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肿似桃花

有下过乡的朋友递过来一个消息，说是《人民日报》要出知青下乡40周年大庆纪念册，正征稿。按照他的指点，上新华网查得此告示，内中明言：“在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读到此，脑子里忽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循着记忆，找出《鲁迅全集》来翻，知道此乃《随感录三十九》里说的，写作时间当在1918年冬。搭上前言后语，那句话是：“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夫子的睿智与尖刻，说完此语三十多年，中国大地上此风便刮得昏天黑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义和拳”，这个杨梅大疮不但“艳若桃花、美如乳酪”，而且还“异香扑鼻、提神益气”哩！

时过境迁，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朝风依旧。前些时，曾经作为“文艺恐怖主义”符号的“革命样板戏”，既不“红肿”也不“溃烂”，编入中小学教材里去给孩子们当“乳酪”了。眼前又看见《人民日报》这份征稿公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何止“艳若桃花”，又何止“美如乳酪”，居然威风成“史无前例的壮举”！

照此逻辑，当年李庆霖先生那封“诉苦信”，还有成千上万“知青大逃亡”事件、东北、云南“知青返城运动”是否该算破坏此“壮举”的逆流？有报道称邓小平发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这“三个不满意”是否也该算贬损了“史无前例的壮举”？

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分明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反动，是一个狂人玩弄历史的悲剧！教育学校化、生活城镇化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成果，它的完善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老毛废止学校教育，把数以千万计城市知识青年驱赶到原始农耕社会里去，借用马克思在抨击太平天国的《中国纪事》里的一句话来描述：“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我倒是想问问《人民日报》的编辑先生们，数以千万计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们的痛苦、烦恼、荒废；还有众多被把持公权力者迫害甚至奸污的知青们，是否都算作“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你们是否也准备把那些悲惨的经历也编辑入册？倘若真如此，也算还有勇气与良知，缺点仅仅在于分不清哪是杨梅大疮哪是“桃花、乳酪”而已。

鲁迅先生还说过：“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的。”（《我要骗人》，六卷，P395）这论点，大约鲁老夫子有误，此话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御用文人，是常用人民的血和泪，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的。”捎带着，他们自己也挣些荣华富贵回来以资消遣。

 

 知青、文革及其他

说起知青，一些人哀怨，一些人怀念，一些人赞美，还有一些人愤懑。

这原本就不奇怪。共和国的整一个时代，基本上属于这一批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十年，都会有一代青年，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称谓。恰如抗日战争几乎与知青存在时间同样长，却没有一个被称为“抗青”的人群。因为他们不具有基本雷同的命运。

知青是文革的产物，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定人群。他们整齐划一地遭遇大学停止招生，企业不得招工，几乎无一例外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成了非工、非农、非商、非学、非兵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群体。

这一个群体恰恰是文革的主体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群体的行动，文革是热闹不起来的。至少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可悲的是，他们并非文革的始作俑者，甚至连主力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群被利用的角色，利用完便被一脚踢开了。其实在文革进行之中就已经明确了：革命小将打先锋，工农兵当主力。恰如我儿子上初二时说的：“冲啊！冲在前边当烈士，冲在后边当英雄。”当时，他正在看电视，播放的是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片子。文革中，革命小将恰好是冲在前边的。

问题在于，这些人连烈士都算不上。整个就是一群替罪羊！“红卫兵”已经臭不可闻，似乎文革的全部灾难都是他们制造的，全部都是江青的打手。没错，当年这些个“小将”确实傻乎乎地尊崇过她，但除了瞎子，谁都知道那崇敬是冲着谁来的。“红卫兵”没有娶她做老婆；“红卫兵”没有任命她当文革副组长；“红卫兵”没有提拔她进政治局。恰好相反，最先喊出：“打倒江青！”的，正是这些“红卫兵”。最先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还是这些“红卫兵”。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何以不见露面？

历史总是被打扮的小丫头，后来的屎盆子，全都扣在“红卫兵”头上了。我并不想说这些“红卫兵”就没干坏事，其实真正干坏事的，多是那些“八旗子弟”！又是谁指使他们干的？早在1968年本人就有言：“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搞政治斗争，其险恶与卑鄙并不亚于强奸幼女！”假如被强奸之后再被诬为娼妓，那悲哀就更不可言谕了。

但历史毕竟已经流过去快四十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如今已经进入老年的行列。那天，当我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尊敬地招呼：“老人家，请坐。”的时候，我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么“知天命”之年自己如何看待？没必要看见批评就无法忍受，该反思的不含糊，说过头了也别计较，想反驳的便开口就是了。

被许多文章批评了的“伤痕文学”，始作俑者，知青是也。伤痕并非不该写，问题只是缺了深度。如同祥林嫂的唠叨，不用说别人，我们自己烦不烦？于是又有人高呼“忏悔”，那呼声不是冲着自己，而是冲着别人来的。我不会去“忏悔”，因为我并没有值得忏悔的理由；也不反对忏悔，因为那是任何人自己选择的权利。

“一样饭养百样人”，任何群体都有数不清的个体，也同样有数不清的差异。在同一个被称作“知青”的人群中，就有为数不多的“红五类”，也有为数同样不多的“黑五类”，更多的是不伦不类的“灰五类”或者“红战友”。最奇妙的是，在“红五类”的队伍里，昨天还是“根正苗红”的最彻底的革命接班人；夜里回家，发现老爹已经成了“黑帮”，第二天就变成“狗崽子”，就必须“脱胎换骨”，力争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荒唐并非这些乳臭未干的娃娃们自作聪明，而是权力在支配的。有人指责道：“红卫兵打倒一切。”即使是老红卫兵们，他们谁也打不倒，只有权力需要打倒的才会被打倒。举个例子吧：我们早在1967年“三支两军”开始时，就喊出“打倒黄永胜”的口号，无他，只因为他派出来的军管会下车伊始就对我们发难。我们甚至把自己养的狗也取名“黄永胜”，但并不妨碍他青云直上。直到“9.13”以后，权力需要他倒了。有人后来夸道：你们真行，那么早就打对了。我笑道：“死猫碰上了瞎老鼠！不是我们打对了，而是他自己眼瞎，钻进死猫嘴里去了。不过死猫终究是死猫，钻进嘴里的也与它无关，更没有什么功劳。”整个文革，我们早在1968年春便认定它是“堂.吉柯德向风车宣战”，所有后来的举动，完全是为了自卫，以免被杀掉。口号便是“求生存！”权力是无情的，更何况它还“以革命的名义”。你向权力发动挑衅，尽管这种挑衅是权力指使的，你却挑衅到它头上！找死！至于打倒，恰如如今买彩票，除非你作弊，有人把中奖号码先告诉你。即使那样，最终倒霉的还是你，作弊者是不会负责任的。

指责“伤痕”的人们，却看不见：那些蹲过牛棚的“老干部”更“伤痕”。他们哪个不在声泪俱下地、喋喋不休地控诉受到“迫害”的惨痛，可又有谁不是迫害过更多人的老手？难道胡风集团、右派……，也是红卫兵或者革命小将们整的？何以这些“思痛”者们不敢要他们“忏悔”呢？

把整个一代人看成一个人，原来就很荒唐。知青们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呼唤，本来就无可厚非；也有不呼唤的，本人即其中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装哑巴。恰恰相反，我强烈地希望每一个过来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告诉下一代，以免谬误流传，继续让人家任意涂抹历史丫头。

并非没有人犯罪，比如我的同班同学，就有两位“根正苗红”的、在工宣队的纵容下，用军用皮带打死了一个“地主婆”，而且啥事没有。象征性地插队不久便招工了，有一个当了中学教师。后来过了许久，我见了这位教师。刚开始有点尴尬，他是整我的那一派的，而更早时他还是我的“培养对象”，我奉命要帮助他入团的。谈话没多久，我就问到那个“地主婆”的事情，他矢口否认，而班上其他在场的同学都告诉我确有其事。

我的不忏悔自有理由。从文革开始，本人即风云人物。在“篡权”的日子里，严禁任何虐待行为，更别提打人了。本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功劳”，这只不过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尽管我的老师们至今还感激不尽。这是否中国传统的悲哀？你没让他受本不该受的罪，他还要感激你！然后“破四旧”，领着全校走一通大街、喊一阵口号、撒一路传单便“凯旋”回来睡觉！很快就被上级党组织发觉这里的革命领导权被“灰五类”篡夺了，于是挨整。人家奉命再去“补充”破“四旧”，于是抄了一些属于人民行列的人，主要是资本家的家。还强收了商店里的香水之类商品，砸了一些招牌、改了一些路名。

说这些，目的并非摆谱，而是试图说明，至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那些“过火”行动是被指使的，而不是这些“红卫兵”的发明创造！本人挨整后便溜之乎也，出去串联，回来又煽动全体学生、老师都去大串联。大串联过后就被选举为“总勤务员”，那时我还在昆明，赖在“闻一多遇难处”旁边的接待站里。

回来掌权后也严禁虐待或者打人，即使是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费尽气力，甚至不乏“非常手段”，也没有查出我们打过谁甚至碰过谁。因此，以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来一概而论，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即使在那些有行动的地方，也只是少数人在违法罢了，决不可能是大多数。而且，在最严重的地方，例如北京，也是官方指使的行为多的地方。像大兴的惨案。

当然我们也有错误，连党和毛主席都犯错误的时候，难道叫我们“英明”？我对于错误的最深刻认识，就是不该参加文革。既然身不由己卷了进去，那只能怪自己瞎了眼。那么反过来用辩证的观念看问题，坏事变好事就自我安慰说是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

记得我还被关在黑屋子里，偷偷从专案组厕所的便纸篓里，拿回房间沾着大便的“参考消息”，看见上边有杨振宁教授的回国观感。其中说，停止高校招生的严重后果，将在十年内显现出来。这就是说知青的命运并非只是知青的命运，它同样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知青的存在本身就是祖国的灾难！知青们应该略感欣慰的是：当祖国蒙难的时候，我们和祖国一起蒙难！更应该忏悔的是那些当祖国蒙难时飞黄腾达的人！遗憾的是他们中并不乏至今还在训导老百姓的角色。

如果给自己撰写墓志铭，我也许会写：这家伙没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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