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和舅舅们

我从小生活在妈妈的姐姐、妹妹和弟弟们的圈里，在我的亲戚中我最亲和最熟悉的是我的姨和舅舅们。

我妈妈家姐弟共五人。我的大姨胡文鸿比我妈妈大七岁，大姨年轻时像妈妈一样关爱和照顾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们。抗日战争时期，大姨极力说服外公、外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把妹妹和弟弟四人从富顺老家相继接到重庆。在重庆沙坪坝上了著名的南开中学，后来又相继考入大学，在解放前后他们姐妹兄弟五人又先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没有他们的大姐和大姐夫，或许不会有后来他们一幕又一幕的精彩的人生画卷。

大姨在她年轻时，克服困难，尽其所能帮助妹妹、弟弟们走上求学成才之路。解放以前，他们的工资收入都很低，在弟妹们学费、生活困难时，我的大姨父、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工程师只好到街头卖香烟赚点儿钱来资助弟妹。我小时候在四川，后来三姨去四川接我回北京，也受到大姨的资助。我大姨和我妈妈年轻时都很漂亮，都曾是在校园里令人瞩目的人物。

大姨和大姨父都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大姨父是一位在中国桥梁界德高望众的专家，大姨是一位建筑结构的高级工程师。在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行列里，他们参加修复北京至汉口铁路沿线的桥梁工程，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大姨父赴朝配合空军修建野战机场，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以后，他们奋战在大西北各条新建铁路的工地上，勤勤恳恳的工作。

有两件事情使我非常钦佩，我的大姨父一个为了自己的国家忘我工作的桥梁专家，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迫害。造反派和军代表以他曾留学美国和曾在东欧国家学述专刊上发表论文为由，断定他是外国特务。这位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被非法关押，并曾遇到用假枪毙的办法逼他就范，一般人遇到这种恶毒的做法早就精神崩溃了，但他却没有被吓垮，因为他相信真理，还对押解他的造反派嘲弄道：“我是在抗美援朝美军炸弹坑里活过来的”。

大姨和大姨父七十多岁退休后，大姨父以古稀之年还发挥余热，主持享誉海内外的广东虎门大桥的修建工作。那是在水域辽阔的珠江入海口的一座气势磅礴的大桥。现在年过八旬的他还参加从珠海至香港跨越大海的伶仃洋大桥工程和连接广东和海南两省的琼州海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大姨则多年随大姨父住在广州帮他整理资料、照顾他的生活。我的大姨父是一位才思敏捷，有科学天赋的人，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和亲人有着很强责任心的人。

大姨有两个女儿唐依文和唐依凡，也就是我的表妹，现都在西安工作，也都学有所成。唐依文是一位会计事务所的高级会计师，唐依凡是一位大学英文副教授。唐依文的儿子傅强的聪慧很像他天才的外公，傅强曾以西安地区理科第二名和语文专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他于2000年在清华毕业后被美国罗德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招为研究生。唐依凡的女儿乔木也是一位很可爱的胖丫头，现在正在上中学。我的两位表妹夫，傅顺国在铁一局任处长，乔征在西安市任副市长，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

我的三姨胡文凤、三姨父浦富庠曾是二机部原子能反应堆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小时候是我的三姨把我从四川接回北京的，那时候她在解放军刚转业，正在天津大学学习。三姨在部队还参加过全军首届运动会并在田径比赛中取得名次。我三姨十分得意的事是1950年4月，她做为四野15兵团43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分队长，为强渡琼州海峡的部队做过宣传鼓动工作。三姨从小和我很亲，她结婚较晚，我的四舅把同班同学浦富庠介绍给了她。记得三姨在北京妇产医院生完她的女儿后，我和妈妈还去医院看她。三姨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二机部二院和师院附中都在西郊八里庄，那段时间我常偷偷跑到三姨家去玩。

三姨很重感情，爱哭。有一次大姨带她女儿依文来北京，三姨一家请她的大姐、二姐(我妈)和我吃饭。那天她们家特意炖了一只鸡，要知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年月，这只鸡不知道她们是费了怎样千辛万苦才寻来的。大姨很久没来北京了，她们姐妹三人都很开心，在餐桌上有说有笑，想献殷勤在厨房忙碌着的三姨父兴冲冲将热气腾腾的砂锅炖鸡端上了桌。馋嘴的表妹抢先品尝，不料她喝完汤立刻做呕吐状，大姨立刻责怪她女儿不懂事。见此情景三姨马上用勺自己尝了一口，尝后她将勺子朝桌上一摔，满脸通红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原来我那马虎的三姨父炖鸡时没有将鸡开膛，鸡肚子里那些乱七八糟没有掏出来的肠子、肚子炖坏了这一锅汤。多少年后我还拿这件事情取笑我那位核工业研究员的三姨父。

三姨父浦富庠也是四川人，出身书香门第，兄弟姐妹八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人很爽直就是经常牢骚满腹。现在我的三姨、三姨父都退休住在加拿大她们的女儿家里，帮助她女儿浦尔玲带外孙女。我的表妹浦尔玲、妹夫万向曾长期在日本工作，后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加拿大、美国的公司工作。她的弟弟浦军在加拿大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浦军的夫人性格豪爽，做得一手好菜，现在他们有一儿一女，不过还都很小。她们两家人和同在多伦多的我弟弟一家常聚会。有时吃着饭，为一些不相干的政治问题，我三姨父可以和我表弟吵得连饭都不吃，到是我三姨不再象年轻时那样爱冲动，越来越像一位慈爱的祖母，我两次去加拿大都受到他们热情接待。

我的四舅胡文杰是他们姐弟五人中政治上最走运的一位。胡文杰1950年20岁时就担任了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席。后参军直至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春预校(现长春空军飞行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他奉命进京在三机部六院做军代表。文革结束后，任国家物价局检查司司长直至离休。四舅是一位开朗热情的人。四舅年轻时风流倜傥，在我小时心目中他是一位潇洒、英俊的军人。我的舅妈马传敏是四舅南开大学的同学，一位在湘江边长大的湖南人，她从长春到北京一直在机关从事党务工作，舅妈是一位很善良的人。

四舅和四舅妈有一对双包胎的儿子，叫胡铀、胡镭，我在东北插队时路过长春与我这两位表弟相识，那时他们才十一、二岁，生人很难区分出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去的时候是冬天，长春被皑皑白雪覆盖，那时四舅在北京三机部当军代表，四舅妈白天忙于工作，我那两个小表弟担负起照顾我这个大表哥的工作。那时四舅家同沈阳空军一位正在挨整的后勤部长共用一个厨房，我们兄弟三人在自家灶台上煮面条，边煮边研究是否已煮熟，而那位胖胖的沈空后勤部长和他的胖女儿在他家灶台旁，拿着一本菜谱在研究炒菜，经过粗加工的鸡鸭鱼肉摆满了案板，着实让我们三兄弟嘴馋。

胡铀、胡镭十几岁就从部队大院里被招去当娃娃兵，他们从部队复员后到北京。他们勤奋并都学有所长，胡铀英语很好，一直同他的夫人小马做旅游，胡镭则是一位电脑工程师。但不幸的是我的大表弟胡铀在2000年春节突然病逝，他们兄弟都曾是那么活泼开朗的人，而且多才多艺，胡铀的离去实在让人痛惜不已，我常回忆起我们兄弟亲密相处的往事。

我的五舅胡文烈，他是他们姐弟中最小的弟弟，当了一辈子人民解放军，用他的话说是当了一辈子的兵。他年轻时参加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在四川作战，而后参加湖南剿匪，抗美援朝时未满20岁的他出国作战，后长期在空军高炮指挥部工作，文革时被下放到空军齐齐哈尔塔哈干校，后又被转到空军贵阳干校，回到北京后在空军五所工作，最后做为空军师级干部在空五所退休。

我的五舅从我懂事时一直在北京工作，记得那时我妈妈很为他这位憨厚的弟弟婚姻操心，我大姨在西安，我妈妈这位二姐就成了弟弟的家长。我在师院附中的家里接待过后来成为我五舅妈姚铁垣家的很多人，我甚至还参加过我五舅、五舅妈的婚礼。五舅未结婚时把他二姐家当做自己的家，经常来看我们，我们家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就是五舅送给我们的，要知道在那个清贫的年月，这可是一件厚礼了。文化大革命时穿军装时髦，我爸爸、妈妈的军装让我穿烂后，我就经常赖着到我五舅家要军衣、军帽。我们也有过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岁月。1972年我在黑龙江插队，恰巧五舅、五舅妈一家也从北京的空军司令部下放到黑龙江，他们干校在齐齐哈尔附近一处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下的飞机场，距离我插队的阿荣旗很近，我去看望他们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空军塔哈干校五舅家的几件事使我至今难忘。

那时被下放到干校的人很多，房子不够住，干校就将机场的大仓库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成一间又一间的小屋供干校学员们住。那种房子实在不隔音，五舅、五舅妈的两个儿子那时都才五、六岁，一次他们的小儿子胡钧不慎将放在桌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碰到地上摔碎，那声响如同引爆了一颗炸弹，全家人吓坏了。一则屋子不隔音怕别人听到，二则在那个现代迷信疯狂的年代，打碎了主席像那是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为了消毁这说不清楚的证据，舅舅、舅妈把打碎的石膏像轻轻掰成小块，用擀面杖蹑手蹑脚地把小块石膏磨成碎面，放到水池里用水冲掉，又去嘱咐他们那个已经吓傻了的儿子一顿，全家人才敢熄灯睡觉。

我很喜欢我的两个小表弟，胡钧小时候脸上红扑扑的，穿着一身舅妈为他改造的小军装，衣领上缝上了两个红领章。我小时候爱画画，虽说画得不怎么样，但画个关羽、赵云之类小人书人物还不成问题，后来我小表弟长大后成为了专业美工，他们说和我当初的“启蒙教育”有关。那时我掌管着他们家的饼干桶，五舅妈嘱咐我少让他们吃零食，有一次胡钧又赖着要吃饼干，我说吃行得让我打两巴掌，那时只有五、六岁的胡钧指着脸蛋说，打轻一点，我就真打了他一下，可能打得重了一些，胡钧眼泪要掉出来了，我忙说不闹了，他还要饼干，我说还有一巴掌没打呢?饼干胡钧是吃了，第二巴掌打没打大家都忘了。现在我这两个表弟身高都在一米九几，现在他要报仇打我一巴掌我可吃不住，但是不会，谁让我是他们的大表哥呢。胡钧现在开着一家广告公司，胡锌在一家公司管电脑。我的舅妈从北京电子管厂退休多年，她还是那么善良和热心肠。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姨和舅舅们还是我小时候那样英姿勃勃、风华正茂，我的表妹、表弟们还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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