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工厂里的几位同事
作者：金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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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工厂里的几位同事
作者：金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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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工厂里的几位同事 从农村招工回城后，我在工厂里工作了二十年，受到了好几位同事的教育和帮助，有的同事永远也见不到了，非常怀念他们。
我刚进车间时，经常见到一位满头白发的师傅到处忙碌着。他个头不高，屁股后面总是挂着一个电工工具袋，有时肩上还扛着梯子，或是手里提着备件，走路都一串小跑，轻盈的身影和那头白发很不相称。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厂里的电工“把子”（权威）李师傅，有些年纪大的师傅则揶揄地叫他“老白毛”，其实他年纪并不算大，那时也就五十不到。 李师傅是黑龙江宁安人，1946年就参加解放军，当了名电话兵，也打过仗。复员后在牡丹江水泥厂当电工，“大跃进”时来支援边疆，文革前我们厂上马又调过来的。 李师傅的技术真没得说的，但他一生有两大缺点，一是身为电工却不注意安全，二是过不了女人关。很多次都栽在这两件事上。 他刚来支边时，老婆留在老家农村。因为资格老，又有技术，当了电工班长。一次在检修行车时，没按规程断电。结果另一台车的司机不知道，把车开起来了。李师傅的徒弟当场被压死，他自己也断了两根肋骨。令人没想到的是，伤好后他居然和老家的老婆离了婚，把徒弟的老婆娶过来了。婚后过得本来不错，还生了个儿子，谁知这么好的生活又被他的马虎给断送了。一年冬天很冷，李师傅就接了几个大灯泡放在床底下取暖，但是却把开关错接到零线上。半夜老婆起来解手，到床下摸痰盂缸时失手把灯泡打破，触电死了… 一系列的失误换来了沉重的代价，李师傅也被开除党籍，撤销班长职务，工资还降了两级。 李师傅来到我们厂后，遇到文革最火热的时期。特别是1969年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了不少人。我们厂当时还没投产，一帮老职工都是从外单位调过来的，然后招了一批复转军人，一批中专毕业生和一批社会青年，还有一些是农村原来的“四清工作队”成员。 后面这几批年轻人当然查不出多少“历史问题”，于是矛头就对准了那些老职工。在“革委会”、军代表的带领下，向“黑九类”发起“猛烈进攻”。我一位同事的父亲是老会计，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李师傅当过解放军，出身也没问题，但是既然被开除过党籍，当然“不是好人”。于是就抓住他的生活作风大做文章，想来他单身时确实有些风流韵事，也被吊起来打，斗得很厉害，他的头发早白应该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我进厂时，李师傅的原配老婆已经从老家的农村来厂里与他复了婚，并且照料上小学的儿子。他们没分到住房，就住在机修车间外面搭的一个偏厦里，离我们车间也很近，所以晚上电器上要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喜欢来找他，他也总是有求必应，手到病除。 我开的行车由李师傅负责维修，也就经常和他打交道。他教了我很多电工技术，后来又帮我调去参加电工值班。遇到过年过节值班，李师傅就拉我到他家吃饭，记得有两次年夜饭都是在他家吃的。师母做东北菜的手艺很不错，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做的“拔丝苹果”，真香，真甜！ 师母没有工作，靠帮人裁衣服打鞋垫挣点小钱。李师傅工资被降过，还有个上学的儿子，他们家生活还是有些拮据的。我曾经给他装过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外壳是他请木工做的，七管两波段，效果还不错。 我也曾经吃过李师傅马虎的亏，那年行车大修，要更换控制电柜。李师傅未做任何保护措施，就指挥我们几个青工把电柜往底座上推，因为用力不均，电柜歪斜了，朝着我倒下来。要不是躲得快，右腿恐怕就完了，现在腿上还有个小伤疤。 就在李师傅退休前不久，他又出了次事故。车间上料的小车出了问题，是限位开关失灵了，上去就下不来。李师傅去检修又没断电，结果爬上去碰到开关，小车下降，把手指给压断了。我扶他坐救护车去医院，做了手术。十指连心，真为他心痛啊！ 我调到厂仪表室后，李师傅总算退休了，也在厂生活区里分到一套住房。但他还是经常往厂里跑，主要原因是他儿子也接班当了电工，他可以现场指导。 我从厂里出来后，也就很少和李师傅联系了。只是和爱人同去拜访了师傅和师母一次，他们很高兴。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厂里的老同事，说：“李师傅生病住院了，可能是癌症！”我赶忙跑到医院，见到了李师傅，他老多了，也瘦多了。问了情况后，我把身上带的几百元钱硬塞到他口袋里，他老泪纵横，恋恋不舍地送我离开，没想到，这就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听说，李师傅的病确诊不是癌症，住了几天院后就和老伴一起回东北老家去了。 两年后，李师傅的儿子突然跑来找我，告诉了李师傅去世的噩耗。原来老两口回东北后住了一段时间，师母就病故了，李师傅一个人回了到云南。因为儿子婚后住在城里，他寂寞难耐，又搬去和一个单身老太太同居，结果在别人家里发病，送医院已经晚了。 唉！
我进厂的第二年，车间里分来了三名大学毕业生。这几位都是文革开始前一两年进入大学的，论年龄也就比我大个三五岁。不过终究是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又在大学环境里熏陶过，素质比我们这些知青还是高出不少。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到农场锻炼了一段时间，进厂后又去高温的熔制车间锻炼了几个月，才算分到干部岗位。 其中一位是工艺技术员，以后从了政，我后面还要说到他；一位是机械技术员，是我的福建老乡，但是几年后调到他妻子的老家江苏新沂去了；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担任电气技术员的陆师傅。 陆师傅是江苏阜宁人，瘦瘦的，穿着很朴实，干活也很踏实，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学校学的是发电专业，和从事的电气自动化有些差距，实际上过的专业课也不多。但是陆师傅钻劲很强，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业务，在那个年代里是很难得的。他的宿舍里堆满了书，电工李师傅自然是他经常求教的对象，连我这个半瓶醋的无线电爱好者也不嫌弃。77年我母亲单位办了个电子技术学习班，请云大的老师来讲课，我跑去蹭课听，把他也带进去了。说实话，我那时虽然已经玩了十六、七年的收音机，但对原理完全是不求甚解，调响了为原则，经常被陆师傅的提问难住。在他的带动下，我才开始认真学习理论。 从陆师傅的穿着打扮和举止言行来看，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苏北农村出来的穷学生。其实他父亲是新四军老干部，当时在省里某局任领导，后来出差时遇车祸去世了。消息传来，厂里的人都很惊奇，原来他是干部子弟，真看不出来，我还代表车间团组织参加了他父亲的追悼会。 改革开放后，厂里开始重视技术，车间也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陆师傅当然是负责电气技术，我也是成员之一，我们一起把车间里陈旧的人工配料线改造成了自动秤。 八十年代初，厂里的上级管理单位由工业公司升格为工业局，陆师傅也被调到局里，在生产处工作，还是经常到厂里来。 我家中出事时，陆师傅已经担任局里的处长了。后来由于要在下属各单位推广计算机控制技术，局里准备成立电子技术推广站。陆师傅极力推荐我，当时我虽然已经是技术员，也拿到了文凭，但还是工人编制。他又设法从局招待所弄来了工人名额，经局里考核后，终于把我调到站里，主要负责热工仪表和工控计算机硬件工作。 不过我也没辜负他的苦心，圆满完成了很多项目，成了站上的技术骨干。在两年后的职称评定时，局中评委一致同意我从技术员直接升为工程师。 但是几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局机关要撤销，改制为公司。机关人员少数留到行业管理委员会，一部分组建集团公司，一部分分流到下属单位。我们推广站是局下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自然只有最后一条路。同时在一个援外项目中，站里的同事和陆师傅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一边是多年的老领导，另一边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我在中间左右为难。回国后遇到一个招聘会，我在那里找到一家计算机公司，便跳槽过去了。我也知道尽管推广站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但离开还是会给他们造成一些麻烦。可我真是太头疼那些人事纠纷，也只有对不起了。 改制后站上的同事有两位和我一样选择了自谋出路，其他的都去了局下属单位。陆师傅开头在集团公司，后来也被调去学校，不久就退休了。我因为新单位的工作忙，又经常出差，也就很少和他联系，只在街上碰到过两次。 前年一个周末，我去游泳时遇到一位老同事，他告诉我陆师傅的身体不好。问明家里的电话号码后我准备去探望，但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我想趁春节放假时去找找看。但就在新年前两天，突然接到原来站里同事的电话，说陆师傅去世了！原来他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出来后本来情况还可以。一天晚上独自出门，在楼梯上跺脚想点亮声控灯，不想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下去，等到邻居发现时已经没救了。 我得知消息时，原单位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失去了最后见面的机会，真是万分遗憾。
其实许师傅和我的交往并不太多，时间也不长，但印象很深，也就说几句吧。 进车间后，我被分到和几个小青工住在一起。这是一幢外走廊的家属楼，大部分用作单身宿舍。外面的小厨房大约只有四平方米，用木板隔出来住一个人，里面两间卧室再分别住二至三人，厕所在楼外面。 我和同宿舍的小青工提着行李走进门，许师傅从小厨房里走出来打招呼。他三十来岁，长得很敦实，黑黑的脸上挂着微笑，我也笑着回应他。谁知我们进房间门后，小青工把门关上，神秘兮兮地说：“别理他，他是现反！”我大吃一惊，怎么会呢？和现行反革命住在一起？ 以后在车间里看到他的表现，完全推翻了“现反”这个印象。许师傅干工作非常卖力，他本来只负责管粉碎机，但遇到别的岗位上有困难，他总是跑过去帮忙。料斗上下不来料，他就拎着大锤和撬杠爬上去捅；提升机堵住了，他又提着铲子下到地坑里去清理。但就是那张嘴不饶人，有个外号叫“许大炮”。正是因为说话不注意，惹恼了革委会里的一些人，又被抓住了把柄，就变成了“反革命”。 我上班后的第二个月，有天加班弄了满身灰尘和汗水，去洗澡时澡堂的热水已经没了，咬牙洗了次凉水。那时身子骨单薄，第二天就感冒了。更麻烦的是下乡是潜伏在身体里的疟原虫乘机作怪，我打起摆子来了。那时我父母都在工地上，弟弟也住在厂里，只有同住的小青工帮我打水打饭。有天烧得厉害，实在支撑不住了。许师傅见状立即背着我，往山下的厂医院跑。医生给我推了针葡萄糖，还开了些药，许师傅又把我背回宿舍。这以后病才慢慢好起来。 后来许师傅那顶“帽子”当然摘了，他干活还是照样那么欢。一次行车操作室里的控制箱要更换，这玩意儿两个人抬着都费劲，而且上去的楼梯太窄，没法转身。许师傅自告奋勇一个人背着箱子，硬是爬着陡峭的梯子送进操作室，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惊叹。 再后来厂里不景气，许师傅和很多同事一样提前退休，回农村老家了。现在想必早已是儿孙满堂，安享晚年了。
这位就是工艺技术员，正儿八经的北京人。此君身材算是魁梧，脸方肩宽，一副当官的模样，后来也确实有官运。 王师傅的宿舍就在我楼上，我常常去他那里玩。有时他女朋友来，晚上回不去，他就跑到我们这边借宿。因为我也在北京呆过，彼此共同语言还不少。他家住在羊坊店铁道部宿舍，而我也有亲戚在那边，说起一些旧事感到很亲切。 王师傅刚到车间时，确实是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番事业。他的宿舍里也堆满了书，还订了不少杂志，看到新技术就想在车间里实践。技术革新小组里他也是主要成员。当然，限于条件和环境，搞的项目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王师傅对文体活动也很有兴趣，担任了车间工会的干事，经常组织年轻人搞游泳比赛，歌咏比赛之类的活动，黑板报也办得红红火火。 车间主任出身农村，思想比较保守，自然和王师傅的行为格格不入。他们俩经常为一些事情顶牛，有两次王师傅都被骂哭了。最后王师傅还是被排挤出车间，不过厂领导还是看重他的，让他当了一个科室的头儿。 有一年分厂的领导到了年龄该退休了，这个单位当时是烂摊子，生产不正常，人心涣散。厂里找了几个人都不愿意去接，王师傅毛遂自荐，走马上任了。说来也奇，他到分厂后，工作渐渐就有了起色，加上市场形势也起了好的变化，分厂逐步上了正轨。后来独立出去，变成一个厂了，王师傅也就成了厂级领导。 王师傅的政绩被上级看中了，不久被调到局里。我到机关时，他被挂职到省内一个贫困地区担任副专员。我和几位同事出差到那里时，专门去看望他。他刚刚处理完一起翻船事件回来，跟我们描述起到那个村子的路十分难走，下车后还有步行几小时的山路，当地农民非常穷。这段经历也让他对社会基层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就在王师傅完成挂职任务时，局里又出了大事。原来的局长退休了，而早已内定接班的那位副局长在出差到虎跳峡调研矿山时，为了救人以身殉职。这样，王师傅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局长。老局长虽然工作不错，但脾气比较大，王师傅就能和下级友好相处。 在局机关改制前，王师傅又被省里看上，调去当了某厅厅长，在省人大也兼有职务。从此，王师傅的形象就经常出现在省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甚至到京城开会，和国家领导在同一画面里亮相。 传说王师傅和省里一位被“双规”的领导关系密切，但是那领导下台后王师傅还是照旧当他的厅长，并没有受到牵连，看来那传说不实。他退下来后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省人大下属的某委员会主任，善始善终，平安着陆，算是当官的最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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