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二：清单·蛋炒饭·第二故乡·插队第一夜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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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二：清单·蛋炒饭·第二故乡·插队第一夜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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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与回忆·1968—— 【插队云庄】之二 （6）爷爷留下的一份“不完全”支出清单 近日，适值祖父祭日32周年，我重新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一张费用单。显然，这是当年上山下乡第一次离开上海时的支出清单。 我在1968-11去江西插队后不久，69届的弟弟又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狂潮中于1970-3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这份清单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就难以定论。但是，兄弟俩的上山下乡只相差了一年四个月，去向又都是江西，农村环境大体相近，所以，下乡所需的行李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到，当年在震天响的锣鼓声中，在“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第一次“出远门”，添置基本的日用品就花费了将近70元，其中： 由于去农村生活劳动不可少的，有：帐子、劳动鞋（当年流行的草绿色跑鞋）、托肩（垫肩，保护上衣的劳防用品）、劳动裤、雨帽等，合计18.03元。 出于“自立家门”的需要，有：毯子、被单、调羹、手电筒、搓板、镜子等，合计18.66元。 基于长期生活需要而预备的，有球裤（卫生裤）、毛巾、工农皂（工农牌肥皂）及衬衫料、被里白布等。合计27.67元。其中衬衫、被里买回布料后由母亲加工，省去了上衣服店请裁缝师傅的工钱；但上鞋子（鞝鞋子）就没法自己动手了。 至于其余“杂项”合计3.92元，其中有“出远门”路上需要的面包、蔴饼、蛋糕，还有邮票、信封，并考虑了到那里以后可能有办户口等需要而添印了报名照，草包绳子则是托运行李之必需品。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第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还少不了还要带若干白砂糖、洗衣粉、火柴、电池等等，均未见之于清单。再仔细想想，清单中还不包括家里已经有的衣被箱、行李袋、脸盆、热水瓶等必不可少的“大件”生活用品。以上这些都是从家庭“库存”中“无偿调拨”了。如果再仔细看看，花点时间对祖父的日记记载进行梳理，一定还能发现不少“疏漏之处”。所以，这是一份很不完全的支出汇总。 仅就这份“很不完全”统计而言，共计将近70元。这个数字在今天可能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凡事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环境。70元是个什么概念？必须放到那个岁月去解读。当年刚进工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7.84元。四个月不吃不喝、一分不差地全部积攒起来，才有70元！所以，那时候家里“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实际负担，与在城市工厂“参加革命工作”的比较，实在是绝对绝对的天壤之别。难怪乎伟大领袖在最高指示里直白要“说服”、要“来一个动员”。至于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的工农城乡“剪刀差”就愈来愈大了，所以，以这种方式奢望“消灭三大差别”又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呢！？难怪乎，到了七十年代末会有“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的说法，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此寿终正寝了。 补记： 今日在祖父的日记中看到，1968-11-30有这样的记载：“午后，将孙带江西去的东西抄一本册寄给他，以便作根据。杂事多，就没抄成功。”这使我想起确有其事——在我下乡后不久我收到过一份祖父写的清单，以后一直保存着，我也记得曾经有过“帐物核对”。估计是在我病退回沪以后因为“事过境迁”就把这份清单销毁了。然而，“抄一本册”这几个字提醒了我，遂到祖父留下的收支日记账里查找与那张清单相应的支出记录，从而确认，这份清单是1970-3发生的支出。于今想来，祖父抄录制成这样的清单，是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些“身边之物”，实属来之不易，它们给家里带来了许多额外的沉重负担，艰难时月更应该爱护和珍惜它们……。】
（7）一碗蛋炒饭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较之二三十年前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的荒唐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在日常饮食中，蛋炒饭已经算不上什么美味佳肴。但我至今仍对蛋炒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相隔一段时日，总要重新品味一番。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碗蛋炒饭格外地香、格外地诱人，也格外地揪人心肺，令我终身不忘。 1968年11月15日晚上，我在百般无奈之中作出了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决定，经过两天紧张的准备，将行李送到学校集中。原先我总以为，我这个“黑六类子女”能象其他“政审合格”的同学成为上海首批插队落户的“红卫兵”一样，也会由学校敲锣打鼓地给家里来贺喜，使我家那扇沉重的黑漆大门上终年不断的惨白色“认罪书”能有机会换上代表革命的大红色光荣喜报，从而给在里弄里被整得抬不起头来的全家人带来一丝喘息之机……。谁知，这一美好企盼全然落了空，盼了三天，直到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11月18日晚上，仍然没听到一声锣鼓，没见到一缕红色，“有罪之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我的爸爸、“有历史问题”的我的爷爷——对此都深感失望，我更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同样是“插队落户干革命”，为什么我没有资格享受同等“政治待遇”？可是，“黑锅”在身，还是老老实实为好，所以也就忍了、认了，没有去追究个中的原因。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踏上“革命征途”、平生第一次离家“远游”，我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之中，一宿就过去了，这是在上海家里的最后一觉。 11月19日，天晴，气候闷热。 年过花甲的爷爷比平日起得更早，当时他被勒令必须每天天不亮就打扫里弄的清洁卫生。这天，他二时半去扫里弄，三时四十分完工。四点钟就烧了早饭。全家也就起身了，为我送行。爷爷特意为我炒了一大碗蛋炒饭，雪白的大米饭，黄澄澄的炒鸡蛋，油光光，香喷喷，极其诱人。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上海人爱吃的大米成了稀罕之物，按人头配给，每人每月三至五斤，其余的能吃籼米就不错了，有时还硬性搭配面粉、山芋等等（据说，为了解决国内粮食紧张状况和“备战、备荒”，国家出口一斤大米可以换回几斤面粉）；鸡蛋等副食品同样是严格地定量供应的，一个七口之家每个月只能购买两到三次鸡蛋，每次仅250～500克；炒菜的油也极为宝贵，每人每月仅250克……，所以，能吃一餐蛋炒大米饭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享受了。 可是，在与家人离别的时刻，我无论如何吃不下这蛋炒饭。为了我突如其来的投身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家里倾尽全部财力准备我的行装，因为已经说明是去插队落户，是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所以不能象去市郊农村参加“三夏”或“三秋”劳动那么简单地打个背包就行的，光衣服就得一年四季的全部备齐，还得有替换衣服，甚至考虑必要的“后备”——谁知道这一去何时再回家？一个男孩子孤身在外地，又不会女红活计，衣服的更新怎么办？此外，在那穷乡僻壤之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体力之消耗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又从全家配给的食糖中硬是挤出几斤让我带上。还有，肥皂、洗衣粉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备上一些。再有蚊帐、雨具等等，都要一一添置……。这一切对我家是不堪承担的重负。因为自从1966年夏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我的爸爸就被扣发了工资，扣发的幅度是让我们全家维持在最低生活线上，籍此来“改造世界观”。所以，全家的生活费用一直是极其拮据的，突然之间要为我花费那么多钱，只能举债应付，向亲友借一点，向妈妈所在部门的互助基金借一些，但这终究是“寅吃卯粮”，也就是说，我走之后家里还要勒紧裤腰还债！家境如此窘迫，家人如此痛苦，我的食欲早已荡然无存，爸爸妈妈爷爷再三再四地催促我吃早饭，我都没动一口，一口都没有吃，我反复说：“时间太早了，我不饿，所以不想吃任何东西。”他们见我实在不肯吃，也就依了我，可是也没有人去碰那碗蛋炒饭，它默默地、静静地呆在方桌上，仿佛被人遗忘、冷落了，也许，它和我一样，内心充满了孤独、感伤？ 五点一刻，我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家，到学校集合。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陪伴下，我们这些插队落户“先行者”坐上大客车，在全市数十万人的夹道欢呼中来到北站，一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还设立了许多高音喇叭支持的宣传鼓动站，革命乐曲响彻云霄，革命口号震耳欲聋，整个上海城失去了清晨的宁静，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壮阔，仿佛是欢送铁军出征、欢迎英雄凯旋，这种排场即使在当年也可算得上高级别了，记得1966年来自“反修前哨”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由周总理陪同莅临上海时，欢迎场面也不过如此。 爷爷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他送我离家后，就去买了一角钱大青菜，把小孙女从被窝里拉起来，急忙替她穿衣服，揩面，刷牙梳头。早饭后两人乘18路电车到北站，沿途由西藏路淮海路起，夹道欢送的人们，直至北站，锣鼓喧天，热闹空前，隆重至极。 离开车还有两三个小时，为的是安排正式的有“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出场的欢送仪式，可是，偌大一个火车站，根本无法举行象样的集会，那边轰轰隆隆地在举行什么大会，我们这里老师同学家长聚集在一起开小会。班主任薛老师了解我们这些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的心理状态，有意安排了拍照留影等活动，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依依惜别中分散开去。为了把自己学校的“小场面”搞得大些、热闹些，老师还在事先“纵容”同学“伪造”了一批由“区革会”盖章的粉红色“欢送证”，使一批同学混进了北站，就使原本不大的车站站台更加拥挤不堪。 老师灵机一动，从火车厢底下钻到列车的另一侧！虽然那是路基，但场地空旷，几乎无人，相当清静。不记得是谁带来的照相机，大家尽情拍照留念。由于没有一尺多高的站台，在“摆拍”车厢门前告别老师同学的镜头时，由于在车厢门口的踏步上实在挤不下我们几个插友了，有一位插友只能依靠别人在身后用力抱得高高的，以免进不了镜头，偏偏那位“摄影师”还要指导一个个插友调整站位角度、面部笑容等等，让那位“默默无闻”的抱人者累坏了，忍不住大叫“快点啊！吃不消啦，抱不动啊！”那张照片拍得相当成功，洗印了几张寄给我们，被一抢而光，我落手太慢，只能“望片兴叹”。可惜没有人保存至今。 由于有一列火车的相隔，尽管近在咫尺的其他人哭哭啼啼的，我们这里却始终未受影响，一片笑语欢声……。爷爷带着小孙女进了站，到火车上寻找，由尾至首，跑了两次，都没有见到，后来巧遇我的同学，才知道我们是在路轨对面，他同学和薛老师等拍照留念。他只是“隔台相望”，在日记里说，“今天亲眼看到薛老师的活跃，与学生的活动，真令人佩服，他使同学在等候时间减少与家人离别难过”。 确实如此，我在这种氛围之中，也暂时减轻了痛苦和烦恼。我们从车厢底下重新回到站台这一侧，没多久，将开车前五分钟，听大喇叭叫喊：到江西去的红卫兵上车。我向车厢走去，爷爷与路过身旁的我握了一握手，“嘱他冷热当心，路上平安”。我强颜欢笑，和家人说上几句，互道珍重。 我们离开了欢送的人群，来到列车上，挤在车窗口，与站台上的老师、同学、亲人挥手告别，许多人到此时再也忍不住而放声痛哭起来，我们的老师仍然激励着我们：“坚强些，好样的！”年轻力壮的同学老师挤在最靠近列车的地方，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向他们身后扫描，寻找着我的亲人，啊，他们在我视线右前方的一根柱子边，和拥挤的人群保持着一些距离，大概怕患有高血压的爷爷经不起人群的碰撞；他老人家老泪纵横，神情漠然，怀里抱着才五岁的小孙女，这是我的小妹妹，此刻，她还不懂事，好奇地看着她还无法理解的场面；爷爷身边是我的弟弟妹妹，再过去是我的妈妈，侧身护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满含泪水的双眼，紧紧盯着我所在的窗口；爸爸呢，爸爸没有来！他被“革命造反派”告知，不得参加“欢送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活动，他被剥夺了为自己的儿子送行的权利，还得象往常一样准时去单位报到、打扫卫生！我想起在离家时和爸爸道别的情景：他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只是一再叮咛我，凡事要多动脑筋思考，好好参加劳动，同时要注意身体。…… 十点，南下的列车终于启动了，亲人们无法挤到前列来和我握手，只能站在远处挥动手臂和我告别，我向着他们使劲地挥手，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再见，爷爷！再见，妈妈！再见，弟弟妹妹们！……还有，我向着爸爸所在单位的方向默默呼喊：再见，我的爸爸！我再度想到了我的爸爸，我不敢想象我走之后他的命运如何，全家人还会遇到些什么样的厄运……，顿时，我感到极度的悲哀：我以插队落户为自己寻找了一条摆脱“精神地狱”折磨的路径，可是，他们呢，他们今后受苦受难，我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这不是太残酷太无情了吗？！我对不起他们！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失声痛哭起来，眼泪如决了堤的洪水，把我许久以来、特别是三天前突如其来地决定“出家”以来压抑在心头的苦闷通通发泄出来……。 爷爷在日记里也是这样写的，“火车汽笛又鸣，是开车了，乃与孙遥远挥手送别，那时孙也眼泪流出，难过分别。”那一次，我确确实实把泪水熬到了最后一刻。 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平静下来，肚子感到有点饿了，这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想起了那碗一口未动的蛋炒饭，又想到了离家时的凄惨情景，不免又伤心起来……。从此以后，我经历了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段艰苦历程，在那食不果腹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地想起那碗蛋炒饭，想到它就仿佛在眼前浮现出那雪白的大米饭、黄澄澄的炒鸡蛋，油光光的，香喷喷的，仿佛还感到了它那飘浮在空气中的诱人香味扑鼻而来，直叫人垂涎三尺……。如今吃蛋炒饭早已不再是一种享受，但我总觉得自己炒出来的蛋炒饭比不上那碗令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蛋炒饭，因为缺少了一份特有的情与爱，缺少了一种特定的时代感……。 （1995-04-29初稿，2010-01-20根据祖父日记增补一些细节）
（8）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 【写在前面】 1995年我写下了这篇关于首次进入“第二故乡”的回忆。 我是1975年“病退”回沪离开“第二故乡”的。到写回忆，已经时隔20年。 写回忆后，又过了10年，2005年，我坐2005次列车回到“第二故乡”！真是“无巧不成书”！（08-11-02） 1968年11月19日，上午10点，我作为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的1000名“红卫兵革命小将”中的一员，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革命征途”，到“第二故乡”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隆隆的“红卫兵上山下乡专列”在沪杭、浙赣铁路上奔驰了十多个小时，于20日凌晨七点差十分抵达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这里不仅是清江县的县城，更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历来有“药都”之称。但毕竟处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加上又处在“文革”动乱年代，火车站之简陋、县城市容之邋遢，实在难以将它和“中国药都”的美誉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来不及细细观赏“药都”风貌，就被安排上了大卡车。1000号人从此分为两拨，一半去峡江县，一半去新干县。约九点，我和近80位来自卢湾区的以及其他大约400名来自徐汇等区的“革命小将”上了去新干的大卡车，延着南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公路，长驱五十多公里，前往新干县城。一路上，砂石路面的公路倒还算平坦，天气也不错，撩开车上挡风遮雨的篷布，急切而贪婪地观望即将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景致。大家看到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根本见不到山的影子，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这哪儿是江西山区啊？”从小在大上海生活、长大的“小将”们只有长风公园“铁臂山”、松江佘山这样的概念，对“真格”的山区充满了好奇与急切的向往。前来樟树迎接我们的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解释说：你们要去的生产队离这儿还远得很，到那儿有的是山……。 卡车一路疾驰，不知是谁，第一个高呼起来：“大家看，前面有山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向车行的前方望去，呀！真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初冬的阳光下，果真出现了山的影子！远远的，淡淡的，连绵起伏。很快，公路就逼近了那片山脉，嗬，好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尽管离我们还远，但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雄壮的松涛，闻到了山林醉人的清新……，以往只有在书上报上读到的充满诗意的描写，如今是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了。我们这些头一回踏进社会的“小青年”都陶醉在兴奋之中，有人还感到不满足：这山还不够高呀，算不上“崇山峻岭”。 谁知，刚高兴了一会儿，视线中的山岭又渐渐消失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说：“快到新干县城了！新干县城周围的山比较少。”“那我们究竟去哪儿？”上海护送团的“工宣队”师傅再次拿出一张在火车上得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落户”的生产队队名，是什么“庄生产大队”，在火车上大家琢磨了半天谁也不认识那个由“雨”字头下加一个“亏”组成的字。新干“县革委”的同志一看就认出来了：“喔，这是个繁写的‘云’字，你们去的地方是云庄生产大队。”云庄，好一个不乏诗意的名字。也许它位于高山之巅、云彩之中，故而有“云庄”的美称？于是有人发问：“云庄有大山吧？离县城多远？”“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大山、高山，属于丘陵地形。云庄离县城五六十里，在山里，但不是全县最高的山。”听这么一说，大家有点泄气了，不是山区，只是丘陵；到了“山”里，还不是全县之最，真没劲。 谈笑之间，卡车在一个广场似的开阔地带转了一圈，停了下来，此时大约十点半。周围有些人群，充其量有百余人，举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可是，这里的锣很小，鼓更小，只要一个人敲，“咚咚咚”地响，脆脆的声音传不了多远，与上海四个人甚至八个人同时擂响的大鼓根本无法相比，上海那种大鼓才真有震天动地、憾人肺腑、令人亢奋的雄浑壮观气魄，听起来才带劲呢。那一拨人喊的口号，是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欢迎”、“上海”、“革命小将”等单词。“县革委”的同志说：“新干县城到了！”喔，原来这就是县城，这就是县城对我们的欢迎仪式！ 这里是当年相当典型的内地县城格局：在紧靠交通干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角是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办公大楼和招待所，此乃全县的政治中心；一个角是县百货大楼，代表了全县的经济中心；一个角是图书馆、文化馆之类，是全县的文化中心所在；再一个角是长途汽车站，是全县的交通枢纽；中央有个圆形的花坛，是个小型广场，各种政治集会在此举行。 由于欢迎仪式太简短、太简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还沉浸在对昨天规模巨大的欢送仪式的回忆之中，欢迎仪式就结束了，以致在我脑海中除了“简陋”之外就几乎再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这天代表即将接受我们去“落户”的云庄大队来欢迎和迎接我们的，是云庄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与我们年龄相仿，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费劲。他自我介绍说，他也念到中学，也算得上是个“知识青年”了。 我们在县城什么地方吃怎样的午饭，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肯定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印象了，当然也有“归心似箭”式的心态，急于对“第二故乡”的真面目见个分晓。午饭后大约十一点多，就再次上了卡车，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离开县城没多远，道路开始变得高低起伏，视野中出现了山峦，而且渐渐地逼近道路两侧，我们开始在山路上颠簸了，此刻的知青们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兴奋劲儿，也许是因为县城的欢迎场面与昨天离开上海时隆重热烈的宏大场面宛如天壤之别，是几个数量级的巨大差异，令大家失望了……。道路越来越“山路化”，卡车在一个个山包之间打转转，绕来绕去，视野越来越狭窄，景深越来越短浅。路边的山沟里是层层梯田，已经收完稻子，留下的只有淡黑色的土地和一行行一列列的稻茬；紧贴山脚边也有些水田模样的地块，也留有稻茬，可泥土却呈桔红色；山坡上倒是郁郁葱葱，有高大的松树、杉树等乔木，也有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路上见到过几个村庄，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的规模，也经过了几个集镇模样的地方，有好些卡车分别停下了，陆续有知青下了车，离开了长长的车队，可我们卢湾、徐汇等区知青乘坐的卡车却是“一往直前”，一直没有停车。 卡车在砂石路面的道路上一路颠簸，卷起阵阵黄尘，望望路边的里程碑，已经离开县城十多公里了。“究竟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我心里正嘀咕着，卡车停下了，哦，它载着我们来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就归它管辖。公社所在地叫麦？（此字为上斜下土），离县城十五公里，是个很小的镇子，紧靠公路有几排平房，办公室模样，就是公社“革委会”所在了，还有几家门面，是供销社，卖些日用百货、针头线脑的。这天，镇上也集合了几十人，排在路边欢迎我们，照例是红旗、画像、锣鼓声、口号声，……不知是谁心眼多了一点，悄悄地在知青人群中传话：“喂，你们注意了没有？那么多人都穿的上下一身黑！”经这么一提醒，大伙儿果真发现，真是头一回见到的新鲜事儿，那一溜儿数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一副模样的打扮，黑色的上装，黑色的裤子，加上黑黑的脸膛，哎呀，“一片黑！”在“文革的中心”上海，黑色是代表反动、落后的颜色，是“牛鬼蛇神”“黑六类”的专用色，因而是“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群众”最最忌讳的颜色，怎么这儿的贫下中农居然如此钟爱它？这是怎么回事？！深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知青们在脑海中留下了大惑不解的疑团。 云庄大队的支部书记这天正在公社开会，他参加了简短至极的欢迎仪式，与我们见了面。看上去他有五六十岁了（下乡后没几天，他做了排场不小的庆寿活动，我们才知道他的确切年纪是五十虚岁），虽然背微驼，但瘦瘦的个子仍显得比其他当地人略高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带有忧郁的笑容，略显苍老的目光中不乏精明与狡黠。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形象与多年来从书本与银幕上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想象相差甚远，我们还来不及打听当地人如何称呼这位“父母官”，于是就按照从书本与银幕上学来的“革命队伍中的称谓”，想当然地叫开了“老支书”。他似乎一下就听懂了上海知青的普通话，坦然接受了我们对他的“敬称”。从此一叫就是近十年——不，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这么称呼他（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了，他在前些年谢世了）。 公社的欢迎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正式“各奔前程”了，分头前往“落户”的各大队、生产队。离开上海时我们被仿照军队编制，编成若干个连、排、班，此时番号为？排一、二、四、五、七、八班的62名卢湾区知青分配到云庄大队，这样，除了三、六两个班的十多人外，卢湾区的知青几乎全部集中在云庄大队了。 载着62人的卡车再次启动，云庄距离公社还有二十多里！而且不在县域公路主干道的附近哩。公路左一拐，右一拐，行进到22公里的里程碑后，一个右转弯，开上了一条明显低一个等级的公路，这路面坑坑洼洼的，被来往的卡车、拖拉机轧出了两条深深的沟，好多地方连路基石也裸露出来了，又没有及时修复填平，更使路面七高八低的，卡车在这路上颠簸、摇晃，象是一条与大海波涛搏斗的小舢板。大家从未乘过这样的车，神情都十分紧张，可谁也没吭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简单而纯朴的信念：我们是来插队落户干革命的，就是来经受各种艰苦环境艰苦条件的磨炼的。 在这段支路上颠簸到五公里处，又向右拐上了一条更低档次的公路上。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公路了，它不属于国家的公路管养段的管理范围，是沿途的生产队分段负责修筑的供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并且简易到不能再简易的地步：两边各开了一条排水沟，就算是路界了；用山上开来的不规则的石块垫一层作为基石，再倒上些泥土填填平，就算是路面了。 开了没几步，车子停下了，是个村子，“到了！”不知是谁叫了起来。“不，不，还没到。这儿叫小坑大队，离云庄还有三里路。”一路带领我们进山来的支书的儿子连忙纠正，又招呼道：“大家下车吧，云庄的贫下中农今天到这里来欢迎大家呢！”果然，又有一溜儿黑衣黑裤黑脸膛的人们，举着领袖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呼着口号，只是这锣更小了，巴掌那么大；鼓也更小了，脸盆那么大；锣鼓声，叮叮咚咚，更无章法了；口号声，稀稀落落，更方言化了。云庄大队“革委会”成员、民兵连、共青团等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全部来到小坑欢迎我们，以示隆重。欢迎仪式比县、公社两级更简单了，可我除了记得知青与贫下中农互相高喊“学习、致敬”的口号外，就记不清它的全过程了，也许，当时过于“归心似箭”了吧，因为“第二故乡”就近在咫尺了，而且仅仅是在一百个小时前才决定到这“第二故乡”来的。 只记得，大队的干部们与卡车司机商量了许久，才再次招呼我们重新上车。原来这条通往云庄的简易非凡的“公路”不仅路面状况极差，令司机胆寒，而且在接近云庄的时候还有一个几近45度的向下的陡坡，它的末端又紧接着一个90度的急转弯！司机在大队干部的百般请求下，勉强答应了继续把我们送进山里的要求，驾着车，小心翼翼地驶上号称只有三里路的“小坑－云庄公路”，在那个45度的陡坡上最终停了下来。 “大家下车吧！这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没法开下去，只能请大家步行了。”大队干部们向知青们招呼着。听说到家了，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向四下里一看，果真有点惊险的味道：这陡坡的顶端，是实实在在地把一个山坳挖地十几尺、硬劈出来的一条“公路”。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告诉我们，为了打开云庄与外界的交通，经过反复踏勘和比较，才选定这个突破口，经过几个冬天农闲季节的“挖山不止”，才基本形成道路的模样，估计今年再挖上一冬就可以通行拖拉机了。听着他们充满自豪感的介绍，再环顾这山坳中的陡坡“公路”，我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了最初的敬意。 在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簇拥下，我们走下陡坡、靠近急转弯时，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好大一片农田，好宽阔的一条山沟，对面是绿油油的一座山，山脚下还有一座庙宇式的小白屋，边上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向右看，“公路”的尽头有一座村庄，那就是云庄——我们的第二故乡，就在这里！ 我们站在陡坡坡底的急转弯处，远眺云庄，相距大约四五百米，只见云庄座落在一条山梁的尾端，村口有一座高大的牌楼，白色的方形立柱，白色的门匾，黑色的飞檐，十分醒目，在它后面，一栋栋的农宅延山坡而建，依次升高，上黄下红的墙，乌黑的屋顶，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正值午餐时分，村庄上方飘浮着一缕缕淡淡的炊烟，与山间尚未散尽的雾气交织在一起，使山村笼罩在迷人的云雾之中；山村的背后，是生机蓬勃的青山绿林，山连着山，山靠着山，连绵起伏，越往远处山峰越高，最终挡住我们视线的是全县的最高点——鸡落峰，我们所在的公社就是以此山峰命名的。（二十多年后的1990年，中华地图学社第一次公开出版了《江西省地图册》，将此山峰标为海拔638米“尖老峰山”，山名为何有如此差异还有待考证。）在初冬的阳光里，葱茏苍郁的鸡落峰在群山环拱下更显得鹤立鸡群、巍峨高峻，峰顶在飘浮不定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它又象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居高临下，默默地凝视着脚下这片古老的红土地，默默地迎接着一群来自远方、初涉人世的小青年……。啊，云庄啊云庄，果真不乏诗情画意。 结束了这“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欣赏和感叹，我们踏着坎坷不平的“公路”，一步一步迈向云庄，迈进我们的“第二故乡”。全体贫下中农和人民公社社员在大队“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在村子东头生产大队的大仓库门前，又举行了简短明快的欢迎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上海知识青年。世代居住在山里辛苦耕耘的农民，都是头一回见到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城里人，眼神中充满了新奇与好奇，许多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评头论足，更多的人则对高呼口号、发誓要在这儿扎根干一辈子革命的我们感到迷惑不解。锣声鼓声口号声渐渐平息了，我们终于走进了云庄村。 1968年11月20日下午1时许，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第二故乡”，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页。 2008-11-10根据日记纠错、补正
（9）插队第一夜 【写在前面】 2005年初夏重返“第二故乡”时，当年度过第一夜的屋子已经翻造过了，那里的主人乃至主人的儿子（支部书记和他的儿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08-11-02）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或是其他公私外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晚常常难以入眠。我也不例外。不过，近30年来，南来北往，经历多了，也就见多不怪了。只是有那么一个“第一夜”，使我终身不忘。 1968年11月19日，我与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的66、67、68届中学毕业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告别了大上海，坐上“红卫兵上山下乡专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程，于第二天11月20日的清晨到达火车行程的终点——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随即又兵分两路，分别奔赴新干县和峡江县。我被分在去新干的行列中。我们换乘大卡车，颠簸了80多公里，来到从未谋面的“第二故乡”——云庄村外大约二百米的山坡上，大卡车再也开不进去了，在生产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簇拥下，我们步行进入云庄，从此开始了历时十年的“蹉跎岁月”。 云庄是个有百来户人家、四百多人口的村庄，规模之大在全县名列前茅。这次共接受了30名上海“红卫兵”，连同本大队其他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另外三个生产队，共“收容”了60多名上海知青。当时，国家下拨了每人三百元的安置费，这笔费用除了为我们添置简单的农具如锄头钉耙之类以及购买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口油外，最主要的是建造住房，但是我们所到的云庄非但没有造房，连造房的准备工作都没做，精明的大队支部书记早早打定了这笔总数几近二万元的安置费的主意：当年，这可算是笔巨款了，可以办好多大事，颇有眼力的大队支书正筹划购买拖拉机，此时此刻上海知青的安置费就仿佛是不期而遇、从天而降的神助之力，就在我们“落户”后的几天，一台崭新的“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开进了山村。当我们得知这是挪用了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费而购置的内幕后，非但没有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愤怒，反而为自己能给山村的发展作贡献而感到自豪。第二年春天，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愿上交安置费”的风，我们这些天真、虔诚得无以复加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又率先响应……。多年后才知道，国家并没有接受我们的上交，在1973年毛主席亲自答复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信件后，有关部门更加强调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生产队才归还了这笔巨款，为我们知青盖了集体宿舍。但这已经是我们下乡后第五个年头了。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身居深山的大队支书居然凭着他近二十年的“从政”经验一口断定：“你们上海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多久，毛主席又会叫你们回去的。”我们知青虔诚地说：“不，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他带着狡黠的微笑，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掩饰地宣称：“知青在这儿呆不长！”虽然这番对话是我们“落户”后的事情，但大队支书这样的认识早在我们到达以前就形成了，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有为知青“扎根农村”考虑过住房等长期规划，甚至还不相信真会有那么多上海知青来到这深山沟，于是，仅仅是在我们到达之前，草草安排了几家地主、富农腾出了三处房子，充当知青的住房。不料我们一下到了30人，使他猝不及防，当天实在来不及安排了，只能让我们八班的八名男生——小沙、小陆、小宋、小金、小郭、小刘、小费和我，挤在他家的西后厢房里。昏暗的油灯下，只见六块一尺多宽的床板一字儿排开，四周是尚未打开的行装，已经没有多少立足之地了。大家一看这情景，都说：“今天晚上是没法躺下睡觉的了。”怎么办？和衣而睡！有人还讲起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露宿街头的故事，以此激励大家共度寒夜难关。 大家“排好坐次”，拉过几个小旅行袋，当作枕头，再打开行李，取出几条毯子，两三个人合盖一条，这样，八个人紧紧地挤在六块床板上，加上都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天真纯朴的小青年，“热气足”，倒也能抵御这初冬的寒气。“噗”的一声，睡在最外侧的小费吹灭了油灯，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这就是我插队的第一夜！ 屋外静得出奇，绝无大都市夜晚仍不绝于耳的汽车马达轰鸣声，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但很快就恢复了宁静。我张大眼睛，望着什么也看不清的黑暗，思绪又回到了昨天，回到了上海，耳边又回响起动员大会上先期到井冈山地区考察的上海“红代会”常委们慷慨激昂的报告声，回响起上海百万“革命群众”隆重热烈欢送的歌声、口号声、锣鼓声，回响起亲人、老师、同学的亲切道别、谆谆叮咛，……可眼下的景况，能不让人产生若有所失的感觉吗？然而，在那个“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里，任何对贫下中农不满的想法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必须“自觉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禁锢的氛围中，我暗自狠狠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本来就是来吃苦、来磨炼的，哪有舒舒服服干革命的道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话说得多好、多有针对性啊！……”突然间，门外响起了汪汪汪的狗叫声，还忒有叫人心惊肉跳的感觉。随着脚步声由远而近，狗也叫得越来越凶，更增添了寒夜的恐怖感。尽管挤在一起的八个人没有一人吭声，但可以感觉到大家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毕竟从小在大都市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过“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经历……。脚步声由近而远，狗也仿佛叫累了，安静了下来，周围又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得令人心悸。 我终于抵挡不住睡意的进攻了。因为已有五天没有好好睡觉了：11月15日夜里，我咬咬牙关作出了去江西插队的决定，连夜开始了紧张的行装准备。16、17这两天，也不知是怎么过的，茶饭不思，睡眠不香。18日上午把行装送到学校，这一晚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夜。19日是平生头一回远行，又是头一回在火车的硬卧上过夜……，连续的睡眠不足带来的浓浓睡意，吞没了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陌生感、恐惧感、失落感……。 【08-11-10翻阅当年的日记，发现有一个差错：第一晚是七个人和衣而卧，不包括小沙。回忆起来，沙是副班长，身体不好，好像照顾他睡到大队部还是某个队干部家里了。 另外，还发现一个已经遗忘的情节：生产队对我们如此之多的上海知青到达云庄村毫无思想准备，使得突击征用“地富分子”的住房也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连续两个晚上七个人和衣而卧。】 1995-11-20夜起草，“插队第一夜”2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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