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剧专往事》：

 曹禺在“老年学生”心中的青年形象

曹禺师80整寿，耄耋之年，丰姿不减，在国立剧专的一些“老年学生”心中，他一直享受极高尊敬，形象永远是乐观、热情、年轻……

一、 叶子的回忆

叶子，学名叶仲寅，是剧专第一届学生，原来已经在北平的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九一八”后，因为爱国曾被捕，解送南京。出来不久，投考剧校（即国立剧专），她回忆当年曹禺，已是著名的剧作家了，没来以前，学校就已传开了，到校之日，全体师生热烈欢迎，在学生中的第一印象：这样年青（后来了解，比叶子大一岁半），身材不高，神情爽朗，戴一付没有框的金丝眼镜，常穿中式长袍，很有清华气派。

上课主讲编剧，条理清晰，以情动人，说明他在文艺戏剧方面学识渊博。鲜明特点：热情礼貌，言谈非常客气，比如他讲完一节课，为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名剧，还给学生留作业，要读哪些剧本，他都具体安排：“请你读这一本，请你读那一本。”读后要交笔记，内容包括主题、故事、人物思想性格的分析和个人的心得体会，每星期交一次，他都亲自批阅。由于他的严肃认真，很快赢得学生们的信任。

执导《日出》，在国内是首演，而且是第一次完整的，全部的正式演出。因为在这以前，上海的复旦大学剧社，曾由凤子主演，但删去了第三幕，曹禺看了，非常激动，说：“这等于挖去了《日出》的心。”“我当时是演陈白露（后来还演过翠喜），起初，我们都很幼稚，看不起翠喜，认为她是下等人”。曹禺很严肃地纠正我们说：“她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万先生排《日出》”―――虽然过了50多年，我们还习惯称曹禺“万先生”。在这些“老年学生”中，没有人叫她曹老师。

“万先生排《日出》，首先教我们理解人物，要求我们进行社会调查，找出剧中人的生活依据，按照作者意图，作者演出的处理。因为他自已就是很好的演员，他写剧本时，为创造人物，曾花费很大精力，深入生活，搜集素材，然后字斟句酌，一再修改，所以，他不愿意学生改动台词，学生一下子又演不好，他就亲自示范，这样一来，等于每个人物，他都要演出一个样板来。他很累，但是，精神很好，虽然年青。已是著名作家，很有修养，从来不对学生着急，非常耐心。”“你写他排《日出》时，带着学生体验生活，这一点是不对的，他没有带人去过妓院。但在写剧本时，为了掌握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物的生活和语言，他自己曾化妆混入鸡毛小店，亲身感受，寻找形象，以致引起了一些流氓注意，要挖他眼睛。”“他对排戏时挑选演员很重视，他认为导演选演员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工作。演员选对了，戏就有了一半。我们班上的林婧，在入学后第一出戏《视察专员》中，演一个农民出身的女仆，很淳朴，万先生很欣赏，就让她演《日出》里的翠喜，并且要求她认真地演出一个热爱生活，但遭迫害的受苦人。林婧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果然，演出动人。在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形象地抒发了一个妓女的人格描写，获得很大成功。”他是一位书斋剧作家――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的写作方法――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作诗，作家脑子里储存有很多很好的剧本和人物形象，一旦自己在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触动，他就能把头脑中积累的“素材”，灵活地运用，赋予新的生命，创出新的作品，这就是通常人们说他受易卜生．奥尼尔的影响的原故。但是这种做法，是要经过苦读苦学，长期磨练，创作时，要有很长时间的酝酿阶段，等他写作时，静下心来，仔细选择、品味，一挥而就。可惜解放以后，他的社会活动太多，没有时间让他观察与思考，总不能安静下来，就失去写出更好作品的可能……

“我很想去看他，我在表演上受过他的教益很多，他是我的恩师，可是我现在已搬进社会福利院（松鹤公寓），我们同住北京，又显得非常遥远，这个挤公共汽车，我已无能为力了，请你再去看他时，一定要把我的问候带去，我们这些“老年学生”都惦记着他，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再给我们写剧本呀。”这里的“他”就是曹禺。

二、 凌子风献桃

人称“拼命三郎”，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凌子凤，就是剧专一届学生凌颂强。上剧专前，他在北平艺专学画，因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抗日被捕入狱，为避难而去南京。考取剧专的目的，虽只想深造舞台美术，但他性格开朗，能编能演，受到曹禺重视。对校园生活，至今念念不忘，所以，当北京校友会和他提出今年是曹禺师80整寿时，他一口气接上说：“我要画张画，给老师祝寿。”虽然他那时正在埋头赶写新作“分镜”，仍抓紧时间，画了一个出水芙蓉似的大寿桃，用色鲜艳，造型肥满，使人望而生爱，充分表达了这位74岁的“老年学生”对50年前的青年教师的眷恋之情，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凌子凤上学第一年，曾以他自己亲身经历，反映爱国青年为争取保卫祖国的神圣权利而遭迫害的事实，自编自导自己制作和布置环境，还自己主演的哑剧《狱》。没有台词，全部都用声音表情和配音创作，曹禺看了排戏，非常欣赏，还提出两点意见：1、剧中人爱国青年，表达个人悲愤情怀，不要用男人号淘大哭，而用女人的啜泣，是不是显得更为深沉有力；2、结尾时，青年昏倒在地，狱卒闻声，提着马灯上场，见状大惊，马灯落地“啪”，全场“切光，”一片黑暗。他全部接受修改，校内彩排，受到了余上沅校长的肯定，还说：这个节目可以作为学校的保留剧目，以后在正式公演前，加演此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但这两位老师的鼓励，成为他一生从事艺术事业的动力。

通过《狱》的演出，曹禺不但欣赏他的表演，还特别注意到凌子凤的那双手，与从不同处，出格的大，排《日出》时，就派他演黑三，特别安排一些场面：如老鹰扑小鸡似地抓小东西；把小东西推给胡四等等。让他发挥大手的表演，增加情趣，此后，在曹禺翻译的《国民公敌》一剧中，还派他担任主角司鐸门医生，更给他全面学习的机会。

至于舞台美术专业，除了校长余上沅教授基础理论，介绍外园设计图片和经验外，第一次正式设计，就是曹禺导演的《日出》。开始，在和导演研究了导演构思和处理的原则，先画了一些表达示意的草图，曹禺看了，一方面肯定他的想法，一方面要求他在设计工作全面展开时，要考虑整个画面的具体细节，建议他画布景彩色图的同时，也要把道具和一些装饰，尽可能画上去。正是在这个要求督促下，凌子凤为《日出》设计，画了几十张图，从气氛图、平面图、制做图直到道具图，得到导演的满意。自己动手监制，并参加演出管理，最终把所有资料汇集成册，校长看见这么完整的图集，非常高兴，特别批准发给设计稿费2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对一个穷学生是多大奖励。

在这之前，他与曹禺师合作舞美，就是给第二届演出《镀金》作设计，这出戏决定上演地点，是要去参加南京国民大会堂落成典礼，这个建筑在那时就相当现代化了，台大，还有转台等机械设备。但是《镀金》是两幕生活喜剧，登场人物只五六个人，没有什么大场面，就是说所用演区很小，观从席，第一层开阔，而楼座角度又太陡，楼上观众，演员在稍后，就看不见头，台大景小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得请导演设法，曹禺灵机一动，告诉凌子凤，设计布景时，不要按老一套只用三面墙，这回，连室外环境，也统一安排，从导演上，把有些戏拉到室外，调度移前，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就把传统的话剧的箱式打破，更趋向于生活化，演出效果很好，凌子凤的印象：这种处理，前所未有，这次合作，大为开窍。

如今的凌子凤，须发苍然，可是一谈到曹禺上课，特别精神焕发，情不自禁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围着桌子，边说边比划：“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当然也就不象有些老师抱着讲稿，自说自话。”他来上课，经常是带着他要介绍的世界名著，可是那时候，翻译过来的名著不多，他就看着英文说中文，看着剧本就表演，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体现剧作精神，打动人心，学生们都为之着迷，我本来是学舞美的，但万先生的编剧课，我是一堂不漏――其他同学也是这样。他一上课，别的班的学生，也都来听，教室就成小礼堂了。我听编剧课的目的，不是想写编剧本，主要的是通过他的讲课，可以了解到世界戏剧历史的发展，和当前艺术创作的形势和趋势，开阔眼界；其次，就是欣赏他的表演，哦，我还看过他演《雷雨》里的周朴园，出人意外的精彩，他人不高，但上场后气度非凡，很快就能抓住观众，由于他表演上天赋出众，在演那场和鲁妈相遇，回忆30年前往事一段，真情流露，反映出这个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很有独到之处，一般专业演员，很少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

凌子凤一生艺术创作，兴趣广泛，从书法、绘画、木刻、雕塑（最早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浮雕象，就是他的早期珍品）、摄影（在延安，他当过摄影队长），至今成为享誉国际影坛的导演，每当他回顾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总是不忘国立剧专的两年学习（当时是两年毕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思想和生活上，有扬帆的引路和支持；在舞台美术上，有校长余上沅重点培养；而在戏剧的编、导、演乃至广开视野，奋力拼搏，鼓舞前进，受益较多，用之不竭的就是曹禺――万家宝先生了。

 

三、为李乃忱“启门”

哇，一个大“白”字，人们通称“开讲”教师是“启蒙”，你怎么写成“启门”了？

事实竟是这样：

1937年，我17岁，是一名普通的师范生，七七事变，卢沟桥的枪声炮声，敲响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洪钟，我被卷进自发的宣传队伍，深深体会歌泳，戏剧在教育群众，鼓动军民中的强大威力。但自己一无所能，非常着急，是求艺无门，走投无路，剧校由南京迁到长沙，我由华北流亡湖南，剧校因战区扩大，很多学生不能来校报到，得招新生，我受陈治策（父亲的同事）先生的鼓励，冒险投考。当时，虽然知道学校的老师中，有著名作家曹禺，也不敢想有做他的学生的荣幸，更没有想到，那天考我的和蔼可亲的主考人，正是曹禺先生。

他当时，大概是看出我的紧张了，很客气的让我坐下，询问我是怎么来到长沙的。很快从我叙述逃难经过的故事中，慢慢恢复正常，他问我材料都准备了吗？（投考剧校，报名时就发一本考试手册，让考生准备。）我说准备了，就拿出那个小册子，想请他选一段，他没有从这里面选。沉思一下说：“你能不能把你在进来之前，等待考试时的情景，表演一下。”这就是让我回忆过去，表达出来，我就拿着小册子，走到一个角落里，一边看，一边想，一边低声的背，时不时看看出来的人，自己又抓紧时间背诵，“需要背出来吗？”，我问，他说：“不用了。”做了一会儿，他让停止。又出题，让我给家里打电话，就说你考上了，他提醒：“要注意你心里的愉快心情。”我知道，他要听我的“国语。”当时，演戏要用“国语，”就是普通话。这我自信，因为考生中北平来的，大概就我一个，放心地打了。之后，他又出了一道题叫我“设想从外边进来我一个要好的朋友，可能出男的，也可能是女的，但我一推门，不是那个朋友，而是那个朋友的父亲，他本来就反对你们的来往，你一看见他，吓的就往外跑……”无疑，这是想测验我们的反应和表达能力，我努力按他的要求做了，由于我的惊吓，连出去的门都弄错，打开通厕所的门，连曹禺也逗笑了。这些都不是手册上规定的，最后，才拿出手册，让我念了一段，《日出》里黄省三的台词：“我起来……”。

这样，我被录取了，曹禺师第一次为我打开通向戏剧艺术之路的大门。同时，给我留下一个热爱青年学生的印象，好像他不是在“考”我，而是在“帮”我。可贵之处，总在用脑筋给启发，引导，在潜移默化中，给我鼓励。

他的这些做法，在我三年学习期间，随处可见，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毕业时的临别谈话。

1940年夏，我们毕业班学生就要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了，曹禺作为教务主任，对我们班同学，一个一个做了个别谈话，轮到我去，他除了肯定我许多学习中的优点。说我是唯一一个自编、自导、自设计完成毕业制做的人，但要注意写剧本，必须考虑演出条件，写一出独幕剧，如果用很复杂的布景，就不合适。此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缺点，任劳而不任怨，总是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之后，弄的很不愉快，希望我今后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已，心胸开阔，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因小失大。这几句临别赠言，说明他对我的表现是用心仔细观察后，所做的诚恳规劝，第二次为我打开走向社会之门。

写到这里，禁不住想起1956年的又一次谈话，可以说，为我第三次“启门”。

那时，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我刚刚被任命为新盖起来的首都剧场的副经理，兼后台主任。这座剧场是周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北京人艺好好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剧场，我能有机会担此重任，心情是很愉快的。一次剧场接待外国演出单位演出，他陪着国际友人来到剧场，我正在后台照料，看见他来，我很高兴地向他们介绍新剧场的情况，说的多了一点。后来在节目进行中间，他抽空来到后台，和我闲谈中，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嘱咐我说：“看来这座剧场将来是要对外开放，送往迎来的事情一定不少，你的精力，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抓业务，还要用心注意来访的人，来访的人中不一定都是朋友，也有来挑剔的人，你要加强警惕，以防意外。”话虽不多，却中要害。说这话时，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到，再一次说明，尽管平时很少见面，关键时刻，他还是想到学生的处境，坦率直言。在当时的领导中都很少见。

 

四、蔡骧的理解　

蔡骧和张石流（原上海淮剧副团长，现已离休），在剧专第三届编剧组学习时。两人常常结伴去曹禺家“受课”。为什么学生到老师家而不在教室，既不是因为老师懒，也不是老师需要人伺候（如过去师傅收徒），主要原因是抗战进入第三年，偏居西南一隅的国民党统治区，官商勾结，哄抬物价，粮食带头直线上升，这就苦了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伙食太苦了，曹禺让学生到他家上课，三人对坐，在沙发面前，总是摆着他最爱吃的糕点枕头酥，这样一来，学生听课之余，还可就机解馋，精神和物质，都有所获了。

提起蔡骧入学，与众不同，乃尊父命。原来他父亲和曹禺既是好友，又是崇拜者，为儿子前程，曾亲自登门，找过曹禺。因此，在剧校续招新生时，虽然蔡骧也通过考试，但是破格录取，他当时只有十五岁。以至后来入学的到时，学校的老教务员方匀惊异地说：怎么收进一个小孩子来？果然，因为他小，排戏时只能演孙子，快毕业了，才升到儿子，成为笑谈。

但是，蔡骧虽然年纪小，入学后，却很用功，三年学习，一直埋头读书，没有辜负父亲期望，从曹禺身上，不止学到知识，而且学到治学严谨、锲而不舍的良好学风。在学校时，他并没有依靠父辈关系，于上课之外，还有什么交往，只从他学习勤恳，见地不凡，获得老师信任，以至毕业后，蔡骧分到江西工作。曹禺从重庆把自已的新作品，《北京人》和《家》的最初印本，给他寄去，封面题字：蔡骧弟留念，署名家宝。蔡骧收到，除就地排练外，原本一直珍藏，直到“文革”毁于抄家之后，片纸无留。蔡骧的理解：可贵的师生情谊，历历在目，永存心中……

―――在编剧课交习作，蔡骧模仿契诃夫笔法，写了一个剧本，曹禺看过后，劝他不要学契诃夫，说写戏不是单纯个人发挥，必需要考虑观众，而中国观众，不接受这种风格，比较起来，中国观众喜欢有头有尾，故事性强，比较喜欢莎士比亚……

―――曹禺讲编剧，常常是讲一段理论，大量引证世界名著，但名著译本太少，他面对如饥似渴赤诚的学习的青年，感到语言不通的压力，他多次劝导学生，一定要学好外语，说这是拐棍儿，由于他似一团火一样的满腔热情，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英文，他在百忙之中，亲自开讲英文……

―――虽然曹禺已成名，但好学与钻研新课题，一直不断，他曾想过写岳飞，看了很多资料，研究结果，觉得这个题材，只有写诗剧，才能表达。为此，他心中就在琢磨莎士比亚，正是这个时候，他翻译“柔米欧与幽丽叶”，这是他在体验该剧情思，为创作岳飞作准备。

―――解放后，50年代初期，因为我要排《北京人》，前去请教。那天我去曹禺正在听唱片，唱片内容是一位苏联著名演员，朗诵契诃夫剧本的独白。我进去了，他拉我和他一起听，入迷一样，直到听完，他热情向我介绍，原来他正通过这种方法，学习俄文……

1956年，蔡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团，想演曹禺的《北京人》，开始，请他发表意见，曹禺坦率地说：我的几个戏，《雷雨》《日出》，一直是上座很好，有生命力，但《北京人》不行，这是一出关门戏，谁演它，要关门，不同意排。

“但是，我们不但排了，还演了。”蔡骧说：“当然，在没有和观众见面之前，我们一直小心谨慎，生怕演砸，演出后，出乎他的意料，大获成功，不单一般观众接受，周总理还看过两遍，曹禺看了满意之外，还要了我们一套剧照，带到美国展览，还说要我们用录像把它保存下来。”蔡骧还给了我一张“曹禺同志看《北京人》演出后和剧组全体同志见面时的谈话”记录。其中最动人的一段，我转录如下：

曹禺同志十分感慨地说：“你们的演出，使我回忆起写戏的那些年代，那时我三十多岁……，你们把我的一个写得不怎么好的戏，演得很成功。我没有想到我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看到四十多年前写的一个不太好的戏，被你们演得这样好，我要感谢你们。”说到这里，曹禺同志激动地说：“我要珍惜我有限的几年，再写两个剧本，给你们演。”演员们听到这里，一把抓住曹禺同志的手，请他不要忘了，一定要给我们写。

曹禺如今住院两年，全国朋友，都在为他祝福，盼他早日恢复健康。他在病房中，也惦记着全国朋友，以至他的学生。在他80大寿前不久，蔡骧去看望他，一个晴朗的下午，只见曹禺一个人在阳台上沉思，看见蔡骧去了，让他扶着回到屋中去。落座后，曹禺就开始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对于后半生没有能拿出比较像样的作品，引为遗憾，十分难过。蔡骧安慰他说：您也不必这样多想，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大家都是这样。曹禺说：“不，有人不这样。”稍沉默后说：“巴老”。一双充满恳节希望而沉着有力的目光落在蔡骧身上。

蔡骧的理解：曹禺心中矛盾，体力衰弱，而头脑异常的清醒，一团火似的青年教师形象，又一次浮现面前。

 

 吴祖光在国立剧专

吴祖光在国立剧专的老师中，可能是最年轻的。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在他姑父余上沅校长聘请他来学校工作时，他的大学生活还没有毕业，正在一家农场“体验”社会、“体验”生活，准备在休学一年期满时，再回校读书。接受姑父的聘请是他的一个意外决定，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剧校经过短短的一年艺术熏陶，竟使这位青年学生、京剧戏迷，在国破家亡的逃难路上，在全国民众奋起抗战的洪流中，怀着满腔悲愤，写成了中国第一个宣传抗战的四幕大戏《凤凰城》。在山城重庆一炮打响。全国——乃至香港、海外华侨聚集的东南亚争相上演，剧本供应一再脱销，开宣传抗战风气之先，成为演出场次最多的抗战戏。进步的、爱国的老剧作家对他关怀备至，称他为“神童”。所有这一切竟然决定了他一生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

像是机遇中的偶然，我看不是。

纵观他日后的发展，无论从写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胡四的精彩剧目，陆续上演；还是从他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我们看到的作家吴祖光，真正体现出“五四”以来，伟大祖国培养出的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爱国、正义，忧国忧民、不计名利，热衷贡献。

哀悼他的不幸逝世，更感受他一生的努力奋斗。他留下的遗产，丰富了祖国文化传统，我一直以老师文风高雅和人格魅力而骄傲。

前文说到，在国立剧专的老师当中，祖光老师可能是最年轻的。据我回忆，剧专第一、二届的学生，年纪几乎都比他大。我们第三届的学生来自学校的比较多，也有三四个同学年纪比他大。193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随后华北沦陷，“八·一三”日寇登陆上海，直逼国都，国民政府仓惶迁都重庆。我们学校也被迫西迁，从南京出发，流亡长沙，辗转重庆，落脚四川江安。一路上我们全校师生每到一地，就开展演出和动员群众、宣传抗战的活动。只有一届的冼群写过一出独幕剧《反正》，二届的骆文（骆文宏）写过一出街头剧《疯了的母亲》。其他同学也有试作或者改编的，演的很少，更少有考虑大型创作的。只有吴祖光，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默默耕耘，写成了宣传抗战的四幕大戏剧本《凤凰城》。写好以后还不好意思拿出来，只是拿给余校长看，想请余校长给予指点。余校长接到他的剧本，感到很意外。原来请吴祖光来做秘书，只是让他协助校长做一些文牍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对他的剧本答应先看一看，谁知一忙就忘了。过了两个礼拜，不见动静，他又去找曹禺。曹禺当时也不到30岁，但是他因为发表过《雷雨》、《日出》等名剧，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了。他比吴祖光早来学校一年，还担任教学导演（当原来的教务主任陈治策离校以后，曹禺接任教务主任），正为缺少演出剧本着急。他听说吴祖光写了一出四幕大戏，喜出望外，连夜看完，第二天就答复吴祖光：立即组织排练，尽快上演。而后，从重庆上游到泸州、江安、南溪、宜宾，半年之内巡回演出，轰动川南，成为剧校的保留剧目。这件事说明，吴祖光年纪不大，既有热情抱负，也有文学功底，不能说是偶然天成。

之后，我要说到吴祖光在剧专工作，虽然一举成名，但是他没有骄傲，仍然安心在校长室坐班。业余之时，他又写成了第二出大戏《文天祥》。除此之外，因为学校迁到江安，交通极为不方便（重庆到江安，只有乘长江上的轮船，上水要走两天，日报也成了周报了），很多兼课的老师不能同去江安。关键时刻，吴祖光知难而上，勇挑重担。如“国文”（即文学课）以前是请叶圣陶、陈子展、方令儒等教授，“国语发音”是请专家赵元任教授，“中国戏剧史”是请卢冀野、吴梅等教授。这些专家、教授不能来江安，吴祖光二话没说，都上台开讲。由于他认真备课、勤奋教学，对学生循循善诱，联系实际，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同学们都很欢迎他，也愿意和他接近。课余时间他和同学们一起排演京剧，在晚会上曾演出过《鸿鸾禧》。他演英稽，四届女生冀淑平演金玉奴，助教郭蓝田演余松。

吴祖光在剧专学校工作了四年，与余上沅校长长期朝夕相处，共度患难，对余上沅校长逐渐产生了较深的认识。1984年他给《余上沅戏剧论文集》所写的序中，提到三件事，发表了他的看法，对余上沅校长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所做的贡献作出积极公正的评价。我想转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 关于“国剧运动”：

1927年出版的一本《国剧运动》论文集，余上沅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对于戏剧，根本上就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这是将近六十年前老一辈戏剧家为新兴的话剧下的注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话剧民族化——中国的话剧。

二、 关于旧戏的评价：

“五四”前后，在一片反对封建思想的鼓动下，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戏曲艺术，许多著名教授也发表文章，主张把传统的戏班戏园全部封闭。这时的青年余上沅与北大教授宋春舫力排众议，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国人尊重祖国的文化遗产和艺术传统。吴祖光对此表示肯定，他写道：

“对于我们国家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戏曲，上沅先生也是研究有素，并且对之充满热爱和深刻理解的。他在《旧剧评价》一文中，对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分别作了“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的精到而细致的分析，并把写意的中国戏剧理解为最纯粹的艺术。”三、 关于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历史背景：

四年的相处，使我熟知了我的老师、姑父。他生来就热爱戏剧，并且在赴美留学深造而离开祖国时公开发表“我爱文学而犹其爱戏剧”的宣言。他的一生也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但是他没有走戏剧艺术家的道路，而是走上了艺术教育家的道路。他决不缺少作为一个戏剧艺术家的素质和才能，但是他看得更高、更远，他着眼于更广阔的戏剧事业。只有富于牺牲的精神的人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这个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并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戏剧的专业上，而要用更多的力量应对那些险恶而又庸俗的政治纠缠。

这里，他举出亲身经历的事实：……国民党当局就加强了思想管制，采取的措施是任命了新的所谓“训导主任”。新主任经常面带笑容，却是内藏奸诈。我曾经碰到几次他在对校长施加压力，并且指出学生的名字，只是由于我走近了，他们便住口不说了。办学要为这种操心，校长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在貌似平静，听不见敌机喧嚣的江安小城里，剧校内部隐伏杀机，因此烦恼的校长便常常和当地的绅士们打牌吃喝，这自然难免引起青年学生们的不满和议论……。但是余校长只是一介书生，他该怎么办呢？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次和余师母的谈话。她说，这种打牌，就和《日出》里李石清把皮大衣当了，让他太太去陪经理打牌一样，只许输，不许赢。有一次余先生输了，回家来苦笑着说：“我们这点钱是黑板上来白板上去……”只有经历过这样生活的人，才能理解周恩来总理的一对名联：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吴祖光先生肝胆照人的美德，永传后世，令人钦敬！

                                                       2003.4.19.北京阳台山老年公寓

 

 李乃忱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