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革命”与“立宪”的时间赛跑

作者：雷颐

来源：南方报业网（发南方都市报2011-09-12）

今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百年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像的镜子。在这种语境下，关于革命“意义”的论述不能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必然根据立场、需要的种种不同产生众多面相，往往是各有其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执一辞，实难互相讨论。

有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是孙中山等少数几个革命党打断了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过程，却颇具可讨论性。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应有的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不仅无裨于事，甚或有害。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说到底，辛亥革命是清政府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被动政策导致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由此中国面临着现代性转型。对任何学习外国的先进措施，都斥之为“以夷变夏”，连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都被朝野抵制。

本来，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却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立宪风潮初起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日本和俄国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当然十分愤怒。同时，他们又做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从1904年2月到8月，双方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多次海战，俄舰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强国”是“立宪”的重要动因，无此动因，立宪在中国很难启动，这是中国与西方“宪政”的启动非常不同的地方。但在相当程度上，也预示了一旦“国强”之后，“宪政”即被抛弃(虽然从未实现过“宪政”，但在“国强”之前起码从理论上不反对“宪政”)的命运。

从“爱国”到“革命”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有人称为“尊君爱国有同心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驻日公使蔡钧在奏折和给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都将“拒俄义勇军”与从前的唐才常武装勤王的自立军相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对此时尚属“保皇立宪”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都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影响之大难以估量。1903年7月，“军国民教育会”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此所谓“民族主义”，即反对满清之革命是也。

此前，孙中山的活动重点是会党，在留日学生中并无“市场”，甚至将他视为“盗寇”。但1903年夏他来到日本时，发现情况大有改观，一些留日学生主动与他接触，探讨中国未来。从此，孙中山的活动重点就由会党转为留日学生，“革命力量”开始形成，“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无革命维持现状，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清廷“制造”革命党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

面对如此局面，慈禧太后与支持她的顽固派官员认为任其发展最后无法控制局面，于是决定镇压。但是，如何镇压却并不简单。

在请愿高潮中，梁启超的政闻社也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提出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的主张。但清廷却要用此来镇压政闻社，同时敲打整个“立宪运动”。

朝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具有多重悲剧意义。首先，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最后却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这对他个人来说，是悲剧，也是讽刺。更广些说，也是整个“立宪”的悲剧，主张和平变革的立宪的精神领袖却不能回国，还被清政府通缉捉拿，这本身就使“自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更是清廷的悲剧，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方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其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最终，清政府失去了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机会。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立宪派推动、参与革命

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从清朝建立起，朝廷亲贵对汉族大臣本来就防范很严。而眼下，搞立宪请愿的又多系汉族绅商，于是，就有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登场。从1906年改官制以来，清廷的政策使其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高度集中化，使其他人，包括汉族官员产生强烈的离心力。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译著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