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上海农民也上山下乡——浏览上海地方志的收获 作者:网中人


 

 四十年前上海农民也上山下乡

                  ——浏览上海地方志的收获

(一)心生疑惑

前年(2009年)12月初,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四十年前上海郊县的农民曾经到内地上山下乡!随手写进了博文《第41个12-21,我看到、我想到……》——

在某知青论坛的“浦东访战友”话题中,楼主说,“70年代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年青农民被作为知青一样动员大批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返城时,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农村,没安排工作,又当起了农民。”这真是无法相信的往事了。

Q跟帖说,“我的同事中也有是上海川沙的菜农,我就知道他们在去大兴安岭前是农业户口。”Y跟帖质疑:“先进发达城郊的农民子弟去落后贫瘠地区接受穷苦农民的再教育”?

楼主说:“可能是为了完成上山下乡支边的指标,也许是上海农村田少人多,动员些青年农民充当知青到边疆去了。”那个论坛上只是介绍了曾经同在云南兵团的战友重逢,没有提供当年“上海农民上山下乡”的具体情况。不由得令人心生疑惑的是,当年最高指示中明明白白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变成了郊县农民到边疆、到内地上山下乡?


(二)确有其事

我心中的这个疑团历经一年没有任何进展,想不到,到了今年一月,终于在网络上浏览“上海地方志”的时候获得了初步结果。在“上海地方志”中有两处出现了“上海农民上山下乡”。

一是当年的川沙县。

在“区县志>>县志>>川沙县志>>第二十三卷劳动人事>>第二章劳动就业>>第二节就业安置>>四、知识青年安置”中,专门有一个“附二:支援云南农村青年”,全文如下——

1970年至1971年,应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为加速发展橡胶生产,急需增人的要求,按“本人自愿,家长支持”的原则,输送4320名农村青年及少数城镇知识青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1979年,先后返回的农村青年有3083名,其中大多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安排进社队企业;返回的城镇知识青年47名均安置就业。

这里说的很清楚,当年川沙4320人“支援云南”,实际身份是“农村青年”,他们与“少数城镇知识青年”一起到云南建设兵团的农场去了。1979年大回城时,近80%返回,大多数仍然回村当农民。

二是当年的宝山县。

在“区县志>>县志>>宝山县志>>卷二十一民政劳动人事志>>第二章劳动者>>第二节上山下乡”中,两次说到这件事。

在“一、知识青年安排去向”中说——

1971年还动员9个公社的农村青年1516人去云南西双版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生产。从1979年开始,对尚留在农村插队、农场务农的知青、农村青年陆续上调,调回和退职回原籍,到1980年末,对上山下乡知青的统筹安排工作基本结束。

在“三、边疆农场务农、外省农村插队落户”中说——

1968年到1971年,本县知青分配去边疆农场务农共2909人,1968年分配1966届高中毕业生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共674人,1969年到1971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云南西双版纳勐海、景洪、勐腊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后为农场)共1044人,1971年还分配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1191人。

1971年动员9个公社的农村青年1516人去云南勐海的农场参加生产建设,其中:罗泾331人、刘行252人、庙行176人、横沙175人、大场170人、江湾116人、葑塘101人、顾村100人、长兴95人。

1969年到1971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外省农村插队落户共905人,其中1969年主要去黑龙江的呼玛、漠河、嘉荫三县共617人,去内蒙古和林县21人,1971年主要去安徽的郎溪、涡阳二县共267人。此外,各届毕业生中有340人自找门路去外省投亲插队落户。

去边疆农场、外省农村插队的3814名知青中,历年在当地上调进企事业单位、参军、招生和转到配偶所在地的共500人,病困调回的714人,顶替回沪的300人,还有少数人因配偶而留在当地,其余2100人都在1979年、1980年调回工作。去云南农场的农村青年,有150人办理病退调回,有1250人办理退职手续回沪,均回原籍务农。

虽然宝山县志没有单独叙述“农村青年支援云南”,但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农村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不是一回事。1971年在“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确实还动员了“公社的农村青年”去云南!1979年开始了对知青、农村青年的上调、调回和退职回原籍。这两处志文中“退职回原籍”与“办理退职手续回沪”就是说“农村青年”从拿工资的兵团农场“退职”返“回”到“原”来的上海农村户“籍”所在地。


(三)不是谜底

在六七十年代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上海郊区分为十个县,如今在与之相关的十个县志中,除了上述川沙、宝山以外的其他八个县志都是叙述“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没有“农村青年”去外地务农的统计资料。所以,这是迄今为止我第一次看到的一些正式而公开的史料。当年那五六千名农村青年似乎还没有什么回忆文字流行于世。至于那些“农村青年支援云南”的详情内幕,也许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解密文件资料。

在当年史无前例的1700万人“大迁徙”过程中,到底还发生过多少打着执行最高指示大旗的“奇闻异事”?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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