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的上山下乡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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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的上山下乡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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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的上山下乡 从17岁（1967年）报名到内蒙草原插队至现在，不知不觉已经44年了。在草原生活度过的11个年头的青春岁月，给我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年华老去时，我感觉有用心玩味的必要了。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陆续听到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这些叫我心动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学生而毕业后热情奔向乡村务农的人。当从电台、报纸得到这些消息，我热血沸腾了。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对大队辅导员张老师冲口说了一句：“中学毕业后，我要去农村，扎根一辈子！” 张老师娟秀的脸庞，掠过一丝惊异，她平静下来，赞许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眼儿……”是的，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准备着…… 文革爆发了，革命潮流滚滚向前。自己由于出身“反动”而被列为“黑五类”，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之荣誉，统统化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之嘲讽，我一时不知所措。 在文革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北京顺义）帮助夏收。我很喜欢到农村去干活。我不知道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是个什么滋味；但在其间短短几个星期的劳动，使我收获颇丰，心情舒畅。农民们不叫我“黑五类”——相反，他们对我的劳动劲头颇为欣赏，还特意颁给了我一张奖状。一位大嫂认真说道：“喜欢在咱村干活，就留下吧，以后给你说上个媳妇！” 劳动的愉快，朴实的农民对我的友好，让我对农村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感觉。同学们都走了，我还留下来干了一个星期。话说回来，农村体力劳动对于我这样一个才15岁的城市孩子来说，毕竟有些沉重。在与老农田头情话时，我的心思时而飞向了轻松舒适的城里，恍惚徜徉在四合院中，坐在阳光明媚的北窗前…… 一年后，我听说北京有中学生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奔向内蒙等地，心情为之一振。我又听说，内蒙锡林郭勒地处边远，芳草连天，是为牧区，寒天冷冻，那里的牧民大都不会汉话时，更加振奋——既要在寒风中牧羊，又要多学一门语言，对我来说，太刺激了。另外，我知道，我这一决定，最是证明自己的好时刻：我要让那些说我是“狗崽子”的人们看一看——谁才是革命者的真货色！ 我四处打探、八方询问，终于通过市、区政府找到了西城区报名下乡的部门，当下填了表。办事人说：“这栏必须有家长签字同意。”我跑回家，站在母亲面前：“妈，西城区有一批各校的同学跟我一样，见报上登了十名革命小将下乡的消息，都报名了，有四中、十三中的，还有我们学校的哪！这批是去内蒙古牧区，我要一辈子扎根在边疆农村。妈，你在这里签个字吧。”母亲望着她抚育了十七年的儿子，个子不高，又瘦，心痛地说：“妈不反对你扎根农村。可你在大串联后，一瘸一拐回到家，得了关节炎；你可以选气候暖合一点儿的地方去，以后机会还多得很。牧区会加重你的关节炎的！”她的反复劝说，叫我心里嘀咕起来。是啊，万一我的关节炎抵挡不住严酷的寒风暴雪……母亲看出了我的动摇意态，说：“你不必担心，我和你一起到学校和领导谈谈……” 张校长在校长室客气地接见了母亲。我站在操场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我心里清楚，如果校领导接受了母亲的请求，再来劝说我，那么，我等待的将是——众人的嘲笑。不过……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母亲笑吟吟地和校长一起走出来了。她对我说：“想通了。妈支持你去内蒙！”张校长和我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的关节炎如果不十分重，可以考虑去草原。现在你报名去内蒙的消息，已传遍全校，如果临时退却，对你的面子不好看，对于激励广大学生奔向农村广阔天地，也不大有利。你是勇敢的，一直非常优秀，相信你能够在内蒙保护好自己，治好关节炎，成为草原上的一只雄鹰。如果你的关节炎实在严重…… 我抬起了头——面子，勇敢！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惟有牺牲多壮志”！“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活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是光荣的，也是浪漫的！我点头，坚决地说：“谢谢校长的鼓励，我的关节炎并不重。我去内蒙，定了！”校长点着头，他经过了文革的严酷冲击，是个好人。母亲站在一边，那坚强爽朗的表情里，应是五味杂陈吧——她老人家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在红卫兵的皮鞭下硬是死里逃生；何况，她年轻时也是从富裕人家勇敢地闯出来，扔掉裹脚布，走向社会的一位女大学生——她的经历，使得她有理由相信自己儿子的意志和能力！我那自己那种总想闯一闯的性格气质，大概就是由她传给的吧？ 去其它暖和地方插队？不够寒冷，不够劲！若是去这样的地方插队，革命性就大大降低了！我携上母亲亲手为我准备好的背包，象出生的牛犊，下山的幼虎，跃跃欲试。母亲老泪纵横，追着说：“孩子，你一定要常来信啊，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啊······” 奔赴去内蒙的汽车缓缓开动了。这时，天安门广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口号声、革命歌曲，响成一片。送行的朋友、同学们送来了敬佩的目光，领导们的眼光是亲切的，只有亲人、特别是每一个母亲（包括我的母亲）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站在车厢里，我把这种种眼神，都看得格外清楚。蓦地，红旗招展、歌声如潮的氛围中，我们所坐之车厢里，一声揪心撕肺的哭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我向响亮的哭音方向看去，原来竟是那位一直不断引吭高歌、革命气势夺人的女插友。她的哭声刚从喉咙内发出，马上向周围环顾一下，抹掉眼泪，不好意思地说道：“高兴的事，我怎么哭起来了？” 傍在她身旁的同学，理解地说：“是啊，我们不应该哭，应该笑！可你的哭，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哭，不是悲伤的哭啊！” 旁边的女同伴们都齐声说：“对！我们过于激动了！我们没有悲伤，我们应该笑！”这一镜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回过头来想，也许就是那一声带着悲怆的哭声，象征了我们这一批勇敢的知青们心底的眷恋、惜别、惆怅之心绪——须知，这是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北京的长别啊。我后来听说，我们这批青年的自发的行动，其实是有大背景的——即使我们不主动走，也会有即将而至的全国性的大动员。我自己，虽然当时不知道上山下乡运动之浪潮即将到来，然而，我的坚决上山下乡举动的背后，也有过摇摆怯懦的时刻。声势浩大上山下乡运动中送行的母亲们的眼泪，以及勇敢的女知青陡然的一声哭泣，已经暗示了在巨大革命潮流下的另一种虽然柔软、平庸然而却是更强大、更持久的人性潮水。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在气势如虹的宣誓口号声下，心底有各种涓涓暗流在不同程度地涌动着。 我们临行时的歌声是嘹亮的，意气是风发的，我们决心到广阔天地锻炼自己，完成与工农结合的世界观的转变。我们的心绪，很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耀眼夺目；我们母亲的眼泪是温情的，我们的女插友在和北京告别时的哭声是脆弱的。而母亲的眼泪与女儿的哭泣，其实才是情感的大海，永远涌动，永远深邃。 也许正是那温情的眼泪和脆弱的哭泣，才最终决定了骤然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
牧区现实比我想象要严峻得多。我虽家境贫寒，但母亲从来都是大包大揽，我几乎没有干过家务活，被惯成了一个“穷公子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我身上，竟成虚话。 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将不断革命的理论体现在劳动当中——连续作战。这种作风贯穿在11年中，未有丝毫松懈。恰好，有一位知青朋友——过客，他和我在这方面，也曾完全一致。每当夏天在一起盖草圈时，我们两个从吃完早饭，就和泥，盖棚，挥汗如雨，从不歇息，一直干到中午。下午亦如是。我们的动作是快速的，或者说，是疯狂的。这种“劳动风格”——我作为一种信念，始终坚持。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时，还是做了两次大手术后，我都以我能具有的最快速、最持久的频率，干完每一天的体力劳动。这样的近乎玩命的劳动气势，曾使人们惊异，也透支了精力，使我未老先衰。 我认真改造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考虑自己的吃穿是可耻的。一年冬季，我居住在牧民N家中帮工，分得了六只山羊作为冬季肉食。那屠宰后留下的六只山羊皮——按照当地习惯，熟好羊皮，然后缝成宽厚的皮袄，以待寒冬。一些牧民要帮我熟皮，我宛然谢绝，以为私事不必多虑，结果白白烂掉了。严冬已至，我穿着千疮百孔的旧袍子出牧。凛凛寒风，严厉袭击我全身的每一个部位，而以革命情怀自励的我，哆哆嗦嗦地在荒原上奔波，身体几乎成为了一只“冰激凌”。最先发现我在冷风中挣扎的，是我们的邻居——四位包了一群羊的女知青们。她们急于星火地为我缝了新皮袄，新皮裤。这一经历，让我知道了老天之力不可抗，同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感受到了来自亲妈、亲姐之外的异性世界的救星功能。平凡而伟大的汗乌拉女知青们，请在此让我给你们鞠躬再鞠躬——你们不但在劳动方面不弱于我们男青年，而且，在我游牧的初期，已从你们那里尝到了一种母性般的温暖。我有时跑到你们的蒙古包串门，大吃大喝，以解决极度的饥饿问题。你们常常像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添肉添饭，看着我闷头狼吞虎咽…… 和N牧民一家相处的三个年头，是我最难忘的。N一家三口人，父亲早已去世，阿嘎（蒙语“母亲”之意）带着他和弟弟放养数量达1千2百只的一群羊。N那时17岁，小我一岁；弟弟W14岁，小我4岁。没有了父亲，年纪尚轻的N一家的放牧工作是很辛苦的。作为帮工，我风尘仆仆来到了N家。 进入N家时，全家一口一声地哥哥地叫着。让我坐在中间，给我烧茶，煮肉。我带来了用45斤粮票买来的粮食，一块砖茶。这可叫N一家喜出望外。他们每人一月只有20斤或不足20斤的粮食，全家一月才分得一快砖茶。在吃饭时，阿嘎分给我一个大盆，里边盛着很多煮熟的羊肉，给N的肉盆，是中等个的，而小弟弟W的肉盆，则是最小的。 面对阿嘎的这种分配，我很不安，但没有说什么。在阿嘎一家的指导帮助下，我开始学习着一切有关牧业的工作——除了挤牛奶（在草原，男人是不挤奶的）。 我的活儿不固定，有什么，干什么。放羊是N的任务，而我在中午以后接替他回来吃饭。这样一来，就等于我们两个各放半天了。在上午，我要与阿嘎一家拣牛羊粪，牵牛车打水，有时要到山里去砍柴，遭遇干旱无饮水时，攀到山腰去取冰雪。春天接羔，冬天游牧。夜间，为了防止羊群走失或被狼偷袭，我们还要下夜——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了。 夜间，或是寒风呼啸，或是夏蝇扰扰，我手持长长电筒，警惕地在羊群周围观察。困了，就在外面的棚车里眯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才回到包里睡上两三个小时。阿嘎一家对我非常满意。 一个季度的工钱要发下来了。我和阿嘎家的工分分配，有一难题横在其间。工分一季度一发，按照规定，我的工分并不是从场里直接发给我个人，而是从与N一起挣的这90天工分中作一次再分配。据劳动时间计算，我白天放羊半天，一整夜看护羊群，应得工分的四分之三，而阿嘎一家，就只能拿到四分之一了。 怎么办？我本是为帮助阿嘎一家解决困难而来，而结果却是我分到更多的工分，使阿嘎一家陷入更贫困境地——这个万万不能。我对阿嘎说：“我单身汉一个，用不了那么多钱。还是我取工钱的三分之一，阿嘎，你们一家拿那三分之二吧。”话音刚落，一丝惊喜浮现于阿嘎一家人脸上。阿嘎不好意思地说：“昭日格图（我的蒙文名字），你吃亏了……” 这种独特的工分分配方式，在我们所在的两个奥特（小组）牧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纷纷为我抱不平。一次开会时，奥特长板着脸，对和一起我前来取钱的小弟W说道：“昭日格图工作那么多，你们还来剥削他，于心何忍！我宣布，把三分之二的工钱发给昭日格图，你们一家只发三分之一……”我默然不言，W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回到家里，W就哭诉了会议上的情况，把三分之一的工钱交给了阿嘎。阿嘎哭了，N哭了，全家哭成一团。这时，我将在会上领到的全部工钱放在毡毯上，对阿嘎说：“这是他们的决定，我还是拿三分之一吧。以后在会议上我接受三分之二，回到家我还取三分之一。”阿嘎和两个儿子听了我的话，笑逐颜开。阿嘎一手收了钱，一边对我赞不绝口。 不过，阿嘎一家人并不因为我对他们的慷慨，就投桃报李了。当阿嘎发现我不大在乎用多大盆来盛肉时，就把最小的盆分给了我。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的饭量大，往往一大盆肉，一顿就吃个精光。给了我小盆，就可以节约点肉食了（其实她忘记了：我的冬季肉食羊，是240斤，根本吃不完，我每次都买来一次性交予她）。他发现我不在乎坐在哪里，就安排我坐在最靠门口的一处。不要小看这座次，它关系到吃晚饭的次序。当地人总是把饭先盛给坐在最中间的那人，然后依次向下分。这样，每次我总是最后分到面条（牧民只吃一顿晚饭，白天喝茶）。阿嘎做的面条是有限的，就那么若干碗。她先盛给N，再就是W，再轮到我。等到我吃第一碗时，N已以极快速度吃下半碗，而结果是：锅里的面条吃光了，我总要少吃一碗。干了一天活儿的我，到了晚上还吃不饱，忍饥睡去。两眼冒金星、发力时骤出虚汗的情形，时常发生。阿嘎节约粮食的习惯依然，面条坚持不多做。她也许忘记了，自从我的到来，她多了45斤粮食，我们四人完全够吃——而且从情理上说，应该给我多吃一点。 蓦地，在吃饭问题上，我那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的高境界被抛向九霄云外。我加快了吃面条的速度——与N争夺最后的那一碗。我们两个无语地竞赛，吃到舌头、口腔里烫起了大泡。有时我胜，而更多的时候是N胜——您可以想象有了慈母的助力，他必稳操胜算了。 我终于在饥饿中打破了沉默。我对阿嘎说：“我要自己做饭了。”阿嘎吃惊地说：“哪里有在我家吃饭，你自己做饭的道理？你让牧民们怎样看我一家？” 我和她说明了作为一个汉人，我有一天三餐饭的习惯，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以喝茶为主，我实在受不了。阿嘎看我坚决的样子，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我不会做别的，只会做疙瘩汤。这样，总可以支撑一天的劳动了。我自己动手做饭的消息，在附近牧民中很快传开。一位知青大姐告诉我，她听牧民们说，阿嘎一家对我的“剥削”有点过分。我做疙瘩汤时，看着阿嘎一脸的难受与尴尬，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由于吃饭关系到我那渺小的生命，也顾不得她老人家的名声了。 1971年，兵团成立了。我被分配到基建连，与汗乌拉分场告别了。我开始了脱坯盖房的新生涯。三年的牧业工作，让我能说一口很流利（但不大标准的）的蒙语，经受了在严寒中饥饿放牧的严峻考验，这为我以后的奋斗历程，打下了坚不可摧的基础。我在极度饥寒的环境下，度过了难以想象的游牧岁月，余则不足道也！ 对于阿嘎一家，从心底里来说，我没有依恋。想想吧，我因砍柴，皮袍子被树林刮烂时，阿嘎有那么多的旧袍子，也没舍得借我穿几天。看我为她放牧实在寒冷难耐后，她才找出一旧袍借与我。而发现我穿丢了一个扣子时，她马上把皮袍收回了。我对阿嘎一家也没有怨恨——一个残缺的家庭，本来就够苦的了，我对他们只有同情，还能有什么怨恨呢？ 阿嘎体弱，她的偏头痛或关节炎一犯，躺在毡毯上呻吟不已，实不忍闻；我只能帮她多干活，对其病痛，莫可奈何。想一想，操持家业，游牧于荒野之中，还要为两个孩子取媳妇做长远打算，她不容易啊。 阿嘎一家对我的待遇，虽不令我满意，但不管怎么说，大量的蒙语，与牧业生产的技能，毕竟是阿嘎一家教给我的。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在那时，我没有动摇过。
1971年，兵团组建。我们五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5师45团的基建连——七连，与来自各地的其他知青们组成了一个三百多人的连队，任务是盖房子。 比我们晚到的知青们，初见的印象是：他们比较压抑，苦闷；在开始的一两年里，一些人的聊天总离不开“被骗”的话题。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知青，大声控诉着当地领导：“他们说：草原特别好，有房子，有肉吃，有这，有那，广大天地，大有作为；可一来，哪里有房子的影儿？还得自己先搭个地窝棚，又潮又暗，呜呜呜……”其他战士（这些小知青为兵团战士编制）或默然，或垂泪，一片凄然。他们大都本不愿来，而被动员来接收“再教育”的；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在连逼带哄的情况下来到草原的；十六七岁的他们身上仿佛还飘着一股奶味。一些人甚至不管不顾地咒骂起来。 肩负领导使命的现役军人们来了。他们普遍比我们岁数大，最年长的约有四十多岁。作为兵团的各级领导者，他们动员大家扎根草原，自然都是慷慨激昂的。而他们慷慨壮烈讲演背后的真实心理，是藏不住的。我们看出：他们决不会久住草原。当时最能稳定人心的角色，竟由我们北京知青来担当了。三年的草原生活磨练，使得我们脸面黝黑，精神抖擞，小知青们佩服我们，领导干部依靠我们，我们作了干部骨干。 北京知青们，个个身体好（有的还是二级运动员），崇尚实干，朴实耐劳而不善于高谈阔论。在二十一到二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大显身手、体力最好时期。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又小又瘦的北京中学生，痴迷上了体力劳动。我喜爱劳动的节奏感，像脱砖坯，用铁叉子和泥时，身体一起一伏的，颇似健舞；手握钢钎，将那沉重的大石头从山上一撬一撬的，竟生移山的豪情；在麦场上将麦子与糠皮分开的扬场木锨，上下翻飞，真能产生搞艺术的快感。 蒙语因无人交流而逐渐淡忘，我享受这吃掉四五个馒头后享受甩开膀子劳动的愉悦！当然，一天到晚的大量汗水，能产生何种经济效果，我们开垦土地来种粮食，对草原生态会带来什么，我皆在懵懂之中；而我们一亩才能打五六十斤左右的麦子，非但不能自给，还要依靠国家的商品粮——这种劳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利弊如何，天晓得！ 五六年过去了。一个消息传来，被伟大领袖废黜的高考恢复了。我对这消息的反应，十分麻木。我曾誓言在牧区干一辈子；何况，我曾与北京知青朋友相互激励：在草原奋斗终生。 而就在我做完第二次大手术，回到内蒙，我看到了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们，大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了。另一些不走考学之路的老朋友，也在陆续办理病退、困退手续，欲和草原说再见了。 一种孤零零的感觉笼罩着我。这些优秀的北京知青，我一生最亲切、可靠，并竭尽全力抢救过我生命的朋友们，每天除了工作之外，紧张地复习功课，要和我长别了。蓦然间，我感觉到了人间誓言的脆弱性。我自己怎么办？我是个死心眼儿的人。认定了对的，不会回头的。但在旁人的眼中，我在北京无家，无人接收，所以也必定断了这份念头（母亲为了照顾在内蒙巴盟插队的姐姐一家，也“插队”于彼，弟弟则在外地）。一些曾经可以离开草原的机会，我不屑一顾。例如，当呼市等城市招聘工人时，我们连队很多人私下打赌：“这回，准有黎烈南！”“对！他不报名谁报名？……”然而他们猜错了。 1977年，远在天津的弟弟向所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负责人请假，探亲来到姐姐家，与前来探亲的我会面。他对我说：“北京市有新精神下来了：只要北京有家，便可以投亲。哥，就靠你了。”我心痛地看着亲弟弟：在年幼时，他因家庭遭难离散，教育缺失，走了弯路，进入了天津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劳动教养；如果不及时设法使他趁新政策出台回京，就会永远闷在学习班里，耽误一生了。我一口答应：“我一定办回北京，把你接回来！”刚说完，我暗自吃惊——对亲人的关心，轻易击溃了扎根边疆的理想。转变好快！ 事有凑巧，一位中学时的同学好朋友恰与我在北京相遇。他的母亲知道了我的处境，毫不犹豫地接收了我。我回京的手续很快办完了。 在办手续期间，一直以为是弟弟的救星的我，有千种万种甜情暖意在胸腔里回旋。以前离我很远的北京的林荫道，四合院，现在这样近，这样亲，如睹亲人，如沐春风；走在长安街上，身子像是飘在天堂上。我不禁发笑：原来，在我的草原扎根誓言底下，也埋藏着一种永不熄灭的北京故乡情。看来追求幸福多采的生活，是人的本性…… 母亲和姐弟，因为我的回京，都陆续办回来了。北京是我的故乡，有老母，有亲朋；这其实就是事实的基本真相。在中国，运动潮流时起时伏，我们大多数，都是赶潮流之人。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知青都是被动员下乡的。他们中，多数是不情愿的。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决策者的失误所在——用政治号召、行政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用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指导思想，发动一场运动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不但掩盖了城市分配工作困难的真相，而且使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心理上产生自卑乃至恐惧。所谓“再教育”，当然也应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教育之后，对于现在的中学生——将来的知识分子有所担忧，唯恐他们将来演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作的战略部署。这种违反各阶层意愿（知青本人不愿，接受地方要增加负担，尤其是知青家长的孤独悲哀感）的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违反了经济规律，其失败结局是注定的。 这种由国家领导人振臂一呼，全民（不管理解语不理解）立即响应的运动，只有在中国才会产生。我们知道，领导者的成功，在于其决策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不管他有多高的威望，多么强大的组织和宣传能力，和在政治上的震慑力，最终是无效的。以道德的旗帜来号召，来指挥大众，违反了大众意愿的运动，总会被芸芸众生的生命本能需求所终结。陈独秀说的好：“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而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当时接受“再教育”的革命道德要求，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牺牲个人利益的要求，来运作的；这对于那些甘于牺牲个人利益、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极少数人来说，能起激励并终生无悔之作用，而对芸芸众生，则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 造成这场运动的风起云涌，一方面，有城市劳动力出现过剩的因素，更是文革内战的必然结果。在内战期间，生产力遭到破坏乃至停顿，国民经济受到了巨大损失与冲击，造成大量大中学生的工作分配困难，它是文革发动者不顾国民经济，抓革命、毁生产（当时有一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严重后果。这样一个后果，就让几届的知青们来承当了。 从宏观上观，文革中废除高考，号召知青上山下乡，不但对学子们是一大损失，同时，整个国家民族，也是重大损失。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知识，整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如果按照读书人到乡下去从事体力劳动这种方式持续发展下去，再由新三届、新新三届学生抛弃学业，源源地走向乡野，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可想而知。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把知青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统筹大局，融为一体，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知青的欢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行为。它使民族的文化水平降低，对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极为不利的。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农民摆脱贫困，融入城市化的进程，让更多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才是大趋势。知青在乡下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不但无助于农民脱贫，而且自身也陷于贫困境地，难以自拔。 当然，事物总有失与得两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知青来到农村，受到了极大的艰难困苦的锻炼，这是人生难得的一种磨练。我们在艰苦环境下洒下过自己的辛勤汗水，品尝过各种酸甜苦辣，为缓解国难民困，做出了牺牲。过去所受之苦愈深，现在对美好生活的感受愈切，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感觉是一笔没有经过困苦之人难以享受的精神财富。 知青来到农村，对生活，对中国的国情，有了第一手材料的了解。我们看到，正是广大的农牧民们，在非常艰苦的情形下，一代又一代地为国人提供者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基本资料，成为民族的坚实支柱；他们是中华民族勤劳与坚韧品质的伟大代表，在他们身上，蕴藏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是知青永远学习的榜样。想起他们，自己还有什么困难不能面对？ 我在上山下乡过程中，还到过内蒙农区，河北农村，逐渐体验到，农民群体，实际生活在我国社会的最底层。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国的农民，劳动强度极大，营养不良，文化程度低，医疗环境差，平均寿命短，所有插过队的知青，对此感触尤深。就连我们这第一批自动赴蒙插队、热情极高的知青，都觉得在那里长期呆下去，是难以坚持的。知青返城时的如海如潮，势不可挡，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本为艰辛的生活而劳累，在给我们以“再教育”方面，他们实在力不从心（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即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的关系，没有等级之分）。比起他们的工人老大哥来，他们不具备城市户籍的种种优势，对于某些人民的“敌人”——比如右派分子，在收入方面，亦远远不如。例如我那曾经划为右派的母亲随插队的姐姐在乡下，每月有42元的退休费——当地农民都羡慕不已，将她看作一棵摇钱树。这一“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之结论，是我自己在生活中得出的，和我在文件、社论中所见所闻，相差甚远。所以，与其说接受他们的再教育重要，不如说，将他们从困苦中解放出来，更重要——尤其是现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之时。当一些知青感伤自己的前途由于上山下乡而被耽误时，他们应该更对曾经一起劳动的农民朋友们，产生深刻的同情。知青由于返城而脱离了乡村困境，而农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在乡村困境中坚守着。莫忘记，他们中间，能人在所多有，只是乡村能人的被埋没，司空见惯，不被注意罢了。 从知青个人的角度来说，有几种情绪思虑存在。一种是怨天尤人：觉得自己的一生被耽误了，因而怨恨一生。这种情绪，可以理解，然而未臻上乘。一种是返城后工作生活比较顺利，苦尽甜来，对上山下乡讴歌不止，这种情调，也可以理解，然而未必全面。一种是返城后，虽然对自己的缺失有所遗憾，然而由于能积极对待人生，得到了苦中之甜，看到了社会底层的真相，因而有收获的满足感，抓紧后半生的时间，与时俱进。另有一种境界，就是这些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正反两方面的反思，能以悲悯情怀和实际行动，关心着他们曾共同劳作的乡民们，因此投入了对乡亲们的很大关注与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深知，自己脱离了困窘之地，但那些农牧民朋友，在摆脱困境之方面，还有遥遥之路要走。以我的朋友唐炬为例，他在草原干活，自己奋不顾身不说，返城之后，多次回草原为牧民办事，带领知青们，在京为牧民看病、解决困难，尽了最大努力。牧民第二代亲切呼他“阿爸”（父亲）——这是一个男人在草原能享受到的极高荣誉。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它与文革密切关联，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密切关联。本文是笔者经过11年的草原岁月以及不断反思的一点心得，敬请朋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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