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一腔热血变冷血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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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一腔热血变冷血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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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一腔热血变冷血 （一） 抗战爆发前，父亲衣食无忧，除了做出国留学梦，精力大部分都放在了教书上。思想上对国民党的统治无甚坏印象，认为社会还算安定。对共产党他则没机会了解，也不想了解。其实学校里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只是他混沌无知。当然，从报纸上有时会读到“共匪”如何如何。他只知道他们与普通土匪不同，但对共产党的威胁几乎没有感觉。 随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华北再侵上海，他也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希望蒋介石政府团结御侮，救亡图存。而国民党政府虽不放弃抗日，但武器装备比日本落后了许多，有些部队也确实缺乏斗志，一路节节败退，尤其在宣传上，强调先安内而后攘外；共产党的宣传则是主张坚决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给一般民众的印象，国民党对外辱取妥协求苟安的态度，对内是积极围剿，自相残杀；共产党给民众的印象则是积极抗日，团结大度。因此，蒋政权在争取人心上逐渐失去了人心。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军官，父亲也确实看到不少高级军官只顾升官发财喝兵血，捞到钱后，他们除买房买地就是不断娶小老婆，黄埔一二期毕业的没有几个没有小老婆，没有也是两个三个地轮番换……由此，国民党高级军官在父亲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1937年下半年，日寇已然逼近南京，父亲所在的实验中学只好迁往安徽屯溪。屯溪位于皖南，与江西上饶一带接近，属于安徽省的小城，市面萧条，商品质差且极度匮乏。由于是匆忙迁校，根本来不及筹建校舍，学校只能安顿于简陋的旧式民房中。因是逃难，教职员工与学生不分批次，慌乱无章地陆续到达该城，只有少数未来。 宿舍与备课的办公室均在低矮的旧砖房内，屋里难见阳光，阴暗潮湿。在屯溪的那个学期，父亲很少上街。没有象样的东西可买，连他爱吃的普通桃酥都见不到。学校只有一个小图书室，并无什么可读的书籍，印象中他似乎从没迈进过那个门槛。当年在南京，他也从未去过中学图书室。中大图书馆离实验中学仅仅几步之遥，藏书甚丰，那才是他经常出入之地。物非人是，回想起南京城当日的繁华，就连校舍也设在三层小洋楼内，不由使他感慨万千，愈加痛恨日本人。心绪不好，又没有可读的参考书，他懒得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去备课，讲课遂完全用以前的讲稿。山河破碎，考留学生已是无望，闲来无聊，他只有靠读手头的两本英文版的希腊史与罗马史解闷儿，那还是他备考时在南京买的。 小小的屯溪也不是安稳之地，大约1938年春，日寇向安徽进犯的消息又传开来，学校准备进一步南迁，迁至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仅仅半年，实验中学便一迁再迁，犹如丧家之犬。由屯溪到长沙，南昌是必经之地，没有火车，只能坐汽车。偌大一所学校，人员、器具皆由汽车搬运，又兼人心惶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逃难路上拖泥带水，父亲走得心急火燎。因离开屯溪前，他刚收到大伯写来的家信，说祖父病重。等不急了，他决定独自赶往南昌。临行，校长劝他迟一步再走，可他哪里听得进去。战火逼进，人心已乱，校长也只好听之任之。 父亲刚踏进家门，南昌城便已告急。家里人也像城内的居民一样，仓皇中雇了艘小船，打算顺江而行，准备逃往丰城。途中，七十八岁的祖父原本有病，旅途劳顿又连吓带惊，终于在一个月黑风起的夜晚在睡眠中逝去。国破家亡，虽是死在逃难的船上，生命却结束于睡梦里，也算大难中的福份。 家族墓位于南昌郊区，为安葬祖父，父亲只有跟随大伯扶柩返回，其余的家人则继续南逃。 祖父安葬之后，大伯又去追寻家人，父亲却不愿再逃，而选择留在南昌，住进自己妹夫家中。姑父因要跟随流亡的江西省政府，所以没跟家人一起逃难。在人心惶惶的南昌城内，他除了见到一些由京沪等地返乡的熟人，还由姑夫介绍，结识了不少流亡青年。此时，他与实验中学已失去联系，对学校的搬迁进度、何时复课等一无所知。 与当时的众多热血青年相同，面对日寇欲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他对做教员完全失去了兴趣，精神主要集中在如何抗日救亡上面。那时的青年大多认识不到抗战将会是严酷与漫长的持久战，以为轻易、快速地就能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持这种速胜论的思想，他更觉得为了区区一点薪水，便回实验中学钻进故纸堆里实在属于卑下的行为，于多灾多难的国家无益，对陷于水火的老百姓无补。他决心留在江西，与这些流亡青年一起搞救亡活动。 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若没有后台与经费，所谓的救亡活动无疑属于纸上谈兵。多亏姑夫出面说项，将他们介绍给保安处中将廖处长，由廖介绍他们去他的家乡修水执教，并答应给他们一部分经费。利用廖处长原来建的校舍和给予的经费，这批热血青年打算将小学变为一所抗日救亡的新中学兼小学。其实，廖给的经费少得可怜，每个教员每月大约只二十元，仅够吃饭而已。而在实验中学，父亲的工资每月有一百多元，丰衣足食，但为了抗日救国，他甘愿承担此种牺牲，无怨无悔。 新中学的校长是姑夫大学的同学姓李，教务主任兼小学校长是父亲中大的同学柴某，而他则任小学教务主任。另外的同事是几位女士，有柴的妹妹、外甥女及同学等。八九个人既管中学，又管小学。好在无论中学还是小学只设一班，忙归忙，尚可应付。 初到修水，父亲就收到实验中学的来函，催促他回校任教。学校逃来逃去，从湖南又到贵州，此时已迁往重庆。虽是较比安全的大后方，但国恨家仇使他决心为抗日略尽绵薄之力，希望通过办学唤醒民众，同仇敌忾抵御日寇侵略。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刻给学校回了一信说，我已在修水办学，抗日救亡，不回去了。 不久，学校来函允许他辞职，还意外地寄来三个月的薪水。天上掉馅儿饼，喜得他请同事们大餐了一顿。当时，很多同事都是没有工作的流亡者，他却把一个好端端的工作辞掉。席间，有好几人为他惋惜，他却不以为然。自己又没有家室拖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并不觉得钱对人生有多宝贵。那时，他认为最宝贵的是民族气节，佩服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 他们这些城市青年热血沸腾，本意是为搞抗日救亡教育。除正规授课外，他们经常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宣传鼓动。例如打着宣传抗日的标语游行，唱救亡歌曲《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等…… 这样搞了整整一学期。从正规教育看，教职员的质量很好，却由于学生素质太低，学习积极性又差，他们成了高射炮打蚊子，毫无用武之地；从救亡宣传看，刚开始领着学生上街，还有许多群众围观看热闹，久而久之，失去了新鲜感，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搞的是不切实际的大轰大嗡，老百姓关心的是具体的油盐柴米。日本人从未来此扫荡过，你让他们仇恨日本人，他们也确实不知怎么去恨虚无中三头六臂的妖精。 地方上国民党的保守派对抗战则诚意不足，甚至消极。而该校设备、校舍、甚至经费全由廖处长供给，教员也全部由他养活。廖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他是日本仕官生出身，老牌国民党员，他让流亡青年到他的家乡教书，是为国民党网罗人才，以免这些人投奔共产党或日伪。而当地国民党的书记长，是廖的本家和代言人。教员们在修水大喊激进的抗日口号，并不合他的口味。因此，他对这伙青年渐渐露出了不满。 他们在地方上毫无势力根基，又组织不起民众，失败的结果使热血青年的血一点点冷了下来，学校的不稳定因素也进一步暴露。 这批教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男有女，只有姑夫的同学与父亲纯粹为了抗日救亡，才辞去原来待遇相对丰厚的工作；其他人原本就没有工作，只是出于无奈出来混碗饭吃，对将来早就另有所图。人心不齐，群众不支持，乡绅又不满意，大多数人自然难以坚持，只盼暑期降临，卷铺盖走人。 这时，发生了一桩不幸，犹如火上浇油。 学校附近有条小河，水不深却湍急，一没到膝盖人便站立不稳。教员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忌讳不多，夏季天热，水浅不能游泳，就常到河边洗脚降温。当地群众见男女混杂一处，露出白森森的脚丫子，便认定这是“伤风败俗”。可学生们不懂事，看到老师们勇于暴露，也就学起老师的样子纷纷到河里冲凉。暑假将临的一天，两个小学生在水中不慎摔倒，竟不幸被水冲走淹死。这不幸掀起了悍然大波，许多学生家长早就对这些教员看不顺眼，他们以此为借口，带着学生来校滋事。乡里人毕竟老实，他们觉得教员们有廖司令作后台，并不敢深惹他们，只大叫大嚷一阵，气出够了，校方赔了些钱，也就作罢。 学校再也难以为继，这批人只得作鸟兽散。 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的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消息辗转传到父亲耳中，有说烧死两万多人和大部分房屋的，有说烧死了三千多人，长沙变成一片焦土的……但都指这是执行蒋政府的“焦土政策”造成的恶果。听说为平民愤，大火后第三天，蒋介石来到长沙，下令逮捕了肇事长官，并枪毙了辱职殃民，玩忽职的长沙警备司令、省警察局长等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等也被革职留任。汪精卫在重庆还发表了一篇反对焦土抗战的报道，他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父亲当然不赞成汪的言论，不抗战中国不就灭亡了吗？可是，抗战似乎也无出路，中国积贫积弱，仿佛只能令人宰割。自己不也想抗日吗，可却在命运的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到头来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满腔的抗日热情一旦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壁，他不由百感交集，心情亦矛盾而灰暗。
父亲只能灰溜溜由修水返回南昌，家人此时已迁往老家遂川。在城里住了没多久，日寇已逼近九江城。眼看南昌不保，他只有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夹着尾巴一逃再逃，逃到正在宜春修铁路的二伯家暂住。做兄长的已然供养他到大学毕业，自己已过而立之年，若再张着嘴在哥哥家吃闲饭，不要说嫂嫂会有意见，他自己也觉得甚为丢脸。如今，如何为抗日奔走已经谈不到了，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他开始四处寻找工作。 当时，文职人员的级别很有讲究。一等文官即部长以上的叫特任，厅长以上的叫简任，而科长以下的叫荐任。荐任顾名思义，没人推荐比登天还难。正在找不到推荐人时，从一同学口中得知程先生已经出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程公一直对自己颇为照应，他也只能赶赴武汉，又一次去麻烦恩师了。 说明了来意，先生满口答应，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要安排他做总务科科员。做小小的科员，还搞总务，他觉得面子太不好看，也没意思，第二天便不辞而别。 返回宜春，却仍旧没有工作机会。1939年3月底，日寇已经占领了他的家乡南昌，现实已容不得他挑挑拣拣，他只有厚着脸皮第二次去找先生。日寇进攻之下，武汉也已不保，教育厅已搬往宜昌。先生再次见到他，已没有了往日的和颜悦色，脸色颇为难看，却也没有断然拒绝，只说让他等等看。 这一等就等了近一个月。在宜昌住旅馆，每日两元，他的旅费已然告罄，只好至函二伯，给他寄一百元来。二伯对这个最小的兄弟几乎有求必应，很快将钱汇来。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开口向哥哥要钱，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一方面对二伯充满感激，一方面相当惭愧。当初若不是不告而走，惹恼了先生，也不会有今日的坐冷板凳啊！ 天无绝人之路，恰逢中大教务主任来教育厅任第一（总务）科长，替他向程公说项，冷板凳才变为了热板凳，发表他为义务教育视察员，任厅出纳兼庶务。其实，义务视察员与科员属同一级别，只不过名称稍许好听一点。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头来想想也颇为好笑，为图一个虚名，不但浪费了金钱与时间，最后还要苦苦求人。 出纳管现金，庶务负责厅内日用办公用品的采购，这种工作与教书完全不同，高小毕业也能干。他自认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中教员，干这种活计实属大材小用。可既然已在实验中学辞了职，目前又无路可走，便只能混日子了。 刚开始也不好混。出纳虽只用简单的加减法，第一遍却往往算不对，自己都不理解怎么会这么笨。 采买日用办公品，他认为不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同样是低层次的活儿，没想到竟然也有奥秘。到商店买货，店员往往问他，要发票吗？ 给公家办事发票当然不可免。人家会进一步问，要折扣吗？ 父亲不懂什么叫折扣，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人家会用讥讽的口吻说，就是回扣啊！ 我不要回扣。他立刻回答。 人家像盯着一个怪物说，一般都给回扣的，你不要将来不好交代。 听人劝吃饱饭，也幸好听了店员的话。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你不要回扣，也没人会相信。如今回想起来，程公让他干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把他当作嫡系，他却始终不明底里，真是读死书不通气的呆子。 这时的宜昌，人简直成了过街逃窜的老鼠，头顶上整日盘旋着耀武扬威的日本飞机，疯狂地大张着嘴，喷吐出一枚枚大小不一的炸弹，吞噬着大小不同的生命。人疲于奔命，自然谈不上正经工作。他挨过多次轰炸，其中两次炸弹在离他身边仅十米左右的地方炸开。侥幸只是小型炸弹，否则他就得粉身碎骨。经常听到拉防空警报，看见血肉横飞的尸体与还在呻吟的活人，他对死亡的感觉已然麻木，到后来，他干脆就懒得去防空洞躲避轰炸了。 有时，他们也跑到城外躲避敌机。日机盘旋而下，一干人等趴在地上，而他喜欢仰面躺在地上，为的是能够看见蓝天，他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有好几次，他看到飞机往下丢的不是炸弹而是纷纷扬扬的传单。看来，日寇就是不要他们的命，也想在精神上杀死他们。头顶上，天不再蓝，云不再白，硝烟中是一片没有太阳的昏暗。他突然就想起了卢作孚，听说只是一个普通实业家，1938年，靠着自己创办的民生公司的运力，仅用短短40天，就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将三万多人、九万多吨器材成功地撤退到大后方重庆。期间，民生公司损失轮船近二十艘，一百多名公司职员牺牲，七十多人受伤致残，运力也比战前减少一半。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国家命脉的留存……可自己为抗战究竟做过什么有效的工作呢？他悲哀地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与无奈。 随着日军逼近宜昌，教育厅又迁到恩施，他在那里呆了近一年。地处偏僻小地，消息闭塞，既没广播也无书可读。当时，他并没觉得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认为蒋介石打不走日本人，是由于本事只这么大，国力太差。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因为不愿当亡国奴，才跟着国民党政府跑来跑去。可时间一长，人的精神就真一点点被杀死了。伴着对生死感觉的麻木，他逐渐变得迟钝，抗日救亡的决心也在慢慢死去。 百无聊赖中，白天在机关混几个小时，晚上回到住处就与同事谈吃喝玩乐，算是精神享受，更多的时间则是用麻将牌消磨时光。麻将犹如变相的毒瘾，一玩起来就不可收拾。他就这样吃饱了混天黑地活着。 大概1939年底，教育部突然来电，批准程公辞去教育厅长一职。实际上他从未提过辞职之事。内中原因是抗战期间教育本就难搞，他不知怎么就得罪了湖北代省长，而老人家是陈诚的老师，就到陈诚跟前奏了他一本，说他把教育管得一塌糊涂。老师的话当然有斤有两，陈诚便要教育部长撤他的差。他和教育部多少有些关系，为给他留些面子又不得罪陈诚，便来了个“辞职照准”。 接电后的程公准备离鄂赴渝，新厅长尚为接任他就不再来上班了，让一个姓裘的科长替他办交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父亲明摆着是程公的人，当然也得跟着走人，至于去哪儿，先生已然自身难保，就得看他自己的本事与造化了。由于有些购物单据没报销完，他还得在恩施逗留一些时日。 一天，裘科长忽然来问他，你那里还剩多少钱？问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天回答不出。 科长只好明说了，采购买东西的回扣还有多少？ 没有多少，只有几百块。本来应该再多一些，但他已经花去几百，只剩这么多了。 次日，科长又来找他。对他说，厅长说几百块太少，就给你了。你那里还有几本银行存款簿，你去厅长家，一定把它们交到厅长本人手里。 他来到程公家，将三四本存款本交给程公。陈神色诡秘地说，赶快走，千万别叫人看见。 走出程公家老远，他蓦地大悟，原来，先生放着几百块回扣不要，是看中了存款簿中几千块的利息。不过，他可得替先生背黑锅了，旁人一定以为是他把利息吞没的。但既为学生，先生又多次提携，这口黑锅不能不背就算是借花献佛吧，想到此处也就释怀。 可能因为在利息这件事上他帮过先生一点忙吧，后来他到重庆时去看过先生，先生执意要请他吃饭。他看先生赋闲在家，怕麻烦先生，便没有吃。 对先生的处置，陈诚与曾身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或许多少有些内疚，不久便安排他在某委员会做了个只拿钱的挂名委员。抗战末期，还将他安排到广西大学当校长，解放战争中做到了部长级的西南监察使。 若像他的几位同学，他一直能靠拢先生，很可能就会到广西大学去教书，后来有幸成为学者，而不会在无奈中穿上军装——那身误了他后半生的军装。 1948年，他以民社党的身份、先生以国民党的身份同时竞选江西遂川的国大代表，最终先生获胜，还寄信向他致意过。他当时已加入小民革，无意与先生拉拢，仅回了一封不咸不淡的应酬信。 他和先生的缘分仿佛还没有走到尽头。解放后，听说先生也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不在北京。他从来没想过去拜见先生，或哪怕寄去一封信。生存的艰难是耶，他的不通人情事故是耶？ 程先生在他的一生中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抛开政见不谈，对他一直有着情谊与厚恩。而他则像个冷血动物，只在需要的时候去找先生。孔子的门徒去见孔子，还要提着两条肉去。而他，别说是拿出自己买的一条肉，连一张薄纸都没给过先生。
失去靠山正为工作彷徨之际，同学柴某来信，介绍他去重庆教书。柴在国民政府参军处工作，地位等同于上校科长。参军处的参军长相当于武官的角色，军衔大约为中将，经常陪同国民政府主席也就是蒋介石接见外宾。柴深得参军长器重，很有背景。他曾是二伯中学同学，在中大又与父亲同学，只比他大一级，由于与二伯情谊深厚，所以对他这位弟字辈一直颇为关照。 到重庆后住在柴家，邻居是中央党部的，来串门时得以彼此认识。那时的国民党正与共产党争夺青年，怕他们跟共产党走，跑到延安闹革命，因此多方拉拢，对他这种青年很是客气。 那人一见面就说，先加入党再参加工作吧！ 对加入党派他其实无所谓，只点头应酬并未明确表态。心想，由他去办，办不成拉倒。 没想到，仅过了几天，这位邻居却拿着党证来找他了。糊里糊涂，他成为了国民党员。后来他才知道，这叫特别党员，是由两位中央委员介绍的。至于两位中央委员为何方神圣，他根本没见过。光荣入党之后，他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只空有一张党证而已。以后，他到了军队，军队要求一律加入国民党，他又第二次加入一遍，算是两番加入过国民党。 老柴介绍的学校叫萃文中学，是有名的私立教会学校，是由安徽迁到重庆。校方安排他当文史教员兼训育主任。该校位于山上，环境很糟，连个图书室都没有，且只设初中部，学生水平比实验中学差了很多，学校要求教员一律住校，他感觉不自由又累……所有的一切都令他不满意。此时的他脱离教育已经两年，对教书基本没了热忱。几乎天天都在盼着周末来临，好去柴家通宵达旦打麻将。训育主任查夜主要是查有无共产党在学校搞地下活动，但没人明确告知他这点，他既不懂为何要查夜，又因沉醉于麻将之乐，对训育主任一职只是敷衍，把每晚查夜的职责完全抛在脑后。为此，校方对他很不满意，扬言要辞退他。老柴知道后，让他与校方理论。可他认为，翠文中学并没给他下过聘书，他对这所学校方方面面都不满意，连实验中学的教员都可以不干，又何必食此鸡肋！因此，一听说这消息，他就下山走人了。 离开萃文后他又住进柴家，终日陪朋友打麻将消磨时光。日子过得相当无聊，打麻将的技艺却日渐提高。到后来，一桌人只有他手气好，天天挣钱。找工作可没这种运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也不是没有，但大多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机关。军职机关几乎都与复兴社（军统）有关联，文职机关则跟CC（陈立夫、陈果夫）有牵挂。他在重庆几乎跑断了两条腿，工作范围就是跳不出这两个圈圈。而声名狼籍的特务他是坚决不干的，这违反他做人的原则。 一日在街上闲逛，路遇中大的同学况某，此人与他在南昌一中和中大都是同学，比他高一级，过去上过军校，跟复兴社有关系，上学时就在外面有工作，他当时就怀疑况是特务，曾心生反感，甚至鄙视。不是他的觉悟有多高，而是不愿受任何组织的束缚，有些追求自由主义。见面后况某热情异常，非要请他吃饭，并说自己所在的铁道部门缺一少校，要请他去做。两人谈话中间，他了解到况是该部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现在可好，这人成了特务头子，还要把他网罗为部下，跟况既是同学，又鄙夷他的为人，如何能到他的手下去工作，他当然一口回绝，更没有去吃饭。 特务的饭可以不吃，但人是铁，饭是钢，没工作就无饭碗可捧。在重庆闲住两三月后，所谓饥不择食，因父亲三叔的儿子在甘肃保安处长任上，他只有离开雾都重庆，去到边远、荒芜的甘肃省兰州市，投奔军中的堂伯，看能否通过这一关系，找到做教师的工作。 1941年春夏之交，父亲风尘仆仆来到兰州。 堂伯见到从内地来的堂弟，仿佛闻到了家乡泥土的气息，虽不善于表白，心中却也荡起温情，表示会尽力帮助父亲。从他口中父亲得知，边远的兰州其实也非安全之地，同样遭到了日寇飞机的袭击。从1937年至今，日寇已先后出动飞机一千多架次，投弹四千余枚，轮番对甘肃省的兰州、皋兰、平凉、天水、武威、陇西等地狂轰滥炸，死伤计一千二百多人，亡者几乎占到一半，损毁房屋更是达到两万多间。除民生财产受到重创，兰州的文物古迹更是遭到空前浩劫。如1939年12月下旬，日机曾连续轰炸三天，兰州有名的普照寺、嘉福寺、东华观及柏道路、道升巷等一大批古建筑全部化为灰烬……若大的中国，到哪里又能找到安居的乐园呢？父亲心中惟有苦笑。 果真来得不巧，父亲的屁股尚未坐热，堂伯就接到调令，不日要去西安上任。临走，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堂弟介绍到教育厅。厅长却说，干教员清苦，还要等机会，现在也没有空位置。万般无奈，堂哥只有把他介绍到保安团队特别党部任少校干事，书记长竟也是复兴社的。 父亲属于文职人员，不算正式参军。官衔虽为少校，但只是同少校待遇。 在命运的面前碰来撞去，造化弄人，撞到身上的还是同一批人，这就是他逃不脱的宿命。在重庆时，同学况某请他当少校干事，他认为与特务沾边儿，不识抬举；现在可好，四处求人作揖，才求到一个类似少校干事的职位。偏僻闭塞落后的兰州又怎能和陪都重庆的热闹与信息灵通相比！可为了混口饭吃，也只能屈就。 当时的兰州竟连一栋砖结构的房屋都没有，住的统统是茅草房。喝的水是从黄河挑上来的。老祖宗果然聪明绝顶，将黄河称为黄河，打上来的水是货真价实的黄泥浆，需要盛在缸里摆放大半天，澄清后才能下咽。城内只有一条所谓的大街，又窄又短，只有北京现今较比大胡同的宽长，街上的店铺均不起眼，又黑又小，基本只买本地货，京沪等大都市的货物根本见不到，甚至连普通蛋糕都难买到。因为是抗战时期，局势维艰，经济发展一路滑坡，不知抗战前货物供应是否好些？ 他所在的机关也很可怜，驻扎在一栋平民院落，里面十来个人，除书记长稍微富裕一点，多少还像个少将阶级，其他人则个个一副寒酸相，意志也都消沉，丝毫抗日救亡的热情都不见。这是一个国民党保安队的特务机关，也叫党务机关，可在部队里却起不到什么作用，往往被人骂为卖狗皮膏药的。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党务完全服从军务。军官个个都是党员，而军官以军阶分高低，下级须严格服从上级，没有平等关系好讲。书记长是少将，保安处长是中将，因此书记长得看处长的眼色行事。总之，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务是决不能跟共产党军队里的党务相提并论的，更不能与希特勒的党卫军相比。 他一直想恪守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原则，依仗堂伯胡闹的念头从未有过，更不愿在特务的泥塘里淌这路混水。因此，他从来就没在岗位上安心过，初一赴任便多方活动，时刻想调换工作。在保安团工作不到一年，他终于被调到保安处任中校秘书，后又由中校升至上校秘书室主任（仍是文职同上校）。最终还是沾了堂伯人情的光；因为处长吉某与堂伯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过去曾有交往。而他自己也通过重庆的朋友写信给甘肃省政府秘书长，要求调动。这些恐怕便是他调升较快的原因吧。 他是上校级的办公室主任，按理也算高级干部了，但文职人员没有实权，他的工资不过二百四十元。若在战前，敞开了花还能积攒不少，而现在，竟连填饱自己的肚皮都不能够。到后期，他另外还有一二百元的津贴，却杯水车薪，买不了几斤粮食。好在军队还有一份口粮，每月供给他五十斤大米或面粉之类，吃不了，可以拿去卖。他就主要靠这五十斤军粮才维持了基本生活。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就更惨了。比如他的勤务兵，仅有几块钱的津贴和一份比他少得多的口粮，若不是跟他同灶吃饭，那真要食不裹腹了。 从1942年起，他又由友人柴某推荐，兼任军委战时新闻检查局下属甘肃新闻检查处中校级副处长。这只是个空有其名的机关，但可以检查或禁止与政府口径不同的新闻。实际负责人是位处长，级别为上校，属于地方指派，政治倾向偏于CC派系。对跟特务沾边的事儿他一向反感，本能地就敬而远之，根本没去办过一天公。他任这份工作只为多一份中校待遇，除拿一份干薪，还有一名勤务兵的待遇。他因已有一名勤务兵，所以只领勤务兵的口粮，等于又多出一份收入，何乐不为？ 以他一个光棍儿汉，一个上校、一个中校的薪饷，再加一个勤务兵的口粮，生活应该比较富裕，他却节余无多。 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就像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国民党一般干部的生活实际上相当清苦，靠薪水养家几乎个个力不能及。譬如他们的少将参谋长，家在外地，他一人在此生活，衣着之差出人想象；又一上校科长，由于缺钱花，竟去市上敲诈商人，结果犯法予以处罚。 部队中，也只有团长以上的实权干部能从军饷中揩油。他们的秘密是吃空额。就是虚报士兵数额，多领军饷。另外，办军需的干部也可在办理军用物资的过程中饱私囊。这些人有机会发国难财，一般干部是揩不到油水的。 为吃饭而奔忙的人仿佛爱恨都麻木了，他们的视野只在搜寻食物的范围内，理想就是混个温饱。所以，他们甚至对沦陷区的人包括汪精卫之流都说不上痛恨，只觉得他们不应当做中国人看不起的汉奸，对他们有些看法，仅此而已。
父亲是利用到重庆受训的机会结婚的。抗战时期，一切从简，就连这等人生大事也只能从简到草率，仅凭一张照片，几封通信，便与母亲结合。 受训相当于现在中央党校的短期培训班，规格较高，都是少校以上的军官。因正是1943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学员进门只发一套布军装、一律要求打绑腿，以显整齐一致及艰苦朴素，只有少将以上的教官才穿高级料子的军装。按说，上校以上的级别平时是可以穿哔叽军装的，但需自己掏腰包。一套哔叽军装造价颇高，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且全国只有洛阳有这种草绿色的料子卖。他有机会去洛阳时曾做过一套，却轻易舍不得穿。 由于是高级培训班，委员长蒋介石每礼拜必到一两次，或亲自训话，或讲演、讲课，父亲得以有机会从近处观察蒋介石。他讲的是略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并不难懂，口才也还不错。有时，他只略微讲几句，便让秘书照他的稿子念，他则坐在旁边听。根据他的讲稿，后来出过不少小册子，似乎称为领袖语录、训示一类。在南方人中他算个子比较高的，偏瘦而皮白，没什么头发，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来培训班时，总着一身军装，戴着军帽，与穿长袍马褂时不同，显得眉清目秀，蛮精神的样子。 父亲已记不清培训班上究竟讲了些什么，那时，他正一心筹划着学完就去成都接新娘子。 学习一结束，他就赶往成都，将新娘接到兰州，王老五总算有了家室。 大约1944年，吉处长调任，换了新处长。新处长原为第三兵团司令，仍是堂伯黄埔的同学。不知为何，堂伯的影子在新处长这儿却变为阴影。或许怪不得堂伯，是父亲的孤傲性格使然，或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总之，新处长表现出的态度是对他相当疏远。他又没有做年糕沾上去的本事，人家疏远，他也就主动拉开了距离。办公室主任历来工作上该是与上司最接近的，双方这一疏远，连正常的工作关系都难维持，就这样别别扭扭坐了半年冷板凳。每日的公文均是官样文章，历行公事，味同嚼蜡，使他时时产生辞职不干的念头。最后，因推荐一名文书未获批准，终于成为他提交辞呈的导火索。 他没有骑马找马的韬略，脑袋一热就辞职撂下挑子。好在母亲此时已在银行工作，自己还有一份新闻检查处副处长的工资。手头却比过去吃紧了许多。今非昔比，他已是拖家带口之人，养家活口应是男人的本分。这时，新闻检查处处长主动找到他，说自己与二十九兵团司令长官是广东老乡，彼此捻熟，可以介绍他去该部任上校秘书。二十九军在甘肃酒泉，比兰州更加荒僻，但上校的待遇肯定比中校高，又是头脑一热，他竟同意了。书呆子没有意识到，处长的“好心”实为将他甩出去，好腾出副处长的位置，安插自己的心腹。 他将母亲留在兰州，独自先赴酒泉，正式加入了陆军部队。可只在酒泉呆了不足两个月，部队就移驻到新疆哈密。到哈密后，他才将母亲接了过来。 父亲的办公室紧靠总司令的办公室，房子还不错，听说是过去苏联红军修建的营房。但军队生活与机关生活不同，平时住在机关，只有星期天才允许回家。家属宿舍亦分等级，上校以上住一栋好点儿的平房，上校以下住的房子就很差了。 哈密的气候与兰州相差不远，可是当地煤炭奇缺，取暖做饭都用木柴。数九寒天靠木柴取暖有点像打摆子，木柴烧起来时过热，火焰熄灭时又太冷。 该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与内地区别更大。昼长夜短，早上三点天就放亮，晚上九点天也不黑。居民维吾尔族居多，基本是回教徒，以农牧业为主，看不到什么工业生产。小小的县城街道很少，商业比兰州更见萧条。该县以盛产哈密瓜闻名于世，却很少见到哈密瓜出卖，小商店多数只售葡萄干与杏干，仅有几家商店有点儿从苏联运来的东西。因为是回民，只吃羊肉，市面上也只卖羊肉，见不到猪肉，也难得见到蔬菜，迎面碰到餐馆及牧民均是膻气逼人。吃惯猪肉、初来乍到的汉民确实难以适应。 寻常时间，生活若平淡得像小溪倒也罢了；但非常时期，不少将士都在前方流血牺牲，父亲更加感觉生活无聊之极。司令长官的秘书窝囊得很，整日价无所事事，不过是代司令回几封不相干的应酬信。牵涉到司令私家机密的也不叫他写，而让司令的心腹代笔。回信内容相当于千篇一律的烂八股，一个月也没有几封。难道这也叫抗战？当然了，现在的他主要在为吃饭与家庭活着。 百无聊赖，刚开始是用翻报纸打发时间。他发现当地报纸转载外国的消息不少，常常是国军在某地又被日军击溃……抗战时，内地的报纸有个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凡负面消息一律砍头。看惯了那种报纸，对这种多少有些实话实说的报纸他颇感奇怪，为何不经过检查呢？况且，心里对辞去检查处副处长一职正颇为后悔，想要重返岗位。于是，提笔给重庆新闻检查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秘书写了封信，将上述情况告之。不久，局里来了电报，委派他去迪化筹建新闻检查处。 他通过副参谋长向司令请了假。不料请假未几，新闻检查局又来电说该处暂时缓办。这叫他很是为难。若厚着面皮向司令请求留任，有失自己的风度与颜面。且这个秘书的工作既无自由又过于乏味，他决定还是走人为上。 又是通过友人柴某的关系，父亲请人将他介绍到迪化（现为乌鲁木齐）民政厅，想某个县长当当。 现实颇具讽刺意味，父亲年轻时一直渴望清高，一心想做学问。他曾不顾祖父的心愿，拒绝在政界钻营，而选择了做教师这一行。世世难料，时间兜了个大圈子，他终于又回到祖父的愿望上来。可县长的位子，难道能为他这丝毫不懂政治的书呆子预备？ 到民政厅拜见过郑姓厅长，郑热情异常，对他的要求满口应承，说一有空缺立刻安排，并暂时将他的编制安置在第三科做视察。 兵荒马乱，没有固定住处，总不能带着老婆孩子乱奔前程。为安全与节省开销，他向郑请了假，打算将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咪咪先送回兰州。 将她们安置好，留了些钱，又盘恒了十来天，父亲打算回去了。 新疆地处荒漠，历来物质匮乏，物价一直比内地高。不少人借出差或往返之机，都会带一些生活用品回去倒卖，赚个价差。甚至有人专营此道，也有发了财的。他若空手而归，白白放弃这发小财的机会，非被人讥为白痴不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随波逐流一回，叫人不要小瞧了自己，更能赚钱贴补家用。 回新疆时，他采购了不少鞋、袜、毛巾之类的日用品。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交通又不便利，半路乘的汽车抛锚了，他只好搭空军运油的车返回。已经能看到迪化破败的房屋了，他们一行却被空军检查站扣住。理由是军车不能载客，而客人又带了这么多货物，明显属于偷税。 货品与人在检查处扣了一夜，第二天把人放了，货却被扣留。这些东西在兰州花了千而八百买的，几乎花光他一半家底。原本打算运到新疆卖后赚些零用钱，没想到赔本儿连声吆喝都没赚到，刚见到迪化的影子就全军覆没。 若抓紧时间找关系，这些货本可以原封不动退给他。但他认为自己是有点儿身份与面子的人，不能为了这种亏理的事情同人家去纠缠。谁叫自己身为官员却干二道贩子的勾当呢！没抓到属于幸运，抓到了只能打碎了倒霉吞进肚里。 东西中有一箱茶叶是替朋友稍给一位姓张的。张与堂伯认识，是西北最高军事长官的女婿，本人在新疆也有一定的地位。丢了东西大约十天后，张给他来了个电话，叫他拿一张他写的便条去找空军负责人，当面也没有明说叫他要回没收的东西。他看了条子，尽管自认中文底子不薄，却看不懂写的什么意思。于是自作主张，将便条剪下一半，只留一句介绍他去见空军负责人的客套话。 到了空军司令部，负责军官对他相当客气，但没谈他的东西被没收之事，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张嘴，哼哼哈哈不着边际聊了几句，他就赶紧告辞了。出门便把这事丢在了脑后，也未做东西能失而复得的美梦。
从兰州回转新疆，又见到郑厅长。郑的态度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异常冷淡。估计郑原先以为他是重庆有地位的朋友及二十九军司令长官介绍的，所以对他非常热情。后来，该司令介绍了好几位秘书来谋县长的位置。与他相比，这些人的后台或背景更硬，人也比他活络能钻营。权衡之下，郑的圆脸自然要抹成长脸了。看到郑的脸色，他明白自己做县长已毫无指望，从此，他再没去找过郑厅长。为了有饭吃，也只好安心在民政厅做视察。 视察，视而不察也，这历来是个有职无权没具体事情好做的差使。每天在第三科混上几小时，晚上很早就回到住处。因为军部军需处的处长是过去的熟人，他便借住在军需处。人一无聊就容易沉沦，不知不觉，他的手又痒痒起来，只苦于没有牌友做搭档。 这时，一个中央银行办事处的人到军营来找同乡。此人是个小职员，却非常活络，特别愿意跟高级军官拉关系。由他介绍，几位家不在当地的银行职员很快与军官们熟悉起来，与父亲凑成了对子，整晚整晚撮麻、打扑克。从此，这成为休息时间他们唯一的消遣，很快演变为赌博，甚至豪赌。 麻将和现时的玩法差不多。其中有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叫“梭哈”，名称来自外文，最多四个人打，凑不够数，两三个人也成。玩时一人发一张牌，问再要不要，要多少钱，然后把牌扣到桌面。第二、第三家跟牌要出同样数目的钱。如此出牌一直推到第三轮，牌是四明一暗。最后，第一个出牌者或最大的一家首先有看牌权。但他们谁想先看牌须再出五万块钱，别人想看的话，要再加钱。总之，赌的数目很大。这种玩法如今或许也有，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民政厅待遇极低，收入仅够自己吃饭，自从带到迪化的东西被没收，他的身边几乎没有什么现钱。但他的手气真好，每场都是大赢家，因此越赌越凶。 除了父亲，牌友们虽个个赌瘾十足，却老是输钱，常常弄得三个对手中有一两个输得精光才罢手。输家急于翻本，愈输愈下大注，由于没多少文化，脑筋比较糊涂，性子又躁，结果当然血本无归。有时就是输光了也不罢休，欠着对方的钱继续赌。父亲与他们不同，出牌特别慎重。或许由于当年数学学得不错吧，他会算计更善于记牌，相比之下，他自然成为了高手。令人有些不可思意，三五个月的时间里，具体数字他没有统计过，却差不多赢了新疆票子一百万左右，相当于内地钞票几百万。一个科长的薪水一年也不过两三千块，这就是说，他赢的钱几乎等于一个科长三十年赚的，能买几十两金子。牌友们几乎都欠过他的赌帐，离开新疆时，也还有人欠着他的。他的规矩是全凭自觉，从不催人还帐。当时，母亲没有工作，多数钱他都寄给了兰州的母亲。 虽然理想已被生活磨平，这仍不是他愿意过的生活，所以时常会觉得烦闷异常。似乎老天爷也不愿让他继续过赌徒的生活，无所事事的视察当了没多久，当地便爆发了民族革命。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疆曾长期脱离国民党政府控制，盛世才政权曾得到苏联的全面援助与支持。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斯大林却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与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新疆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 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新疆。 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到1944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苏联便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与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 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在新疆印制。而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 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就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与帮助下，于1944年4月成立的。苏联还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并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与组织。早在1943年，苏联红军撤退回国时，即将武器悉数藏匿于新疆民间。还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 1944年10月，在苏联支持下，趁伊宁国民党驻军的主力部队调往巩哈县的机会，新疆地下组织秘密发动和武装了百名以上的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1月，阿巴索夫偕同苏军少将，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地下组织，组成了以伊万-格乌科维奇-波里诺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打出的口号是民族起义。 对一般民众来说，这些内情当然不可能知晓，他们只知道这是穆斯林发动的民族革命或曰起义，是要脱离国民党政府闹独立。 穆斯林们果真个个骁勇剽悍，国民党整整一个军都败下阵来，死伤众多，连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也被打死。新疆省会岌岌可危，汉人们都准备逃离，民政厅也同意放这些汉人官员走。 父亲的一位老乡是败军的团长，吃败仗后从前线跑回来，找到他，两人商量从迪化往哈密方向逃。尚未成行，突一日，海关通知父亲：速将没收的东西领回。 匆忙逃命前，他总算领回了失而复得的货物。如今钱已成小事，命更要紧。他只好雇了一人将东西廉价抛售，虽只收回血本的十分之三或二，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当日，空军也好，海关也好，拿到这批东西肯定想充公。但发现那箱茶叶是大人物的，烫手的山芋谁敢碰啊，只有立刻送往张府。大约请示了张，这批东西该怎么处置，张一定为他说了话，东西才得以完璧归赵。可惜他过于木讷，当初拿便条见空军长官时，若能直接提出要求，也不至有今日的赔本，更不会耽误了张家品茗。 了结了这桩事情，他立即与老乡逃往哈密。白天不敢露面，只在夜间行走，用了十几天才回到哈密。 无所事事，兵荒马乱……种种景况使他下了回转内地的决心。他决定先回兰州，将家小安顿于四川再做打算。又要重打鼓另开张，前途渺茫，一直只为吃饱饭奔波……想到此处，心情黯淡到了犹如南方的霉雨天。 父亲终于从新疆回到兰州。那时，母亲带着咪咪借住在一家山西商号内，房子很小。就是这样的房子，还是军队的朋友帮忙，强要商人借给她们母女暂住。 回家不久，抗战胜利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那是一个傍晚，他在兰州的街上听到胜利消息。太阳将要下山，余辉落在低矮、灰蒙蒙的屋顶，给人的印象一半光明，一半灰暗，他的心情也是如此。中华民族总算盼来了曙光，整整八年哪，背井离乡，人生能有几个八年？胜利了，部队和政府都要复员，他们也该回家了。自己是快四十岁的人，已近不惑之年，虽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对未来的憧憬仍旧忍不住在心田蹦跳……未来真能美好吗？现实冷酷地摆在眼前，一只无情的手正在扯碎他的幻想。也曾热血沸腾过，也曾想为抗战尽绵薄之力，可自己究竟为胜利做过什么有益的工作呢？惟有一腔热血变冷血而已，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时，回到兰州的他连工作都已失去，甚至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空虚与茫然漫上心头，扯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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