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确实选择了中共，也选择了毛泽东

                                                       ——致刘源

作者：芦笛

来自http://www.hjclub.info

适才见到网友转贴的钱文军兄的《历史选择与选择历史》，觉得所说尚未到位，是以不揣冒昧，补充两句。

众所周知，“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类，乃是我党常规话语，大众早已听熟了，却很少有人想到，这类屁话，与过去圣旨上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毫无区别。所谓“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等等，完全就是新时代的天命论，都是无从落实、无从捉摸、毫无可证伪性的形而上存在。所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语，与“毛泽东是真命天子”完全等价，半点区别都找不出来。这种霉烂馊货，也只有弱智国家的弱智政客以及更加弱智的御用文人，才敢在21世纪宣讲，还要乐此不疲；也只有迟钝如刘太子者，才会意识不到那其实是心虚情怯的表现——政权全靠暴力抢来，靠暴力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把持，却又不敢不在宪法中写上“主权在民”的“普世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这种土匪政权找点合法性，不乞灵于冥冥之中的“历史潮流”，还能有什么别的说法？

可笑的是，刘太子居然就想不到，若是哪位吃了豹子胆的愣头青问一声：“请问，您说的‘历史的选择’是什么意思？似乎也就只能落实到‘中共在夺权战争中击败了国民党，坐了天下’这个事实上去吧？这就是‘天命在焉’的证明么？那与‘封建’王朝到底有何区别？”他又该如何回答？想来他能想出来的答案，就是“中共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当然是因为历史选择了中共，抛弃了国民党”吧。

没错，中共战胜国民党，确实是以弱胜强，但恐怕不如秦国当年以一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辉煌吧？14万辫子兵征服上亿人口的大明就更别提了。这还没敢算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否则中共的胜利就更加黯淡了。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就是“历史选择”的证明，那辫子兵征服大明就更是历史的选择，而那位连儿媳妇都淫遍的朱温朱全忠能以“农民起义军”将领的出身登上龙廷，成了大梁开国君主，当然也同样是历史的选择，是不是？

若将视野放到国外，则中共的胜利还不如红色高棉辉煌。人家得到的中共提供的军火，若按比例算，恐怕不如中共得到的苏联军火多，面对的敌人却要比中共当年面对的强大得多，而其取胜所需时间之短，胜利后实行社会改造的规模之宏伟之彻底，“镇反”手笔之大，都为中共望尘莫及。饶是如此，人家也没把“历史的选择”吹到天上去，却在战犯法庭上保持了伟大谦虚。刘太子是不是可以从这更加辉煌的历史选择的样板中得到某种启示啊？

所以，所谓“历史选择”，无非是“凡上台的都是合理的”，说白了也就是“成王败寇”。但若这就是共产党人坚信的“客观真理”，那当年蒋介石不过靠个短训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军，就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爬上了龙廷，同样是以寡击众，以弱胜强，还比我党轻松愉快得多，为何中共又不尊重那“历史的选择”，要起来与“天命”对抗涅？

一个政权建立了60多年，却至今还只能靠当年夺权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该有多可悲！

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历史选择”论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历史事件中确有必然因素。大陆识字分子中常见的误区只在于两条：第一，将“必然因素”和“必然性”混起来，以为历史是一个事先决定好了的必然过程的展开；第二，因此，凡是发生了的，都是合理的，都为冥冥之中的某个“社会发展规律”决定。这谬说由黑格尔首倡，为马列继承，不但变成了几乎所有大陆人的历史观，而且竟为海外史学家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吹，代表着人类智识堕落的最高境界。

“大历史观”的信徒们不知道，“历史选择”就算真的存在，那也可正可负，其正负取决于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智识水平。而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蠢动不已的精英们写下来的负选择史，专门汰优存劣，把下三滥捧上高位，无论是中共还是毛泽东，都是这种“历史负选择”的结果，而这种负选择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是辛亥革命造成的。

（说明：我所用的“负选择”一语，不是指科研中使用的negative selection的方法[以除去不需要的得到想要的，而positive selection则以所选对象的特点为筛选指标]，指的是以负面道德品质作为筛选标准，也就是刻下国内使用的“逆淘汰”的意思。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而言，它其实是正负选择相结合——凡是烂污分子都被正选择提拔上去，凡是正直之士都被负筛选淘汰出局。）

已经在旧作中一再强调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千古失误，在于它废除了帝制，从而彻底破除了将那中古帝国缔结在一起的精神权威，拉断了连接国家的精神纽带。传统社会的维稳机制，主要是孔孟之道提倡的君权至上，而不是庞大的常备军、武警、国安、公安、保安，等等。它是比枪杆子还要厉害万倍而又无比经济的“软实力”，并不需要超过国防预算的“维稳预算”，却是整个国家赖以存在和运转的粘合软件。把它一除去，便再也没有为全社会公认的不容争辩的最高权威了。其第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军队失去了可控性，接之而来的不但是军阀混战，而且是无法以传统方式结束的军阀混战。

如所周知，以往在朝代更替时发生的军阀混战，总是以某个“真命天子”出场而结束。只要大众认定某个实力最强的军阀获得了“天命”，便会万民归心，连反抗者也为之夺魄，不战自溃。新式军阀混战却再也没有了这种好事。一个强人的武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其军队就要发生裂变。几乎所有的军阀都难逃此命运，以冯玉祥的命运最典型。该同志一度几乎统治了整个华北，其庞大的军队却因将领纷纷叛变而崩解于旦夕之间。这是因为再也没人相信他是不可取代的“真命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控制住军队，谁才能指望一统天下。

这就是“历史的负选择”的作用点，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天使”以老毛子的形象现身，效法《水浒传》上的九天玄女娘娘，传授给孙文以及中共党徒列宁“革命工艺学”的造反真经。蒋介石只学会了点“以党领军，以党治国”的皮毛，便解决了“军队裂变律”的问题。他可以裂变实力比他雄厚的军队，以战无不胜的银弹轻易荡平对方的反抗，而对方却无法裂变他指挥的中央军——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倒戈投降的基本是杂牌。

学了点列宁工艺学皮毛的老蒋尚且如此，而况学会了全套军民控制术的中共乎？在很大程度上，历史选择了中共，正如两千年前它选择了实行原始极权制度的秦国一般。战争就是最常见的历史负选择手段（当然并非毫无例外），谁的集权程度最高，谁能最有效地动员己方的人力物力资源，谁能最如意地操控己方的军民，谁的“软实力”也就最强大。此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要谴责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他当然是对的：只有在武力夺权的战争中，共产党人才能发挥其唯一的“制度优越性”，也才有取胜的希望。而苏联老大哥最终垮了下来，也不是被老美的氢弹击垮的，恰是垮在和平竞赛中。

这当然不是“历史选择”的全部机制。我已经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出了（购买信息：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60/n-31060.html；http://www.staritebook.com/root/Book.asp?ID=1420；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1935981251），光有软实力是无法夺取天下的。若是硬实力与对方相差太远，则连起事的可能都没有，遑论夺取天下。追本溯源，中共之所以得以崛起，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拜孙文祸国之赐。

我党起事的第一桶金，乃是卖国父孙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给的，这似乎不用再说了吧？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是，中共起事后之所以不被迅速扑灭，靠的仍然是祸国父孙文的余荫。辛亥革命弄出来的军阀混战并未因北伐结束，却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内乱之外尚有外患：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

这无穷无尽的乱局，不但给了我党起事的可能，而且保证了它从来不是统治者的主要作战对象，使得它获得了武装割据的时间与空间。当时真想镇压中共的，只有蒋介石与个别军阀如何键。其他军阀都把蒋视为比红军更现实的威胁，常常与中共结盟共同对付国府。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从未能腾出手来，心无旁骛地持续全力打击中共。围剿不但是断续的，而且动用的不过是部份兵力。为了控制西南军阀，蒋介石甚至采用杨永泰之计，故意放走中央红军，借追剿为名，将国府统治延伸至西南。即使如此，当蒋介石得以比较认真地对付红军时，中共革命便立即走上了末路。几个较大的根据地都被攻破，残部被迫逃往陕北，濒于灭亡。

恰在此时，日本人开始侵略，而日本人之所以要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彻底解除了中国的国防能力——三尺童子手持千金立于朝市，与诲盗何异？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把自己的国家搞乱，当然要引动恶邻的贪欲，那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是中共便死里逃生，在鹬蚌相持中坐取渔人之利。此时中共既非日本亦非国府的打击对象，便能在权力的真空中疯长起来。待到日本投降后，其硬实力（地盘与兵力）已经壮大到难以消灭了。蒋介石虽然借抗战消除了军阀割据，完成了军令政令的统一，有了持续打击中共的可能，但他对国家、军队、社会与人民的控制力却远非中共之敌。于是在苏联为共军提供了强大武备之后，国府便再不是其对手了。

这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的真相。刘太子若真是标榜“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想来也不敢否认，更不至于否认杨尚昆同志的这段证词吧：

“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还有叶飞同志的这段证词：

“（少奇同志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很蠢，他还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们。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叫苦，这样的文章好做。……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所以，历史选择了祸国自肥、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的中共，淘汰了真正的民族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选择，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时至今日还要吹嘘这种选择，是不是也太有点缺乏羞耻心哪？

历史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了毛泽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就有专门章节谈毛对中共革命胜利的特殊贡献，这里节录一段：

“对中共来说尤其幸运的是，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当上了党魁。毛和其他中共大员的区别是，此人心胸褊狭，痞性十足，品质极差。出于嫉妒心理与名利心，他可以不顾大局胡来一气，敢于并善于自伤讹诈，以把船弄翻威胁同僚屈服。前已述及，他在第五次围剿的危急时刻，出于对洋房子先生们的嫉恨，竟然煽动将领对军令阳奉阴违；在红军突破湘江伤亡过半的危难关头，他竟然忙着秘密串联颠覆中央领导，借此挤进书记处；在红军发生重大战略争论时，他生怕张国焘夺去他的权位，不惜捏造兵变谎言，欺骗中央与他一同出逃，造成红军分裂。

这些事，其他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是干不出来的。他们或多或少还有点大局观念，讲究点共产党的‘责任伦理’。例如博古虽在遵义会议上被毛罢了官，但在张闻天来串连他夺毛的军权时，他仍为了避免红军分裂而表示不同意；张闻天后来也因为同样原因，在会理会议上表态支持毛。即使是张国焘也罢，他因被毛等人抛弃，一气之下另立中央，但在毛指使张浩假传圣旨，声称‘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他明知去陕北有坐牢的危险，仍然乖乖取消中央的名号北上。哪怕是在西路军陷入危局时，他还致电西路军将领，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不难想见，如果毛没有在党内确立其不容置疑的元首地位，而是始终郁郁不得志，那么，以他建党元老之身，在军队里又有着雄厚的潜势力，将会在党内形成何等可怕的破坏力，为中共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种破坏力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不管是张国焘还是王明，都不会像他那样在失意时不顾大局胡来一气，充其量只会去投奔国府或苏联。因此，哪怕从‘减去负数’的角度来看，中共让毛做党魁也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或许就是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倒向毛的原因——鬼怕恶人。”此话之鞭辟入里，想来全家吃够了毛的苦头的刘太子不得不暗自点头吧？把当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刘少狗同志（对不起了啊，那是当时全国通用的革命话语，我这人比较喜欢永葆革命青春啊）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折磨致死，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权位，不但什么原则都不讲，什么下作烂污事体都干得出来，而且甚至不惜乾坤一掷，毁党造党，把全国投入毫无来由的全面内战，致使中共政权全面分裂，元气与威望大伤，再也没能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更为日后中共大规模内讧埋下了核定时炸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此人的道德品质，还不足以证明他在感到权位受到威胁时，可以不惜把船晃翻，宁肯所有的人都统统落水，也绝不肯大权旁落？

所以，为太子计，窃以为“历史选择”之类的屁话，还是趁早收起来为好。贵党的历史实在太骯脏，不提也罢。

 

附：钱文军文《历史选择与选择历史》http://hxzq05.d68.zgsj.net/Essay/5634.x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