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河南”
作者：西部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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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河南”
作者：西部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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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河南” 昨日，失散了30年的小学同学来家中做客，惊讶与兴奋之情洋溢在谈话之中。30年过去，我们都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啊！我们促膝长谈，从孩提时的玩耍聊到生活的经历，从班主任聊到许多同学们，勾起了我太久太多往日的回忆。席间提起一个我不能忘怀的名字-“河南”，触动了埋在心头多年的思念……。 我们两家是工厂家属楼居住的邻居（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期粮食短缺，生活困难，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长大后听说是由于自然灾害所致，历史的真伪已无从考证，只是知道北朝鲜年年还在闹自然灾害！），他大我两岁，真名叫殷庆云，“河南”只是他的绰号，可能因为当时工厂河南人稀少的缘故吧。 庆云的父亲也是河南人（莫要说我糊涂，意思是具备典型河南人的谋生能力），在工厂财务科上班，下班后就在家做起小炉匠，庆云年龄虽小，可是换起钢精锅（当年的铝锅）底来手艺精湛一点都不含糊！我常到他家中做客，每每看到他自己动手制作的煤油炉、烧水壶、面皮锣（关中人制作面皮的工具），我都会羡慕不已。庆云的母亲是商场的裁缝（做衣服的工种），过年时偶尔也请她帮忙用斜纹布（四角钱一尺，当年物质短缺，买布得用布票，斜纹布也就是现在小商品市场里最次的布了）做件新衣服，庆云也常到我家来玩耍，也佩服我动手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本领，我们俩是要好的小伙伴。 夏日的夜晚，天空中繁星闪烁，月光似瀑布般撒向大地，我和他并排躺在户外的床板上纳凉，微风吹来，给炎热的天气带来阵阵清爽。旁边的半导体唱着：“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的思绪想象着许多年前的样子，憧憬着许多年后的事情。幼稚的心灵在跳动，可爱的理想在飞翔，庆云对我说：“看那，月亮里面有棵桂花树，还有只玉兔，长大了我们驾驶宇宙飞船去看望嫦娥”。我想象着嫦娥美丽而神圣的模样，和电影明星王晓棠、谢芳一样？还是和西施、貂婵一样？百思不得其详，当年的我真笨啊！ 古城的西郊是有名的“电工城”，大型送变电设备制造业遍布在这里。电工城里有处公园，当年建造是靠工人义务劳动而成，所以命名为“劳动公园”。庆云和我常常在这里玩耍，通常我们都是骑上自行车（当年引以为傲的家庭财产），沿着莲湖大道而转桃园路就来到了公园的大门口，一路上我们打打闹闹，较量车技，我还记得一个不小心从车上摔下，胳膊蹭出一条血痕，回去被母亲好训一顿。 庆云很聪明，象棋下的好！无论是在他的家里还是在我的家中，只要有空一定会摆起棋局拼杀，在我的记忆中赢过他的时候少，输给他的次数多，我在同学中棋艺已是上乘，还输给他，回想起来真厉害呀！他下棋时自信、凝重、洒脱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文革中停课后的弃文习武。我初中二年级上到一半，忽一日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高音喇叭大喊着“造反有理”和“停课闹革命”的口号，庆云和我都是被划分为黑五类子女之列，无缘加入到那个所谓的革命大潮中去，我们干脆就躲在家中不到学校去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共同强身健体、习拳练武，我拜的是工厂大食堂的炊事员为师，学得是家传的“李氏太极”，他学得是河南老家少林寺的“大、小红拳”，一个内家功，一个外家拳，我们取长朴短，共同进步，直练到三、五个人都近不了身！ 一张旧照片，背景是当年全国人民向往和敬仰的天安门，我身穿打着补丁的、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中紧握着一本“主席语录”（当年称红宝书），傻傻地直立在广场上，和我并肩站着的就是“河南”。那一年，我们结伴北上串联，从古城坐上进京的火车四天四夜才来到了伟大首都北京，一路上车厢里人山人海，走走停停，我是在列车的行李架上坐着，他是在座椅下面躺着，饿了啃干粮，渴了喝生水，心中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因为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出远门。 庆云人很仗义，有侠骨柔肠，看到不平之事总是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对我也非常的爱护和关怀，那时我年龄小，对社会上的事情一点不懂，他就常常的帮助我去面对社会和人，遇到困难会毫不犹豫的档在我身前，我一直都把他当作“大哥”。 上山下乡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最高指示（主席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去找庆云，希望他能带上我一起下乡插队，他拍着胸膛说：都包在我身上！于是我们结伴来到了陕甘边区-陇县插队落户，陇县地处关山，与甘肃接壤，自然风景优美，特产资源丰富，遍地都是“核桃树”、“柿子树”、“梨树”、“麻”（籽可榨油，杆做麻绳用）、“黄花菜”、“油菜”、“包谷”或“小麦”，是个自给自足的粮仓。只可惜“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冒进和错误，导致了富饶的陇县--人民还在生存线上挣扎，割资本主义尾巴使丰富的地方特产没法流通，大锅饭的集体经济使盛产的粮食不能兑换和产量低下，左倾与可笑的“保甲”型管制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我还记得冬天没有柴烧，就用庆云制作的煤油炉子来做饭，用他敲的铁锅把开水烧开，把玉米面用开水烫后和成面饼，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的下到开水锅中煮熟，捞出来沾着醋和盐吃，回想起来还真香！ 生产队的全日工钱才一毛五分钱，我们年幼工分低（满分12分，我们6-8分），年底分红连底扣粮食钱都不够，为了给回古城探亲攒路费，庆云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叫上我一起去贩卖粮食……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关山脚下已经是寒意绵绵，午夜时分，我和他拉着满载玉米豆的架子车上路了。出村庄时我们小心翼翼，尽量不出声响，碰到几只狗都是很熟悉，也没有叫唤就放我们出村了。出了村庄不远就是有名的“毛鬼神坡”，绵延数十里路，都是险峻的羊肠小道，传说夜半常有孤魂野鬼出没！我和庆云腰扎麻绳，一板利斧插在腰中，他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推车，当上到坡路深处，远远看到点点的磷火飘动，我们的头皮都麻了！于是我们大声唱起了雄伟的“国际歌”来给自己壮胆。心想，只要有风吹草动，管你是魑魅魍魉还是妖魔鬼怪，凭我们过人的武功先给他几板斧再说，看谁敢于争锋！一路平安的走到了县城旁边的隐蔽之处，庆云把手放到嘴里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从黑暗中走出了几个身影，手中提着麻袋（装粮食的容器），庆云上前交涉了一番，我帮助把车上的玉米装到他们的麻袋中，用碗口粗的大铁秤过了斤两，拿出一沓纸币给庆云，事后我看到都是毛毛钱组成，可以想象买粮食的人也是不容易，能吃饱还用偷偷模摸的担这个风险吗？那时逮住可是要非法拘留的（五花大绑关在大队部审问）。 下乡期间，我们一起劳动，我们一起上山打柴，我们一起在煤油灯下谈古论今。回家探亲的路上，我们一起爬火车，过桥梁，一起拦汽车，一起逃票，一起沿途讨饭，又一起被收容，共同的患难把我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农村大招工开始了，看到同学们一批又一批地被招工到城市，我和庆云焦虑极了，因为父辈的原因一次次被政审刷掉。运气总会给每个人机会的，招工过程中出现了“偷听敌台”案（那时，没有新闻自由），刷下了几十嫌疑案犯（都是知青），我和庆云侥幸被替补上去，那一年九月，我们打起背包（被子硬的像石板，已打不成包了，只能卷成卷了），告别了乡亲，坐上大卡车开进了工厂！ 进厂后，还是由于我们父辈的原因，我们都被分配到了最艰苦的不同岗位，我每天搬钢板，他每天穿钢绳，下班后我们经常一起去大食堂打饭，休息日我们经常一起去宝鸡城里逛街，喝碗蛋花醪糟已是极品享受。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渐进。庆云请长假回到古城长安谋生，我仍然在小城宝鸡生活，岁月使我们慢慢地远离。 我通过不懈的努力考上了大学，通过踏实的付出有了满意的工作。闲暇之时常常想起我的小伙伴—河南，但是生活的艰辛，工作的繁忙居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再见过庆云的面，只是听说他开了一间板金铺子，当起了老板。 噩耗传来，我整整沉思了好几天，庆云跳楼了！我很难过，又无法理解。我希望他过得越来越好！但又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跳楼！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珍贵的，健康是宝贵的，任何挫折都不能让我们去轻生！任何诱惑都不能让我们去放纵！万幸，河南，听说只是下肢瘫痪，生命保住了！ 我试图去联络，我试图去寻找，我试图去帮助，都无果而归。他不见任何人，强行去他家的同学、同事被骂了出来，他搬到了无人能找到的地方。我理解他，我同情他，我想帮助他，但是我找不到他！ 庆云！河南！我想你！你还是那个活泼乱跳的孩童，你还是那个挺身而出的大哥，你还是那个与我患难于共的伙伴！河南蛋！为什么消失了，大哥！近况还好吗！写到你时，我眼泪夺眶而出！ 2006-9-30
再忆“河南” ——07年春节西安奇遇记 连续几年的春节，我们全家都没有回到西安去过了，那是因为母亲年老多病，弟弟身体也不好，怕回去劳累他们。古语云：“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常常想念着母亲和弟弟，于是每年的大年初六才是我们启程回家的日子，大年初八是我老母亲的生日，只要我还能跑得动，只要母亲还健在，初八这天母亲的生日是一定要过的。 今年也不例外，我和妻子初六回到西安，欢欢喜喜来到家中，没曾想到母亲已在医院住院了，我们匆匆赶到医院守护，初八母亲脱离了危险，但已不能与亲友相聚庆祝生日，只能躺在病床上休息，我们为她老人家祝福：“生日快乐，早日康复”！ 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有好转，正月十二这天，弟弟和弟媳陪母亲去做“彩色B超”，我留在家中等待，心里焦躁，打开了电视机想随便看看。播出的好像是一部古装戏，看了不到十分钟，广告出来了，画面上出现了一个老年人，弯腰扶床的站立着，字幕写道：“殷庆云，58岁，家住西安国棉五厂，瘫痪28年，吃了同仁堂的“化淤丸”后，终于站了起来。 殷庆云？！这不就是“河南”的大名吗？！真是同我儿时青梅竹马、少年上山下乡、青年招工进工厂的“河南”蛋？！ 1971年，我们一同被招工，来到了宝鸡市的一家大型重工业工厂，我被分到车间当了一名“拆卷工”，每天挥舞着硕大的“剪线钳”，把数吨重钢卷的禁锢钢丝剪开，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钢卷张开来，铁削、灰尘弥漫在空气中，满脸、满身都会撒满了灰褐色的粉末。然后和另一名工人双手用力把钢卷的钢板头抬起，煨入轰轰作响的机器嘴里。每一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几十次。庆云被分配到储运车间当了一名挂吊工，手中拖着粗大的钢绳，口中叼着一只铁哨子，把钢绳穿在一摞一摞的成品钢管堆上，用哨子呼唤着大型“天车”（跨在房梁上的起重机），然后把钢绳扣好挂在天车吊钩上，用手推护着几十吨重的钢管被冉冉吊起。每一天也要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几十次。 下班后，我们同样要在各自的班组开班后会，那时的班后会每天下班后都要开一个多小时，学习的都是祸国殃民的政治宣传材料，大家还要恭恭敬敬地聆听和讨论，用违心的语言去发言。开完会，我们结伴去工厂的职工食堂吃饭。晚上，我们和同学们（老三届都这样称呼）一起散步，一起在宿舍里聚会，谈古论今好不快活！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比起农村的生活来，我们知足了。 星期天，庆云喊上我，去宝鸡市逛街，那时钱太少，只能座单程的公共汽车，回来或者去时总要步行一次，节省一角五分钱的车票。我们步行跨过宽宽的渭河铁路桥，桥下河水滚滚而过，挑头远望，渭河弯弯曲曲向天边延伸，我们欣慰招工来到了工厂，我们思念着渭河那一头的故乡和亲人，我们向往着今后的人生，我们辛勤地劳动盼望着能够拥有安定的生活。 宝鸡市老火车站那时是繁华的地方，车站前的马路叫“车站口”。车站口的东南角有个大食堂，只记得门口写着：“市饮食服务公司第？食堂”，里面以各种面条为主，有没有炒菜我已经不记得了。里面黑黢黢、脏兮兮的，每逢饭点总是有稀稀拉拉的食客光临。第一次来是庆云拉我来吃面的，我们每人买了一碗肉丝面，每碗1角5分钱。到窗口端出来放在简陋的桌子上，冒着热气，味道不怎么香，我问庆云：“面不好吃，为何来这里”？庆云不回答，只是傻傻地笑着，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在旁边擦桌子的一个服务员。我也仔细看去，哇噻！（且用现代语言吧）好漂亮的女孩啊！十八九岁年龄，柳叶眉、瓜子脸，美丽的大眼睛水灵灵的，个子有一米六五以上，长辫子、水蛇腰，混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长得不好看的！樱桃小口还在轻轻地哼着豫剧“朝阳沟”的曲牌，真是美若天仙。怪不得庆云要来这里吃面！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们休息日都会来“吃面”。 我的单身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76年在宝鸡小城里安了家，我通过努力刚刚从“拆卷工”考上了“维修工”，但是工资却被降了一级，美其名曰：带薪学徒。妻子在市属企业工作，工资很低。日子过得稀里哗啦，随着小孩的诞生，生活就更加艰苦了，与庆云的来往少了，大家各自都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挣扎，自顾不暇。1978年我开始了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用了八个月时间学习完成了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全部功课，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还要带孩子和接送妻子。工作、生活苦不堪言！听说庆云请长假去了西安，从此便失去了联系。 电视上看到了小伙伴“河南”的名字，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完成了学业后，曾经去西安寻找过“河南”。听一个同学说：“河南跳楼了，半身不遂，脾气怪异，与谁都不见面”。况且已经是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事情，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我非常难过，想起上山下乡时他对我的照顾，想起在工厂的日子里一起去吃面条，我屡屡泪湿眼眶！ 我用笔和心记下了电视上广告商家的联系电话。站起身来，直奔桌上的电话机。拨通了商家的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北京同仁堂，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说：“刚才看到你们在电视上拍的广告，有个叫殷庆云的，吃了你们的药能够站起来了。这个人是我失散多年的同学，能否把他们的联系电话给我”。对方说：“没有征得患者的同意，不能随便把电话给你，你把姓名和电话留下，我们帮你联系一下，看看患者的意见”。于是我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在电话机前等待。 叮玲玲、叮玲玲！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机听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兴奋的声音：“你是XXX吗”？我说：“是我”，是庆云的妻子打过来的。她说庆云不能说话，现在旁边听见你的名字很激动！这时已经接近中午，我对庆云的妻子说下午去她家里。 我又拨通了“同仁堂”的电话，感谢他们帮我联系到了“河南”。我详细询问了庆云的病情和服药情况。同时请同仁堂派人送一个疗程的“化淤丸”到我家来。心中也很激动和不平静，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是怀念，还是伤心，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联系了在西安探亲的好友“鸿钧”和“俊康”。鸿钧听到找着“河南”了，也很高兴，跟我约好一起去探望。俊康春节多喝了几杯，心梗发作住在医院里无法前往。 同仁堂的药很快就送来了，一个疗程十盒，差不多就是西北地区一个工人的月工资额。庆云现在的生活状况不知怎么样，能吃的起吗？我带着疑问和鸿钧一起出发了。 庆云的家很远，在西北国棉五厂的家属院居住。一小时后我和鸿钧来到了他家，庆云的妻子迎了出来。来到屋里，床上坐着一个老者（年久多病，庆云看起来很老），我马上就从眉目中间找回了当年的“河南”！ 庆云看到我们进来，点点头、挥挥手示意，我走近前去握住了他的手，哇的一声，庆云痛哭流涕！只感觉到庆云的手在用力握我的手！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我的眼泪掉下来！ 鸿钧也上前来安慰庆云，帮他擦去流下的眼泪和鼻涕。庆云的妻子一边拿来毛巾给庆云擦脸，一边给我们说着她这些年的遭遇。 1974年，她从西安上山下乡来到了陇县，这个县也是我和庆云下乡的地方。我们那时都已经招工来到了宝鸡市工作。她有一次从西安坐火车去宝鸡，然后转汽车再去陇县。上火车后她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来，火车马上就开动了，这时，上来了一个喝的醉熏熏的男人，一屁股就座在了她的旁边。列车开到中途，这个男人清醒了，看看旁边的小姑娘（那年她十八岁）说：“实在不好意思，喝多了，没吓着你吧”。她有点害怕，小声说：“我真被你吓着了，当你是个坏人呢”。这个男人有点内疚，怎么就能喝成这个样子呢？男人便主动寻问起她来，并说明了自己是老三届知青，现在宝鸡的一家工厂上班。她年龄还小，扒上火车也没有钱买票，宝鸡火车站怎么出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着落。男人告诉她：“你不要怕，到了宝鸡我来带你出站”。这个男人便是当年的“河南”。 “河南”侠骨柔肠，为人仗义，我们佩服他。河南心眼好，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我们崇敬他。这次遇上了小姑娘，我敢说“河南”绝无不测之心，只是看到小姑娘遇到了困难，出于怜悯之心伸手帮忙，要是我碰上了也会一样，这就是当年“老三届”的品德！ 火车到达宝鸡，天色已经黑了，庆云带着小姑娘顺着铁轨走出了道口，这条路我和庆云不知道走了多少次了，因为知青没有钱买票回家。庆云看看天色已晚，去陇县的汽车第一班是早晨五点半发车。就对她说道：“你一个人天黑了能去那里呢?你要是相信我，我就陪你去汽车站，等明天你坐上了汽车，我再回厂上班”。就这样，他（她）们在汽车站的屋檐下待了整整一夜，他也陪她说了一夜的话。 76年她被招工到了西北国棉五厂，招工的名额也是庆云帮忙拿到的。从此他（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78年庆云摔坏了脊椎骨，她毫不犹豫地提出与庆云结婚，担负起了照顾庆云的重担！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年轻女孩（那年她22岁），如此的重情意，我发自肺腑地说：平凡的女人、伟大的妻子！她也是“知青”！ 我在庆云家中看到了同仁堂与之签订的广告合同，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庆云的妻子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了同仁堂的“化淤丸”的宣传，打电话联系后，同仁堂派人送来了五盒药（半个疗程），庆云试服后疗效显著，弯曲的手臂能够伸展了，同仁堂就与庆云的妻子商量：再给庆云送两个疗程的药，需要庆云同意把肖像权出让给同仁堂使用两年，也就是说两年内可以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中播放有关庆云影像的广告。庆云的妻子急于给庆云吃药治病，当时就同意了，签了这个合同。有了这个合同，我才在电视上看到了“河南”的消息，有了同仁堂的帮助我才能够联系上“河南”。但是，不幸的是我听庆云的妻子说：两个疗程的药吃完了后，联系同仁堂请他们再送来一个疗程的药，等她那个月发了工资后马上付钱，同仁堂居然拒绝了，我去时庆云已经停药好些天了。我要说：同仁堂你不能趁人之危，两个疗程的药，你就索要了庆云两年的肖像权。庆云久病卧床，他的妻子靠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人穷志短，接受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善心何在？！我还要说：同仁堂，千万不要去做“黑心狼”！让我们一起为庆云的健康做点事情吧！ 告别了庆云和他的妻子，故事暂时结束了，这是我春节回到西安的一次奇遇。我告诉我自己：我会做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会去做我有能力帮助庆云的事情。 2007-3-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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