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三：第一次分红·第一春·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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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三：第一次分红·第一春·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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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三： （10）第一次分红 〖写在前面〗 翻出1990年的旧作，重读一遍，不禁哑然失笑，40年前30多个十几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居然在乡村一隅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当时是谁创意、倡议、策划、发动，我全然不知，就是直到今天也依然蒙在鼓里，只记得在“彻底体现大寨式评工计分法的壮举”的欢呼声中，举双手赞成，全身心拥护。幼稚随着时光磨砺而渐趋成熟。到1976年10月听说有人对“除四害”感到疑惑和忧虑时，我是万分惊讶，更不可能随声附和了。可见成熟的程度、速度都不是整齐划一的。（08-11-03） 八十年代，从86年开始实行单位内部按部门进行经济独立核算以后，除了逐月发一点奖金外，每年有两次较为集中的奖金发放：一次在国庆和中秋期间，称为“奖金预支”；另一次在春节前，叫做“奖金决算”。这种制度与当年农村中的“分红”颇为相象：头一回在中秋前，叫“预分”；第二回在春节前，叫“决分”。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只是每每唤起我对“分红”的回忆，特别是那第一次分红。 1968年11月，我们一批六七、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来到江西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下乡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值农闲，没啥重活儿，“阿拉”们还能适应，干得还挺欢。谁都想从一开始就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干了三四天，我和小郭被通知去参加搞“红海洋”式的“献忠栏”和“批修栏”工作。原来，我们俩的“书法”在此时此地就象在没有老虎的山里猴子称起了大王。我们俩很不情愿，一心想去参加修水库，“战天斗地”。在那个年代，修水库、修公路一类的活动被传媒宣传得十分伟大，能亲身参加就象革命战争年代参加了某一伟大战役一样光荣。 然而，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还“斗私批修”了一番：“贫下中农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和刘修（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如今是把文权夺回来的时候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无论工分高低，首先要突出政治，献忠栏、批修栏就是当前全队的头等大事，不能‘工分挂帅’……”。这样，我们只能留在村里，眼巴巴地望着其他知青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水库工地。 谁知一个多月后，首次为“阿拉”评定工分时，我和小郭居然在“阿拉”中拔了头筹，双获最高分——6分。其他“阿拉”顶多只有5.5分；女同学更惨，最高只有4分，一般仅有3分挂零。到这时我才明白，在这缺少文化的山村，单凭字迹端正就挺受尊重呢！ 没几天，年终决分结果张榜公布了。我和小郭因为搞宣传工作是“全天候”出勤，一个多月挣的工分折成人民币达25元之多，在插队的知青中高踞榜首、遥遥领先。在通货膨胀的今天，25元似乎不足为奇，但在二十多年前实在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几乎接近当年上海青工学徒的工资水平了。这又是平生头一回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更感弥足珍贵。然而，我没有如数得到她。 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对全班十三人（共有九男四女）的分红收入在班内进行再分配！为此，拟定了四项“照顾原则”：对女同学、对因病因伤影响出勤的、对为班里办事而误工的、对在下乡时家中举债较多的，要有所照顾。我和小郭很自觉很自愿地交出部分“高收入”纳入全班统筹。在友好协商、互相谦让的气氛中，全班达成了“再分配”方案：我和小郭为全班创收多，应有所鼓励，故给予最高额，每人16元；对家中负债较多的小金，补助到15元；其余的同学，按照我们自己的出勤统计，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每天按人民币0.51元计算劳动所得。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女同学的工分，使我们班内的工分值大大低于当年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1.22元。 这一“改革”在同村的另外两个知青班中引起议论，更在当地老乡中引起轰动，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我们自己则得意洋洋，觉得是“彻底体现大寨式评工计分法的壮举”，尤其是大胆打破了当地农村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传统，引以为荣，值得自豪。但是，在上海的家长、老师中间，不乏有识之士，及时提醒我们：“此乃‘战时共产主义’，难以持久。”对这种当头棒喝，我们还真不愿听进去呢！可是，半年之后，1969年的“预分”时，就再也没能重演“壮举”。因为知青开始了难以避免的分化。 于是，那个第一次“战时共产主义”式的分红，就成了最后一次，成了永恒的记忆。
（11）蹉跎岁月第一春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1989年10月底，单位内部小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从此开始了“爬格子、变铅字”的业余爱好。1990年2月春节来临之际，编辑又来“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习作。当时的题目是“有那么一个春节——新年忆旧”。后来我自己策划“一系列”的时候，把题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08-11-03） 除夕之夜，尽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但终究抵挡不住睡意的袭扰，劳碌了一天，一家人就早早熄灯就寝了。可是，没多久，有禁不止的鞭炮、爆竹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的气派。我被它从睡梦中唤醒，亮灯一看，嗬，十二点了，过年了！窗口忽闪忽现的烟火光，窗外联绵不断的鞭炮声，驱散了睡意，脑海中闪现出“蹉跎岁月第一春”的情景。 那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八年的十一月，我被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革命洪流”卷到了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从此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蹉跎岁月”的插队生活。那山村，叫云庄。这村名与邻村“洲老上”、“小坑”、“拿埠”之类的名称相比，还有几分雅趣哩！可是，这里纯朴的乡民们向来只知道，唯有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下放到这偏僻的山村来。所以，当我们这批号称“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从上海志愿来到云庄时，乡民们认为准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直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来，知识青年才神气了，贫下中农也服气了。 按照江西的规定，我们同当地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五七”之称来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又按照从上海出发时的编制，我们在云庄落户的二十九名上海青年分成三个班，“番号”分别为四班、七班、八班。我在八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九男四女。云庄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村庄，所以，安排在这村的“五七大军”也就特别多。 下乡伊始，我们班还是一股子学生气，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开会：一次政治学习，一次民主生活，“政治气氛”甚浓。不过，我们既没有搞揪斗“地（主）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卷入“路线斗争”幌子下的村内宗派纠纷，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搞好“革命化”。转眼就到了岁末，班里专门作出决定：要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不能追随落后的习俗；要“节约闹革命”，不搞年夜饭大吃大喝那一套；思想上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要想家，……。 作为“革命化”的具体行动，班里在生产大队的支持下。特地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时，请了两位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且共进“忆苦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拌杂糠菜的饭食，只是由于“阶级教育”的需要，才从外村引进了“忆苦饭”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岂知到了年初一，班里有人自作主张，多搞了几个菜，请了几位贫下中农来吃晚饭。当晚，就连夜召开了班务会，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解决问题不过夜”！ 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是相当顽强的。小年夜那天，贫下中农热情地送来了两大盆自制的米酒全班就乘兴聚了一餐、乐了一场。这米酒不凶，吃口尚佳，于是就有人开怀痛饮，一连喝了五大碗，终于醉倒了，酩酊大醉，还开了“罐头”，颇为狼狈。对于这种酗酒行为，大家漠然处之，无人提出异议。毕竟是人心相通，心照不宣：都是十六、七岁、近二十岁的人了，几乎全是第一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不健康”的情调无处宣泄，只得求助于杯中物了。也许还得感谢祖先发明了这种“中性”饮料，既可表示喜庆，也可表达忧愁，此刻，妙就妙在可以借助于它，用表面的欢乐掩饰内在的心酸。 大年夜，当地有烤火、守岁的习俗，几乎彻夜不眠。乍来初到的上海青年对此虽感新奇，却提不起劲头来参与其事。在“忆苦饭”席终人散之后，就钻进了被窝。江西的冬天别有一番风味，又冷又湿。那年的春节前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阴霾满天，还不时下点雨雪，寒冷加上潮湿，分外地冷。被窝里尽是潮气，全靠体温来慢慢地暖和它。困乏到了极点，才会迷迷糊糊地入睡。下乡后的头一个大年夜，仿佛人人都有重重心事，谁也不吭声，可谁也没谁着，不时可以听到辗转反侧的身子把床板弄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黑暗中有人惊喜地叫起来：“这是过年的鞭炮！”拧亮手电筒一看，九个男生仅有的一只闹钟上，时针正指向12点！“过年了！过年了！”大家兴奋了一阵。爆竹声很快就稀疏、消失了，黑洞洞的屋子里有恢复了平静、沉默。 迷糊之中，听到阵阵尖利的哨声。呀！天亮了。大家不敢留恋温暖的被窝，毫不犹豫地起床、穿衣，匆匆洗漱完毕，就连奔带跑地朝生产大队的仓库跑去。 这是一件当年没有人敢斗胆怠慢的大事情——“早请示”。春节更不能例外了。在冬日的晨雾中，全村的贫下中农、“五七大军”在仓库前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仰望“宝像”，手挥“红宝书”，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三呼“万寿无疆！”尔后，全体高歌《东方红》，又高声诵读“最高指示”；再后，是贫下中农代表、“五七大军”代表慷慨陈词，“献忠心”、“表忠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庄重、严肃的神色，仿佛在“灵魂深处”爆发着“斗私批修的大革命”，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幽灵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偏僻山村的大地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步入蹉跎岁月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光的流逝，冲刷着对往事的记忆，但这“第一春”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淡忘。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如今想起来，仿佛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好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重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庚午年春节新年忆旧
〖写在前面〗 这篇“一系列”有一段“趣话”。1991年我完成了初稿，其中完全回避了有关“收听敌台”的内容（即蓝色字体）。1995年3月在内部小报编辑来约稿时，我补加了这些曾经十分敏感的话题。同时，又应景式地增加了当时热播《孽债》作为话题引子（即绿色字体）。其实，对那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我没有看完就产生了反感。到这年夏天，同类题材的电视剧《遭遇昨天》播出后，我觉得忍无可忍了，就向有关报刊投稿表示异议。结果，在《每周广播电视》上发表了，同事同学朋友以至素不相识的知青来电来信表示支持……。稍后，我会把那份“异议”投稿拿出来“晒”一“晒”。（08-11-03） 电视里正在播放《孽债》，牵动了沪上百万观众的心，更在当年的知青中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然而，我们这一代“苦难而风流”的知青的后代们，却难以体验他们的父母的经历，当同为插队知青出身的我和我的爱人专注地关心着荧屏上诸多人物的命运时，对人世似懂非懂的儿子却坐定不下来，不甘囿于大人们为他划定的娱乐范围，自个儿寻找着新的乐趣。终于，他在家里发现了“新大陆”，举着一只和录音磁带盒大小差不多的玩意儿跑过来问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哟！这可是我的一件宝贝啊！我忙从儿子手中夺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深情地讲述起这“宝贝”的来历。 这是一只极其普通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六十年代末期半导体收音机刚刚进入我国寻常百姓家庭时的一种最简单的单管机。它的外壳是用塑料制成的，鲜红、奶黄两种颜色极富那个时代的特色；机壳正面的上方，还可以隐隐辨出“九、一三事件”以后被刮去的“副统帅题词”的痕迹。就是这么一只毫不显眼、早已在市场上被淘汰得无影无踪的单管机，因它陪伴着我渡过了终生难忘的“蹉跎”岁月而被我视为一大“宝贝”。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我从上海到江西插队。下去后没多久，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看报纸、听广播习以为常的知青们，很快就体验到消息闭塞的痛苦。乡邮员名义上每星期进山两到三次，可是，稍有风雨，他就不愿进山了。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节，更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他的身影。有线广播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生活在这种现代的“世外桃源”里，身不由己地做个与世隔绝的“现代隐士”，别说有多难受了！ 熬了一年多，到１９７０年年初第一次回沪探亲时，我下定决心要买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我走访了好多家无线电商店，又走遍了“扫四旧”之后仅存的几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当年为了显示“大好形势”，连“旧货店”的名称也被革了命），反复“考察”，进行经济分析和可行性研究。那时，一只四管半导体收音机的价格为４０多元，比“３６元万岁”时代中一个青年工人的月工资还高出一截。我这个“修地球”的，每天只能挣３毛钱（这在插队知青中还算“高收入”呢，原因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境况比其他地方稍好些），面对４０多元的“奢侈品”，唯有望“机”兴叹，紧攥着一年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的手，始终不敢从口袋中伸出来。就这样，转悠了一天又一天，尽管失望接着失望，可又不甘心来年再去做“隐士”，在失望中依旧满怀着希望，企盼着，寻觅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下午，我又一次来到老西门的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在那店堂深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灰暗的玻璃柜台中静静地躺着一只小巧的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眼前顿时一亮，只见标价为１０元，心中大喜，忙叫营业员取出来，插上耳机插头，拨动调谐转盘，改变机器方向，耳机里真的传出了清晰的广播声！收音机的包装纸盒中，还附有一张发票，第一手买主是１１月买入的，不知为什么，１２月就卖出了，而眼下才１月，所以，少说也有９成新吧。比起新货的价格１２元５角，还可以省下２元多钱哪！在那个恨不能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的日子里，真正是碰上了“价廉物美”的好运气了。我赶紧掏出钱把她买下了，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就象是在和别人争夺似的。我如获至宝般地把她捧回家中，又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好包，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回江西的行李中。 从此，她使我摆脱了“隐士生涯”，忠实地陪伴着我，为我服务了十多个春秋。三伏酷暑，头顶烈日苦战“双抢”，她伴我进入香甜的梦乡；数九寒冬，朔风凛冽，她为我驱走漫漫长夜无尽的寂寞。无论是上水库工地，还是外出开会、看病，不管到哪，我都携带着她，保护着她，因为是她维系着偏僻山沟和大千世界的联络，让我“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至今我还难以忘记的一件大事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在蒙古机毁人亡。当天，我这只选择性不太好的单管机中就漂来“敌台”的有关广播报道，虽然当时外界尚不知晓机上人物的身分，但从我方正式渠道对此震惊世界的“坠机”大事三缄其口的鲜明对比中，可以觉察到事态非同一般。尽管自己有此种分析，但在不久之后“敌台”透露了其情报机关得到的消息时，我还是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竟会是“副统帅”出事了！？……随后，当“十一”国庆节突然取消了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盛大庆典活动而引起人们议论时，我心中已有谱了。又过了两个月，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了基层，此时我已经没多少新鲜感和惊讶感了……。这些在当时都是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绝密”，说出来可要召来灭顶之灾的，“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这大帽子谁也消受不起。无奈，我这单管机的选择性能就那么一点水平，对“敌台”是让你“不听也得听”，除非把它甩了。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我的精心爱护、小心使用，她从未出过丝毫故障，所有的元件始终运行正常。最后，她又随我走进大学生宿舍，帮助我补习、提高外语。直到我成为“工薪阶层”后她才“功成身退”。但我仍然一往情深，不忍割爱，在局促的居室中，为她保留了一隅栖身之地……。 儿子听完我的讲述，似乎并不以为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想，等他长大了，能理解那一页沉重的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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