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海地方志的“上山下乡章”·从上海知青的“病退”说起·上山下乡的地位有多高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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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海地方志的“上山下乡章”·从上海知青的“病退”说起·上山下乡的地位有多高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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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海地方志的“上山下乡章”有感 早在世纪之交，上海地方志就已编纂完成，而今上网公诸于世，为当代人和后来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出于对上山下乡话题的关注，我对其中涉及上山下乡的篇章尤其感兴趣，随手留下一些感想。 上海劳动志>>第一编劳动就业>>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1978年，全市先后动员中学（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有111.3万人。 看到上述统计数字，我觉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专门注明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由此，又一次联想到，12-21最高指示里是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然而整个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没有人记得有过大学生上山下乡。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大学生上山下乡的回忆录也是无影无踪。难道说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的年代里，对12-21指示的执行是打了折扣的吗！？十多天前，我在《有感于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中谈到过这个疑惑。对此，网友在点评时指出，根据数十年来的干部人事制度，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干部身份，有行政级别，由国家包分配，而普通高初中毕业生则不在此列。这是当初把大批老五届（文革前高等教育的学制为五年，个别专业例外。所以当时积压在校的有五届）大学生编入部队农场拿干部工资（试用期标准）干体力活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上述那个括号也是很重要的，说明当时是把干部编制中的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区分开来了。而文革前的“大中专毕业生”，可能是因为都是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归于一大类，但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再回头看，文革期间在1968年9月出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12月又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高指示接二连三，看起来在一步步“具体化”，其实始作俑者实在空想得厉害：大学生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他们的“干部”身份怎么办？如此的现实与想象中的革命化如何自圆其说？真不知道在哪一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这样的“二元结构”，即使是在文革最狂热的阶段也还是没有被彻底打破。这个角度上来看，12-21指示真的很值得研究，是谁忽视了上述“二元结构”？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打折扣？也许，果真是谁拼凑了这个指示而忽视了细节、留下偌大的疑点。 在“第一节 宣传动员”里有一个统计数字：
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所在社、队务农，未计入上山下乡人数。 这种“未计入”是符合最高指示的，因为伟人是号召城里人上山下乡。 但是，我又注意到，在全章的开头语中曾经说：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规定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要求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197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上海市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批准回到市区的，采取任务到局(区)、按口调剂、条块结合、统筹安排的办法，除由全民单位从中招收一部分外，大部分由各局、各区有计划地分别安排到集体企事业单位。对于从市区或郊县城镇到郊县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以及由郊县城镇到外地上山下乡经批准回城的知识青年，均由所在县就地统筹安排。 这里确凿无疑地说明了，当年确确实实有一批原本在郊县城镇的中学毕业生到外地上山下乡！这初步解开了我心头的一个疑团。去年（2009）年底，我在某知青论坛得知，“70年代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年青农民被作为知青一样动员大批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返城时，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农村，没安排工作，又当起了农民。”十分惊讶，上海农民到外地上山下乡！见《第41个12-21，我看到、我想到……》。如今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有关这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要到有关县志中查访了。 在“第三节稳定措施”中说： 196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长期学习慰问团，抽调2000余名干部，分赴上海知青安置地区，配合当地领导，开展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教育工作，调查情况,研究政策，协调安置措施，配合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和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并向知青在沪家长沟通情况。慰问团共有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凡有上海下乡知青的县、旗，都有慰问小组常驻。 从上海各区区志里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杨浦区志说：区里先后抽调200余名干部，参加“长期学习慰问团”，常驻在黑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地，协助安置地区工作。 闸北区志说：1969～1976年闸北区抽调干部100余人组成“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赴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 普陀区志说：1969～1976年，普陀区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上山下乡慰问团，赴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 长宁区志说：1969年4月始，长宁区抽调89名干部组成“上山下乡慰问团”，分七批去云南、安徽、江西、新疆、浙江、江苏等地配合当地政府帮助下乡知识青年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其他区志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从上述片言只语中来看，上海劳动志中“全市2000余名干部组成慰问团”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当年全市分为10个区，每个区一二百人的集合就差不多是2000多人了。如此规模的长期机构，应该不乏资料积累，可以成为知青史研究的重要切入口。不知道是否已经成为解密的档案。 在“第三节稳定措施”、“第四节 统筹安排”中都能看到一些具体事例与数据，反映了当年这场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成为这场浩大运动惨淡终结的铺垫。
从上海知青的“病退”说起 （一）梦想 遍阅上海地方志的区志中有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资料时，看到有不少统计数据，不禁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那是我在1975-9“因病退回”上海以后一直到1978-4在街道“乡办”被志愿当“义工”时，接触到不少知青到“乡办”打听、了解或办理“病退”手续，我始终想知道“病退”回沪的知青到底有多少？虽然自己经常在“乡办”，但无法窥得其统计数据的真面目，因为这是具有一定保密要求的数字。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基本上“如愿以偿”。
虽然在上海地方志的“通志”及劳动、农垦、青年等专业志里都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进入区县志以后不禁使我茅塞顿开，各区区志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1968～1978年，上海全市先后动员中学（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有111.3万人。这是“上海劳动志>>第一编劳动就业>>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给出的“离家”数字。十余年间“回家”的数字则散见于各区区志里，没有集中统一的统计结果。 现在只收集到八个区69万知青的有关数据，汇总得到下述表一。
注：表中南市区数字没有包含“困退”数据。 【表二】
南市区志中，没有1977年以前的病退数据，只有“1977、1978年中，南市区经审批同意因病回沪的知识青年共13058人”，“南市区通过各种渠道，在1979年……病退和插队调回的11577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罕见的说法——1979年的数据是“病退和插队调回”！为什么把“插队调回”与“病退”放在一起统计？ 据“过来人”回忆，当年在虹口区广泛传说——凡是插队知青，只要提出“病退”就一律批准，身体检查复查与否已经没啥关系了！看来，这也可以解释南市区1979年的数据来源了。 也许正因为对插队知青的如此优惠宽松，在“表一”中，虹口区“病退困退”的比例高达38.6%，在八个区里高居次席，也就情有可原了。至于静安区超过50%的“特高”比例，需要“再探讨”了。
上海地方志的资料使我了解到了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凄惨的结局。七十年代末发生的知识青年大回城，实质是千百万知青和民众对那场违人心、背民意运动用脚投了票。从各区志中可以整理出这样的数据—— 【表三】
表三中，第三列的简短文字说明，均来自相关的区志，除了显示略有不同的统计起讫年份外，还显示了统计范围与口径的不一致，笔者在表格最后一列有所说明。 区志中已经有回城总数的，如黄浦、徐汇、虹口、杨浦等区，回城比例都在68%以上。把那四个区的数据集中起来，下乡人数为421918人，回城人数是306010，比例为72.5%。
从“表二”看到的是，上海111万上山下乡知青的三分之一即36万人当中“因病退回”的统计数字。回想那个年代，伟人挥手，百姓挥泪，那么众多的青年人，初始下乡的路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回城的路则是各显神通。无论是“病退”“困退”“商调”等等，再难也要跳农门。我亲历了、也目睹了知青的“病退”之路。如今终于知道了，当年血气方刚“上山下乡干革命”“双手绣出地球红”的青年人，“因病退回”的比例将近五分之一！知青一代啊一代知青，简直成了一代病夫、当代病夫！？当然，我们这些“过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知道、也都记得，那么多的“病夫”有很多很多是作假的，谁会愿意给自己戴上一顶“病号”的帽子？然而，就是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啊！而且，还不乏以假乱真、作假成真、不幸自戕的惨痛结果。很遗憾，至今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从“表三”的数据中，多多少少反映出上海111万上山下乡知青的真实情况，从中折射出知青及民众的心愿与呼声。那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就是知青要回城、要回家！上述那些数据是到九十年代初期的统计，大体上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知识青年终于回城、回家了，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知青至今仍在“苦斗”，他们回到故乡上海，却没有城市户口，为此跑断了腿，吃足了闭门羹，而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厚得像一本书，真正是“出门一分钟，进门十年功”。上山下乡运动的后遗症不知何时会解决。也不知道在地方志的续志里会否对此有所反映。 如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高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M思想中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最直接的一种形式，……不仅解决了青年人革命的问题，解决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青年的出路问题，应该说当时是一种多赢的选择，中央满意，知青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意……。”这种“高论”也许出自于无知者，但是偏偏还真有那样的知青，无视广大知青“用脚投票”的结果，在网上用区区十来个人的答卷统计而推出了对千百万知青的“研究成果”，有80%以上支持了“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伟大创举”之类的溢美之词，50%支持了“上山下乡保护了人口资源”之类的谵言妄语。按照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不是还应该按照“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来追究“国内外的历史与现行的反革命”的责任？ 好在数十年前的愚民之策已经黯化昔日的辉煌，独立思考在我们后代身上已经逐步形成风尚，可想而知，那种以十余人代表一千七百万人的“研究成果”到底会有什么可信度、又会有什么生命力？唯一可悲可叹的是，面对那些知青此等作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他们的后代又会如何评说？
上山下乡的地位有多高 ——浏览上海地方志有感 （一）缘起 网易博客上有一位博友告诉我，“上海知青网”的首页>>频道首页>>我们爱辉（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网页上可以看到关于上海知青的史料。http://zhiqingwang.shzq.org/hlj/ah_news2.aspx?cate=133。闻讯前往，果不其然，其中收集了上海地方志中有关内容。浏览一遍，感到资料收集者对资料的价值、收集与使用的方法等方面很有见地，不仅花了大量时间与心血，在浩如烟海的上海地方志文献中荟萃了有关上山下乡的专题内容，还给出了出处，并做好了超级链接，有助于资料的使用者查找相关的信息。更难能可贵的是，把原来按节设置的网页适当合并，并把这些内容及时复制到自己网站上，方便了阅读与使用，使得若干县志即使处于超级链接无法打开的状态时，仍然不会发生只知其题而不知其内容的尴尬。
初步阅读“上海地方志”中有关上山下乡的内容，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在这部于九十年代末编写的上海市地方志里，无论是通志的分卷、还是专业卷的划分，都把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反映出来了，也就是说，它是按照当时市级管理部门的业务分工范围来编写地方志的。所以，看看地方志中上山下乡内容的编排位置，也可以得知当年的上山下乡工作在当时政府管理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上海地方志中的“上海通志”洋洋洒洒46卷之巨，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都集中在第十一卷“劳动人事”中予以统计说明。虽然该卷分为六章（劳动力、劳动就业、干部、人才交流、职工报酬福利、离休退休退职），但是，仅仅在劳动力、劳动就业这两章的个别两节里说到了上山下乡。 以下是上山下乡在通志和专业志中的位置一览。 上海通志>>第十一卷劳动人事 专业志>>上海劳动志>>第一编劳动就业>>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专业志>>上海青年志>>第五篇青年生产与科技实践>>第三章城镇知识青年务农支农 专业志>>上海青年志>>第三篇青年运动>>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了区县这一级，上山下乡工作更明确无误地划归劳动部门了。这在区县志里反映得一清二楚。 区县志>>区志>>黄浦区志>>第十五编劳动>>第二章劳动就业>>第四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南市区志>>第二十一编人事·劳动>>第二章劳动>>第三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卢湾区志>>第十三编劳动·人事>>第一章职工队伍和劳动管理>>第二节 就业安置 区县志>>区志>>徐汇区志>>第十二篇劳动>>第一章劳动就业>>第三节 新生劳动力就业 区县志>>区志>>长宁区志>>第十九编劳动、人事>>第二章支援外地建设、上山下乡>>第二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静安区志>>第十四编劳动·人事>>第三章劳动就业>>第三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普陀区志>>第十四卷劳动人事>>第三章支援外地建设、上山下乡>>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闸北区志>>第三十编劳动>>第二章支援外地建设、上山下乡>>第二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虹口区志>>第二十六编劳动?人事>>第一章劳动就业>>第三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区县志>>区志>>杨浦区志>>第二十七编劳动>>第四章支援内地、上山下乡>>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根据这样的编排体系，无论是文革期间十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还是上溯到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它们统统只不过是劳动人事方面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从政府管理社会的角度而言，再怎么轰轰烈烈革命化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来只属于“劳动就业、劳动力安置”的范畴。无论管理社会的机构是叫革委会还是叫政府，也不管有关领导为上山下乡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劳动力就业安置始终是负责操作实际事务的部门的一件大事情。1979年大回城以后，“乡办”“知青办”撤销，相关人员和业务并入劳动部门，名正言顺，势所必然，原本就是一家嘛。
非常凑合的是，近日在某论坛上看到“知青群体记忆与知青资料入志——知青画册《镌刻在乌兰察布的印记》编辑思考”，作者对上海地方志颇有微辞—— 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是充满政治色彩的一场运动，由于“文革”被彻底否定，而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却至今难以定论，因此在有关资料写入地方志的问题上，人们也大都采取了回避或模糊的态度。 令笔者惊讶的是，上海各市区地方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采取了大同小异的记述办法，即将该内容资料归入“劳动就业”的章节框架中，或单列节目，或融入相关的记述，或于节目之外另设“附记”，能简则简，能省则省，能略则略，不事声张，显得十分审慎，这与当年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联篇累牍的情形，无异于天上地下了！ ……至于接收安置上海知青的内蒙古乌兰察布方面，由于各旗县地方志编纂情况不详，只能以手头的《托克托县志》（托克托县现已划归呼和浩特市）为例予以说明：《托克托县志》第八编民政?人事?劳动第二章人事第六节“职称评定与改革”后有“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结构，将有关知青的资料做了补记式的记述。这种记述结构，笔者也是不得其解。 我注意到，相隔万里的沪蒙两地，居然不约而同地把上山下乡归入“劳动人事”范畴！偶然巧合乎？无独有偶乎？非也！若干其他省县地方志也有上网的，其体系结构与沪蒙地方志如出一辙。莫非真是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了？抑或，地方志编纂存在统一规定乎？ 到网上搜索一番，恍然大悟，地方志编纂已经属于政府工作之一，有自上而下的各级机构和相应的网站，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更值得注意的是，2006-5国务院发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另外，在各地方志网站上相继出现一篇《地方志编写的一般原则》。由此可见，如今出现的令人“不得其解”的情况实际上是纳入正式管理以后的正常现象。
地方志编纂中不约而同的做法，的确使一部分上山下乡的亲历者不满，把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颇有刻意贬低之嫌。但是，静心研读《地方志编写的一般原则》（可以参见http://www.dfzb.suzhou.gov.cn/xzdt/381926.htm“苏州地方志”网站，但是该文无法复制，其他地方志网站也有此文，例如http://www.pydfz.gov.cn/panyu_zsc_5.html“番禺地方志信息网站”，该文与“苏州地方志”网站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就会有心得体会，大可不必忿忿然。即使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如今由政府组织的地方志编纂工作，自然有其特定的角度，它也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一段历史。 上山下乡的确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至少存在10年。上海有111万知青，是当年1000万市民的十分之一。全国有1700知青，是当年八亿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了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里，上山下乡不过是沧海一粟，在地方志中的“地位”确实不高。我觉得，志书毕竟只是志书，绝对代替不了历史研究，当然，研究历史少不了史书与志书，但有区别，不能相互替代，从内容角度来看，二者的区别在于，史重宏观，举大弃小，志的内容更广泛详备，宏微俱备；史重分析论述，志重资料说明；史重过去，志重现状，正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 因此，有志于上山下乡史或知青史研究的朋友们，对地方志的要求应当合理定位，既然它的重点是提供有关系统资料，我们可以视之为索引，作为深入研究或挖掘更深更广史料的起始点。又何必纠缠于上山下乡在地方志中“地位”的高或低、拘泥于对知青的刻意贬低或拔高放大呢？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史实资料，关键是真实详尽可靠。与其对“地位”耿耿于怀，不如做一些更加实际的有意义的工作。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方志的体系结构多多少少体现了我们的后人对那段历史的观察角度，也预示着我们的后人如何为我们修史，值得我们深思。想到这里，很有感慨。 20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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