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屋里的大妈（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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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屋里的大妈（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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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屋里的大妈 ——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如果让我回忆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文革中大串联应该是其中之一。我16岁那一段非常的经历，已深入脑髓；祖国乡村的古朴风光，时时浮现在眼前。那一个个淳朴的农民形象，给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其中，长辛店附近村落的一位贫农大妈，最能引发我回味宝贵的良知，慷慨的人生。
那是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66年，毛泽东主席向学生们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将革命造反的烈火烧向全国的号召。同学们纷纷结伙，准备去周游，去上海的，去杭州的，不一而足。 我也作了准备。我的目标，是徒步穿行于乡村之中，目标是井冈山。我没有同伴——在我周围的同学中，大都是要坐火车、汽车的。这时，准备与同校同学们一起串联的姐姐，怕年龄过小的我一个人徒步旅行，会发生不测，于是，与我商量停当，姐弟俩打好背包，踏上了漫漫征程。 我之所以起了步行串联的心思，原因首先是我是一个有挑战癖的人。越是艰苦的事物，我越愿意尝试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很喜欢与乡村里的农民打交道。记得麦收期间，我们中学生们曾经去乡下帮助农民忙麦收——那些乡村汉子们弯腰拔麦子时近乎艺术表演的动作，深深地吸引过我。尤其是在顺义县木林公社东埝头大队的一个（记得是第四）生产小队劳动期间，全小队的社员们，特别郑重赠送过我个人一面锦旗，表彰我的劳动热情，给了正处于压抑状态中的“黑五类”子弟的我以最大的安慰。 我迫不及待地奔向于祖国乡间土路，与其说是响应将革命烈火烧向全国的号召，不如说是欲在田间地头，在茅屋土炕边，从乡民那里寻找心灵的安慰。当然，我不会忘记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使命——我是一个右派子弟，也是多年的三好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我因坚决背叛右派家庭，前一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学校树立的背叛“反动家庭”的样板。我这次准备一路体味最艰苦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多多接触，将革命道路走到底。
我和姐姐并不孤单。走出郊外时，在我们的周围，有张贴、粉刷在各种建筑、墙壁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大标语；在我们的前后，有着一拨又一拨的步行长征队伍。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虽然我们这前赴后继步行的队伍，远远比不上乘坐火车、汽车的串联队伍之众多，但人数也很可观，气势可称雄壮。 刚刚只走了半天，我便初尝到了徒步长征的分量。但风华正茂的姐俩，随着呈现在眼前的渐宽渐广的道路和一排排高大的树木，心情舒展，一路高歌，走在通向河北省的大路上。 第一天，不知走了多少路，汗水湿衣，背包山重。初冬的斜阳即将被远山衔去，我们停留在一个村子旁。啊，长辛店到了。“长辛店”三个字，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上过历史课，知道这里曾经举行过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姐俩站在村边一家院墙外张望。恰好一位四十余岁的大妈走出来，瞭望着什么。她发髻黝黑，身材瘦高，衣着洁净利索。她眼睛亮亮的，和蔼可掬。姐姐向她问了好，说明我们是来自北京、响应号召，步行走向井冈山的学生，希望有房屋借宿一夜。 大妈听说我们是从北京城里来的姐弟俩，先是一愣，然后招手，急唤道：“快进家来！”走进院子，听见鸡窝内的躁动声，一阵阵诱人的饭香，扑鼻而来。房屋陈旧的青砖反射着落日的余辉，为我们照路。 我们卸了背包，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 屋子里干干净净，除了一个板柜，一张桌子，几个小凳，别无长物。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画像，有“翻身不忘共产党”等字句组成的对联。不用说，主人公的成份是贫下中农。热气腾腾的锅盖下掩藏着的，不知是什么好吃的——大妈一家要开饭了。 大妈家里有几口人，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妹妹，跑去打水。 大妈招呼我们洗脸、洗手，忙着开饭。她特别叮嘱我：“男孩子，饭量大。大妈没有别的，窝头，棒子渣粥，管饱！”抚摩着我们的背包，问过我们的年纪，大妈赞叹着，又叹息问：“你们出来，走这么远的路，妈妈在家里总惦记着！” “妈妈”的话头，让屋里的空气变得凝重。姐姐向前一步，跟大妈恳切解释说：“大妈，我们的妈妈是右派，也就是反动派；我们出来串联，就是要向你们贫下中农学习，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改造世界观！” 为我们添饭的大妈怔住了。刹那间，泪水有如出闸门之水，夺眶而出。她轻摇着姐姐的肩，颤声道：“不能这样说，亲妈怎能是反动派呢？” 我和姐姐都望着大妈发愣：她会为“妈妈是反动派”这句话而流泪？难道她不知道58年以后的反右运动吗？我们从上幼稚园和小学时，就懂得了一个人间道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向党发动进攻就是反动派——大妈不会不知道吧？ 大妈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异样的表情，她的双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出奇的明亮。她停顿了一下，用教训子女的口气道：“闺女，亲妈一口奶，一口饭，把你们养大；这样说亲妈，不对！”19岁的姐姐开始说给大妈听：在党的整风期间，妈妈为自己的进了监狱的三弟——也就是我们的三舅喊冤，犯了反对肃反运动的错误。 姐姐表现出她最大的耐心，讲说着反右斗争的背景。 姐姐任过多年大队长，是三好学生。她的话语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她的表达能力真是强，像是上一堂生动的教学课。 姐姐的解释细致、具体，分析冷静、理性，对面的大妈却越发惊愕，她的脸色惨白，似乎有什么灾难已经降临。这时，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大妈，您知道《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吗？”我反复学习过这些文章，我想我提供的权威证据会使大妈猛然醒悟。 半坐在炕边，一直在准备为我们添饭的大妈站立了起来，她目光炯炯，对着我，也对着姐姐，回答道：“孩子，你说的那个社论，大妈不懂”；接着她又仰看着屋梁——或者不如说仰望苍天，呼号道：“可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那拖长的“不行啊”的声音，在半昏半明的房子里回荡；她的脸色，如丧亲人般的惨凄。 我们惊呆了。 我从接受正式教育以来，从没有听到过与社会共识如此相左的言论，更没有听到过这般揪心撕肺般的呼喊——而这般言论与呼喊，竟是来自一位贫农大妈之口。这一呼喊，大大震撼了我，远胜于在文革中听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一边是姐姐认识到了真理之后的认真诠释；一边是大妈对世间有如许论调的莫名悲哀。前者的声音越来越恳切，而后者的忧戚已经不堪熬煎。 终于，大妈撑不住了，她摇着头对姐姐说：“别说了，闺女，大妈难受……”然后，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门。我在和姐姐的眼神交流中，知道她与我有同样的困惑：怎么贫农大妈的见解与我们多年学到的知识有天壤之别？ 过不多久，大妈带来一位大叔——村里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她指着我们姐弟俩，说：“就是这两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您说能放心吗？”革委会主任穿着绿色上装，中等身材，背微驼，是个复员军人。他对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听你大妈说，你们姐俩步行去井冈山，一路上太不安全，还得搭个伴儿。我和你大妈商量，联系了一群大学生，北京农大的，他们今晚落脚在我们村，明个儿一早也去井冈山……”姐姐急忙截住了他的话：“我们是右派子弟，我们不能连累他们，我们俩自己能走！”“不行！我去叫他们的陈队长！”主任把手一摆，他转身出门。大约十分钟以后，只听得外面旋风般的步履声，一个戴着眼镜的高大青年男子，站在我们面前。 “我姓陈，我们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咱们一起长征吧！”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完全能信任的友好情谊。 姐姐惶恐着：“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右……” 陈队长则用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表示着战友般的欢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小同学，不必顾虑，让我们肩并肩地走向井冈山！” 因拥有“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而在文革中被歧视的我们，面对这拒绝不了的热情，心里热乎乎的。主任大叔断然道：“一起走，你们不能分开！”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姐站在十余位朝气勃勃的北京农业大学生队伍中间，与大叔、大妈告别。大妈拉着大学生陈队长的手，叮嘱说：“你们可别扔下他们，怪可怜见的……”大妈走向大学生们跟前，一一拜托，动之以情。她殷切地看着大学生们，一直听到陈队长等所有人的热情保证，才放心地退到一旁。 走了几步，我们回过头来，看着大妈一家，在门口旁边的枣树下，望着我们。宽慰的神情浮现在她的脸上，仿佛母亲为远行的子女找到了可以托付之人。 我们互相招手……
离开了长辛店以后，我们继续着长征，以后再也没有与大妈见过面。 大妈可爱可亲，但经过多年学习与锤炼的我们不会听从大妈的意见。我们那时确认自己走的是一条彻底背叛反动家庭的革命之路。 不过，那一夜大妈陡然间变得刷白的脸，还有那仰向苍天悲怆的一声呼号：“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总是不定时地突现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随着岁月的流逝，其情其景在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化为了永恒。 1979年，从内蒙草原返回京城的我，得知三舅的所谓“现行反革命”被否定，最终得以彻底平反了。这是否意味着，母亲为自己弟弟的鸣冤叫屈，也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已，而不是蓄意对党的肃反运动进行攻击？顺理推之：我们子女们与母亲划清界限的长达十多年的行动，是符合情理的吗？ 我们的见识为什么比不上目不识丁的大妈？ 我们是怎么学习知识、认识事理的？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挤在同一个会议室内，手捧同一本书，认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拥护着，思考着，补充着，发挥着，然后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将我们的共识化为一种冲天的热情，现实的行动。 大妈是怎么生活的？她每天做饭，洗衣，看孩子，喂猪，奔走在茅屋内外，盘旋于炉灶之旁。在“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口号长期流行时，几乎是处于封闭境况下的她悲天悯人地呼唤着人伦亲情，寸步不让地捍卫着母亲的尊严，并将这种“反动派”父母之提法，严词拒之于千里之外，其意气之勇决，真不在那“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即倒”的韩昌黎以下！ 贫农大妈忙于家务，既没有像家家的爷们儿有到村委会开会的机会，目不识丁的她当然也读不懂来自上边的指示或文件，她对事物真相何以有着如真确的把握？她对世间大问题的敏捷反应，竟高明过了大多数的读书人，高明过了权威社论！她在低陋的小茅屋中，以最朴实的语言，一语道破事情的实质，不屑那那洪水猛兽般的造反潮流；反倒是长期受到正规教育、在寻求真理的泥淖中打滚、挣扎的我们，显得可悲复可笑了。 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童，他睁着不晓世故的一双水晶般的眼睛，问妈妈，那个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这傻憨憨的一问，让世间人们无遁形之地，令事实真相水落石出。长辛店的贫农大妈，不就是新时代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赤子？她只凭良知，不晓权威，拒绝谬说，截铁斩钉。我设想，如果大妈也如同我们一样，天天学文件，时时背条文——那时的她，或许会能增加不少文雅之气，然而，“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的呼号，还能从她的口里发出吗？ “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这声音如许亲近，仿佛就在耳边萦绕；它又如许遥远，如同远古传来。它含着大妈的泪水，也是我们古老民族面对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的一声悲吟。中华民族，很早就讲亲亲之仁——从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广到广大的人类之爱。这种境界，虽然有它的局限，但至少可以维系家庭的稳定，使民族长期开凿的心灵河床不至于横流漫溢。大妈的痛苦，其实是民族的大悲大痛。大妈没有理论，她只有感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我恍然感觉，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经营、积淀的最朴实的道德之魂附着在大妈的敏感神经上，她曾为民族的耻辱、悲哀而放声一号。 亲爱的长辛店大妈，在我激进地与父母划清界限时，您给了我亲生母亲般的大爱；而您呼号于小小村屋，对我来说，永远是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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