人说女性因为性的压抑更深，所以发泄得更猛烈。我们没有扎实的数据来证明女生比男生狠，我也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当时男生打人也很狠，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

马：女三中的学生也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当年很多人确实有女红卫兵特别激烈的印象。不过说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有关系，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我。

叶：我还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施暴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比如红色娘子军，参加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她们革命起来就很坚决。可这个并不适用于好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是娇生惯养的社会宠儿。再说我们在文革前没有亲身经历过暴力。电影上小说里有，但那是敌人对革命者的严刑拷打，是反面的东西。

马：可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说成是不同的东西，革命暴力是合法的。还有，看一个人首先要分清他是什么阶级。你还记得文革前我们班讨论如果一个人落水了，要不要先搞清楚他是什么阶级吗？到了文革就变成如果一个人是“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侮辱他伤害他都是可以的。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文化。

文革前大批特批温情主义，确实给文革做了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时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得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叶：你要当革命者啊。我觉得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

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豪劣绅，给他们带高帽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带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描述的，这个四十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1966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履行这个“仪式”的，还是以红五类、干部子弟为主。想起来真是讽刺，下手打卞、胡的人，当年就坐在台下听胡志涛讲“革命接班人”对革命的特殊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脑子里想了很久，就是有能力施行暴力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马：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叶：她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施暴？

马：我想是这个意思。

叶：大概是那天我们班听到卞的死讯后，有几分钟，谁都一动也不动，那个“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呆了、吓傻了。那个场面让我觉得，对于暴力大部分人最强烈最直接的感觉是恐惧，能下手打人的是少数。因为恐惧，谁都不敢上去阻拦，这在事实上默许了恶行。

马：你说怎么定义暴力？有的女人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往她脖子上挂破鞋，羞辱她，这算不算暴力？

叶：这让我想到八月10号那天新华社游斗时，两个孩子当众侮辱他们的父亲。据说他在驻外分社工作期间和当地一个女人陷入恋情，不想回国了，就说他有叛国倾向，被强制回国。回来之后听说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事，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他的婚姻完了，他妻子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两个孩子，小时候长得可爱极了，像画上走下来的洋娃娃。那天这两个小孩，大的挺多十来岁，小的六、七岁，当着许多人羞辱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妈妈在一旁观看。这是对一个人心理的折磨，特别是由自己的孩子来做，对人的伤害更甚于皮肉之痛。

马：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心理暴力。

新华社在八月10号也有游斗了？叶：不但新华社，据说外交部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暴力。北京市中学开始发生的暴力，已经逐渐扩散到大机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再次发动”的一部分，都和撤销工作组和上层正在进行的剧烈动荡有关，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确实值得特别注意。

新华社发生暴力那天，我也没看见，但是听见了。当时我们家住在紧靠新华社的一个四合院里。那天下午我和弟弟正好都在家，突然听到从新华社大院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口号声，振人耳骨。你无法想象，这么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怎么能发出这么野蛮的声音。我们家属孩子们站在院子里竖起耳朵听，谁也不敢进去看。邻居中有一个捷克女人，她丈夫是新华社最早派驻捷克的记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会讲一点中国话。那天她脸都吓白了，中国话说得更加结结巴巴，不断地问别人“怎么啦？怎么啦？”没有人回答她。那个外国女人惊恐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新华社上上下下的头头脑脑，加上有各种问题的人，一共一百多人被游街，边游边打，还得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我父亲也在被斗的人群里。大游斗以后，有四个人自杀，其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听说夫妇两人在社里挨完斗回家又挨孩子们的斗，想不开，双双自杀。我知道他们的孩子，后来总想他们这一辈子怎么面对父母的死亡？当时我无意中听到爸爸妈妈小声议论，说这对夫妇没有经历过延安审干，意思好像是如果经历过就不会这么承受不了。延安审干是个什么场面呢？

再说一点关于那个捷克女人的情况。1967年初她带着一双儿女返回捷克，说是回去探亲，还会回来的，我们心里都明白她们不会再回来了。她的中国丈夫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妹妹和她的儿子米夏是好朋友，两个小伙伴分手的时候依依不舍。她和丈夫是恩爱夫妻，文革前常见他们携手依偎着在新华社院里散步。因为很少见到中国夫妻这么公开地表露情感，我一直记得他们俩散步的背影。她丈夫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我不清楚，因为他很快就搬出了我们的院子。后来听说他去了新华社在山西永济的干校，并被留在山西工作。文革结束后，他返回北京，但患了癌症，很快就去世了。再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他的两个孩子来过北京，都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他们的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想起这个跨国婚姻，这个因文革被生生分离的和睦家庭，特别是那位多年来苦等和丈夫团圆的捷克女人，我就很感慨。新华社有好几对跨国夫妇，别的一些单位也有，真该好好看看文革中跨国婚姻的遭际。

我不记得我们学校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我想应该在卞死之后不久，毛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传出来后，八月10号新华社大游街以前。那段时间一切都乱糟糟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学一哄而起。这和五月底、六月份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成立学生造反组织的情形不同，是“大拨轰”了。家庭出身是“红五类”的就能当红卫兵，只要自认为自己能当，别人又不质疑你，你就是红卫兵了，也没有什么名册。我们学校红卫兵成立也没有什么仪式，说成立就成立了，成立后在形式上十分松散，这是这个时期红卫兵的特点。

红卫兵一成立，就把卞死的事盖过去了，人们的兴奋中心就转移了。换句话说，卞死的沉重阴影没有笼罩我们学校几天。那时候每天形势变化极快，“一天等于二十年”，上午和下午的形势都会不同。据卞的家人说，他们去火化卞的那一天，经过城里时，到处红旗飘舞，锣鼓喧天，他们身着素衣，臂戴黑纱，心情哀戚，和周围的环境极不谐调。

我也当上了红卫兵。我知道父亲出事后，也没跟别人说，就在红卫兵里混着。现在想，当时这么混着的人应该不少。我记得参加过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一个活动，就是制作红卫兵袖章。“红卫兵”那几个字不是毛专门写的，是从毛不同的书写中拼凑起来的，好象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把那几个字分别找出来的。我和一些同学曾经在红布袖章上用黑笔描过“红卫兵”几个字，当时我觉得很新鲜，因为外面还没有人戴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这大概是我们学校对红卫兵运动唯一的“贡献”吧。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戴的就是我们学校做的袖章。

马：八一八是个大事，给毛带戴红卫兵袖章的就是你们学校的宋彬彬。戴袖章的时候，毛问宋叫什么名字，嫌“彬彬”太斯文了，说“要武嘛”。我从此对宋彬彬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也在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你在吗？

叶：我也在。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去了，不仅仅是红卫兵。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对那天全场狂热的情形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我睡着了。前一天夜里没睡觉，早上三点钟就集合了，从学校走到广场时，天还是黑的，影影绰绰中很多人在走动。一直没睡觉，我太困了，一到指定地点坐在地上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恍恍惚惚地听到把一些人叫走了，没我什么事。那些人后来都上了天安门城楼，跟毛照了相。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成了最经典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照，宋彬彬成了红卫兵的“脸”。其实要说代表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比宋彬彬更合适，那天是她被选中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讲话，结果讲话的没人记得，戴袖章的人人记得。另外有一张“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是林彪、叶群笑眯眯地和一个女孩说话，他们看起来认识她，那个女孩子也是我们学校的，她的父亲是个上将。风头都让我们学校的人出了。

马：我对那天热烈的情景印象太深了。当时我热泪盈眶，激动无比，觉得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是最幸福的人。我以前在“十一”时也见过毛，是游行完了往前拥的时候。我们是跳葵花舞的，举着葵花，一边跳，一边往前拥，说心潮澎湃一点也不夸张。

叶：我有个朋友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握了手。她激动地楞是几天不洗手，让别的人再去握她的手。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我也有幸近距离被卷进去，会不会也同样的激动？这种经历会不会影响我对文革的态度，使我少一些疏离，多一些投入？我后来在电影上看到毛接见红卫兵时，人们又哭又跳又叫的疯狂情形，确实和宗教狂热没有两样。用这种形式来发动文革太有效了。

后来我知道，那天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是临时做的决定。据说开始时广场上和城楼上的气氛差异太明显了：广场上是青年人的天地，气氛昂扬，是一片激情的红色海洋；城楼上刚刚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和地方要员们，大部分人思想不通，情绪低落，灰溜溜的，包括刘少奇本人。这时做出决定，让青年人上城楼，有要“冲一冲”上面的“晦气”的意思。一旦让红卫兵上来，就管不住了，他们到处走动，在给毛戴袖章之前，他们已经给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能不能给毛戴，青年们没有把握，据说还请示了大会保卫人员，在得知可以之后，人群中有人把宋彬彬往前一推，说“你去，”宋就上了。此后发生的就是“历史”了，而这一“历史事件”给宋后来几十年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恐怕是她本人当初始料未及的。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家庭背景是不是她出面给毛戴袖章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我认为关系不大。看当时的电影纪录片就会知道，城楼上场面十分混乱，年轻的红卫兵们近距离接触“红太阳”毛主席，激动不已，当时的所做所为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再仔细看一下纪录片，会发现即使是在上天安们城楼的精英红卫兵中，也不是人人都佩戴红袖章，更不用说上面有“红卫兵”字样的了。我倒觉得，是宋彬彬、而不是更有资格的清华附中或北大附中的学生给毛戴袖章，和我们学校的袖章上有字也许有关系。这事其实有相当的偶然性，而历史本来就是充满偶然的。

毛那天身穿绿军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在战争时期都很少穿军装。它的象征含义太明显了—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战争的特殊时期，而毛是“红司令”。文革的军事色彩值得注意。

当时我也崇拜毛，有阵老想毛要是死了怎么办？一想到毛也会死，就觉得像是世界末日，特别恐惧，不能想像没有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是在1966年秋天，我看到叶剑英给军事院校学生的讲话－－那时候这些中央首长到处讲话－－说医生说了，毛能活120岁，林彪能活100岁。他讲完，全场高呼毛万寿无疆，林永远健康。我当时就觉得这么说是哗众取宠，毛怎么可能活那么久？

马：当时对毛的崇拜真是登峰造极了。

“破四旧”

叶：八一八以后，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华”，“旧习惯”，“旧风俗”）也开始了，伴随着“破四旧”，“打砸抢”成风，打人成了革命行动，毛主席说“要武嘛”。当时真是一片“红色恐怖”。8月22号北京市文联斗黑帮，放火烧戏衣，老舍就是那次遭到毒打后，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的。那次去北京文联打人的是你们女八中的红卫兵，你知道吗？

马：噢，真的？!叶：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又打死了一个人，是个所谓“女流氓”。她只有18岁，在饭馆当服务员，可能爱跟男人眉来眼去的。听说是附近男校的红卫兵，不知是35中还是8中的，把她弄到我们学校来让女红卫兵“教训”她。打到最后她快不行了，觉得口渴要水喝，可能喝水导致她最后的死亡，事后我听人说不该给被打的人水喝。这个姑娘是在我们学校校园被打致死的第二个人。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火葬场拉死人的车子什么样。我每天回家要经过长安街，注意到一种黑色的机动车，样子一看就给人不祥之感，一会儿过一辆。后来知道，北京打死人高峰在毛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八一八到八月三十一号之间，有一千多人死于非命。

八月下旬有一天我住在学校里。我们学校宿舍楼的外面是西城区公安局的派出所，那天夜里我听见从派出所传出来的凄惨的喊叫声，是被拷问的人在叫，那时有的红卫兵抓了人会往派出所送。叫声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恐怖，我吓得坐在床上不敢睡。

暴力越来越凶猛，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我的cause，当时我在心里用的就是这个英文词。还是那个想法，如果革命就是搞暴力，我当不了革命者。

我对被批斗的人总感到同情。我见过批斗彭德怀，我忘了是在航空学院还是在地质学院，是个很大的场面，也很混乱。彭德怀剃个光头，穿个中式褂子。因为距离很远，看不清他的面孔。当时很少有人穿中式褂子，他又剃了个光头，我就记住了彭德怀当时的形象，觉得他像个受难者。

同学打同学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我们班一个干部子弟打了一个出身“右派”的同学，把她的眼镜从脸上打到地上。很多人都在场，大家全楞了，但没人敢说什么。那年秋收我们班去农村劳动，一天收工排队回驻地，一边走一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那时候戴军帽不是时髦吗？一个不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也戴了顶军帽，走在队伍前面。还是那个干部子弟，从后面猛地上去把她的帽子揪下来扔在地上。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但这么一来唱歌突然停住了，整个队伍默默地走。我后来问过那两个被伤害的同学，她们都表示不记得当年的事了，对那个干部子弟仍然很友善。她们的善良和宽容让我十分感触。

八一八以后我不记得还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的活动，“破四旧”我肯定没参加。一下子什么都成了旧文化，都要被砸烂。“破四旧”开始不久，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王府井大街，听说那里带“封资修”色彩的老字号商店招牌都被拿下来了，我们想去看看。在亨得利表店门口有一群人，一看是一些男红卫兵围住一个梳长辫子的女人，让她把头发剪了，理由是因为邓拓赞美过长发，所以长发不好。我就问那些男生，如果邓拓也提倡喝白开水，是不是我们就都不喝了？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衣角不让我说下去。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那些男红卫兵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我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留辫子的，路上大家就说还是剪了吧，省得惹麻烦，没过几天那个同学就把辫子剪了。

还有一次是在离我们学校很近的西单。那儿有家有名的理发馆，文革前橱窗里摆着各种发型的照片。破四旧的时候这家理发馆被一些红卫兵占领了。我们几个从那儿经过，我认出这些红卫兵里有个“新华社小孩”，我们就进去了。记得当时也有一场小小的辩论。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专注意梳什么头这些事，这跟革命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革命庸俗化了吗？我们敢说得比较放肆也是因为我认识他们里面的人。当时革命声势无比高涨，如果家庭出身不好绝对不敢乱说乱动。

马：你们居然能说出“把革命庸俗化”这样高明的话，我不行。当时把革命庸俗化的事情太多了，我也有些看法，但我想不出这个词。

叶：其实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都是一场“大革命”的组成部分。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就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变化非常注意。我们还是对“革命”太理想化了，“革命”一旦真起来，“庸俗”的东西多得很。

马：你说了那么多你的经历和看法，我也该说说我的。你说文革中暴力给你的印象最深，我经历过两次暴力，其中一次我也参与了，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

我先来讲第一次的经历吧。红卫兵运动在我们学校起来后，我也成了红卫兵，带上了红袖章，但我始终没有卷入过学校里大规模的活动。不是我不想参加，而是我们太小，高年级的红卫兵不把我们算在里面，有什么活动也不带我们。

叶：在我们学校，初二的很活跃。我的感觉，在我们学校最活跃的是初二、初三和高一的，15岁到17岁左右，正好是青春期最不稳定的一个年龄段。

马：我们学校是高中的活跃。破“四旧”的时候，学校很乱，班里的同学各干各的，不去学校也没人管，很多人都在社会上。我们学校周围是胡同，有不少红卫兵在抄家。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进了一座四合院，那家人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在一间大屋子里，我看见四、五个“牛鬼蛇神”低头站着，几个穿军装的男红卫兵在审问他们。其中有个人特别凶，一个一个地问那些人是什么出身。问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她小心翼翼报自己的出身：“贫农。”那个男红卫兵说：“贫农出身怎么会当给人小老婆？”说着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她的脸拉起来看。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觉得这个男的很匪气，像个流氓。他是想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长得漂亮，要不然怎么会做小老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老婆”，以前只是在书上读过、电影上见过。她头发乱蓬蓬的，面孔扭曲着，一副惨相。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她一定被揪得很痛，就很快走掉了。

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打过人。这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叶：是怎么一回事？
马：那天晚上我住在学校里。已经很晚了，我突然听见一个教室里有动静，就去看看。有几个女红卫兵正在审问一个女人，一边审一边打。那个女的有四十来岁，油头粉面，身体圆乎乎的，穿一身紧绷绷的黑颜色衣服，身上的曲线看得很清楚。这种打扮在当时很少见……

叶：特别符合阶级敌人的形象。

马：就是。我一看见她，就没好感，觉得她就是个阶级敌人。我进去的时候，她们正在打她，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我悄悄问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红卫兵小声告诉我，她骂毛主席是猪。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居然有人敢如此胆大包天，我真的遇到了反动透顶的家伙了！就在这时，那女人说：“我是骂毛主席是猪，我是…”听见这话亲口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我忘了当时是不是回了句“你才是猪！”就从身边一个人手里拿过皮带，抽了那女的好几下，一边抽一边喊：“你还说！你还说！住嘴！”我对那天打人的情景到现在还觉得有点奇怪，只听见我手里的皮带打在她身上“嘭嘭嘭”地响，打人就是这个声音吗？她身体看上去既不红，也不肿。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地叫唤，很夸张的样子。她越这样我就越来气。

叶：后来她怎么样了？

马：不知道，我过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我曾一次一次地问自己，我有没有可能在当时不那么做，而有另外的选择：比如说，告诉那些红卫兵，她一定是神经错乱了才这么胡说八道，放了她吧；或者斥责她几句，然后走掉，不参与打人。想来想去我认为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我只有十五岁，无法辨别政治立场和心理疾病的区别，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再说，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不足以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老实说，我对那些被斗争被抄家的人没有什么好印象。我见过抄出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个裸体女人叉着大腿蹲着，特别恶心。当时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腐朽反动，不觉得他们冤枉。

叶：你说你一次一次问自己，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那你后来在心里反复想过这件事？

马：是的。我文革中打过人这个事实，一直让我不安，自己在心里来回想过。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说出来。

叶：谢谢你跟我说。我知道说这个话题是很艰难的，谢谢你。

说起抄家，当时那么声势汹汹，“搅得周天寒彻”，我却一次都没亲眼见过。但我知道抄家抄出来很多隐私。我第一次知道有同性恋就是在那时候。当时听说我们学校附近的居委会到学校来说某家有问题，让学生去抄。“成年人”，包括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甚至一些机关单位在“破四旧”的时候起的作用值得注意，否则光是不知情的青少年闹不出那么大的事。你们学校的红卫兵是被北京市文化局的人叫去参加斗“牛鬼蛇神”的，老舍就是那次被斗后自杀。红卫兵是把刀，可以借刀杀人。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到了据说有问题的人家一抄，抄出来是两个女的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总穿男装，她们照相也扮成一男一女，像一对夫妻。大概街道爱管闲事的老太太们觉得这家人奇怪，就挑唆红卫兵去抄家。后来我们学校抄老师家，又传出来有两个数学老师是同性恋。

马：我也听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女老师终身不嫁，老在一起。

叶：你也听说了？可见这种事情到处传。抄家的时候发现她们俩住在一起，睡一张床。当时我不懂别的，就觉得睡在一起好像不应该。两位老师当时都有60来岁了吧？她们有点儿像我小学的陶校长、汪校长，也是属于中国比较早期的职业女性，很多人终生不嫁。她们俩都是北京市特级数学教师，文革以前特受尊重，两个人的名字老在一块儿提。

马：文革前大家知道这两个老师老在一起吗？

叶：没有啊，我至少没听说过。文革以前好像不提这种事。文革中私生活问题成了注意的焦点。新华社8月10号第一次大游斗时候有两个人受到特别的羞辱，是老妻少夫，丈夫比妻子小好多岁。妻子是个“当权派”，那次游斗把她丈夫也拉上去一起羞辱了。

马：那时候根本没有个人的空间。

叶：文革中我们家也被抄了，第一次大约在8月下旬。是我爸爸部门来人抄的，抄了好几次。奇怪的是每一次抄家我都不在场，但有几次抄走我的东西。

马：真的？干嘛抄你的？

叶：大概是觉得有问题就顺手带走了。第一次抄家抄走了我的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那些画，把它们严严实实放在我自己房间抽屉的深处，他们真是翻得很彻底。

马：就是你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人体画吧？

叶：是。他们不但抄走了画，还把它们在我父亲的部门展览出来，说因为他的思想有问题，他孩子的思想才会这么不健康。

马：真可怕。

叶：这件事对我是极大的羞辱，自己最隐秘最私人的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让我无地自容。我当时还算是红卫兵，抄家以后，我老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揭发出来，不敢和任何同学朋友讲，也不愿意去学校。我爸爸妈妈简单地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并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之后就不再提起了，我想他们是想让这事慢慢淡化。我只能一个人在心里化解，我至今记得当时像锥扎一样又羞又怕的感觉，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逃离这个世界。我从小喜欢涂涂抹抹，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拿画笔了，至今不再画画。但这次抄走我的画，还没有后来一次抄家的后果严重。

马：后来又抄过你的东西？

叶：那次我的日记被抄走了，定性为反动日记，跟着我一路去了山西插队，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

文革中的家庭

叶：文革中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见过给你父母贴的大字报没有？

马：没有，但我能想到父母的单位里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不过在我们住的院子里，我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没听见有人说我父母不好。

叶：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挨着，文革开始后工作区岗哨不严，我有时会进去。里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见过给我爸爸贴的，把他的名字写的东倒西歪，上面打着大叉子。虽然文革以来这种对“反革命、黑帮”的名字倒过来写、打叉、甚至打红叉（意味死刑犯）的做法司空见惯，但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被这样糟践，心里还是极不好受。我脸上立时火辣辣的，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地说我，不敢再往下看，就跑了。

我爸爸有几天失踪了，我们不知道他被弄到哪儿去了，我妈妈就一瘸一拐地带着我在大院里到处找，后来知道他被社外的造反派关在外面的一所大学里，还挨了打。我爸爸成了黑帮以后，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负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头打她，那时候她才6、7岁。这个情况是很多年后我妹妹才告诉我的。做为大姐姐，我一点儿也没保护妹妹，甚至都没注意身边发生的情况，想起来很内疚。

新华社的大礼堂，这个小时候给了我那么多真善美的地方，这时候成了新华社斗争会的主会场。半个世纪以来，它真是见多识广，如果会说话，它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我在那儿见过一次斗争会，我爸爸是陪斗，台上站了一排人，其中有他，主要被斗的是社领导，一些部门的负责人陪斗。我又害怕又担心，老怕他们挨打。那次斗争会还算文明，没有动手打人，也没有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就让他们低头站着。我坐在楼上后排，有柱子挡着，别人看不见。不知是什么心理，我并没有离开，就那么远远地望着台上，我爸爸不知道我在场，事后我也没有告诉他。

文革使我不再认同我父母的机关。我从小在那个大院长大，过去老爱说“我们新华社”，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个同学听不惯，说新华社怎么成了你的？文革以后我再不“我们新华社”了，它确实不是我的了。那几年我看到过不少新华社的斗争会，那时候人们顾不上注意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我去看也没人管。最初这类斗争会让我害怕，后来我逐渐开始观察。被斗的都是我叫叔叔伯伯的人，这些成年人过去都挺神气，文革使他们“威风扫地”，一览无遗。他们在台上挨斗，表现得不一样。我很注意每个人的“台风”，说话怎么措词，怎么回答造反派大喊大叫的质问。我对在斗争会上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都头脑清楚，不胡说，不乱批判自己，也不乱咬别人的人很钦佩。有个副社长，在斗争会上动不动就举手说“我揭发”，我对他非常鄙夷。我也对新华社有些知识分子干部的野蛮感到惊讶和特别不能容忍。我眼见他们在大礼堂对一个老资格的摄影记者拳打脚踢，打得他站立不住，单腿跪在台上，但就这样他也不认罪，他刚烈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起来，我们学校的胡志涛也是一个不低头的人。卞仲耘死了之后，她就成了学校里的第一个靶子，有些低年级的学生随时随处训斥她，辱骂她，追着赶着不放过她。她被剃了“阴阳头”，头上戴了一顶男式的帽子，走在校园里，昂首挺胸。不管别人如何羞辱，不搭理，也不还击，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都非常佩服。很多年后来知道了她八五那天被打得断了几根肋骨，要穿“钢背心”来支撑身体，就对她更加敬佩。

文革中我们家始终非常亲密非常团结，毫无划清界线之类的事。我父母没有特别叮嘱过我们该怎么做，我想他们对我和弟弟有信心。我弟弟和我差不多，也是一开始就对文革若即若离，没有参加过任何抄家打人。文革也没有影响我们和当右派当反革命的亲戚们的关系。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倒霉，我父母两边的大家庭都在风雨中飘摇。有一度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因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兄弟两人咫尺之隔，并不知同在一座狱中。我三舅白景扬被遣返回老家劳改。他从小离家，在六十多岁的老病之年只身返乡，重新学习务农，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没有疏远，没有隔膜，想方设法互通音讯，相濡以沫，相嘘以气。小家庭破了，大家庭还在。我七伯伯叶笃正的儿子在文革中结婚，当时他父母都远在外地干校劳动，我堂哥就请我爸爸代表男方的家庭出席婚礼。整个文革期间，不管多难，我妈妈没有一个月中断在经济上接济我三舅家。文革中家庭内部闹革命的屡见不鲜，像我们这样的真是十分难得。只有我一个堂姐，破四旧的时候带着她们大学的红卫兵从北京去天津抄家，让奶奶—她的亲奶奶—批斗时跪在地上。老太太受到刺激惊吓，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文革以后这个堂姐和亲戚们不再联系，我想她是心中有愧吧。

我三伯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后，我去看他，一见面吓了我一跳：他活像具骷髅。我长这么大，一直到今天，没有见过瘦成那样皮包骨头的人。什么都不用问了，狱中生活一目了然。三伯伯后来告诉我们，他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整天没有人跟他说话。为了活动头脑，他曾默默背诵英文字典，从A到Z，他把能记住的单字，一个一个往下背。我后来看了我伯伯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在四年多被关押期间，没有手表和日历，却能把日子推算的丝毫不差。坐牢时，他曾多次被逼供成招，为了有朝一日自己的冤案能大白天下，他将多次受审的经过及狱中生活琐事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打出腹稿。这是真正的腹稿，只存在他脑子里，最终落笔时，长达60页。出狱时，文革还没结束，我伯伯不敢付诸文字，就每天在心中将腹稿逐字逐句默念至少一遍，就这样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他才终于敢把腹稿写在纸上，定名“秦城监狱坐牢经过追记”。文革中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太多了，我伯伯的也许不算什么，但你能想象一个人每天在脑子里默诵60页的腹稿，一字不差，至少默诵了5年吗？我伯伯已经去世了。每当想起他来，我都扼腕叹惜他的聪明才智就这样被糟蹋了。

我三伯伯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英文好，法文也很好，能读原文作品。文革后期，大概是1974、75年，我和弟弟每天晚上去我伯伯家在西单附近的简陋平房，听他讲雨果的《悲惨世界》。没有书，他就凭着记忆讲，一连讲了十几天。里面的主角冉阿让的名字他发得怪怪的，可能是法文的发音，听得我直想笑。后来我伯伯的女儿说，他不止一次给人讲过《悲惨世界》，当然听众都是身边亲近的人。我那时就是听故事，但从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从冉阿让的经历里，我伯伯一定感悟到了什么。

和我三伯比，我三舅白景扬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我插队结束后，曾经跟我伯伯学英文，跟我舅舅学古文。我舅舅虽被遣返回乡，但后来管得不那么严了，他也能回北京在家里住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给我和弟弟讲解清代一位学者的一段话：“大事难事者担当，顺境逆境者襟度，临喜临怒者涵养，群行群止者识见”。在解说“大事难事者担当”时，他在“担当”两个字上重重地一顿，然后站了起来，举起他的右手，好像要擎住无形的重负。我舅舅为人内敛，从不张扬，他当时的语气、神气和动作让我有点意外。他又老又高又瘦又驼背，胳膊青筋毕露，一点儿也不符合当年“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老实说，他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有点儿想笑。后来再想起那一幕，又会纳闷：他从1957年以来就身处逆境，内心支撑着他的，是“担当”的精神吗？他又是如何担当的呢？他说这几句话时表现出一股道德的力量，它的渊源是我这个在“新中国”长大的青年所不熟悉的，但我受到了一种感召。

现在回过头去想，如果外国的经典名著帮助我三伯伯在疯狂荒谬的文革中活了下来，支撑我三舅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对我伯伯舅舅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中学”的还是“西学”的，我都了解得太少了，他们带走的东西太多了。

文革也使我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我的父母。新华社8月10号那次大游斗后，我爸爸妈妈回到家里的场面我至今难忘。我一看见他们，就哭着走过去，问和那个捷克女人一样的问题，“怎么了？”我想我是在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我弟弟跟着我哭。我爸爸说不出话，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我和弟弟第一次见到爸爸哭，又害怕又伤心，哭得更厉害了。这时候我妈妈对我爸爸说，“不要哭。”她声音不高，但语气很严肃，甚至有些严厉。我爸爸止住了泪水，我和弟弟也不哭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就站定在那儿，有好一阵一动不动。这个场面后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我被妈妈的气势镇住了。过去我们家政治上的权威是我爸爸，那一次我妈妈给我深刻的印象。

马：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坚强。

叶：有一段时间在饭桌上，我父母老半真半假的辩论。我爸爸觉得中国完了，因为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谁又被打倒了，谁又被关起来了，谁又自杀了。他悲观地老是唉声叹气。我妈妈说一切总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爸爸就说“你是盲目乐观”，我妈妈说“那你就叫我‘盲乐’得了。”“盲乐”成了我妈妈给自己起的外号，她给我爸爸起的外号是“难难”，意思是我爸爸太容易悲观失望，看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她就这么叫我爸爸，我们听了都笑，我爸爸也不恼。

马：你妈妈在那时候还能这么幽默。

叶：是啊。我爸爸妈妈“辩论”的时候，我和弟弟只听着不参与。对前途---国家的、我们自己的---我们也都茫然，我妈妈的“盲乐”帮助我们度过了文革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我妈妈在文革中待我像个朋友，跟我讲了很多她自己过去的事。那时老审查他们的历史，大概勾起了她的很多回忆。家里的住房除了一间外，都被单位收走了，不大的屋间里满满当当摆的都是床，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晚饭后我们母女就到外面散步，沿着当时已经拆掉的宣武门附近的城墙，走啊走。我妈妈腿脚不便利，我们走得很慢，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昏暗的路灯下就是我和妈妈的身影。我妈妈从来不是个“豪言壮语”式的人，但她的轻声细语式的娓娓道来，她的镇静，她的乐观，她的幽默，给我的心中注入了劲道和力量。

文革初期，我妈妈曾和她一个老朋友议论江青。这个阿姨后来向她的单位交待了她们私下的谈话，我妈妈由此就背上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名，成了“现行反革命”。新华社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她抓起来送交专政机关，但我妈妈多次在社内大会小会受到批判斗争，受尽精神折磨，她的心脏病应该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根。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已下乡插队，不知详情，但从家信的字里行间，我知道妈妈在受难，真是恨不得插翅飞到她身边，但我又深知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势力，心中的焦虑难过和愤怒无以言说，我从此对江青怀有深仇大恨。

马：你妈妈跟你什么都说，我父母对我们根本一字不提。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孩子，从来不跟我们谈什么，文革前就是这样。我们家的气氛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很沉闷了。我上中学以后，全家到北海、景山和颐和园出游的愉快时光几乎没有了。我想这不是因为我和小哥哥长大了，而是因为我父亲已经感受到了那慢慢聚拢来的紧张的政治气氛。父亲给我们带来的不再是欢乐，而是沉重。他下班回来，一脸倦容，神情严肃，坐在饭桌上一声不吭，大家都不敢说话。我真怀念过去的时光。

叶：文革中你父母挨整了吗？

马：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局级干部，他上面有姚依林，当时的商业部部长，我父亲那一级的还好些，尽陪斗，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冲击。我妈妈是女十中的党支部书记，是她们学校红卫兵的首要目标，她太惨了。

叶：女校的领导？那真是在风口浪尖上。你妈妈是怎么过来的？你前面说你们院子里没有人说你爸爸妈妈不好，我还以为你们家没出什么大事。

马：我参加了红卫兵以后，一天到晚在外面，有时几天不着家。偶尔回家常感到气氛压抑，晚上父母的房间门总是紧闭着，他们在里面悄声议论什么。有一次我轻手轻脚地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我能想象爸爸妈妈的单位会很热闹，因为到处都是大字报，哪儿都不会例外。可能因为我们学校的校长没怎么受罪，批斗会上还让她坐着（女八中校长王季清是王震的夫人—叶注），我就没有很担心我的父母。再说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什么“走资派”，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移。我大哥是他们单位的“保皇派”，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哪能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派呢？

我闹革命正闹得在兴头上的时候，有一天，我回了趟家。刚一进门，我爸爸就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子。他对我说：“你妈妈在里屋，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剃了，你进去要有思想准备。”我一下子楞住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进里屋的。一看到妈妈我就哭了，她的头发是用剪子胡乱剪的，长一块短一块，就像被践踏过的草地。妈妈在流泪，爸爸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他看起来很镇静。

叶：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马：1966年八月24号。那天以后，我们每天紧张地等着她们学校红卫兵来抄家。我爸爸再三嘱咐我们，如果有红卫兵闯进来，千万不要阻拦，不要和她们冲突。后来并没有人来。我妈妈的头发被剪成那样，一出门人们就知道她是“牛鬼蛇神”。爸爸把妈妈的头发剪齐，完全是个男人的样子。当时正是夏天，不可能戴头巾，也没有地方买女式的帽子，她出门就戴一顶男帽。冬天到了，我大嫂用毛线给妈妈织了一顶帽子，她的头发长了很久才能不戴帽子上街。

叶：你为什么一直没讲你妈妈的事？我不知道她受了这样的罪。

马：我迟迟不讲是因为说它对我太困难了，还因为我直到1999年底，看到了我父亲写的《记略》、《记事》之后，才知道事情的全部。这两份东西都是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不久写的。“记事”是父亲在母亲去世当天写的。母亲因为肺癌于1981年1月19日晚上6点15分与世长辞，在医院简单安顿了以后，我们回到家里不会太早了，也就是说，父亲是那天晚上写的。《记略》是那年2月8日写的，正是春节期间。我想把父亲写的一段完整地抄录在这里：

“一九六六年，何文四十二岁，且有相当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身体健壮，可谓年富力强，正是为党工作之时。孰知十年浩劫临头，学校首当其冲，中学更甚。何文被列入黑帮，挂牌子，戴高帽，连续揪斗。先是弯腰低头坐喷气式，头面被扔鼻涕、吐痰唾，用砖头泥块投出，备受侮辱摧残，但尚可忍。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何文被剪光头发，同时六人被毒打，二人死亡，四人幸存。何文虎口余生，深夜逃至家中，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当时又不敢去医院治疗，我只好用药棉蘸水揩去血迹。斯时也，我思绪万千，泪如泉涌，究竟这是为什么？真是百思不解。处此厄境，我恐何文被逼自尽，终夜劝解，鼓励她活下去，千万莫寻短见。何文刚毅，不畏强暴。翌日绝早，天色朦胧之际，我送何文返校，视其背景，步履蹒跚，忍痛而行，我潸潸泪下。从此何文投入劳动改造，逐日拉煤车。试想，一妇女无发，奇形怪状，被人奚落辱骂，真是忍辱偷生。直至十一月末，戴上头巾，才得遮掩此难堪之象。何文遭此摧残后，产生心悸之症，动辄惊恐，经年不散，其癌症之起因，难说于此无关。”

短短的一段文字，我艰难地、分了好几次才读完。读的时候以泪洗面，几次泣不成声。我当年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些细节，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在精神上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妈妈在经历了这场磨难后情绪上看不出什么变化，我父亲也和平时差不多，我很快也就习惯了妈妈出出进进戴着一顶帽子。我毕竟太年轻，不懂得大人为了不让孩子心里留下创伤，是什么都可以忍受的，他们居然把这些磨难和痛苦掩饰的不留一点痕迹。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流泪，所以当我读到爸爸为妈妈的遭遇“泪如泉涌”、“潸潸泪下”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叶：当年不知有多少父母这样保护过子女，我们虽然经历了文革，但有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不仅仅是事实本身，还有感情层面的东西，像你爸爸的哭，这才是有血有肉的活历史，是最有震撼力的，但在后来的叙述里，往往见不到了。

马：如果不是因为咱们做这个成长经历的对话，使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的事情，多次向父亲询问，我爸爸也不会终于拿出来他写的《记略》、《记事》让我看，这都过了快30年了。我相信我的两个哥哥仍然没有看过这两份东西。

我妈妈成了黑帮，一点儿没有影响我和她的关系。我从来不认为我父母是走资派，也没有对我父母忠于党这一点产生过任何怀疑。我父亲说“要相信群众，群众搞错了是正常的，我们要容忍。”我接受这个说法，它让我能比较心平气和，情绪上不那么对立。我坚信是群众搞错了，但我也认为我父母受到冲击在一场大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对斗争他们的群众也没有产生过反感。

叶：你怎么还能“相信群众”？我没法再信了。你也比我要大度。我对整我爸爸妈妈的人非常憎恶，至今难以原谅。我认识其中的人。因为我爸爸的问题，她给我和我弟弟办过“学习班”，我忘不了她训斥我们俩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凶巴巴的嘴脸。

马：我不知道摧残我母亲的人是谁，也不想知道，就是些中学生吧。我和她们有什么账好算呢？要算账该找发动这场运动的人算，要跟把青少年教育成有畸形的爱和恨的人算。

叶：我同意最主要的责任要由发动文革的人承担，而这笔账还没有真的算清楚。但每一个参与者有没有个人的责任呢？即使在当时十分混乱的形势下，个人有没有一定的自主和选择的余地？这么多年以后，要不要有所自省？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特别是咱们这代人，是当红卫兵的一代。

知道了你母亲的事请，我有些明白你自己也动手打过人的经历为什么让你那么不安，这里面还有这么深的一层缘故。

马:老实讲，我很不愿意去想这些旧事，它们会触动我太深的伤痛。母亲的遭遇对我的刺激太深了，我因此特别不爱看描写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小说和文章，特别是其中侮辱人格的场面。在美国看《霸王别姬》，里面有文革中斗争会的镜头，我根本不能看。我父亲比我还要甚得多，只要电视剧里有伤心的镜头，他要么立刻换频道，要么关电视走人。

叶：你们都有内伤啊。咱们是个负伤的民族，伤疤并没有真正愈合。

马：我妈妈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有时候会说胡话。在她模糊不清的话语中，我不止一次听出来她在讲八月份那个难忘的一天。因为她事后在表面上十分平静，我一直以为事情就那么过去了，没想到那次的伤害跟了她一辈子。她死后一年，我做了母亲。此后我多次梦见她，那个场面有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哈姆莱特”里哈姆莱特和他死去的父亲的会面：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似有似无的形象，我努力辨认，认出是妈妈，她说她来看我，我一点也不害怕，伸出手想触摸她，她跟我说了很多话。这时候晨曦出来了，妈妈说她得走了，我看着她一点一点消失在黑暗里。每次梦醒了我都感到深深的失落。

我妈妈出事后，我成了牛鬼蛇神的子女，落到了“非红五类”堆里，不能再和往日的朋友们一起活动了，当然也退出了红卫兵。但是我们班的红卫兵没有歧视我。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站在二楼走廊上，探出头看她们集合出去活动。她们穿着黄军装，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我看着她们，她们也抬头看看我，一点儿都没有敌对的情绪，我觉得她们的眼神里有一种遗憾。

现在想起来，一个班集体里会不会发生暴力和学生斗学生的事，常常取决于这个班上的干部。我很感激我们班的头头，她是文革前我们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又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她人很成熟，文化大革命中很讲“政策”。我没有因为我母亲的事受歧视，和她有关系。那时各班经常组织批判会，这种会很容易导致学生斗学生。在一次开会前，她一上来就说明不许武斗，整个会开得相当平和。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在江西五次围剿红军他都参加了，这在当年可是罪大恶极。如果我们班换一个头头，说不定她会挨打，她的父亲也早就没有命了。

叶：那时候想把会开得轰轰烈烈一点儿也不难，开得平和不容易。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真是太难得了。可惜这样的人别说在中学生里，就是在成年人里也太少了。

大串联

马：我妈妈出事后，我整天无事可做，晃来晃去很无聊。不久大串联开始了，那应该是9月份吧，天气还挺暖和。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回可以跑出去看看，让我很兴奋，也扫走了不少因为母亲出事带来的阴影。

用今天的眼光看，大串联真是不可思议。让学生全国各地跑，不光是大学生、中学生，有些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都参加了。坐火车和吃饭不要钱，住处也不发愁，到哪儿都有接待站。大串联就是要把文革的火烧遍全国，让北京学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让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受毛主席接见，再回去“造反”。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外地，“炮轰”当地省市委，还把打人的风气带了去。因为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根本没人敢管。不过在全国各地串联的学生中，很多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红卫兵。我和班上三个同学结伴同行，我们几个都不是红卫兵。

孩子出远门对父母来说是件大事情，但当时父母根本没有能力劝阻我们远行。大串联是毛主席号召的，哪个家长敢说个“不”字？家长的权威从来没有这么被无视过，孩子们也从来没有这么解放过。串联好象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带上几件衣服，和父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了，事后也不问问父母是不是担心。

叶：大串联开始后，北京站前的广场上竖起了很多大牌子，标出地名，要到哪儿去就在那个牌子后面排队，票也不用买。我们几个同学到了北京站，还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一想，京广线最长，最远的地方是广州，我们就决定去那儿。我去广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弟弟已经先去了，衣服也没带。他那时刚刚满１5岁。我妈妈给我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他的洗换衣服，我的任务是要找到弟弟，把衣服给他。到广州后，我去了不知多少接待站，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我弟弟辗转从南方到了西北，几个月没有音讯。他跑到青海格尔木，想进西藏，不让进，就去新疆，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几把新疆的刀子和满身的虱子。文革真是从各方面给家庭带来冲击。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着急不着急，如果我儿子几个月没有消息，我会急死了。

马：我对串联中火车的拥挤和路上的艰辛记忆犹新。我的同伴都比较弱小，每次上火车我们都拼命往上挤，像冲锋打仗。别说座位上早就坐满了人，就是行李架上、过道上，还有座位底下也全都是人。我有一次就睡在座位底下，很艰难地把身体挤进去。火车上的水根本不够大家喝，每到一站，站台上都有人提供开水。大伙儿把身体伸出窗口，手里拿着杯子拼命地喊：“水！水！”只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才敢从窗口爬进爬出。我们不敢下车，下了就上不来了。

叶：大串联带来了全国的大混乱，真正实现了毛泽东的“天下大乱”。交通运输整个乱了套，有时火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可以一停停好几个小时，人挤人不能动，想上厕所也不行；火车不开，空气不流通，人都快憋闷死了。

马：对，就是那样。你们去广州，我们沿着京广线先去长沙，然后转车去贵阳。串联的时候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游山玩水被批判成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到艰苦的地方看各地的文化革命，没有去风景区，去了心里就会内疚，我们学校有人到杭州连西湖都没去。

叶：在广州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玩，而是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花岗72烈士墓这些有革命意义的地方，还到大学去看大字报。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在食堂吃饭，在教室打地铺睡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北京一所中专的学生，她们白天出去玩，晚上带回来各种好吃的南方水果，像杨桃、甘蔗之类，津津有味地吃，让我们很看不惯。现在回头想，当时所谓精英学校的学生容易激进，不食人间烟火，倒是“平民”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平常心，会享受生活。

那时正开秋季广交会，我们去参观了。广交会是为了对外贸易，展出的商品都是供出口的。进了轻工业馆，看见里面有绫罗绸缎的衣料和五颜六色、做工精致的服装，按照文革的标准全都是奇装异服。我们几个快步直愣愣地穿过，像竞走似的，连看都不看一眼。

马：真的？要是看一眼就不革命了？

叶：那些服装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的窗口，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一个被“破四旧”打得粉碎的世界。破四旧后，北京到处都是一派红彤彤，已经丝毫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气息了，在广州还存在着这么一块“封资修”的保留地，有点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不看，“非礼勿视”。

马：我能理解你们看到漂亮服装不知所措的心情。那时候穿军装是最时髦的，女孩子们都“不爱红妆爱武装”。在长沙我去找了我三叔，他在部队工作，我去找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他要一身军装－－我想要军装想了好久，简直痴迷了，终于得到了一套，别提多高兴了，这军装成了我串联的最大收获。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

我们从长沙去了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崇敬的。韶山人山人海，全国各地的人都往那儿去。

叶：韶山成了圣地，我们也去了，我还记得一路上土地是红色的，和北方的黄土地不一样。我的心情也是崇敬的，但进了毛家的老屋，一看就知道是个殷实的家庭，肯定不是贫下中农，很可能是富农什么的，属于“剥削阶级”。没去韶山前只知道毛是农民出身。提到别人的出身，阶级属性都很具体，只有说到毛的，总是含含混混，不做阶级分析。这回我明白干嘛那么含糊了。

串联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在长沙和广州我都注意到女人干很重的体力活：在长沙女人大汗淋漓地拉排子车，在广州街头还看见女人赶马车，这些都是北方妇女不干的活，我觉得很惊讶。在广州和当地学生聊天，听他们说60年代初有很多人偷渡香港，在北京是听不到这种事的。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到处张贴的传单，说宋彬彬打死了多少人，数字很邪乎，她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宋因为在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成了红卫兵的象征。她是我们姐姐班的，印象里性格很温和，在北京时也没听说她打过人，绝对没有参与打卞仲耘，女附中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我们都不相信这个传单。但谣言流传得这么广，可见当时红卫兵在全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宋彬彬替红卫兵的暴力背了黑锅，这一背就是几十年，这对她本人是不公平的，但也说明还有太多的文革疑案没理清楚。因为不清楚，关于宋彬彬的“文革传说”就以讹传讹一直流传到今天。

“天桥打场子的”

叶：串联回来后已经是深秋了，那个秋末冬初是很萧瑟的，记忆中天总是阴沉沉的。我爸爸每天穿着一件旧棉袄出去，回到家里话很少，情绪低落。他不抽烟，但身上总是一股呛鼻的烟味儿，我想象他每天和一些像他一样愁眉苦脸的人坐在一间封闭的小屋里。比起很多家庭来，我们家是幸运的，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被关起来隔离审查过。北京的革命形势把我阿姨吓得回了老家，我学着做饭管家，很少去学校，成了“逍遥派”。

“逍遥”这个词是从《庄子》里来的，文革中还能“逍遥”？真是有意思。其实文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个革命是有“出口”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出口溜出去，不再真正参与运动，特别是派仗越斗越猛的时候。这里面有大、中学生，也有成年人。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女的织毛线打毛衣，男的绕线圈做半导体收音机。文革研究者往往只注意积极参与运动的人，不注意这伙为数众多的逍遥派。今天回过头去看，他们“不参与”的做法，能不能算是对文革的一种“消极对抗”（passive resistance）？中国人是有生存智慧的，“道家”在这里派了用场。当然做“逍遥派”也要有资格，得是平头百姓，“牛鬼蛇神”是不行的。逍遥派的出现，说明从表面看革命大潮席卷社会各个角落，但在内里是有很多空子可钻的，在一定意义上反倒比文革前自由空间要大：旧的组织机构瘫痪了，新的又没立起来。

北京的形势有很大的变化。新的造反派组织层出不穷，参加的很多人都不是所谓的“红五类”，他们成了中央文革的新宠。更多的干部被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也明确地成了文革最大的靶子。最初的红卫兵成了“保爹保妈派”，很多人都消沉了。

马：我们班干部子弟里面，我家出事比较早，以后我们班其他红卫兵的父母也纷纷成了走资派，只有军队大院的几个人家里还没出事。这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了，我也没压力了，老红卫兵组织也慢慢散了摊儿。

叶：“散摊儿”是个挺准确的词。在很多中学，像我们学校，红卫兵成立时就是一哄而起，组织极为松散。后来说没了就没了，怎么散的也说不清。我串连回来，发现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无影无踪了，原来的成员被称作“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成了一种身份，而且是个有些尴尬的身份，好像是“跌了份儿”的前贵族。家庭出身“一般”、甚至“不好”的同学开始活跃起来，成立了很多新的“战斗队”，到了1967年春天开始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我继续做我的“逍遥派”。我和这些同学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有时到她们战斗队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学校宿舍楼的房间被她们占了做办公室。

“联动”是在66年冬左右出现的吧？你对联动有什么印象？

马：我只听说他们是一伙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反中央文革，反江青，能量很大。

叶：其实“联动”是个笼统的说法，与其说它是个具体的组织，不如说它是指那个时候失了势的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他们终于发现，革命不仅不再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家庭纷纷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积极参与、冲锋陷阵的文化革命现在反到了自己老子身上。他们中间有些人产生了很强烈的被利用的感觉。有个八中的老红卫兵后来说，他们成了“天桥打场子的”。

马：成了什么？

叶：据说以前在天桥，有些街头艺人在表演以前，得用一根绳子栓一个铁块来回抡，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出来了，这就叫“打场子”。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为毛“打了场子”，用“红色恐怖”为文革造了声势，现在“场子”打出来了，他们也没用了。

马：这个说法倒挺有意思的。

叶：充满了愤愤不平，我想这是“联动”的一个重要心理背景。就这样，很多老红卫兵从运动初期的宠儿变成了反对派，公开和中央文革捣乱。联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是比较早对文化革命提出质疑的，提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甚至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联动骨子里透着血统论，虽然它对文革有一定的批判性。

马：我当时并不太注意联动。你为什么对它那么感兴趣？

叶：我觉得这是从干部子弟阶层产生的一个有意思的政治文化现象。

马：你也是这个阶层的一员哪。

叶：我可以说从小就混迹其中，可是我若即若离，越到后来越不认同，甚至很反感。我想是因为它太讲等级了。共产党的文化是很讲等级的，这点被他们的子弟们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我对“联动”反中央文革的观点是同意的，到了1966年底我已经完全不能认同文革了。“联动”骂中央文革骂江青让我觉得特痛快，当然他们小心翼翼的不直接针对毛。我也不敢去想毛，但对中央文革和江青的为非作歹憋着一肚子气，有人公开和他们叫板我从心里支持。

马：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江青有看法？

叶：我第一次对江青反感是在学校听到她在1966年7月份的一个讲话录音。那时候江青刚开始抛头露面，那次好像是在北京大学讲话。她声音又高又尖，说到北大怎么迫害她和李纳，哭了起来。我觉得很不以为然，谁敢迫害她们？当时觉得革命是很神圣的，她却在大庭广众下发泄个人私愤，还哭哭啼啼的，太没意思了。后来我慢慢积累了很多对江青的看法：她“老娘”天下第一的不可一世的做派，和她动不动就说这个人是“叛徒”、那个人是“特务”的毫不负责的轻率，而被她点名的人立刻就会受到严重迫害，都让我对她极为反感。

再回到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我感兴趣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反江青和中央文革，还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制造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是属于“青少年”的文化（youth culture），参与的主体是中学生。它是和文化革命大气候相违背的文化，一种“不革命”甚至是“颓废”的文化，也是一种的反叛文化，我想它可以被称做是“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而同时它骨子里是很讲等级的，很讲“血统论”的，是属于干部子弟的，当然参与这个“亚文化”的不仅仅是干部子弟，但是以干部子弟为主体。

这个“亚文化”从服装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有体现。1966夏天干部子弟是怎么旧怎么穿，因袭文革前艰苦朴素的传统。我们学校那些活跃分子挽着裤腿，光着脚，连鞋都不穿，“赤脚大仙”成了时尚。红卫兵运动开始后穿军装时髦，但要穿旧的，洗得越发白越显出“老红军”、“老革命”后代的本色。到了66年年底，老红卫兵衰败了，红卫兵组织变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能参加，是不是红卫兵不足以区分人了。这个时候干部子弟的血统高贵不再以穿着朴素为标志，而是以穿着豪华为标志，当然这个“豪华”是中国标准的。最初的红卫兵袖章就是一小截红布，我参与制做，记得很清楚。这时“联动”戴的袖章是红绸缎面的，能有一尺来长，恨不得把整个胳膊裹起来。军队子弟穿着家长的呢军装、呢大衣，叫“将校呢”，头戴皮帽，脚蹬皮靴，女的戴拉毛长围脖。虽然他们的家长很可能正在哪儿挨斗呢，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要显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其中炫耀甚至示威的意味很明显。

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那时候大街上常见到这种模样的男女少年成群结伙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

叶：有时他们故意搭着肩膀横成一排骑，压着马路，其他行人避之不及，真成了北京街头一道“风景线”了。这也是一种“大院文化”吧。

马：你总是对“大院文化”感兴趣，为什么又是大院文化？

叶：我觉得在大街上看到的穿军大衣飞车而过的人很多是以大院为单位的，大院文化走上了街头。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是以学校为单位的，但这时候学校已经“散”了，好多天不去也没人管，一个院里长大的孩子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一起活动。新华社的男孩就常在一起出入，这样的群体活动多少减轻了家长出事对孩子带来的冲击，使日子好过一些。

但这时候的大院文化应该主要以部队大院为主，因为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们不太“狂”得起来。部队干部受的冲击小，他们的子弟“气”仍然比较“盛”。文化革命的“时尚”也主要是军队的子弟带动的，他们夏天穿布军装，冬天穿将校呢，地方干部子弟也没有那么多军装。

马：就是，我还得到长沙找叔叔要。

叶：看着他们的装扮，当时我在心里想，原来中国的将校服这么考究。再加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华贵皮帽和高级皮靴，即使穿戴在这些青少年身上不太合身，也足以显示出他们“贵族”的身份。

马：我也想起来当时听到的有关“联动”的传说，说他们成群结伙下饭馆吃饭喝酒，生活很奢侈，莫斯科餐厅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叶：我想“老莫”的昵称就是这帮人起的。莫斯科餐厅大概是北京最有欧洲“贵族”味儿的餐厅，大堂高大气派，落地玻璃窗上挂着厚重华丽的窗帘，餐桌上铺着熨烫过的白色亚麻桌布，上面摆着闪闪发光的银制西式餐具，没有再比“老莫”更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了。这正是几个月前“破四旧”时红卫兵要摧毁的目标，现在却成了他们公开追求的时尚，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味的吗？

马：我那时听说有一个老红卫兵，女的，在老莫过生日时身穿白纱裙。这白纱裙说不定还是她们抄家的战利品呢。

叶：王朔后来写“动物凶猛”(后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有十几岁的孩子在老莫聚餐的场面，他们还在一起抽烟、弹吉他和唱外国歌曲。其实这种生活方式1966年冬天就出现了，王朔他们不是“original”，是在学“老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可惜当年那一代人自己没怎么写。我不是圈子里的，知道的有限。你听说过“拍婆子”吗？

马：就是找女朋友吧？“拍婆子”的说法不知是哪儿来的，听起来像流氓的语言。

叶：这种语言本身就很有意思，带着点儿玩世不恭。原来街头流氓的那一套是做为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弟所不耻的，现在也同流合污了。当时还兴根据女生的容貌给她们“打分”，这也像流氓的做法。我们学校有个干部子弟，听说被男生打了个很高的120分，他们就叫她“一百二”，她欣然接受。这在几个月前革命造反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前些时候我读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才知道当年北京“拍婆子”的一个地点，是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少男少女们都带着大口罩，说话像接头一样。从装扮到语言口气，男生很快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能“拍”。那些不接收“拍”的“正经”女生，被叫作“良家妇女”。一旦“拍”上了，两个人就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独处。首都电影院里我们家不远，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多名堂。

马：我觉得这些人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也挺自然。很多人的父母都倒霉了，家里没人管，管也不会听。因为家庭的处境，已经不想也不能再做革命的激进派，又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知如何打发，很多人就开始追求“享乐型”的生活方式。

叶：还有聚众闹事打群架的，往往是大院的干部子弟和街头真正的流氓团伙打。厉害的，还犯刑事罪，偷自行车、偷汽车什么的。假若不是在68年把大部分中学生都轰出北京，插队的插队、当兵的当兵，说不定北京会出现以干部子弟为主的新型流氓团伙。总之，文革初期最革命的人不再making revolution（干革命）,而是making trouble（捣乱），甚至making love。

文化大革命真是充满悖论，从革命的“母体”里派生出异己的亚文化，这难道不是预示了中国社会以后的变迁？说到文革，人们往往仅仅看政治层面的问题，其实社会层面、生活层面的现象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似乎政治无孔不入，无产阶级专政武装到牙齿，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空隙。最近有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把青少年“反主流文化”现象的出现定位于1968年，是不准确的，应该是1966年冬天，1968年春夏人们已经开始纷纷离京了。说成1968年大概是为了和“国际接轨”，因为在法国巴黎和美国各地都有青年在“闹事”。咱们中国“闹”的比他们要早，“领导世界新潮流”。我不在“潮流”里面，很希望当年的“弄潮儿”能多讲讲是怎么回事。

你那段时间日子是怎么打发的？

马：我实在没有太多印象了。大概是逍遥了一阵，然后复课闹革命、军训什么的。对军训有一个小细节我还记得。负责我们班军训的军人是个细高条，20来岁，农村兵。他心地善良，挺有灵气，很让人喜欢。在实弹射击之前，他手把手地教我们瞄准。我们都是伏在地上练习，他趴在每个人的身边检查。一次他检查完我的，起身时手不小心碰了我的脸，立刻满脸通红地走掉了。我倒没有什么，还觉得那种感觉挺不错的。

叶：所以无所事事的少男少女在一起玩爱情游戏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我们也军训过，但我没什么印象了，大概因为没有一个可爱的青年军人勾起我的回忆。我和男生没有接触，属于“良家妇女”，从小受到的无形管束仍然很有力量。虽然有些女孩子开始反叛，但社会主流是极端清教主义的，文革更加强了这种倾向，你看那些“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孤男寡女，连《白毛女》里的喜儿和大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友谊”，记得我还和朋友拿这个说法打过趣。进入1968年，我周围的同学纷纷满18岁，偶尔提起来这个生日，她们的表情都有些鄙夷。快到18岁生日的时候，我也开始感到不自在。

马：那是为什么？

叶：现在想，18岁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连在一起的，有“18岁的大姑娘”的说法。这些在文革中成了难以启齿的东西，18岁似乎成了见不得人的年龄。

你刚才提到“复课闹革命”，我记得并不是真正上课，也不让“闹革命”了，每天在教室坐着学社论、学毛选，有点儿“看着”咱们的意思，为了不让咱们在社会上乱跑。可并不是人人都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就是“点个卯”。一旦心散了，要收回来不那么容易。

很多时间我就是在家呆着，有时看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我们的邻居家有很多书，他们人不在城里住了，钥匙放在我们家，我常到他们家去看书。他们有五十年代以来全套的《译文》杂志，我印象最深就是茨维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面对一个赌徒的手形容维妙维肖，那个女人就是因为那只手迷上了赌徒。很多人都说文革中看不到书了，其实真想看还是能找得到。那时候在中学生中流传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革初期这本书被批判成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可是这时候大家争着看，谁也不提批判的事了。看“禁书”也是青少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有时候我会大老远从城里骑车去清华看大字报。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清华虽然没有文科，可是他们的大字报写得比北大的好，文字漂亮，逻辑性也强。在所有的派别里，我对清华大学的井岗山和四一四这两派最感兴趣。四一四成立的那天，1967年4月14号，我正好在清华，看到了他们在校园里的游行。四一四的头头叫沈如槐，南方人，小个子，长得不起眼。我听过他在大会上讲话，思路清晰，善于分析，逻辑性强，一点儿没有流行的激昂慷慨、大话空话，这种风格在当年狂热的氛围中很“另类”。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研究文革应该好好研究清华，因为清华的两派都有理论，可能是全中国最有理论的。我把两派出的小报都买下来，一期也不缺。当时各种小报非常多，随便什么“战斗队”都会出报纸，一张报两分钱，在西单拐角每天下午有很多人卖报，我看到有意思的就买。当时想有一天如果有人要研究文革，这些资料会有用处的。

马：文革对我来说，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被打倒，这个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比如老师，他们本来是必须要服从的权威，可是一夜之间，他们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还有那些政治上的大人物们，怎么说倒就倒了！这个世界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翻了个个儿，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天翻地覆”了。

叶：文革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怕。196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对文革越来越不理解，我回到家有时会控制不住地大声发泄几句，骂中央文革和江青。我们那个四合院后来搬进几家“革命左派”，有个女邻居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盯着看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每次我骂完后都会立刻感到恐惧，觉得隔墙有耳，已经有人去报告了，公安机关马上就会来人抓我。我好象僵住了，一动也不动，等着被抓。过了一阵没有人来，我才松一口气，ok，这次又过去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

我还从我父亲那一代老共产党员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我爸爸文革以来变得特别胆小，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心神不安，他的紧张也传染给了我。我后来知道他一直背着我检查我的日记，把里面最尖端的“反动言论”都撕掉了，否则后来抄走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我父母有个老朋友，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这位阿姨有一次跟我说，要记住每个人从小就有档案，你的言行都会被纪录下来，它们会跟你一辈子。这太可怕了！一次我看到批判陈毅60年代初言论的大字报，其中引他说过的一段话：“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了，网哉网哉”。我觉得“大网”的说法特别贴切，就在心里默默背诵。

马：他指的是什么？

叶：指的是在政治上把你完全罩住，让你无处逃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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