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草原生态观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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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草原生态观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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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草原生态观 小说《狼图腾》的极度窜红，引起了人们对于生态保护以及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热烈讨论与思考。这也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因为它所引起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 一些读者不喜欢作者“借小说的情节说教”，宣扬草原游牧民族“狼一样的民族性”，批判华夏（实际上是汉族）文明的“软弱”及其“羊一样的劣根性”，并把中国人的各种劣根性统统归结在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但尽管如此，对于狼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首肯，对于狼的极度同情，形成了鲜明的一边倒的局面。 对于农耕或游牧民族的民族性问题，固然可以展开讨论，其实，即便是当代生态系统中人与狼的关系问题，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关键在于要采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而非简单地感情用事。 小说以狼为主线，内容涉及了自然界中的生物形态、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以及农耕与游牧两个民族的意识形态这样三个范畴。其中的生物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只能努力去认识这种生态关系，并在承认这种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另外设计、制造出一套全新的生态关系来。后面两个内容，一个是经济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造就上层建筑，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迥然不同，这产生于农耕与游牧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形态，而不同的民族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形态，还是基于对生态关系的因“势”利导。关键在于，这两个民族所面对的“势”是迥然不同的。 讲的直接一点，这个“势”指的是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初，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并非主观地去选择或放弃某种经济形态，而是面对不同生存条件下一种舍此无他的必然抉择。虽然这种选择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不同民族间对于生态关系的处理方式却从此分道扬镳。 人类在其幼年时期，只是生态食物链上普通的一环，和今天的灵长类一样，通过采摘和渔猎手段维持生命并繁衍宗族，虽然需要捕食其他动物为生，却也难免成为其他动物果腹的食物。此时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平等子女。作为众多物种之一，由于数量有限，生产力低下，人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并不足以影响大自然的正常循环。 但自从人类由渔猎时期进入畜牧和农耕时期以后，随着开拓和生存能力的日益加强，以人类为中心的意识也逐渐形成，人类从“自然的奴隶”转变成为“自然的主宰”，并开始排斥其他生物的一切不利于人的正常活动，把很多物种置于自身的对立面。这一异化现象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农业经济形成的过程中。 农业经济是由人工操作的农田系统和人工饲养的家畜系统构成的。至少从五、六千年以前，童年时期的汉民族就通过烧荒、砍伐森林或是开垦草原的方式，逐步开始了营造耕地的进程，经过数千年的灌溉和施肥，使土壤日益熟化而形成了今日的农田系统。而今日的家畜和家禽，也是把野生动物经过几千年的驯化，最终通过舍饲、圈养的方式来获取畜产品。在这一系统中，农田的耕作和畜禽的舍饲都是以人工调节为主，随着农业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这个领域中似乎已日益摆脱了大自然的控制。人类已不再惧怕自然，并试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然”，进而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 直到上一个世纪，文明世界的大多数人仍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惟一主宰，而把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物种统统看作是上天赏赐给自己资源，只需无休止地加以利用，却从不考虑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我国，中原农业帝国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人工操作的农田系统的形成过程。几千年争夺较量下来的结果，原来与人类共生的很多物种或者灭亡，或者逐步退出了人类聚居的中原地区，转入远离人类的山区、森林或是荒漠。 在封建时代结束以前，生产力低下，人类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足够满足人们相对较低的生活需求，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尚不致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崩溃。而进入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导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提升，资本推动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促使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恶性膨胀。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耕作面积日益拓展，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在纯粹由人工控制的农业经济区，若非不得已，人们似乎也不大需要生物的自然调节功能，更不需要像狼这样的肉食猛兽来控制其他动物的数量。在商品社会里，连病畜、死畜都会被人弄到市场上去，哪里还有狼吃的份。狼的自然调节失去了作用，在生存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闯进村子，咬猪吃羊甚至伤人，成为破坏人类常规生活的一害，被人围打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游牧经济则不同，传统牧区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草原的生态系统表现为人工管理的畜牧系统与天然的草地生态系统的一种耦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首先强调的不是改造自然，而是顺应自然。以游牧方式饲养的畜群是以苏鲁克(蒙古语：畜群)为单元组成的，苏鲁克虽然是在人的管理和照料之下，但实际上仍是处于半野生状态，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长期保持着一种竞争中的和谐关系。在游牧民族眼中，人类与万物并非从属关系，而同样是在“长生天”放牧之之下的一个个苏鲁克，共同生活在蓝天之下。 草原牧民世代相传，对草原生态系统并不采用人工手段强行干预，而是采用自然调节与人工调节两种办法来进行管理。所谓自然调节，指的是人们对构成草地天然生态系统的成员进行保护，以便让自然机制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比如说爱护鸟类，以便让鸟类来控制食草昆虫的数量；保护蛇和鹰，让它们来控制鼠类的数量；适度控制狐狸和狼之类大中型食肉动物的数量，并通过他们来控制那些严重破坏草场的鼠类、旱獭、野兔和黄羊的数量，以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保护天然的草场资源。 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草原上的牧民深知牧草、黄羊和狼群之间存在着一个精确的比例平衡。黄羊为了回避人类，通常都是采食边远草场，成百上千只黄羊啃食牧草，刺激了牧草的生长，黄羊粪便又改良了土壤，推动了草原植被的顺向演替，哪里有黄羊哪里的牧草长势就好。但是黄羊太多了就会形成灾难，黄羊过度啃食草场，与人工放牧的畜群争食，自然对发展畜牧业极为不利。自古以来，草原牧民除采用狩猎这样的人工调节方法来控制黄羊等草食野生动物外，主要是利用狼群这一自然调节机制。 作为大型食肉动物，狼在生态食物链中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它通过吃掉动物中的老、弱、病、残、幼，来控制这些动物种群的数量。并不是狼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从而“理性”觅食，而是捕食老、弱、病、残、幼可以使其降低捕食成本。换句话说，不管是家畜还是野生动物，捕食青壮个体要费力的多，甚或根本捕不到。谁的生存能力弱狼就吃谁，草原一旦遭到白（雪）灾，冻死、饿死的牛羊遍地都是，狼群会将其迅速清理掉，即使腐烂变质的牲畜尸体也不会剩下。若是狼自己衰弱到无力捕食其他动物，那也只好自我淘汰。适者生存，在自然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种自然法则确实促进了物种的积极进化。在羊群中，被狼扑咬过的羊会迅速提高抗病能力，只要伤口能够愈合，就很少再得其他疾病；而没有被咬到的羊也会长时间处于警戒状态，反而身强体壮，少疾病且增膘快，出栏时肉质鲜美，其卫生指标与吃饲料长大的舍饲品种不可同日而语。牧民历来认为，草原人之所以体质强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吃的是半野生状态下长大的牛羊。 相对而言，狼群的自然调节要比人工狩猎的成本低得多。对付黄羊这样的集群动物，单人独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除非是采用古代的围猎方式，而那种方式是要大规模动用军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或称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内地城市的肉食匮乏问题，北京等大城市的菜市场曾在一夜之间摆出了成千只剥了皮的黄羊，但那可是动员了摩托化部队和现代化武器的成果呀！反过来讲，当代人类为了商业利益而大量地猎捕黄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等于是从狼的口中夺食，一旦导致狼的食物极度匮乏，狼群的捕猎目标转向家畜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牧民不是佛教徒，更不是东郭先生，狼的行为确实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不可以打狼，甚至认为对狼的捕杀不能过少，但与此同时，也反对无限制地捕杀。捕杀过少于眼前的牧业生产不利，而捕杀过多则会造成生态失衡，对牧业生产环境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为此，牧民通常采用有针对性的狩猎方式，打老的不打小的，打残的不打壮的，当狼十分稀少的时候，既不捕杀也不干扰它。在这种情况下，狼一般也不会伤害畜群，人与狼之间实现了和平共处。 据20世纪50年代统计，内蒙古每年发生的因狼群发生的家畜损失在5万头以上。政府开展了“三打”(打狼、打草、打井)运动，猎杀狼的活动进入组织化、武装化、甚至是轻骑化，并一度发展到掏狼窝、诛狼仔，赶尽杀绝的地步。自50年代直至文革期间，每年春季政府都要开展有组织的灭狼运动，并根据灭狼的数目给予奖励。每年奖励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是现金，有时是物质奖励，比如消灭一只狼奖给几只羊或几袋大米、面粉。在50年代著名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中，有一首传唱全国，至今不衰的插曲叫做《百灵鸟双双的飞》，那里面的第二段歌词开首就是“我们打死野狼，是为了牛羊兴旺”。从1948年到1958年的十年间，全自治区共打狼97000只，使狼害的损失率从1949年的1.1%下降到1958年的1.0%。狼害虽有所下降，但鼠害却随之而起。据统计，当时，内蒙古牧区鼠害面积2000万公顷，占全区草原总面积的22.7%，仅伊金霍洛旗每年的鼠害就要吃掉6000万公斤牧草，足够1万头牛吃一年的饲料。 所谓人工调节的办法，是指通过法律、道德，以及民间习俗中的约束或禁忌，来制止人们破坏资源的行为，鼓励增殖再生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利用。 早在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颁布的《大札萨克》法典中就已明确规定，严禁在春季草木发绿时挖坑和搂柴，违者罚款，严重者砍头；严禁放火，失火者将受到砍头之罪，并在细则中规定，游牧更换营地时必须把热烬埋在土里，否则因此失火将受到杀头之罪；不准在河流和泉水里撒尿；不准在河水和泉水里洗物；蒙古族自古有围猎的习惯,既可以此来对游牧经济进行补充，又能达到军事训练的目的。但是在关于围猎的法律细则中却规定，在每年元月到七月二十日的动物发情期内不准狩猎，即便是在狩猎期内亦不准射猎哺乳的母兽等等。 自古以来，草原牧民保护草场的习俗和禁忌就很多，而这些规矩往往是和现代生态科学合拍的。比如，生产上采取四季轮牧，对于一片草场，一个畜群一年只采食一次，因而牲畜采食到的饲草都是营养丰富的新鲜牧草，而草场也不会出现过牧而导致退化。在畜群管理上，精心选育种公畜，注意保留和繁殖母畜，而对需要淘汰的公畜及时进行阉割，这样既能保证繁殖的牲畜有良好的遗传性能，又能使畜群数量不致过多，从而保持与牧草再生资源的大体平衡。在日常生活中，规定了不许挖草根，不许砍树，不许烧荒，不许污染水源等等许多的民间礼法要人们遵守。在居住方面，轻便、可移动的蒙古包对草场的破坏最小；在交通方面，骑乘马和勒勒车对草场的压力最小；就连草原上的蘑菇、黄花、药材，牧民也是用多少采多少，从不干使资源枯竭的事情。 这样的做法看似与当代市场经济不大合拍，但却与客观存在的草原生态相一致。草原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载畜量”，指的是单位面积的草场所能承载的牲畜的数量。我们在牧区插队时，曾开玩笑说应该还有一个“载人量”的问题—单位数量的牲畜可以养活若干人，折合下来，也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场可以养活多少人了。实际上这个算法的核心在于单位面积草场的牧草产量。若要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草场的产量，理论上讲只有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去种植牧草，牲畜改为舍饲，并全面改变现有的生态关系。然而草地生态十分脆弱，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能力以纯粹人工的方式经营畜牧业而不致破坏现有的生态关系，即便是相对先进的畜牧大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一旦草场出现了“过载”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草原的退化—牧草的品种减少，尤其是多年生的优良牧草品种减少，跟着就是土壤沙化。 当前内蒙草原退化严重，“过载”是主要原因之一。造成“过载”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草原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建国近60年来，草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微乎其微，主要的人口增长一是来自农业地区的流民，每到灾荒年头都会有大批的“盲流”以“闯关东”或“走西口”的方式涌入草原；二是不同历史时期由政府组织的移民，例如著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其实，对内蒙草原有组织的围垦早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正是由于武装反抗围垦活动才被草原牧民广泛传唱的呀。今日内蒙的东部盟旗，至少在清代后期的时候还是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北部的草原一样，以游牧经济作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其生态环境也远非今日可比。 造成草原“过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传统的游牧经济近似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者对于自然的索取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如今草地上放养家畜的数量，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早已不是用多少养多少，用多少采多少，用多少捕多少，而完全变成了多多益善的市场行为，经营（采集、捕猎）者急于用有限的资源去换取无尽的钞票，掠夺性开发与生态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有人说，相对于游牧经济而言，农耕经济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因为它至少能够取得更大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从古到今，那些从成熟农业区来到草原、丛林的人，往往会近乎炫耀地把他在农业区学到的生产、生活技能应用出来，乐于将其传授给生活在这里的那些落后的“野蛮人”，并且在心中不由得会产生出一种救世主的感觉。如果说迪福笔下的鲁宾逊这样做是一种迫于生存万不得已的行为，那么地理大发现时期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开发就已经很值得讨论了，更不要说今日的某些盲目开发行为所造成的生态恶果。 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需要各自适应自身的条件，相互借鉴一些具体的方法本无不可，却万万不可生搬硬套，否则无论动机如何美好，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文革期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农垦师绝大部分搞的是农业开发，其中也包括在适合游牧的草原地区开垦湿地、人工种植牧草和饲料，其直接结果是天然牧草枯死，种植出来的人工牧草比粮食还要昂贵；而远期后果则是地下水位普遍下降，草原严重沙化，成了草原挥之不去的梦魇。 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为了疏散内地城市人口，上边发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未几何时，这个口号被偷换概念后移植到了内蒙草原，变成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能白吃商品粮”。在牧区执行军管任务的军代表，大都是内地农家出身的小伙子，个个热情高涨，要在这无边无沿的大草原上开荒种田，改变牧民吃商品粮的现状。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下子划出了一千亩地，一次性买进了四台双轮双铧铁犁，牧区有的是年轻力壮的犍牛，一台犁上拴四头牛，好不威风！草地上的牛从未上过犁杖，十六头生个子犍牛一齐发威，四台犁杖就在那一千亩生荒地上写起了狂草！后来又公社调来了拖拉机，把那些千百年来未曾动过的草皮统统翻了一个身，由那些坝前“盲流”过来的农业人口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将花钱换来的种子埋进了土里，再下面就只能靠天吃饭了。秋后的小麦高度不及十厘米，收成不及种子的一半。虽说从高处望下去那一千亩地也只有豆腐干大的一块，可自从被犁杖揭去了草皮，就一天天地招来了风沙，也招来了田鼠，沙化的土地何止数千亩！赶上风天，黄沙滚滚，愁云黪淡，像是诸葛亮的八阵图。 所谓关注生态，并非要让人类回归到洪荒时代的草原丛林，恢复巢居或是穴居生活，甚或将虎豹狼虫引入大好的城市、农田，而是要倡导人们科学地认识并保护好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去利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有限资源，从而杜绝一切盲目或野蛮的开发行为。 2011-09-14 附当年作者速写三幅：
点葫芦是播种用的工具，样子像是件乐器。 下面是用小牛皮做成的一个容器，用来盛放种子。中间部分是用两根木棍挖空后又对在一起的一个空腔管道，上端出口处绑上一些庄稼秸秆或是草棍儿。播种者跟在开垄的犁杖后面，将点葫芦背在身上，出口向下与地面形成一个角度，手中用一根木棍敲打中间的木制管道，种子就会均匀地落入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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