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

作者：笑蜀

来源：凤凰博报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61776.html

传播革命正扑面而来，要理解这场革命，就得理解它所处的时代。

基层社会正在山寨化

不妨先讲几个故事。

某友九十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国探亲，想顺便见某老同学。我劝他别去了，因为我早见过某老同学，给我的印象是自我感觉太好。现在人家刚升到一个显赫位置，应该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这种情况你去见什么见？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某友不听。他当然有不听的理由，毕竟他们旧情太深，同吃同住好几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彼此，简直跟亲兄弟一样。再怎么变，这份感情该不会变吧。但真的见面之后，果然如我所料，他大受打击。原来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学那官腔，那种傲慢和自得，他根本无法接受。两人不知所云十来分钟就匆匆分了手。

这种自我感觉太好的权贵心态，我再清楚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是高级军官出身，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但转业后经常跟我们一起混，思想变化很大。去年中秋，他当年的老战友请他去广州白天鹅宾馆喝酒。那些老战友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厅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但彼此见面后完全话不投机。那时张五常刚刚讲中国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我那个朋友不知藏拙，当着老战友的面抨击张五常，他们很惊讶，说张五常说的没错，中国制度哪不好了？弄得我那个朋友很无趣。当晚十二点刚过，正是赏月好时光，他却一刻也坐不住，驱车四十多公里赶到我们聚会的郊外农村，见了面就破口大骂那帮老战友。

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纳闷权贵强烈的优越感都从哪来的？前不久一个记者跟我闲谈时，无意中提醒了我。他说刚刚落网的某高级法官，特别荒淫无耻，以致每周都要嫖一个大学生处女，而且专门有人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学生处女送到哪。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我立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场情色传闻。譬如某贪官以收藏不同情妇的阴毛为乐；某贪官以安排工作为诱饵同时包养多个大学生二奶，等等。于是我的思路一下打通了，我知道他们的自我感觉为什么那么好了。他们拼命追逐权力，最终目的不就是做帝王吗？而现在他们已经事实上三宫六院，声色犬马，这不就是帝王般的生活吗？他们自然会有帝王般的感觉，要睥睨天下了。那么他们认为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又何足怪哉？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不断列举以致无穷，这足以证明，当下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山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梁山水泊，即成千上万个山寨。如果说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集体领导，有一定程度的规则，那么愈往下，权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就愈强大，以致几乎每个碎片都有一个自我感觉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区区一个小村长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么来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稳定观作祟。这种稳定观没有弹性，对社会稳定的理解是一种僵硬的理解，不容许自由博弈，不容许任何振荡。为了保证这种绝对静态的稳定，而对地方领导人实行一票否决。这种几乎是无限的政治责任，必然以事实上几乎无边的赋权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几乎无边的赋权，那么谁也不可能、不敢承担无限责任。

这就助长了地方上一把手体制的不断强化。一把手既可以将几乎无边的权力用于保障稳定，也可用于寻租。而一旦寻租产生严重后果，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上升到稳定层面。而一上升到稳定层面，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代价都敢付，就足以动员整个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买单。稳定就这样成了他们手中的核弹，往往用来要挟、绑架、敲诈整个政权，尤其用来对付体制的制约，跟体制达成恐怖平衡，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长期化。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最大的中国奇迹

山寨化是中国/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如果说这个断面极其幽暗，令人沮丧，那么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断面，则是健康的，积极的，能带给我们希望，鼓舞我们的信心。这个重要的断面，就是公民社会的成长。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这个成就的伟大，已经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现了出来。那么多民间组织争相驰援灾区，在中国六十年救灾史上是空前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救灾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中国六十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次救灾像汶川地震这样，民间力量那么主动、那么强烈地介入，并且在整个救援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灾区很多标语口号，都是灾民内心感受的写照，都是感谢某某志愿者组织，感谢某某NGO组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千篇一律只是感谢党和政府。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会意识的大普及，大启蒙。直到现在，地震灾区仍是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密度最大的地区。灾区重建仍离不开民间力量，尤其离不开民间公益资金。甚至有学者呼吁，要把地震灾区建成中国公民社会的特区或者说示范区。

民间力量能改写一部中国救灾史，这足以证明，经过三十年的恢复和积累，民间力量已成长到什么程度。这是中国六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是跟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众所周知，民间力量所处的制度环境一直很不理想。但凡做过业主的人，对此都应有切身感受。物业公司的背后不仅有开发商，更有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让渡了很大一部分公权力给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名义上为业主服务，但事实上往往反仆为主。业主虽然理论上是小区主人，但在严格管制之下，很难实现自发的联合，只能单枪匹马面对物业公司，当然不是对手。

物业小区是民间力量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一个缩影。民间力量在现实中本来很难找到突围方向，互联网却意外地敞开了天窗。具有公共关怀、公共情结的一大批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网民。他们不能在现实中聚合，但互联网让他们走到一起，互联网让他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聚合。这种精神聚合的扩展，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

但是，如果说这个公民社会最初只停留于虚拟，现在则越来越走向实体化。即便最初是虚拟的，但他们关注的方向，讨论的主题，仍大多是现实的，而且这种关注和讨论，越来越跟现实的力量结合。其一是跟现实中的平面媒体结合，虚拟世界的许多素材，最终都转化成了平面媒体的素材；其二是跟体制内的高层决策结合，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主要通道。

网络公民社会跟现实力量的结合，有如化学变化，最终产生了一个新事物，过去六十年闻所未闻的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舆论场。网络提供和放大公共话题，媒体加以提炼和深化，然后形成重大舆论事件，影响高层决策。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就这样开始了多方互动。

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公民社会就这样突破了制度屏障，先从互联网找到突破口，在互联网扎下根来，实现虚拟世界的自发联合。再以公民集体行动逐步渗透现实，影响现实，推动现实，改变现实。公民集体行动在中国原本是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但借助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带动的公共舆论场，它们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现代战争讲的是制空权。谁有空中优势，谁就有决胜的把握。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来说，互联网就是最好的制空权，它的开放性，它的分散性，它的平民性，注定了它最适合民间的自由表达，所以能最先为民间所用。一旦掌握了这个决定性的制空权，民间力量就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把公民社会跟成千上万个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场持久战，那么在地面战场，公民社会显然没有决胜的希望，因为险关要隘都成了山寨的金汤之设。而且公民社会早就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完不成集结，形不成力量了。但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把最初的陆战变成了以空战为主的立体战争。公民社会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难万险，在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当然相应地，山寨也逐渐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对空火炮甚至是对空导弹，也有空中飞人被击中，但迄今为止，地面防空炮火仍远远不能压制空中集群。

到互联网聚合这个喜好，现在几乎席卷全民。这不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舆论场，而且这个舆论场仿佛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众议院。它以整个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为中国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到了这种地步，公民社会就不再是假想或虚拟的，而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还比较初级，还有很多不足，就像模拟电视肯定没有数字电视好，但中国公民社会才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无论如何是个奇迹。当下鼓吹所谓中国奇迹已经成了新时尚，但我认为，只是从这个角度，才谈得上中国奇迹，这也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迹。

这是矛盾的时代，但暗藏很多机会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其实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通过这种回归，向现代国家迈进。我们常常说当下中国社会是转型社会，朝哪儿转？就是朝现代国家转。而所谓现代国家的基本定义，在我看来，无非是市场经济加公民社会加宪政体制。我们过去只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讲市场经济，这是不够的。社会建设并不比经济建设次要，而社会建设主要就是建设公民社会。所以跟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的时代主题，应该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只有在伟大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可能诞生真正伟大的国家。这个进程，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矛盾的时代，一个山寨秩序与公民社会，一个罪恶与美好，一个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时代。它的弹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复杂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说是史所未见。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员的空间。当下中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系，有若干个星球运行其间，有若干个时空并存其间。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当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类人，你想做哪类人，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时空，都能让你心有所属。

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给我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你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而且有足够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跟山寨沆瀣一气而且也不难找到足够的理由，但你也能很有作为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做不做事，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主观选择。总之，这个时代固然很多问题，让我们常常无助无奈，但这并不是我们抱怨这个时代的理由。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多选项，起码已经有一个公民社会摆在面前，如果你根本不受它的诱惑，你的思想根本不曾放飞，那么多的可能性你根本不尝试或者浅尝辄止，那么将来你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时，就不能怪敌人太狡猾，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公民社会与山寨秩序的两极振荡，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那么这种两极振荡究竟怎样改变着中国的新闻生态呢？

传播革命正在发生

先看两个案例，即重庆钉子户事件和厦门PX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大批公民记者自发涌向现场，发回大量的第一手报道。厦门PX事件中，我的朋友北风和令狐补充更是大出风头。当时地方政府屏蔽了厦门市民散步现场的手机信号，但他们只把厦门市民当防范对象，没想到会有外地的公民记者自发介入，结果北风专程飞到厦门，他的异地手机不在屏蔽之列，可以现场采写，在后方的令狐接到北风短信后立即发布，这就成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新闻封锁。

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过去的公民行动无论怎样轰轰烈烈，都限于个人行为。汶川大救援颠覆了这个传统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公民集体行动的新范式，并被广泛效仿。从此之后，哪里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关注的焦点，哪里一定成为整个民间资源汇聚的中心，哪里一定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高地，也是公民新闻的高地、信息自由发布的高地。

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是这方面最新的案例。随着IT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信息自由发布的门槛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就能直接从前方发布新闻，根本不需要像当初北风那样，还要请一个令狐在后方配合。而且，现在公民记者介入公共事件的冲动更强烈。巴东本来地处偏远，但自然的和人为的重重屏障，仍挡不住数千网民自发结伴而去，以致当地宾馆全部爆棚。这些结伴而去的网民大多有大学以上文化，大多熟悉网络传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会政治素养，其平均素质并不在平面媒体记者之下。而且他们更自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信息，传统媒体的审稿程序和传统的网络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们。

周瑞金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新意见阶层。而所谓新意见阶层的主体，在我看来倒未必是那些在书斋中指点江山的素手书生，而是热衷公民集体行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大的个人资源和旺盛的精力，有着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参与激情，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只是他们践行公民社会理想、履行公民责任的平常举动，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虑，就跟他们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样简单。也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精神意义上的、审美意义上的驴友。

在公共舆论场翻云覆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他们就仿佛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伍。专业的媒体好管理，这样的游牧民却很难驯服，他们一方面来自四面八方，数不胜数，另一方面根本无从识别，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到底寄身何处，事发时他们到底如何反应。风来时万钧雷霆，风去后了无痕迹。传统媒体的管制体系对他们几乎全然失效，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公共舆论场的方向。这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国新闻划时代的革命，正从这里发端，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

迈向新生活即公民生活

如果说，山寨秩序是国家统一政令和统一法制最大的敌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因为山寨的切割，一度变得没有统一，没有标准，没有法度，没有共识，那么，如今这个危险的局面正在改观。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统一，开始有了标准，有了法度，有了共识，那就是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标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法度，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共识。就此而言，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福音，它们是这个断裂社会中的人心粘合剂，它们是这个偏执社会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谐社会只有朝这样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间正道，也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