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悲剧

半百生涯就象经历了好几次轮回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画卷竟是如此的支离破碎

一、老三届的生活轨迹

我是老三届的人，最近和几位同样是老三届的朋友聊天，谈起老三届这一代人的遭遇，大家都非常感慨，也非常愤怒。

老三届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6年——正在中学读书那一代人，如今，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七、八岁，年长的都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最近几年，国内下岗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老三届占了一大半。这当然不是老三届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顾这几十年，什么倒霉事都让这代人遇上了。

在我们正该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遇上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整整挨了三年饿。在我们正该读书学习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停了整整十年学。等到恢复高考，绝大部分老三届同学对于要考的东西，不是缺得太多补不上，就是忘得太多荒废了，到头来，老三届人考上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比例非常低，后来能在专业上作出成就的就更少更少。

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不但耽误了老三届的学业和教育，而且也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耽误了老三届的正常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由于革命的禁欲主义，有时候干脆就是领导的粗暴干预，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前途的渺茫、不确定，大多数老三届人没能及时的恋爱、结婚。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下乡知青返回城市，社会上有了一大批超过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的所谓大男大女。那些比较早就结婚成家的老三届人，情况大多也不妙，因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缺少稳固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离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届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届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虽然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兰领工作，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还算有某种保障。就在这时，经济改革深入进行，自由竞争引入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由于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轻易冒险扔下铁饭碗去下海，这样，他们又错过了重新创业的机会。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下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问题。老三届人，由于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再加上年龄不上不下，于是就成了下岗政策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老三届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困难。由于少年时代营养不良，青年时代备尝艰苦，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很多，恰巧在这时社会上又没有了保险医疗，医药费用猛涨。过去上学不要钱，现在干什么都收费，初中高中要收费，大学收费更高，老三届人因为自己失学，格外望子成龙，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经济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几乎与老三届人结婚成家同时，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好象开始松动了，而老三届人——此处主要指女性——已经过了生育期。

二、“祖国的花朵”是最倒霉的一代

说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老三届人出生在1947年到1952年之间，正是中共建国前后，称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一度，他们被认为是祖国的花朵，是最幸福的一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最倒霉的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的父兄辈，有不少人的遭遇也极其悲惨，例如地主、富农、右派，但是他们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老三届人的苦难却属于整整一代人。

就在几年之前，国人兴起一股怀旧风，老三届人也不例外，许多老三届人频频地举行座谈会、办回顾展，有些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好象还很有几分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劲头。当时就有一些老三届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恐怕没有几个老三届人还能大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尽管在现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五十岁上下还不能算老，但是那也毕竟不是年轻。对于大部分老三届人来说，能够有所作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人生已经无情地关闭了希望之门。

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愚蠢，更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懒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同龄人却有着最悲惨的命运，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恶。

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人对老三届这一代还寄予很高的希望，象刘宾雁、李泽厚都对老三届这一代评价很高，期待很高。他们认为老三届这一代阅历丰富，吃过苦，经受过各种磨炼，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势必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古人说“艰难玉成”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说艰难困苦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那么我们干什么还要努力建设，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环境呢?所谓给后代造福岂不成了给后代造孽?我承认，艰难困苦对某一些人可能有好处，清代学者赵翼写过两句诗:“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可能会造就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难粉碎了他们平庸的幸福之梦，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沉重的苦难对其他许多类型的人才也没有好处，比如对科学家就没有好处，对运动员也没有好处。说来说去，苦难的经历大概只有利于产生大诗人、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事实上，老三届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整体成就并不象人们当初预期得那么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响，接下去就显出后劲不足，不容易更上层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乡之苦，不但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们精神发育成长的年代，文化传统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和中断，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遭到严厉的封锁，我们所能获得的精神资源极度贫乏，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居然还能长出思想之花、艺术之花，这本身就算是奇迹了，你怎么还能指望它们长得茂盛、开得鲜艳呢?

三、不要忘掉农村

老三届现在一般人谈起老三届，其实往往是指城市里的老三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的老三届。一般人对下乡知青讲得很多，对回乡知青却讲得很少。这个缺憾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不错，农村老三届回乡务农，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象城里来的下乡知青被迫与父母家人分离。再说，回乡知青本来就是乡里生乡里长，对农村的生活和农业劳动都比较习惯，因此，他们的命运不象城市知青那样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轮不到他们的。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全数回到城市，而回乡知青则依旧留在乡下，好象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

四、否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

不久前，原大陆留学生、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专门讲到老三届一代、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在叙述了这一代人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陈意新教授提出，这一代人应当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认为:“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意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

我当然赞成陈意新教授提出的这一主张，但问题是，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另外，被共产党亏待虐待的岂只是老三届，岂只是知青?我们不要忘记，所谓老三届一代人、所谓知青一代人，虽然有着大体一样的共同经历，其实中间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例如中共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开后门入伍当兵，后来又有许多人以所谓“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上了大学。在共产专制下当官，不靠选举不靠民意，靠关系靠血缘，于是又有许多特权子女成了“第三梯队”。经济改革以来，他们又凭借权势，近水楼台，化公为私，转眼之间就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是“补偿”过度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的这些“补偿”，就是对其他广大老三届人的又一次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