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坝下的诗篇——读郭小川之子郭小林《泪捶绝壁》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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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坝下的诗篇——读郭小川之子郭小林《泪捶绝壁》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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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坝下的诗篇 ——读郭小川之子郭小林《泪捶绝壁》 中秋夜，凉风习习，秋虫唧唧。透过飘窗，不时远眺朦胧月色，满城灯火，一边手敲键盘，在屏上码字儿。 案头一本回忆录《追忆双亲》，丁东主编。五月，罗志学姐发来郭小林先生写的《此情可待成追忆》，记述了他读《追忆双亲》的随想。文字不长，感慨良多。我受其引诱，便买了《追忆双亲》来读。该书收入27篇回忆录，被追忆的父母中，有郭小川、杨沫这样的知名作家，有冯友兰、季羡林这样的学界鸿儒，也有并不知名的乡间医生和农妇。我先读了小林先生的《泪捶绝壁----父亲郭小川在河南林县的日子》，也是感触良多。趁中秋之夜，写下心得。 我痴迷于诗，始于小学三年级。文革初起，学校停课。我年岁还小，戴红袖章不够格，闲在家里看书，《唐诗》、《宋词》，成了启蒙课本，但更爱新诗，尤其爱读贺敬之，奉为圭臬；对郭小川却很陌生。 大院有个南小楼，号称部长楼。楼南有个小花园，青松翠柏，，十分幽静。昔日严禁入内，到66年夏季，却禁苑敞开，原因不言自明。那是个看书的好地方，林中鸟儿多，太平鸟、红靛颏、黄雀柳莺，在枝头欢蹦乱跳，歌喉婉转，在那里读诗是种享受：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夜在中天的时候…… 读着读着，便像乘了西去的列车，被老八路鼓动得热血沸腾！ 第二年暮春，在一个“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日子，我去那看书，碰上在那打太极拳的“小上海”。“小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到中联部编译室，恰在父亲的部门。人白白净净，戴副秀郎镜，见人三分笑，说话文皱皱，大院孩子叫他“小赤佬”（普通话发音是“小刺落”），他也不恼，反倒喜欢和我们聊天。 那天见我拿本书，便笑嘻嘻地说：“你父亲文笔好呀！”“哪好？”我反问他。 “要慢慢品，初看没什么，慢慢就品出味来了！”他翘起大拇指说。 我不知父亲写过什么，心想小上海归父亲管，八成在拍马屁，便不搭茬儿。他看看我手上的书，又说：“读诗呢？贺敬之？为何不读郭小川？”“郭小川？他的诗好吗？”说到诗我来了兴趣。“比贺敬之好吗？”我问他。 他笑嘻嘻地不吭声，眼睛瞥瞥书，神情似有不屑，这越发勾起我的好奇心。 “图书馆有郭小川的诗吗？你借本给我看。”我央求他，虽然部里的图书馆归编译室管，但让父亲借书挺麻烦，他老忘，或是根本不想借吧。 小上海摇摇头，“现在可不敢，正挨批呢，我笔记本上抄的有，明天拿给你看。”第二天，小上海拿来笔记本。本子很精致，雪白的纸上，龙飞凤舞地抄着两首诗：《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细细品味，诗的节奏回环婉转，语句对仗工整，读来抑扬顿挫，很有些“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的意境。于是把诗人想象成一个风采飘逸，神情俊朗的美男子。 谁知这想象风马牛不相及。在郭小林笔下，75年的郭小川哪像个大诗人？“满脸的‘褶子’，嘴角下垂，嘴角浮肿，头发已近掉光，总戴着一顶皱皱巴巴的藏青涤卡帽子；灰色涤卡上衣和蓝涤凉布裤子，布满油渍和烟灰灼烧的小洞；仓促制作的整口假牙既给他帮助又使他痛苦，如同刑具。”看到这番描写，一下让我想到70年在干校见到父亲的情景。父母69年下干校去了东北，70年干校迁到河南沈丘，我也从北京去到沈丘，与分别一年的父母相聚。刚见父亲时，有些不认识了，黢黑癯瘦，也是满脸褶子，也戴顶脏兮兮的藏青涤卡帽子，也穿一身旧得掉色的蓝涤卡，布满油渍。
那年父亲还没“解放”，但不是名人，处境比诗人要好。连里考虑他已到耳顺之年，照顾他当仓库保管兼木匠，保管锹镐锄犁，外带修理农具。仓库在连部，离宿舍有段路，且宿舍是在一个面粉厂里，整日机器轰鸣。父亲本性喜静，又有管库职责，便倚着仓库南墙搭了个木棚，作了我俩的宿舍。木棚小如蜗居，寸宽板条钉成的墙壁四处漏风，棚顶一层油毡，夏天烫得能烙饼，冬天冻得硬梆梆；只有那块玻璃镶嵌的天窗景色怡人，躺在床上可以数星星。 连队在新安集，有个中学，我转去那念书。中学有个图书室，久不开放，织满蛛网。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被派去打扫卫生，无意中翻到一本诗集，里面有郭小川，便守着“窃书不为偷”的古训，悄悄觅了。晚上躺在木板床上，边望星空边读《望星空》。读着读着，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了： 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 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 诗竟可以这样写？难道在革命者的诗中，人不是永远高于一切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才是一个战士的情怀呀！“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才一个诗人的气概呀！ 到底哪点不对劲？我说不出子丑寅卯，小脑袋瓜儿里有个大大的问号。想问父亲，又不知如何开口。
父亲似乎不读新诗。家里除了马恩全集、鲁迅全集、毛选和四大名著，其余多是古籍。他爱逛旧书店，不停地买回线装书，书柜摆不下就装在大木箱里，下干校都舍不得卖。他常向我推荐中华活页文选，推荐古文观止，《滕王阁记》，《岳阳楼记》，他百读不厌。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不知赞过多少次，听得我耳生老茧。我觉得他很落伍，对他说领袖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多写新诗，少看旧诗，旧体诗束缚思想。他听了不做声。连队板报登了我的新诗，歌颂大好形势，干部们向父亲夸我，他依旧不做声。 看了小林回忆录，我多少揣摩到父亲当时的心态。与郭小川比，我还算幸运，因为父亲不是诗人，不会对我评头论足，即使不喜欢，也不会为此生气。小林先生则很惨，文中写道： “过了几天，我兴冲冲地拿着一首新写的诗稿去向父亲讨教，不料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我写的是歌颂‘大好形势’类似《祖国颂歌》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在闭着眼睛大唱‘祖国像万吨巨轮，迎风破浪去远航’----多么不合时宜呀！理所当然地遭到父亲的批评。”“记得有一次他又批评我什么，我表现出不以为然，他就发火了。我说：‘您何必发火呢，在血缘上我是您的儿子，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平等的，都是同志。’不料父亲听罢大怒，骂道‘混蛋！’并过来朝我小腿上踢了一脚。……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听见父亲嚷道：‘滚！你给我滚回北大荒去！’”小林当时不明白，父亲为何对他这样苛刻。他写道：“父亲几年前讲的不也是‘造神说’吗？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使命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小林说得没错，看看郭小川1956-1966年十年间的诗歌，他的确在努力践行“最高使命”。可既然如此，他何以会对儿子歌颂大好形势的诗那样生气呢？ 在边疆务农12年、已经29岁的亲儿子都不理解，当时小小年纪的我，更不可能理解。现在才明白，那时作为组织的文人，最高使命就是歌颂领袖，歌颂大好形势，这样的赞美诗必须满怀革命激情和豪情。这一点，贺诗几近完美，郭诗则时有跑偏。当他保留了一点儿独立思考时，当他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目睹错误行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时，他难免会流露一丝忧国忧民之情，难免不在内心深处自我反省，难免不对“满纸荒唐言”的赞美诗心生厌恶。 我生那年，文坛正刮起建国后的第一场台风。性格倔强的胡风一纸三十万言书，称作家头上五把刀。其中第一把叫做“创作唯理论”，第四把叫做“题材决定论”。“理”者，革命世界观也；“题材”者，写英雄人物也。胡风骑瘦驴举钝矛，为捍卫领袖的文艺理论纯洁与风车作战，谁知反挨了领袖一记闷棍，被网罗进“反革命集团”，从此五把刀子成了五把尺子，界定了文艺作品的尺寸。诗的路也越走越窄，最后只剩“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郭小川是组织的人，尽管他对组织的作为有怀疑有反思，但终究是组织的人，他必须要坚持“主旋律”。于是，为了补救前面的“小资情调”，在《望星空》的后半部分，当诗人眼望星空发出感叹之后，他又强迫自己把目光转向“壮丽的天安门广场”，重新想到“今夜哟，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感到自己“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发出“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至此诗歌重回人定胜天的时代主题，惆怅忧郁又转为明朗豪放。 当时读到这，少年的我不禁释然欣然：原来诗人是先抑后扬啊！我为诗人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高！就是高！ 当豫东那个少年兴高采烈时，他哪里知道，诗人的补救并未奏效。此诗受到了严厉的责难：宣扬人生渺小，违背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流露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等等。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把心肠炼得比钢铁还硬，把诗歌写得比岩石还坚，是很难通过的。 父亲很幸运，他不是作家，没有义务讴歌。不爱看的诗，他可以不看，不爱写的东西，他可以不写（检讨除外）。而郭小川不行，他头戴桂冠，沉默即罪。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还要“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结果是“长吟成久痼，黑线染洁容”。 郭小川的最后一首政治抒情诗是悼念总理的诗。总理去世，对郭小川打击巨大。小林写道：“父亲那几天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在极度悲痛中，他用五天时间，写出长达四百余行的政治抒情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他在诗中写到：‘纷飞的泪水，捶打着太行山的悬崖绝壁’”，让人感受到他心如刀绞。此后又一个巨大打击袭来，领袖逝世。小林这样写到：“我搀着他面向会场而立。随着哀乐低回，浑浊的老泪从他那已经肿胀，似乎早已流干眼泪的双眼中又滴落下来。他的两腿像临风的枯叶一样瑟瑟抖动，身体也越来越往下坠，不是我用力架着他，他就会瘫到地上，使我产生一种生命正在一点一点离开他的感觉。”那年郭小川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写一首悼念领袖的长诗。 那年我21岁，正当建筑工人，天天在脚手架上打混凝土。我也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写一首悼念领袖的长诗。 诗人手中驾轻就熟的笔，突然变得沉重。他彻夜不眠，写一张撕一张，手写肿了，眼哭肿了，悼诗只写了235行。写到“想不尽呵，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时，一句话没有写完就戛然而止。 我的悼诗也只写了一页，还没写出韶山冲，就写不下去了。那一年一定有成千上万人想给领袖写英雄史诗，但未见一首面世。如果一个人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对，一件错，他的英雄史诗该如何写呢？应该庆幸我们及时止笔，否则纸篓里不知会扔进多少文字垃圾。 当诗歌写到尽头，诗人的生命也到了尽头。1976年10月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抽着香烟。不一会儿，他进入梦乡，手上的烟蒂却未掐灭，引发了火灾。57岁的著名诗人在烟雾中窒息。 影响了一代人的诗人，走得无声无息。 年轻时爱琢磨一个问题：新诗是什么体？她的本质特征是什么？73年在一五0中学读高二，朗诵家殷之光先生来校表演。他幽默地说人家称他“喷壶”，因为他朗诵时总是慷慨激昂以至吐沫四溅，头排听众得打伞。那天他朗诵《雷锋之歌》，果真是慷慨激昂，果真是吐沫四溅。忽然我就有个念头，觉得用“喷体”来形容开国后的新诗，似乎是个不错的比喻。那首“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歌词，应该算是“喷体”的极至了。 70年代末，我在诗刊上惊喜地读到郭小川1975年的诗《团泊洼的秋天》：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已写了10年新诗的我，自忖写不出这样优美的句子。但是再读下去，就有了批《水浒》，批投降主义，反修防修，一长串战士如何的排比句，终又回归了“喷体”。 也是那时，我读到食指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让我震惊！她在红色主流语言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虽然结尾还带着“喷体”痕迹，但内容无疑是离经叛道！社会主义怎么会有“贫困的悲哀”？怎么允许蛛网查封炉台？但此刻我已不是那个豫东少年，《相信未来》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诗也可以不“喷”！ 于是我尝试摆脱“喷体”。我试了几年，最终不得不承认“喷体”已浸透骨髓，与我融为一体。不那样写，就不会写。这时我才理解了郭小川的艰辛。他在“把文艺公然绑在政治战车”的极左时期，还一直努力尝试改变“喷体”，虽最终未能逃脱樊笼，但其勇气可嘉，诚心可歌，真情可泣。 为了找回诗感，我遵循父亲指点重读古籍。诗经、楚辞、骈文、古风、唐诗、宋词……，读得越多，越发现古诗之美，于风格上是多彩多姿：有朦胧美，亦有清朗美；有婉约美，亦有豪放美；于内容上是包罗万象：离愁别绪、秋月春风、民间疾苦、骚客伤情、金戈铁马、大漠军魂、小桥流水、箜篌弦音……，世间万事万物皆可写，唯有一样不行：阿谀奉承。柏梁台上群臣联诗颂皇恩，洋洋洒洒百千行，竟无一句可入耳。新诗自胡风案后便似螺丝壳里作道场，空间狭窄，又专走柏梁路；那首“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称得上是现代柏梁体的范例，百姓传为笑柄。
郭小川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76年成为诗歌史的一个分界，“喷体”衰微了，朦胧诗来了，但诗与大众也似乎日渐疏远，像郭小川那样有影响力的大诗人也似乎日渐稀缺；顾城、海子之后，几近绝迹。朱光潜先生说过，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而且生命如果未至末日，诗也就不会至末日。不过他相信每一时代的文学有每一时代的较为正常的表现方式。荷马生在今日也许不写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古代也许不写小说。他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最正常的表现方式似乎是散文、小说而不是诗。 倘若他是对的，那于今世的诗人真是悲哀。 郭小川死于一个不幸的年代，但那个年代总还有诗人，还有诗；我们活在一个有幸的年代，但诗人没了，诗也没了。或许这就是辩证法：一件东西，当她难以拥有时，我们拼命去争取；一旦获得，我们又弃之如敝屣。所以，当我在这中秋之夜，拜读小林先生这篇感人的回忆时，内心也是矛盾重重，不知该怎样表达。只好用《团泊洼的秋天》最后两句，来做结束语吧：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写于2011年中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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