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五四作家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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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五四作家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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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五四作家 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开创了一个时代。 之后几年便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其间，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都与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1911年，鲁迅30岁。 30岁的鲁迅，正在绍兴府中学堂教课，兼任监学（相当于教务主任）。当杭州光复，宣布共和的消息传来时，他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庆祝光复的集会，并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之后，又组织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与他人联名发起创办《越铎日报》，亲撰发刊词，“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1911年，郭沫若19岁。 19岁的郭沫若，还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早在武昌起义前的六月，他已密切关注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作为学生代表之一，亦曾去教育总会开会，参加了号召成都全市罢课的斗争。而在武昌起义发生后，他又马上剪去了辫子。 1911年，叶绍钧17岁。 17岁的叶绍钧，也还在上中学。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他“欣喜若狂，每天去车站买来自上海的报纸，热切地盼望革命成功”。待到10月15日，他所在的苏州光复后，便马上去找先生，说道：“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到了，我不能再作‘臣’了（原字‘秉臣’）”。于是，先生给他起了个号——“圣陶”。 1911年，茅盾15岁。 15岁的茅盾，不过是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亦称嘉兴府中学）的学生。与叶圣陶相似，也热衷于搜寻、翻阅载有辛亥革命消息的上海报纸。此外，亦是剪辫子，知道辫子是“做奴隶的标帜”。 也许，年龄稍长的关系，相比较，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最密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活动，成为光复会的一名成员。1909年回国后，又加入了柳亚子、陈去病发起的革命文艺团体南社。由于积极投入，寄望也深，所以后来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亦更强烈。此种经历、见闻、感触、情怀，经过时间的发酵与催化，终会升华，因而，鲁迅的创作有不少是取材于此的。比如文言小说《怀旧》及白话小说《药》、《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等，多是反映并反思辛亥革命之缺失的。这种集中而深刻的反映与反思，远非其他五四作家所能及的。 小鲁迅11岁的郭沫若，是诗人，所以他对辛亥革命的反映，首先体现在诗作中。既有最初的兴奋：“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七绝《咏牡丹》），以抒写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理想。更有之后的慨叹：“频来感触兴衰事，极目中原泪似麻”；“伤心国势漂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感时》八首），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其次，他也用传记文学的形式，在时隔多年之后，写了《反正前后》（1929），将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保路运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至于叶圣陶与茅盾，彼时还未成年，对辛亥革命的感受尚浅。因此，他们的创作，多取材于他们所熟悉的五四及五四之后的各大事件。但毕竟有所见、有所闻，所以前者惟一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后者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也都写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若干现象。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得更清楚：生活与文学或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呢？即作家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中去撷取素材，书写时代、社会与人生的。他们不可能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漠然视之，总要回首观察、体验、分析与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进而运用他们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加以反映。 顺带说一句，当年亲历者的感受与感悟，与百年后的今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评价，有时不会完全一致。或许，是时空有变、角色不同、立足点和介入程度相异使然？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细想，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不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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