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战友阿蔡
作者：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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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战友阿蔡
作者：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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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战友阿蔡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反革命现行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中。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工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十一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一年后（1966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他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和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去，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我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喊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革”，二则在戈壁滩上呆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党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惟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睛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嗖嗖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让死囚临刑前美美地吃一顿，是人道主义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是被选拔出来做“革命烈士”的呢！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颇具匠心。试想，当我们这些“烈士”的遗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该是多么壮烈多么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往前开，几乎和我们的卡车平行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子弹从他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另外，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了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喀什人民医院。 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但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这时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他在羊圈里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现在轮到我，张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为此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她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她告别。 我们里委那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不到四年，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让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百分之百也没有多少。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上级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领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难处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事情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争取到了“工伤”待遇，拿100%工资。虽然钱不多，名分很重要。当年的农工一级，基本工资加上边疆津贴每月31.08元，我们因此号称“3108部队”。 阿蔡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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