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日说“辛亥”

说时迟，那时快，辛亥百年迅疾到了。双十日里聊“辛亥”，总有些五味杂陈的感觉。

记不清是冯天喻教授还是别的辛亥史大家写文章说，辛亥之后十余年并无“辛亥革命”之说，大家只道是“武昌首义”或“辛亥首义”，只是到了20年代，“辛亥革命”之说越叫越响。我倒是略有心地查阅了一番，鉴于可读到的资料有限，只查得最早叫“辛亥革命”的是苏俄。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里，说到“1911年完成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似乎这个话语权也是来自苏俄。自民十年开始，中国逐渐地笼罩于苏俄的阴影下，倒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之成就。这阴影至今未散，于是就有持之以恒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再往后，有苏俄大力扶持，两个党先后圣化“革命”，原先大清国对革命者“杀无赦”，转化成两党对反革命者“杀无赦”，革命总之是个含含糊糊的界限，一时那边判死罪，一时这边判死罪，恰如孟德斯鸠所断言：“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也就有了鲁迅的哀叹：“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若按照中国传统意义去理解，革命即“王者易姓”，说“辛亥革命”还是顺理成章的。

不去细说“辛亥革命”那些肮脏血腥的权力争斗故事，例如雪珥君在其大作《辛亥：计划外革命》里所揭示的乌烟瘴气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一项根本成就就是挽狂澜于既倒，把辛亥前十年加后十年中国民间争得的那点权利变本加厉收回了，使得统治阶级免遭失去统治权力的命运。

清末时“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革命党唯恐立宪成功砸了他们的饭碗，便有吴樾玩恐怖袭击手段加以阻止。这一招未得逞，考察归来的大臣敏锐地觉察到“西方那一套”的内核是“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以此计，朝廷玩“君主立宪”是一种利益驱动，革命党“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也是利益驱动。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外乎“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所谓“造反有官做”，革命党谋求的是换代之官位，倘若立宪把当官的利益灭掉了，拼却别人的性命干革命就会竹篮打水。于是革命先驱章太炎有话：“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见革命并非图谋国家民族之大利，只不过谋求革命党私利而已。正因此，孙中山才会“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搞垮“预备立宪”的满夷，以圆其总统梦。

念叨昨日胡哥在辛亥百年纪念大会上宣读：“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此语有其合理的一面：看看如今中国史无前例庞大的官僚队伍，可知“实现和发展”确如其言。最终靠着苏俄这个外国反华势力的鼎力扶持，官僚统治打着“一党专制”的洋旗，登临极致。如果说帝制尚有皇帝制约官僚、官僚利用“道统”反制皇帝的话，“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其实粉碎了这种制约，官僚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凭“自制”敷衍天下。

辛亥以降，中国人民流的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遭的灾难亦惨烈过以往任何时代。即使进入和平年代（暂且不讨论“世界潮流”对于和平获得之作用），他们仍遭遇侧目重足、饿殍盈野，任何恭维“辛亥革命”的言辞，都只是既得利益者混淆是非的诡辩，或借鲁迅的话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在纪念的日子里，两幅巨像立在那个著名广场南北，大眼瞪着小眼，使我们又记起老毛那句大实话：“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至于“最忠实的继承者”云云，是其不合理的一面：都已经改元换旗了，又何必假惺惺地地说什么“支持”、“合作”呢？谎言说到指鹿为马的地步，权力之傲慢可见一斑。稍有思辨能力者皆知它是为海峡两岸之“统一”而唱高调，胡哥并引孙氏之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可现在之局面恰是他的“统一”所导致，把国人都“统一”到自己麾下，结果只是分裂。古今中外，真能统一的只有宪政民主制，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做到真统一，那个“统一”其实只是奴役的代名词。海峡两岸，只要任何一边坚持“一党专制”，所谓“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就是水中月雾里花；唯有两边都实现宪政民主，目标才可能达成。这道理极浅显，无需细说理应明白。

八十年代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告别革命”，要实现它首先必须告别“辛亥革命”。而欲真“告别革命”，简单实用的做法不过还权于民罢了，民众只有在复得其失去的“天赋权利”之后，才有可能不受蛊惑、不投身革命的。然而那样一来官僚阶级也就“被告别”了，他们愿意么？天下事，一旦搅合进利益里去，简单的也会变复杂，弄不好就是一团乱麻，革命也就无法“告别”了。

“辛亥”之日到了，两岸皆有极其隆重的纪念。哪一天这种纪念蜷缩回到书斋里，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有仰首挺胸的时刻；只要这种纪念仍是权力者的噱头，我们这个民族是“崛起”不了的，只可能“浮肿”。

                                                                 （2011.10.10）

 

 话说“妄评”孙中山

在共识网上瞥见一个标题：《李大立：不要妄议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瞧见“妄议”二字便想起在旧小说见过的话：“放肆！我们老爷的名讳也是你叫得的么？”感觉上此文应不过如此。如今有阅读价值的网文汗牛充栋，废寝忘食仍满免挂一漏万，故没舍得花时间去读它。接下去瞧见别的网站也有转帖，更有热心网友告知，于是一阅，才知道此文果真是冲俺的文字来的。

自从蒋介石1929年3月利用国民党“三大”将孙中山捧上神坛之后，两党权力皆严禁对老孙有任何冒犯，几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为老孙歌功颂德的文字没有“天敌”，更不准质疑，于是泛滥成灾了。尤其是国民党那些拥趸，把辛亥史扭曲成孙氏中心叙事，真正在中国做了大量立宪民主舆论工作、并产生巨大影响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度、邹容、章太炎、宋教仁、蔡元培等，皆被淡化至几近为零。即使孙氏最具特色的“革命”主张，皆可从谭翤同文论中寻得源头。言及辛亥必成孙氏专利，其实孙氏于辛亥连边都未沾，反倒是中部同盟会诸君批判了孙氏那一套之后才得以演绎出辛亥时一系列“举义”。即便到辛亥之后南方商讨成立临时政府，“关于大总统、元帅、副元帅等职始终没有给孙中山的迹象”；“此时各派共同瞩目的人选其实为袁世凯，在临时政府的首脑人选问题上，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旧官僚，都将袁世凯视为最理想的人选，早在武汉代表会上就已经得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后来在南京代表会上又重复此点。”（《孙中山大传》，P325）

直至老孙归来，黄兴放风说他带回巨量外币，并已谋得外交承认，更兼其隐瞒他本人及全家皆已入籍美国这回事，这才一下子声名鹊起。举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其一，章士钊1903年翻译《三十三年落花梦》，误将黑龙会人替孙氏安排的日本姓氏“中山”当成孙氏名，出书名曰《大革命家孙中山》，以讹传讹才有孙中山这个姓名。而孙氏自己从来不曾签用，可知其早期国内影响何时、缘何而来。其二，陈洁如披露：蒋氏得知某张照片上杨衢云端坐前排正中，孙氏恭立在后排不甚起眼的位置上。极其震怒，下令出资百万收购这张照片以便销毁，如此有损“国父”形象之物必欲灭此朝食。孙氏欺世盗名正是蒋氏等靠着国家权力，打压异议竭力吹捧才得逞的。

我不知道口念“从大处着眼”的李先生搬出宋庆龄、孙穗芳的那些传说算哪一档“大事”。毛1956年正式宣布：“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谁敢非议老孙必遭“反动分子”罪名，孙中山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真没多少价值？当然在幕后毛必然会拿孙氏来取笑，那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更了不起。若毛真认为孙氏无价值，孙宋氏能当国家副主席吗？不是中共党员的她，能在1957年作为毛一人之下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访苏参加世界共党大会吗？在仰仗外国反华势力夺取政权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同宗的，需要粉饰夺权史以维持既得利益也是一致的，共同的始作俑者即孙中山，维护此神圣形象是两党继承人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决定。这才是“从大处着眼”。至于李先生说那些“江青派红卫兵去上海抄她的家”、“孙穗芳女士因政审连续数年不得进大学”之类，非但不过芝麻绿豆，而且传言不实。拿得出“江青派红卫兵”的证据吗？孙穗芳“连续数年”究竟是几年？没精神扯这些鸡毛蒜皮，刘少奇都被整死了，孙宋氏却是毛钦批“保护对象”第一名，还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拿她俩被风吹掉几根头发来议论“从大处着眼”，不觉得可笑么？

毛朝统治手段极其严苛，在书报审查掐死了一切非官意表述之余，“文字狱”仍成日常法则，一直演绎到捕风捉影之地步。因而，大陆已无史学只剩意识形态宣传品，老孙继续享受香火既属钦定，御用文人跟进拍马屁也就顺理成章。老毛赐予他的最著名的高帽子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他还有“伟大领袖”、“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我们的先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逢节庆什么的，天安门还会弄一幅孙氏巨像出来显摆。君不见，当日本孙中山研究权威藤井升三教授在1966年发表《孙文的研究》，首次向外宣布从美军缴获东京霞关外务省的极机密文卷中，发现了一封孙氏写给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并附有《盟约草案》，内容为乞求日本援助他推翻袁世凯，事成后即割让中国重大国权给日本。

步调一致的是，海峡两岸开始时皆噤声，及至藤井教授继续发表各项证据文件，孙氏函中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其详情固不得而知，然其要点以日华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的，当无疑义。此点与鄙人倡导之主张一致，故欣喜之情不能言表。”这对老孙身后名造成严重冲击。又是出乎预料的一致，海峡两岸主流学者同声反击，当然只能说“造假”二字而已。不过我们查阅史料，1915年2月15日上海《正谊》杂志所刊林虎、程潜、熊克武、李根源等公开信，含蓄指责老孙：“然借异疟同之举，引狼据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柏文蔚与诸位同志联名致函质问老孙之外，还亲赴东京当面责难；收了日本人30多万（《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P935）的孙氏当然不可能应柏文蔚、黄兴等要求谴责日本，只得用“另有对策”来搪塞。黄兴4或5月写给孙氏之指责函：“我同志既以爱国为标识，以革命相揭橥，无论借他国以颠覆宗邦，为世界所窃笑，而千秋万岁后，又将以先生为何如人也！”（《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P273）亲密战友该不会无风起浪吧？至少还不至于有现代主流学者那种奴性。且，两岸并肩洗白老孙，此情此景难道不也说明共党捧孙之绩效么？

我从小便被教育说孙是伟人，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孙尚未具备加入中共之觉悟，于是一种崇敬感就免不了。及至书读得多了，便知道上了当。恩格斯说：“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P343）。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孙中山就是“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之一，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之一。只因有了“革命”这顶光环，“拼命挤到前面”便成“革命领袖”；“头脑最偏狭”谓之“革命意志坚定”，如此而已。

李文所列各项，皆拙作既有之文论，故无需解辩，甚至还未罗列完毕，鄙人抨击老孙，怕还远不止这些。首先想请教李先生：孙中山为何方神圣，如今又是何种时代，为何“妄议”不得？鄙人乃草根一族，学不会那些专家学者们的中庸样貌，语若冒犯只能敬请忍受。因俺瞄见“国父”二字就有作呕的感觉：堂堂中国，文明史已号称五千年，从哪儿找来这么个狂妄之徒冒充“小爹”？国民党愿意犯贱尽可以称其为“党父”，别拉扯中国说事。你连大半壁江山都没守住，被“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哪有资格妄言“国”事？其实，无论“民国”还是“共和国”，都只不过建政而已，吹嘘成“建国伟业”，尽显改朝换代之乐趣，却无国家民族之意识。这倒是老孙之原创，1915年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谭人凤等拒绝宣誓效忠孙氏以入中华革命党，孙氏在致杨汉孙函中道：“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并不比列宁党国论来得晚。

关于革命，建议李先生先读一读梁启超先生发表于1902年12月的文章：《释革》，如果没读过的话。否则概念的偏移会导致讨论不得要领。

孙中山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撇去别的介绍，1904年1月孙氏作《驳保皇报书》里明确告知：“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34）不去笑话孙氏张冠李戴，把《易·革·彖辞》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成“孔子系辞”（1910年2月28日孙氏《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说得更明白：“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1919年写《三民主义》，再次重复此语。），此论已明白无误昭示孙氏心目中“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跟“二十余朝之革命”是同一码事。冯自由作《革命逸史》，首篇也说孙氏谓“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李先生拿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说事恐怕离谱了，彼“革命”非此“革命”。梁启超主张将Revolution译为“变革”，以免混同中文“革命”之本意：“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且其《释革》恰好举英美Revolution为例，谓：“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甚矣。”紧接着道：“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梁氏（《精读梁启超》，P240）

简而言之，英国“光荣革命”并非仅只“不流血”，更在于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社会带来长期稳定的文明与发展。所谓“辛亥革命”，若不是老孙不远几万里跑过来摘桃子，倒是极有可能跻身“光荣革命”行列。南北和议，“南方某些主张共和的代表们，早在12月20日，即曾有过保持皇室的思想，打算以它‘作为团结边疆’如新疆、西藏和蒙古的象征，而‘剥夺它的一切权力和特权’。”（《清帝逊位与列强》，P376）孙氏一下船便嚷嚷：“革命的目的达不到，决不和议。”何谓“革命的目的”？汪精卫当时一语道破：“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孙中山大传》，P338）为破坏南北和议，不顾兜里“不名一钱”，悍然发动“北伐”，挑起辛亥以后首场内战。拿什么“光荣革命”说辛亥之事，纯属驴唇马嘴之论。孙氏之主张，归根结底就是他独裁而后赐予百姓天花乱坠的“民权、民生”，能说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这类无耻谰言者，谁指望他是什么“民主主义者”，谁脑子一定进水了。

至于北美独立战争，更谈不上什么“革命”。美国独立的总设计师约翰.亚当斯1818年就有名言：“独立战争开始之前，革命（Revolution）已经成功。”不但那个Revolution绝非老孙的“革命”，而且“到18世纪初，殖民地议会也拥有同英国议会类似的两项重要权力：投票决定税收与支出的问题；开始实施立法而不是仅仅按总督的建议行事。”（美国新闻出版署：《美国历史概况》，上，P73）独立前北美13州便已经实行议会制度了，华盛顿蔑视少数人拥戴他当国王之噱头，固然值得尊重；但他要是像老孙一样浅薄，削尖脑袋要去当哪怕是“伯理玺天德”，他当得成吗？直至美国的立宪建国，稍有常识都知道那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1783年英美签订和平条约，以最后一批英军撤出纽约为标识，美国正式宣告独立。3年之后美国各州代表商讨立宪，又过3年华氏才被全票当选为首任美国总统。直至百年后美国人才认识到：历史永远无法估计出华盛顿的贡献有多大：“但必须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贡献是巨大的，他具有一种在矛盾中找到共同点的天才。”（《美国总统全传》,上，P20）中国的所谓伟人，则永远不可能具备这种天才，他们都是一根蠢筋从脚后跟延伸到后脑勺，如老孙：“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作革命党”；或如老毛：“亦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过林中猴王原上头狼之秉性罢了，连初级文明都谈不上！

把英美革命同辛亥相提并论，除了彰显孙氏特色的自卖自夸而外，只能证明李先生自己“缺乏历史常识”。倒是“法国大革命”跟孙氏革命还有几分相似，学界早有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样一脉相承的界定，但法国人打出来的是拿破仑大皇帝，而不是宪政民主体制。其宪政民主依旧靠谈才得以确立。注意到李先生说“苏俄的十月革命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贫穷落后国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灾难”，无异议。可不知李先生是否还记得老孙是如何吹捧苏俄的？那场“革命”又是经谁之手惹来中国的？他难道就不该为所导致中国的“暴政和灾难”负责？就算是“从大处着眼”吧，反思此恶果之缘由难道就是“妄议”？就说国民党吧，蒋承孙业，高调革命之结果除了血腥只有伤心。台湾有今日，难道不是蒋经国先生坚决改良的成果么？直言之，汉语之革命就是丛林法则，是兽性逻辑的延伸及演绎；只有人性附身者才可能懂得协商、妥协以寻求共识，或曰变革。

阅读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老孙无论整个什么铺头，他是一定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至于叫“大统领”、“大总统”、“大元帅”还是“总理”什么的都行。绝不肯屈居人下，唯一一次例外是香港兴中会，那也是不得已，人家杨衢云革命资格比他老，又兼该会经费八千港币亦是杨的一位拥趸黄咏商卖屋得款出资。兴中会乃股份制团伙，其《章程》明言投资革命回报丰厚：“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3）不要成天粉饰诸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之类后来编造的高调，革命背后掩饰着暴利之渴求，比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之丑陋更甚。资本无论如何还讲究约定的游戏规则，革命则无规则可言，首领决定一切，恰如老孙立“中华革命党”时所为。“一二竖子”设赌局，“百十狐兔”忙下注，冤大头只能是万千普通拥趸。

股份制团伙当然要以股份最多者为首领，老孙怀揣檀香山兴中会募得的1104元，刨去差旅食宿怕已不到千元，根本无资格做“伯理玺天德”，扯什么“让贤”，纯属老孙拥趸胡乱编造的故事。尽管受到“沉重打击”，并“常感痛心”，孙亦自知，故直至作《伦敦蒙难记》，始终不敢以“革命领袖”自居，毕竟相去甚远。老孙此后以“筹款”为己任，皆因此缘故。直至1899年，“孙中山和陈少白享受着他们的日本东道主的慷慨赠与之际，杨衢云却必须为维持生活而工作。他要维持家计，没有一个有钱的兄弟来替他分担。”（《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P150）在日寇的大力扶持下，老孙终于财大气粗迫使老杨让出兴中会首领宝座，此后才可称老孙统领乌合之众的时代。至于“领导辛亥革命”一事，纯属孙党胡编乱造，现今披露的真相多了，鄙人也有《没打工不等于领导辛亥革命》一帖上网，搜索得到，便不在此重复。

若“从大处着眼”，最令人不能容忍的便是老孙的卖国之举。老孙自从得到日本黑龙会那些干将扶持，并成功地挤垮杨衢云之后，所欲出卖给日本的中国领土主权：福建、南海全部岛屿（包括海南岛）、满洲（东三省）、内蒙古东南部；成功卖给苏俄的有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所获得的不过是扶持他的党登基。翻遍史籍，还没发现有哪个汉奸敢如此放肆地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古往今来，也没发现哪个朝代将如此劣迹当“伟业”来歌颂。之所以今日尚有为之辩护者，盖因“革命”这个紧箍咒卡在脑门上，遵循的无非不过毛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思维模式。

我们当然不应该以今日之视角去评述当年，但同时代对比则无可非议。案例之一：当袁世凯正竭尽全力抵制日本的“二十一条”时，孙氏正在日本享受黑龙会的盛情款待，而黑龙会正是“二十一条”的炮制者。1915年3月14日，孙氏向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草案11条，比日本勒索袁世凯之“二十一条”更出格。老袁在日方武力威逼、前清遗留条约限制下处置“二十一条”，处理得体，进退有序。最后签订《民四条约》，根本不像两党御用文人所说是“卖国条约”，反倒是最大限度捍卫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应该属于最出色的外交谈判案例。鄙人另有详论，此处不赘。而躲在日寇羽翼下的老孙，则是主动献媚。爱国与卖国为同时段发生之事，用“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作辩解，根本站不住脚。

案例之二：当吴佩孚正全力支持顾维钧要求苏俄红军从外蒙古撤退、决不在中东路之权益问题上向苏俄让步之时，又是孙中山急不可耐地谄媚于苏俄。白纸黑字的《孙越宣言》明白无误地写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也就是认可苏俄对那里武装侵占。这也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行为，以时代变迁作诡辩之辞是站不住脚的。最终，靠苏俄扶持上台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卖掉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老孙是始作俑者，赖不掉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均不乏高论，喋喋不休地把外国反华势力肆无忌惮地践踏与侵夺中国领土主权、以及受其驱使乱华取利的团伙，用所谓“革命”的噱头加以粉饰，尤其令人难以容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有言：“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用来描述孙中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所谓“十次举义”，老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1913年3月，正当国会大选完成，中国再次有望成全辛亥，实现“光荣革命”的关键时刻，孙党刺杀即将架空老孙的宋教仁，嫁祸于袁世凯，然后不顾一切挑起辛亥之后第二次内战，即“二次革命”。自此，中国进入内战时代，国人所有共和梦皆被老孙彻底打破。

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这就是对孙氏“从大处着眼”所得的结论，一个祸害中国极其深重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文化秉性，从来未能挣脱兽性藩篱，始终以“灭人欲”为宗旨。所追寻的“天理”，无非不过游离出人性以外的幽灵罢了，缺德是其特色之一。从辛亥到共和国成立，中国“四大寇”袁、孙、蒋、毛，最守旧者老袁，最无耻者老孙；最迂腐者老蒋；最残忍者老毛。总之没一个是好东西。领袖崇拜，既是中国人之宿命，也是中华文化之奴性精神熏陶的结果。歌德有言：“一个杰出人物受到一伙傻瓜的赏识，是可怕的事情。”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极充分地证明了他的论断，不在于孙中山们尽享领袖之至尊，而在于我们草根一族有着甘当傻瓜的执着；如果老孙继续坐在神坛之上装腔作势，即意味着我们仍乐意当傻瓜。《尼采》一书记述了他的一段话：“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我不愿意精神瘫痪，所以也不愿意恭维孙中山，仅此而已。

                                                                            （20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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