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连载2：第二章 “祖国的花朵”
作者：叶维丽、马笑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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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连载2：第二章 “祖国的花朵”
作者：叶维丽、马笑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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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连载二： 第二章 “祖国的花朵”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至今仍为很多过来人回味不已。里面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也常唱不衰，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有生命力的歌曲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这部电影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氛围的代表作。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十年代并非那么阳光明媚，成年人的感受也五味杂陈。但很多当年的孩子们，却对自己的童年保留了一份“金色”的回忆，认定那“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的情景是真实的。虽然今天可以说，这样的记忆是“洁本”式的，遮蔽了那个时代阴暗的一面，但它确实是关于五十年代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五十年代的儿童，到了六十年代就是少年了，文革中最初的红卫兵就出自这代人，因此梳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除了王朔，似乎没有人着意写过城市幼儿园的生活。要写童年，在井畔溪边嘻玩才算美，说在幼儿园长大“看起来很美”，别人会觉得有点儿矫情。 幼儿园生活是我们童年的主要内容。机关单位开办整托幼儿园，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干部养育子女的通常模式。我们的“教育”也从此开始。今天的社会学家可以讨论此种模式的孰优孰劣，我们俩人的感受也各有差异，但幼儿园生活毕竟是我们的一段抹不掉的童真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教育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普世”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处在什么位置？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贯穿在我们后来对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中。 叶：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从小我妈妈就没怎么带过我和我弟弟。小时候家里有阿姨，供给制的时候请阿姨由公家出钱。到了三四岁以后我就开始上整托幼儿园，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我知道西方通常认为孩子从小不应该离开母亲，可是我没感到这样做对我的性格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比起我弟弟来，我对幼儿园生活似乎更能适应。我弟弟每次上幼儿园都要折腾一番，有一次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我一上小学他就不再去整托了，转到离家很近的一个日托幼儿园，每天可以回家。 因为从小在幼儿园长大，我觉得小孩上幼儿园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我儿子可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他奶奶家不肯送他上幼儿园，我当时觉得不可理解。我现在意识到，让孩子从小就过集体生活的做法，大概是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我看一些回忆录，注意那时候共产党干部是怎么生儿育女的。你的父母把你哥哥姐姐送给老乡或送回老家抚养，这是一种做法，邓小平、胡耀邦都这么做过。如果条件相对稳定一点，像在延安，就有保育院和“保小”，孩子们平时也不和父母在一起，撤离延安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走，马背上架两只筐，一边放一个。父母过着“戎马生涯”，把孩子托付给了“组织”，要不然就得被孩子所拖累，这是很多共产党女干部不愿意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我父母对“集体生活”的信赖，这种信赖是我儿子奶奶家没有的。 我记忆中的幼儿园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小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总是有乐趣的，男女之间最初的朦胧感觉已经开始出现，我就有一个可以算作是“青梅竹马”的小男友。小朋友们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男女不分，午觉不想睡也得躺在那儿。王朔那部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一个摆满了小床的大房间里，他的描写唤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是充满童趣的。张元改编的同名电影把那个房间拍成像在一座大庙里，阴森可怖。我想他是想表达“专制社会”对儿童的压抑吧？这和我当年的感受不符。幼儿园的生活确实很有规律，但并非整齐划一的“军事化”，还是留给了孩子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老师说不上多像妈妈，但也不凶，还是挺尽职的。 我进的幼儿园是新华社办的，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新华社幼儿园一开始在西城的劈柴胡同，后来搬到郊外的黄亭子，现在军事博物馆的对面。当年那地方很荒凉，到处都是比姆指大不了多少的小癞蛤蟆，活蹦乱跳。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老师有时带着我们出去走走。我第一次见到蛇就是在现在军博那一带的草丛里，一条蛇静静地盘着，我们没惊动它。我们也多次去过“公主坟”，是一个围起来的大圆土堆。那个坟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了地名。 我们幼儿园就是几排砖房，照现在的标准看很简陋。房子建在一座林子的旁边，周围很空旷。一天有只小刺猬闯进了我们活动室。因为在图画书上看到的刺猬身上总是驮着几粒大红枣，我们就到处找枣，想插在它身上，还没等我们找着，小刺猬就跑掉了。后来我想起幼儿园总觉得它像是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林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木头房子，里面住着会说话的小动物，它们和人和平相处，这是一个“白雪公主”和“小红帽”会出入的世界。我想我对幼儿园美好的记忆，是和那个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环境分不开的。 我们的砖房前种了很多花草，其中有指甲花，就是凤仙花。女孩子们爱美，把花捣碎了，糊在指甲上，再用叶子包上扎好，过些时候打开，指甲就变红了。我们都染红指甲。我认识的花草不多，但一看到凤仙花就能认出来。那时我有一条粉色泡泡纱裙子，前面有一长排扣子，我特别喜欢。后来很多年不见有泡泡纱了，我还很想念。50年代的人是可以打扮的，我们幼儿园有几个阿姨特爱漂亮。有时听她们聊天，说周末去跳舞会什么的。有个阿姨总爱穿一双红皮鞋，弄得直到今天我一看见穿红皮鞋的人就想起那个阿姨来。现在我脑子里还有幼儿园阿姨的模样，但是我妈妈当年长什么样儿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每天做游戏，讲故事，也上一点简单的文化课。那时候没那么重视“智力早期开发”，还是以玩儿为主。在幼儿园听到的故事我还记得一些，像“刘家五兄弟”和“神笔马良”之类的民间童话。刘家五兄弟各有一套神奇的本领，“神笔马良”讲一个叫马良的小画家不管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他用画画帮助了很多穷人。我记得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叫《骄傲的将军》，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将军打了胜仗以后就变得骄傲了，不再练功了，他的武器慢慢生锈了，他的士兵也都变懒了，再来了敌人他们就被打败了。这样的故事讲的是一些基本的人生道理，在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制度下生活的孩子都可以接受。还有一个电影叫《蓝蓝和冬冬》，是讲两个小孩单独坐火车旅行，一路上陌生人怎么照顾他们，反映的是“新社会”人们之间友善的关系。我最早看的图画书叫《萝卜回来了》，讲的是冬天来了，食物不容易找了，一只小白兔有一个萝卜，它想别的动物会更饿，就悄悄地把萝卜放在另一个小动物的家门口。动物们互相谦让，这个萝卜转了一大圈，最后又被送回小白兔家。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除了民间故事，幼儿园老师也给我们讲外国童话故事，像《格林童话》什么的。我最喜欢的是《安徒生童话》。认字后我自己找来看了许多，最美的是“海的女儿”。一只羡慕人类生活的小人鱼，为了能像人一样站起来走路，就到女巫那里去用自己美丽的歌喉换了一双人类的腿。上了岸之后她爱上了一位王子，但是她不能说话，没法和王子交流。女巫曾经告诉小人鱼，如果她不能使王子和她结婚，她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沫，除非她用毒汁害死王子。王子后来娶了另外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小人鱼徘徊在熟睡的新婚夫妇床边，却不忍伤害他们。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自己变成了泡沫，消失在大海里。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Disney(迪斯尼)把它改编成动画片，改得面目皆非。“海的女儿”是个很美的名字，直白地翻译成“美人鱼”就逊色多了。 很多“安徒生童话”都有插图。我现在还记得“豌豆上的公主”里的一幅插图，画着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有人在城堡外敲门，国王扛着一把很夸张的大钥匙去开门，一看是个年轻姑娘，浑身淋得透湿，她告诉国王说她是一个公主。我当时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怎么国王老头儿自己去开门？他的士兵都干嘛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并不能说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和优秀的世界文化隔绝了，美国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不仅苏联和东欧的、不少西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文学艺术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有一度印度的电影、音乐、舞蹈风靡中国，我有印象的是电影《章西女皇》和舞台剧《沙恭达罗》。《沙恭达罗》的剧照登在一本杂志封面上，我对女主人公身上穿的沙丽和头上脸上五花八门的饰物十分着迷。那时候我不过6、7岁吧。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已经好几年了，但还没有把革命作为主要的教育题材来向第二代灌输，意识形态色彩还不是很浓厚。当然像“神笔马良”这样的故事，已经带点儿阶级分析了，里面地主老财是坏蛋，穷人都是好人。 马：那时候也有讲革命战争的电影，像《鸡毛信》，海娃是我崇敬的小英雄。还有电影《红孩子》，讲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儿童团和白军斗争的事，里面的插曲“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儿童团，”咱们这代人都会唱。还有儿歌，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有政治儿歌，我记得有“杜鲁门他吹，他吹，他吹牛皮”。 叶：这首儿歌咱们都会。但说起儿歌，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像“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类传统儿歌。咱们的教育中有“海娃”和“红孩子”，也有“青蛙王子”和“白雪公主”，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我觉得咱们那时候的教育是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它们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马：和你一样，我也是从小就上整托幼儿园。我父亲在商业部工作，我上的是商业部幼儿园。你刚才说你们幼儿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小树林和小动物。我们幼儿园在城里，环境比你们的差多了。幼儿园面积不大，也就是一个小四合院儿，院里有一对儿秋千。我对幼儿园的感情比你复杂。我知道我得去幼儿园。那时候我妈妈在人民大学进修，有时周末都不回家，哪有时间管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很开心。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我从小就有舞蹈才能，常常当领舞，让我很得意。但同时我也很想家，特别盼望周末爸爸妈妈来接我。经常是我爸爸来，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有时候我爸爸带我上街时，会开玩笑说：“你看，往那边一拐就到你们幼儿园了。”我一听就哭起来了，拼命抓着我爸爸手说不能把我送幼儿园，还不到时间呢。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星期六都没法接我，他们就请幼儿园一个阿姨带我到她家去住。当时我们家也挺小挺挤的，但那个阿姨家比我们家又差了很多，又黑又小又闷。那一夜我没怎么睡，觉得特别难受，就盼着天亮，天亮了爸爸就会来接我了。 我也说不清自己对幼儿园的感受。后来我做了母亲，有了儿子，小名叫牛牛。我婆婆从浙江老家请来了一个亲戚带牛牛，我叫她秀花姐，她对牛牛好得不得了。带到两岁时我把牛牛送进机关的整托幼儿园。第一个周末去接牛牛时，秀花姐和我一起去。到了幼儿园，她躲在我身后，因为她看见牛牛眼圈就要红。牛牛看见我们，一脸惊恐的样子，胆怯地往后退，后来突然明白我们是来接他回家的，就像剑一样向我们冲了过来。因为速度太快，一下子摔倒了，向前滑行了一米多，滑进了孩子们吃饭的桌子底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赶紧把他拉出来，秀花姐已经掉眼泪了。后来牛牛大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就不大有了。我说起儿子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在幼儿园的影子，不是那么快乐。 你说到小时候爱美，我也是一样。我从小对美就特别敏感。我爸爸对我说“你啊，见到漂亮的阿姨就喜欢跟人家接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给我买了条花裙子，上面有一朵一朵的小花，还有一对泡泡纱的灯笼袖，我喜欢得不得了，睡觉前小心地把它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到现在我还有穿那件衣服的照片。 我小时候也爱听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对它们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认字后，只要能找到这类书我都看。我不但看中国的，也看外国的。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是关于爱情的，那种爱情是超阶级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天国的仙女心甘情愿地嫁给人间的放牛郎；一个王子为找回他心爱的平民姑娘不惜踏遍万水千山。没有人跟我说：这是“封资修”的，不能看。这些民间故事和传说对我的影响就是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对假恶丑的憎恨，它们铸造了我日后性格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饭桌旁的家庭 从小没有与父母朝夕相处，并没有像有些西方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使亲子关系疏离。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相仿，但两家的氛围却不尽相同，两位父亲的“为父之道”也迥然有别。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我们的母亲同属于共产党里的“女干部”。现在的文艺作品中关于她们那代人，似乎只有令人憎恶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样一个典型。这类人物是存在的，但不能涵盖整整一代人。那是一代在中国历史上经历颇为独特的女性，是战争导致了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服装的单调和缺乏色彩不能传达她们内心丰富深厚的底蕴。我们的母亲虽已过世，但她们的影响已深入我们的血液，继续感化着我们，教我们如何做人。
马：我对家庭生活最美好的记忆是在上小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爸爸妈妈都要带我和小哥哥到北海公园去玩。每次他们总是在山上白塔旁的一个茶座喝茶、聊天，我和小哥哥就在山坡上到处乱跑。我们几乎把每个山洞都跑遍了，每块石头都踩过了，每个曲径通幽之处都探查了。玩够了，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地跑回爸爸妈妈那里讨吃的。那段时间里，爸爸还带我们逛庙会、看京剧，看北京人艺或青艺的话剧，还看了无数的电影，包括很多外国电影。记得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各影院就预售春节期间的票，我和哥哥的任务就是排长队买全家的电影票。等春节一到，爸爸就率领我们一场一场地看，我觉得幸福极了。有几个根据莎士比亚剧目改编的外国电影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哈姆雷特》我不但看过电影，还看过话剧。 叶：你说的是六十年代初的事？那时的社会还有轻松的一面，文化上也不那么封闭。我们家离民族宫礼堂很近，记得在那儿看过莫里哀的“悭伶人”和“一仆二主”。 马：小时候另外一件让我和哥哥开心的事是去饭馆吃饭。全家出去吃饭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像同和居、沙锅居这样的饭馆，我们去吃过很多次。每次出去吃饭我都很兴奋，不停地说：“要大吃大喝了！”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一百多元，全家吃一顿花不了十块钱。 但是我们家的生活也有另外一面。每当我想到父亲在家庭的地位，总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我想这是因为他很有些家长作风。就拿我们家吃饭来说吧，我父亲吃饭的座位永远是固定的，在多数情况下，总有一碟小菜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比如煮花生米或者炒鸡蛋。我爸爸从来不自己盛饭，给他添饭主要是我和哥哥的事。即使饭锅就在爸爸身边，我们也要绕过去给他盛。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是父亲，是一家之长，我们都应该让着他，好好照顾他。如果爸爸在饭桌上沉着脸不说话，大家就都默默地吃饭。有时候他心情比较好，说笑几句，我们也就可以说笑了。我习惯了父亲的家长权威，以为家家都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到一个同学家去玩，看到她和她爸爸平起平坐，谈笑风生，我大为惊讶，也很受震动：原来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可以是这样的！ 我父亲特别爱干净，到了洁癖的程度。地上有张小纸片他也要捡起来。家里的东西都得摆的整整齐齐，乱一点他就生气。这样一来家里气氛有时就会紧张。谁能保证总是那么干净？ 我觉得在我爸爸身上既有孔孟之道，也有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党里好多人受过传统教育，读过四书五经之类。我父亲的名字叫克仁，取的是“克己”和“仁义”的意思。他常说：“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他对这话的前半句是极力强调的，后半句他过去基本上不提，大概怕有“只专不红”的嫌疑，现在他常提了。我父亲教给我们做人的第一条是要“正直”。他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和钱打交道。当时是为八路军的财政筹款，都是现金，他走到哪儿就把现金带到哪儿。晚上把一捆一捆的钱枕在头下睡觉，他和他的战友从来没有过动一动那些现金的念头。第二条就是要有“骨气”，他老爱说“冻死迎风站”，冻死了还站得住吗？我们就和他开玩笑，因为他爱喝啤酒，我和哥哥就添上下半句：“饿死喝啤酒”。 有一件事我要感谢我父亲一辈子。我小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名字，大人都叫我妞妞。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问我：“妞妞，你想姓宋还是姓马？”(我爸爸姓宋，我妈妈姓马。)我想了想说：“姓马，马儿跑得快。”于是我就姓了我妈妈的姓。后来我爷爷到北京听说我姓马，他倒是没说我爸爸，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冬冬她不姓宋，她不姓宋啊！”想想看，哪有父亲让一个小女孩选择自己姓什么的？他的思想够解放的，这和他的家长作风反差太大了。 其实在共产党干部家庭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丈夫的舅舅和舅妈过去是新四军，他们有两儿两女，儿子姓父亲的姓，女儿姓母亲的姓，这是他们事前就商量好的。他们大儿媳的父母也是新四军。他们也事先说好，生女儿姓母亲的姓，生儿子姓父亲的姓。 叶：毛泽东也让他的女儿们姓李，是江青本来的姓。但是这能说明多少问题呢？生儿子还是要姓父姓，毕竟儿子是传宗接代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少共产党干部家庭中，至少在五六十年代，传宗接代的意识确实比较淡薄。当时的说法是我们都是“国家的财产”，归根结底是属于国家的。我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人，“组织”的人，他们的责任是为国家培养好后代。把咱们从小就送进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大概和这个有关系。 马：是这样。我爸爸觉得我们不论男孩女孩，都是国家的人，学点本事，将来能为祖国做贡献就行了。因为都是国家财产，男女就都是平等的。我父母从来不用传统的思想教育我做个女孩子应该怎样，我也没觉得他对我哥哥们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在升学就业这些问题上也不帮助他们。这点上我大哥对他很有意见，所以我们也不指望他。我父亲没有偏爱过儿子，他正好相反，特别喜欢我，我有点被宠坏了。如果有一碟菜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有谁能跟他分享呢？我，别人不会去动。我最小，又是女儿，从小父亲带我的时间也最长，我能享受一点儿“特权”。再有，我是个心志高、有激情的人，可能父亲喜欢我这一点。 叶：你刚才提到你父亲的家长作风，你妈妈能接受吗？ 马：我妈妈是个为丈夫、为孩子能贡献一切的人。在饭桌上留给爸爸的菜，就是爸爸让她吃，她也不吃。我虽然和妈妈很亲，但我佩服的是父亲，把他看成我的榜样。我父亲可以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也和我们玩，但是我从来不敢对他说不客气的话，对妈妈我就常说“得了得了，干嘛这么罗索”什么的。我父亲母亲工作都很忙，但是我觉得我母亲的工作不那么重要，我们家就是围着我爸爸转。以他为中心，没有人挑战他的权威。 其实我妈妈也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在一个中学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她在家里就是一个贤妻良母，我完全不能想象她在工作中是什么样子。我父亲对我妈妈最赞赏的也是她贤妻良母这一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到了泰安。因为我爷爷的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所以被抄家，劫掠一空后扫地出门。我爷爷只好带着我大哥逃到冀鲁豫解放区，把大哥交给我母亲抚养。我父亲后来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写到：“何文待寅胜过亲生，母子和谐，直至何文寿终，始终不渝。真可谓难得之革命贤妻良母。”“寅”是我大哥的小名。我大哥说过这样的话：“像妈妈这样的后母，到哪里去找！”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二叔的长子和次子先后考上了在北京的大学。他们是我们家族小辈中第一代大学生。当时上大学是国家资助，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要自理。我们家的经济也并不那么宽裕，我父亲还要给爷爷寄钱，但我母亲同意提供两个侄子读大学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当然这些钱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工资，但亲戚们都把它归功于我母亲，包括我父亲自己也这样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女主人不点头，这件事是办不成的。1999年我在上海见到了我二叔的长子、我的堂哥，他对我说：“要不是大娘（指我母亲），我和我弟弟的大学是读不出来的。”他还告诉我，受了我母亲的影响，他现在也在资助一个晚辈上大学。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显不出她的重要。她话不多，从来不对我们发号施令，我几乎不记得她对我们进行过什么说教。但当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到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没有了她生活会多不一样。是母亲把这个家的所有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家亲戚多，迎来送往是常事。这么多的成员和关系，难免会有一些矛盾。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很少感到过这些矛盾的存在，这和母亲的宽容心和亲和力是分不开的。只有她能使我父亲宽心，能使父亲从烦躁变得安静。 1981年元月19日，我经历了我一生最重大的打击：那天我母亲与世长辞。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她身边，我目击了母亲停止最后一下呼吸的情景。就那样，一切忽然安静了下来，妈妈走了。 我妈妈住院期间很多亲戚、朋友、同事来看她，最远的是从新疆赶来的，其中有些人曾经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过我妈妈的帮助。来看望的人之多引起了同房病友的羡慕。我母亲在文革后期实行“三结合”时，造反派提出：只要她承认学校的韩校长是走资派，即可结合她为校领导。我母亲说：宁可不结合，也不能承认韩校长是走资派。这件事使韩深受感动。他与我母亲遗体告别时，谈及此事，热泪夺眶而出。 我妈妈患的是晚期肺癌，到最后非常痛苦。她住院后，我们全家都参加了护理。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值班，妈妈在睡觉。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我和你母亲才真的是爱情。”我当时一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我父亲，一个农民的儿子、老共产党员，用“爱情”这个词。 我妈妈去世前，为了使她高兴，我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是浅咖啡色的。那天我进了她的病房，她听说我带来一件新衣服，特别高兴，马上坐了起来。可当她把衣服穿上之后，我愣住了，没想到她身体因为生病变形得这么厉害，衣服的后面被顶了起来，我左拉右扯也不行。妈妈的脸黯然了，我也非常沮丧。 我的印象中，我妈妈就没怎么穿过漂亮衣服，她穿的不是灰就是蓝。你前面说你记得幼儿园阿姨，却对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没印象了。我也一样，不太记得我妈妈那时的样子。可能因为她平时从不打扮，看起来不漂亮。我对漂亮的人格外注意，印象也深。我记得文革后期我妈妈翻箱子拿出几件衣服来，我一看就问，“这些衣服都是你的吗？”因为它们太漂亮了，我不相信是我妈妈的。有一套是米黄色纯毛西装裙配乳白色真丝衬衫，式样又大方又好看，可我从来没见她穿过。 叶：我妈妈有一件缎子面的丝棉袄，湖蓝色的，做工非常精致。她偶尔穿上，也要在外面罩上一件兰制服。我妈妈去世的前一年，有一次我带她逛一家商店，在花花绿绿的绸缎布匹柜台前她停住了脚，说，“要是年轻，我就穿。”我们一起挑了一块她喜欢的料子，但不久她就病倒了，我们也没有来得及把那块料子做成衣服。后来我一想起她说的这句话，就觉得心酸，非常遗憾她的愿望没能得到满足。我妈妈这辈子，就像你妈妈一样，平时只穿干部服、列宁装，这是那一代“女干部”的特点。这样一个刻板的形象，让人家觉得她们做人也是干巴巴的，只会讲革命大道理，不近人情。但她们实际的情况比这要丰富复杂得多。
叶：你刚才讲到你们家的情况，和我们家不太一样。你父亲在家里是家长，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家长。我爸爸是个十分开明的父亲，我们家的空气很宽松。我妈妈喜欢给我们起外号。我从小粗枝大叶，我妈妈就管我叫“猛张飞”、“马大哈”，我和弟弟之间也互相起外号。你说你们家吃饭的时候有时气氛沉闷，要看父亲的脸色，这在我们家完全没有。我爸爸从来没有专门为他准备的饭菜，大家吃的都一样。我想一家人怎么吃饭大概挺能说明这家人的关系。吃晚饭从来是我们一家人说话的时间，尽是我和弟弟抢着说。再大了一些我们可以跟父母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包括政治上的不同看法。文革前夕林彪有个著名的“政变”讲话，举了很多国家政变的例子，耸人听闻。我们姐弟俩就跟我爸爸议论过，看法也不一致。那时候我们一个不到16岁，一个不到15岁。 我们家民主平等的气氛在别人来看是没大没小。文化革命前有一个亲戚从广西来，他在话剧团工作，他们团带了一个戏进北京，是讲中学教育革命的。他请我们全家去看戏。看完了他问我妈妈爸爸的观感，不等他们说话我就先讲了起来。我那时刚上初中，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再说那出戏讲的就是学校的事。这位亲戚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民主，口气里带着批评。我这才知道我们这种家庭关系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但这种平等的关系不等于说我爸爸妈妈不教育我们。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教育我的。当年新华社院里有个合作社，卖糖果日用品什么的。有一阵我老在那儿转，特别想吃一种包着玻璃纸的软糖。后来就动了偷的念头，真的偷了几次，越偷胆儿越大。那时候我大概八九岁吧。一个认识我的阿姨发现了，就告诉了我父母。一天晚上我弟弟睡下后，我爸爸妈妈轻轻地到我们的房间来，坐下以后，他们很温和地对我说，“那个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审我，没有问你到底偷了多少次，就是简单地说别再做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记得，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的父母真是非常尊重孩子。 马：这事要在我们家，我爸爸肯定会大发雷霆。 叶：但是有一次我爸爸对我发了火。那次我们班让我管班费，一共有几块钱。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去逛书店，看见一本书挺好的，就用那钱先买了。回家后我跟爸爸妈妈一说，我爸爸特别生气，说你这是挪用公款。我爸爸很少对我厉害，那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让我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原想暂时用了班费回家再把钱补上，没想到这叫“挪用公款”。我才上初一，都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我爸爸可以和颜悦色地教育我，就像他平时一样。当时是1964年左右，城市农村都在紧锣密鼓搞“四清，”大概弄得他内心很紧张，才用了那么重的词。 正因为我父母温和平等的教育方式，使我长大以后能够和他们成为朋友。我一直都可以跟他们谈心。我回国探亲，有时候在他们的房间里，关着灯，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他们躺在床上，我坐在他们对面。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我自己有了一些生活阅历，明白了家庭对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看到听到中国美国家庭关系中的种种问题，就更加深深地感激我的父母，感到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我们家开始只有我和我弟弟两个孩子，我弟弟跟我只差一岁。后来我妹妹又出生了，她比我们小很多。我们家绝对没有重男轻女，这点和你们家一样。小时候我弟弟常捡我的旧衣服穿，五六十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小的穿大的剩下的。很多年后他还记得穿过我的一件女式圆领衬衫，说起来仍然耿耿于怀。 像你一样，我也想多说说我母亲。我很早就意识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你妈妈在你的心目中是贤妻良母，你随着年龄的成熟，越来越意识到她善良宽厚品德的可贵。我妈妈虽然是个好母亲，我认为她也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她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不能归到那一类。但她又是很“女性”的，态度温文尔雅，说话轻声慢语，加上身体不好，给人纤弱的印象。她为人“硬”的一面，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我今天回过头去想，她做为“女人”的意识也很强，甚至可以说她有朴素的“女权主义”思想。 我小时候，大概从七八岁开始，我妈妈老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做女人，要争气。”五六十年代不像今天，没有人说该怎样做女人，那是个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人”这个词都不怎么听人说。我那时很小，不懂得我妈妈为什么老跟我说这个。但她老说，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自己对“做女人”有些感受了，想问问她当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妈妈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没有办法和她真正交流了，我只能去猜想了。我琢磨她的话其实是带着“情绪”的，有压制你、阻碍你的力量，你才要抗争、才要“争气”。 我觉得，从我妈妈身上来看共产党里的女干部，那怕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她们的实际情况和宣传的男女平等有距离。我妈妈在饭桌上，有时会说起在延安的生活，说她认识一些阿姨，有了小孩之后，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连块布也得到处去找，还得学会给孩子裁衣服做衣服。很多人是富家小姐、学生出身，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她老说她们当时有多难，有多狼狈。我妈妈那时候自己没孩子--我大姐已经死了，我们还没出生--她就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学会了剪裁简单的衣服。从我妈妈的话里，我得到的不是抽象的革命道理，而是很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书本上不讲的。我妈妈话中的延安，并没有耀眼的光环。后来我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想起我妈妈讲过的事。 我妈妈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除了在黄河边上的陕西神木，恐怕就是在1943年左右“整风审干”期间的延安。那时候我爸爸因为所谓“特务”问题被关在延安保安处，我妈妈因为是特务的老婆，先是在延安行政学院受审查，后来放她出来，她才搬到酿酒厂附近，用酒糟糊腿治病。我去延安的那次，也去了当年行政学院的所在地。所谓“行政学院”，其实是个专门审查干部的地方，在高高的山坡上。我真不知道我妈妈当年瘸着腿，是怎么上上下下的。小时候听爸爸讲，当时和我妈妈一起受审查的有一个阿姨叫“叶黎”，她高度近视。人们就开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黎）看不见”。今天想起这句话，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 抗战胜利后我妈妈和我爸爸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她是当作“家属”去的，做的是无关紧要的工作。她在1949年进城后一度离开新华社，一个人到东北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又回到北京。她即使在生了我和弟弟后仍然不甘心，老想去学习。五十年代初我父母在沈阳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工作，当时有一个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我妈妈就坚持要求去上学，我爸爸也支持，她就一个人去北京，我爸爸带着我和我弟弟在沈阳。我最初上的整托幼儿园就是在沈阳。那次在党校的学习并没有给我妈妈日后的工作带来什么变化，她一直在我爸爸的领导下工作。我爸爸是新华社一个部门的副头儿，我妈妈是普通编辑。我知道她很不愿意和我爸爸在一起工作，在我爸爸的影子底下。说起来，你妈妈的“职业生涯”比我妈妈要顺利。做为一个中学领导，她还是有发挥自己才干的空间的。我妈妈在这方面，始终是受到挤压的。这是我在很多年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才知道的。 我妈妈在战争中身体残废了，这和日本人的大扫荡有关系，也和她是女性有关系，男人就不会有在战争中生孩子这样一个女性要面临的特殊问题。我后来看到她的一些材料，才明白她终生都没能真正从那场大病给她带来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在文革时一个批判她的会议纪要里，有人对她说，不要看你入党这么多年，你没有任何老本可吃。我理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因为生孩子，多年没有工作，你那点经历不算数。在同一份材料中，我妈妈自己说，我确实没有什么老本，我因为生孩子受伤太不值得了，我真希望我是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负的伤。我母亲的身体在战争中受到那么大的摧残，但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还成了文革期间有些人蔑视她的理由。当时的经历和后来的境遇成了她终生的隐痛。 我后来想，我妈妈有一种朴素的、姑且称之为“女权主义”的思想。这是她从自己的经历和她那一代的追求中得出来的，是经过现实的磨砺的。她特别清楚实际生活对女性往往是格外艰辛不易的，但她还是希望我去争，很小就把这种意识种在我心上。我做事从来不是很高调，但我有一些韧性，我想这和我妈妈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系。 我妈妈虽然是地主出身，可是对“劳动人民”非常尊重，对受苦受难的人充满同情，我想因为她自己的遭遇，使她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可以站在街上，和拣破烂的老太太一聊聊半天。她对新华社的工友们非常客气，这些人到今天都念叨她。我每次回国，一个在新华社院里发牛奶的老太太都会说，“你妈妈是个好人。”过去我们家动不动就有客人吃饭。他们大部分是来找我妈妈的，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留他们一起吃。我妈妈也不是官儿，在很多事情上不能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就是愿意找我妈妈倾诉。各种各样受了委曲的人，或是政治上的，或是个人生活上的，都来找我妈妈，一说就是半天。今天回过头来想，我妈妈给予了许多人“组织上”没有给的温暖。后来我听一个叔叔说，他成了右派以后有一段时间，整个新华社只有我妈妈一个人理睬他。还有一个叔叔，因为政治问题，被开除了党籍，老婆也离了婚，只是由于周恩来直接过问，做为宽大的典型，他才没有受到更严重的处罚。这样的人也是没人搭理的，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常来我家找我妈妈。我妈妈去世后，他特地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我妈妈灵前。 我妈妈不是不懂政治。小时候我曾经无意中看过她的日记，里面讲她对大跃进有看法，觉得彭德怀的观点有道理。我那时十二三岁，已经知道彭德怀挨批了，看到我妈妈这样写把我吓得够呛。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能够保持这么完整的人性，真是难得。我妈妈去世后，我在给亲友的通知中写了这么两句话，“妈妈是个坚强的女性”，“妈妈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后来有不少人告诉我写得好。有意思的是，“组织上”按照惯例，也需要在我母亲去世后给她做个结论。他们都懒得去查我妈妈的档案，整段地抄我们写的妈妈的生平，但唯独没抄那两句话。 马阿姨和仇大娘叶：做为女孩子，我妈妈除了我很小就跟我讲“做女人，要争气，”还跟我说过“不用学做家务事。”所以我特别笨，针线活儿什么的都不会，做饭是结婚后才学的。 马：这点我和你一样。在家里我最小，最受宠，我两个哥哥都帮着做家务，我除了打醋买盐，别的都不干。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你是女孩子你得学做家务。我也不愿意去做，觉得一旦沾上家务活儿，就会变成婆婆妈妈的女人了。 叶：我妈妈自己也不做饭。这里面也许有她对女性传统角色的反抗，当然得有别人替你做。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我们家里始终有阿姨。说起来，那时候很多共产党干部家庭都请阿姨。咱们的母亲能够工作，和家里有帮忙的人有关系。西方研究中说的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后面临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对于很多女干部并不存在。 我阿姨姓马，她年纪比我父母轻。她从我６岁起就到我们家，我妹妹完全由她带大。文革中离开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告老还乡，和她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她一辈子有20来年在我们家做事，我们是吃她做的河北味儿的饭菜长大的，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我妈妈和阿姨的家乡离得很近，她们的口味相似。有时她俩一商量，阿姨就做一顿农家风味的吃食，像玉米面糊饼什么的，今天这也成了我的“感情食品”。 我阿姨年轻时就守寡，到我们家时才三十多岁。阿姨老家京东一带，有女人到北京天津当“老妈子”、男人当“厨子”的传统。她只有一个女儿，她出来做事的时候女儿已经十几岁了，跟着亲戚生活。阿姨小时候裹过脚，后来放了，叫“解放脚”，我常听她抱怨买不到合适的鞋子。阿姨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什么像什么。我上小学以后，正赶上“扫盲运动”，我教阿姨认字，她学得很快，后来自己能看小人书了，但还是不会写信，要我妈妈帮她写。我小时候记得阿姨脸上有时会挂着愁容，后来慢慢知道她的公公和小叔子总管她要钱，她的工资很大部分要交给他们，不给就闹，有时到北京来要。阿姨常和我妈妈在一起说悄悄话，阿姨有时哭，妈妈就劝她。 文化革命中，我爸爸成了“黑帮”，家里不许请阿姨，阿姨被勒令离开了我们家，她就到新华社别的人家去作事。一年多后发现得了乳腺癌，妈妈立刻把阿姨接回来，送阿姨去医院住院开刀，叫我从插队的地方回来在医院陪床。出院后妈妈又坚持要阿姨吃中药，吃了很多年。我阿姨现在八十多岁了，癌症是根治好了。 阿姨和我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好，到老了以后她们的感情更有些像老姐妹一样。我妈妈老年糊涂了，我阿姨那时候已经回了老家，但每年都到北京住上几个月，陪陪我妈妈，领着她散步。我妈妈听我阿姨的，跟着她走。阿姨把我们家当作她在北京的亲戚家，阿姨家里人也把我们当亲戚。有一年我回国去阿姨老家看望她，走的时候阿姨的女儿玉华姐姐送我去县城坐汽车。别人问，“来客（读“且”）了？”玉华姐姐说，“我妹妹。”听得我特感动。 马：我对我们家仇大娘印象也很深。她是我和哥哥上小学的时候请来照顾我们的。我和哥哥上中学以后，家里不再需要保姆，仇大娘就离开了我们家。和你阿姨一样，仇大娘也很早就守寡，她也只有一个女儿。她生活上有什么难处，总是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我父母帮她解决家里的财务纠纷，帮她女儿找工作，也在经济上给她一些补贴。 现在想想，仇大娘在我们家时也就五十来岁。她个子矮小，脸上的皮肤挺细，穿戴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因为梳了一个小纂，又是一双小脚，就显得老相。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三间屋的居室，我和仇大娘住在一间屋里。我对她那双小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是从那双小脚上知道了什么是“旧社会”的。仇大娘每天都要用热水烫她的脚，一边烫嘴里一边发出“呦呦”的声音，好象特别舒服。除了大姆趾，另外四个趾头全都压在脚板底下，脚趾骨早已折断，没知觉了。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她洗脚，她告诉我，每天踩着那四个脚趾头，晚上不洗脚就难受。 仇大娘饭做得特别香，我下学做完功课后到大院里疯玩，玩饿了就跑回家喊：“仇大娘，饭做好了吗？”她总能端出香喷喷的饭菜。仇大娘不和我们一起吃，这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吃饭的时候，她不肯上桌。因为她知道一上桌，我父母就一定要给她加菜，所以她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屋里吃。 叶：是吗？我阿姨一直和我们一起吃。 马：仇大娘特别爱干净，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所以她不许我带同学到家里玩。我的同学都怕她，趁她上街买菜或出门办事的时候才敢来我们家。一听见她回来了，她们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仇大娘就用扫帚把她们一个个地赶出来。我觉得她太厉害了，就向爸爸告状。但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她，仇大娘照样那么做，我心里挺有意见。我想我爸爸不说什么，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观念是人人平等，干部和保姆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仇大娘管我爸爸叫“宋同志”，叫我妈妈“马同志”，不再像以前的“佣人”，管“主家”叫“老爷”和“太太”。 叶：我阿姨也称呼我父母“同志”。但称呼上的变化，不能说明关系上就真的那么平等了。不过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对“劳动人民”似乎确实多一些尊重，在用语上也比较注意。今天人们又赤裸裸地讲上下尊卑了。说起“保姆”这个词，我阿姨最不喜欢，她多次在我们面前表示过，我想她是觉得里面透着轻视，因此我们家从来不用。新华社大院有个家属委员会，其中有几个积极分子就是阿姨或大娘，有什么检查卫生防火防盗之类的事情她们都管。谁家干净整洁，她们就给这家门外贴面小红旗。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具有了一种“公共角色”，即使这个角色仅仅是点缀，这样做也会使她们更有自尊。我认识其中一位大娘。在我眼里，她是个挺有权威的人物，人们都怕她三分。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人知道这位大娘叫什么名字，都管她叫“援朝大娘”，因为她带大的孩子叫“援朝”。就像许许多多“旧式”的女人一样，她还是没有名字。 大院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怀旧怀的也是胡同。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同深处是我家”。其实1949年以后，“机关大院”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对而言，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关起门来，自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物资相对匮乏，一个大院麻雀虽小，往往五脏俱全，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大院遍布北京城里城外，涉及的机关，党政军学各方面都有。里面的居民，大抵是“国家干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习惯，都与胡同里的“老北京”大相径庭。今天，大院的形式虽然依然存在，但那种相对封闭、“共同生活”式的（communal)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失。“大院”做为一种“生活方式”，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我们的童年、少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今天想起来，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东西。记下来，权当是保留一点日常生活史。
叶：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是大院的孩子。说起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大院”和“大院文化”。王朔出名后，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噢，他们是大院的孩子！”可见连可以称做“北京通”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 马：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 叶：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官员，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都租民房，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像后来的共产党干部，进城以后，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占地筑墙，建院盖楼，自成一个小社会。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也和“单位”的形成有关系。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北京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院最集中。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有大院就有“大院文化”，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文职和军队不一样，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新华社是新闻机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国内国外，什么都涉猎。不像铁道部、外交部什么的，比较单一。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耳熏目染，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占地大约有七十来亩。在这个院子里，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不能不生出些感慨。清朝时那儿是皇家象房，饲养大象的，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民国后，那里成了国会，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算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我翻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看到1913年袁世凯与国会议员们在这个礼堂前照的像，礼堂正面高处的墙上有“众议院”三个大字，现在那儿是个大红五角星。礼堂后面的小楼是总统休息楼，一座西式小楼，叫圆楼，不知袁世凯是否用过，现在那儿是老干部活动中心。东边还有两座二层的小楼，典型的民初建筑，是议员们下榻之处，一座叫仁义楼，一座叫礼智楼。小的时候我胡乱把礼智楼叫成“李子楼”，我刚出生时我们家就住在那儿。现在那两座楼都很陈旧了，我很庆幸它们还没被拆掉。新华社南面的大街在五、六十年代叫“国会街”，旁边有个小胡同叫“众议院夹道”，现在这两个地名都不存在了，唯一一个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痕迹的地名，是新华社北面很不起眼的“参政胡同”，好歹算是给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留下了一点纪念。 到了30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在学术上不算好，但思想上左倾，有李达、许德珩等一批左倾教授。我父亲抗战前就在这儿念大学。现在院子里还有几座法商学院时代的建筑，包括一个图书馆，匾额上的字是民国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的。我母亲当时在北平女二中上学，学校离法商学院不远（后来女二中搬家了），我爸爸和我妈妈最初认识，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学和中学属于同一个“民先”分队，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我们家和这一带的渊源很深。 1949年共产党进城，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我最近看了一个“老新华社”的回忆，他参与了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号房子”的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他说当时“国会大院”的主要建筑都有走廊相连，跟中山公园的走廊一模一样，全院“花木葱茏”，西北处还有一棵北京稀有的菩提树。据说院子里那时还住着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 我小时候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不设岗，没现在这么戒备森严，整个院子就是我们小孩活动的空间。那时还有大片空地，不像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找箭头”，两伙小孩，一伙在前面画箭头，另一伙在后面找，就这样把新华社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索遍了。不少地方是“无人区”，一个人去会害怕。那时候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一些石桌子石凳子，院里的树木招来很多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乌鸦，秋天的黄昏里乌鸦的噪呱声是我最熟悉的鸟叫，已经久违了。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现在都老了。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而是搬进了新楼，但没离开这个院子。 马：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叶：有挺大的变化。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塘子、理发馆、裁缝铺，不出门，什么事都办了。最能反映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带瓜皮帽”的大屋顶。每层楼有六七个单元，中间有个宽大的走廊。每个单元自家有厕所，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是公共空间，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后来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一个军队大院，那儿的楼房设计的跟我们的非常相像，顶上也有一个大屋顶，只是每层楼的走廊更长，住户更多。我想这是五十年代中期宿舍建筑设计的一种式样，高级一点儿的加个大屋顶，简易一点儿的就是“筒子楼”，比起后来的“单元房”少了很多“隐私”。60年代新华社在黄亭子建了一批宿舍楼，格局就不一样了，关起门来，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这两座五十年代的宿舍楼最近都被拆掉了。这些年来北京不仅拆掉了很多老胡同，也拆了大批五、六十年代的房屋，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被抹得差不多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50、60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图书馆。礼堂就是民初的那个国会礼堂，每周都在礼堂放电影，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是免费的。有时放内部片，不让小孩进，我们就在门外捣乱，往往闹着闹着就让进去了。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我们看不到，比如有一次梅兰芳来演“穆桂英挂帅”，那天要混进去就太难了。侯宝林不止一次来说过相声。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礼堂是我的美育大课堂，潜移默化中我受到了熏陶。文革前大部分的电影和演出我都是在这儿看的。每次电影散场时都放广东音乐“步步高”，到今天我一听见“步步高”就觉得亲切。 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念念不忘，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开放的，里面有书报杂志，包括东欧的。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多，下学后不少孩子喜欢在图书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浏览书报杂志，还可以拿家长的借书卡片借书。我记得当时爱看苏联的一份讽刺幽默画报。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在新华社图书馆借的，是讲农业合作化的，作者叫李满天。我当时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很得意自己能看大部头的书了。还记得看过一本书，是1956年短篇小说选，其中很多作者大概到1957年都成了右派，里面有一篇陆文夫写苏州的，好像叫“小巷深处”。当时太小，不明白文字背后的政治背景，但感到那些文章风格生动活泼，有的语气还挺尖锐、给我留下了印象。我父母对我看什么书从不干涉，开卷有益，这点对我的成长很重要。 比起当年其它一些单位，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现在说把北大、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在这个环境，如果你留心，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60年代有一次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参加完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在礼堂做报告，我也溜进去听，没人管。报告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有个地方叫日内瓦，无形中你的世界就变大了。再比如，驻外分社的人回国来，在衣着举止上，也能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我总记得一对从欧洲回来的风度翩翩的夫妇，在社里举办的舞会上，就属他俩的舞姿引人瞩目。在新华社大院里，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派头西化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大多从事外文翻译，很可能是老燕京或者圣约翰的学生。在一个以“土八路”为荣的时代，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毕竟在新华社还有一处生存的空间，虽然他们的心情未必舒畅，他们的才华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很多是像我父母一样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知识青年、“三八式”干部。这里确实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
马：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但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商店理发馆什么的，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粗粗的辫子，黑黑的眉毛，大眼睛，非常漂亮，我背地里称她是“吉普赛女郎”。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 大院里有点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二单元有个老红军，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就是最小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出来后谁也惹不起，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也不和他们同住，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对谁也不理睬。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因为特别爱打扮，总是被人议论来议论去。她一出来，就有人说：“快看快看，就是她。看她那副德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大院人的监督之下，这算是大院文化的一种现象吧。 叶：胡同里也一样吧。 马：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我见过他擦，走得很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我问爸爸那老头是谁，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多数人打电话、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我们院有四栋楼，每栋楼三个单元，每个单元16户，加起来就是192户。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需要叫人听电话时，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他的声音洪厚，每个字都拉着长音，响彻整个大院。我在那生活了近二十年，对这声音太熟习了，经常充耳不闻。李大爷过世后，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 叶：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多了许多人情味儿。 马：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到了六十来岁才娶上媳妇。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好多人送了礼，我们家当然也送了。成家后，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于是院里有人提议，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近一些。我们住在一层，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柜里。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有一天我大哥说，李大爷是不是忘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说：“他不会忘的，他是舍不得吃。就放在这儿吧。”八十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告诉我：“你李大爷死了。”我听了很难过。 你周围的都是“新华社小孩”，因为我们的大院在胡同里，我上的小学就在附近的另一个胡同，我也接触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孩子。我每次去她们家，都挺惊讶的。她们家这样儿啊，这么小，一个四合院，曲里拐弯，这儿一间那儿一间，又挤又矮。她们的妈妈不工作，在家洗衣服做饭，她们也帮着做。夏天把炉子搬到院里做饭。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用水得轮流排队。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玩得最多的是跳皮筋。大家分成两拨，第一拨人先跳，谁跳错了或者皮筋缠在脚上就算是“死”了，必须到一边站着去。皮筋的高度分大概七个等级，最高一级要把皮筋高举过头。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死”，她就必须在这最后的关头跳好，这样她的一拨人就都能被救“活”了。我个子高，腿长，不怕皮筋举得高，所以经常承担救大家的任务，等我顺利地跳完，我的伙伴们就高喊：“活了！活了！”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不是大杂院，是独门独院。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性格温良的女孩子。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端坐的老太太，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看起来很象电影里的地主婆，我当时就想起来黄世仁的妈。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也没有玩的兴趣了，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叶：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顾名思义，又细又长，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能感到院里很拥挤，东西都堆在门洞里。前几年我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吃完晚饭常一个人在头发胡同散步。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耳朵里不时听到胡同两边房屋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有人在听京戏，有人在训孩子，走着听着，我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在新华社的院子里我没有这种感觉，大部分人都住在80年代以来建的高层楼房里，门窗一关，很封闭。“筒子楼”式的鸡犬相闻、声气相通的生活形态早已不复存在。胡同现在也以每年上百条的速度从北京的地图消失。不用多久，胡同和“大院”将共同成为历史。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带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主义而奋斗。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乎乎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也没仔细看是怎么回事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做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试试体操。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兵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的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决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力量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也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十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划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是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的。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蹬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少先队。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还强。 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就让我负责我们小队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三十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孩子，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唷，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有些贵族化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个很平民的吴景田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二十出头。他出身农民，家在唐山一带，说话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袄，在校园里显得很“土气”，他也不在乎。吴老师赢得我们尊重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小时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他们身教，不怎么言传。到了我能听懂一些道理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把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当“人”，像兄长一样跟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流思想。如果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会上一些现象，就跟我们讨论，谈他的想法。他不讲那些空洞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朴素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他要继续升学他姐姐就只能辍学，他对姐姐非常愧疚。这个话题，他谈了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意识地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城市孩子讲这些事，让我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多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和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说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象真的都成什么“家”了。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嘛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属豪放大气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评头品足，议论他的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做裁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有六十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章好象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让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粥先盛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乎乎的一大碗，看起来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同情她。 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什么？我说，吃了姜。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糊了，她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只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按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腊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马：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鸡蛋。那次我斗胆问妈妈：“我从来没有吃够过鸡蛋，你能让我吃一次吗？”我妈妈说好，我让你吃够。她问我是吃煮的还是炒的，我说要煮的，因为煮的一个是一个，看起来多一些。妈妈给我煮了七个蛋，我一个接着一个都吃了。吃完了，我说还没够，妈妈说，就这么多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太不懂事了，可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那天的鸡蛋最好吃。 叶：说起鸡蛋，我想起我们家在困难时期养的一只鸡。因为副食品奇缺，新华社允许大家在院里养鸡，我们住的楼后面摆了一长溜鸡笼子。我们家的是一只白色来亨鸡，春节过了不久就开始下蛋，每个月能下20几个蛋，特高产。那时我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差不多家家都养鸡，它们满处乱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对五十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运动，马笑冬没有什么记忆。儿童的世界毕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样，记忆也是有年龄特征的。正因为做为一代人，我们对反右没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们这一代人才能那么冲锋陷阵。因为亲友的缘故，反右对我的家庭有所触动。下面是我的零星记忆。 叶：我小时候的记忆整体是明朗的，但是中间夹杂着阴影。那是1957年夏天，我不再去幼儿园了，准备上小学。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华社礼堂看电影，那时放正片前常放几集新闻简报。我在一集里看见我三伯伯叶笃义。他是民盟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摇着扇子，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看见我伯伯的镜头，我吓得站起来拉着我弟弟就往外走。我的一个堂姐说她也和我们在一起，说我一出礼堂的门就大哭。我不知为什么会知道我伯伯在电影上出现不是好事，也许我听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父母绝对不会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些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伯伯在会上讲话时正在“大鸣大放”，可是到编这集新闻简报时已经是反击右派进攻了，我伯伯那次发言很可能成为他的右派证据。他后来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那时新华社院里偶尔会开来公安局的吉普车，把犯刑事案的新华社职工拉回机关批判。我记得有一次拉来一个“流氓”，是因为偷看女澡堂还是干什么别的被抓住的。从那儿以后，我一看见吉普车来新华社院就害怕，以为又拉人来批判。看了那集新闻简报，新华社再来吉普车，）我就怕拉来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华社的职工，可我就是怕。这大概是我最早感觉到的政治阴影。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们班一个同学无意中推开了一间在角落里的教室，一看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挂着一排排大字报，吓得他赶紧把门关上跑了。可见反右运动在我们小学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当时是“关起门来”搞，不让孩子们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允许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亲这边是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我母亲那边是我的三舅白景扬。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做为共产党的干部，我的父母是怎么承受他们的手足受难这个事实的？他们在“组织”面前如何表态？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想一想这些问题都让我为他们难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单位是怎么说的，在家里，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跟哪位有政治问题的亲戚划清界限，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三伯伯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我记得一次他穿着件长袍来。那时人人都“短打扮”，穿中山装之类的，他的装束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出来的人。他说起话来，遣词用句也和我在外面听到的“革命话语”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见过他在一个小房间写字，桌上放着外文字典。后来我知道，他当了右派后，民盟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就从事翻译。他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文笔流畅之极，现在在书店还能买到。 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还带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呆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了一家书店，做秘密活动的掩护。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具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七十多岁，是个矮小瘦弱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十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喇喇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做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渡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溜溜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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