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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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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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 （原载 《开放》2006.6） 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这里所说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决时说的「有罪还是无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语「负荆请罪」中所说的道歉之罪。 四十年后的一个倾向是，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有罪」正在被消解为「无罪」。 三个月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的文章。文中首先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六十三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死亡日期和死亡情况。六十三人占当时北京大学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即北大全体师生员工，每二百人中就要有一名被拉出来杀死。
不要以为这是因为北大是「最高学府」，又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所以被害死的人特别多。全国各地的其他学校也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文革中，清华大学有五十二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三十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三十六人被害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名副校长四名教员共五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校长和三名教员共四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三十来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 也不要以为这是由於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所以死亡比例特别高，而别处则没有那么大的死亡数字。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大量的工厂企业。那里的情况比学校好一点吗？绝对不是。上海的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二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也和北京大学一样高。此外，上海还「揪斗」了十七万名分属九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比例之高，也很容易算出。 还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受难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甚至不是被专业行刑队用大刀砍头或者子弹枪杀的，那样至少死得比较快速。文革受难者都曾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和侮辱。有的在所谓「斗争大会」上被殴打致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致死。有的在生不如死的悲惨情况下「自杀」(笔者在此加上引号，因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死后还遭到「斗争大会」的声讨，被加上各种罪名。文革领导人命令使用「群众专政」作为革命的主要手段，因此受难者大多在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被整死，这给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带来了更为深重的心理上的威胁。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年死亡人数为纵轴画出死亡分布曲线，可以看到，被害人数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八年形成两个高峰，而且各地的曲线是形状相似的。这两个死亡高峰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期和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这是两次最主要的迫害运动。造成这样的死亡分布曲线的原因，是因为迫害和杀戮是由文革领导者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时同步同样密度同样模式的迫害和杀戮。现在有案可查的从文革最高当局发出的各种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必须指出，甚么种类的人要被打击和迫害，是文革领导人事先规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噢噢中央通知》里面，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段落说：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因此，文革中这「五界」中人首先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大部分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份子。教育界里的中学教员不但遭到学生红卫兵的侮辱和折磨，而且有一批人被活活打死在校园中。中学教员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受迫害最深的群体还有文革前就被指为「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廾八日后的两个星期中，北京有数千名城市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除了教师，大多是所谓「黑五类」以及和「黑五类」有关系的人。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发动攻击噢噢党的省部级领导机构以及往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大批中高级干部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野蛮「斗争」或被监禁在秦城特种监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长期秘密囚禁和虐待中死亡。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里，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党夺权」，而不是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例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为：一、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二、阴谋颠覆政府罪；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四、诬告陷害罪。只有最后一条才涉及对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决书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这是对其「诬告陷害罪」的证据之一。这当然是罪。然而这一项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江青个人的复仇心理所致，因为一九三O年代江青曾和这五人在上海电影界共事。作为对比，一九六六年「红八月」在北京的大批杀人，是更加严重的罪，而且江青明显在其中充当了积极活跃的领导人角色，但是「红八月」血腥事件却完全没有在判决书中提到。另外，害死人最多的「清理阶级队伍」，判决书也未提及。不提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必须追究毛泽东的罪责。其后，一九八一年噢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称为「错误」，而不是「罪恶」。 判决书列出的全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单，有六十多人。从身份来说，只有级别极高的干部和教授、作家、科学家等。从数字来说，仅仅相当於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被害人数。 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之一，是对受难者的遗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七八年她得到「平反」后，她的丈夫王晶尧要求用给家属的几百元钱在学校墙上镶一块牌子或者种一排树纪念她，被拒绝了。在二○○四年发行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当年这个学校的三名红卫兵接受制作人的采访出现在电影里，她们说了不少话，其中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对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表示歉意或者忏悔。 即使是在北京大学，文史哲研究的重镇之一，对自身的文革历史也没有做多少记载或反思。我在调查中发现，在北大不到一千米平方的校园里，文革经历者不了解曾有多少人被害死了，年轻的一代则更是什么都没听说。经过多年的调查寻访，才渐渐找出了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这种遗忘，首先导致的是对文革之罪被消解。司法上有「见尸立案」的说法，如果文革受难者的名字被隐瞒遗忘，自然也不可能立案审判文革之罪。
一位社会学教授曾经向我指出，文革后的社会转变不可以太快，因为社会变化就像一列火车，太快的变速和转向会导致出轨。所以，在对文革罪行的审判，当时不能操之太急。 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的人不知道，在一九七九年前后给文革中大量受害者平反时，曾经如何障碍重重难以实现，因为那些在文革中害人的人依然有权力而且不肯改变。让「非文革化」缓慢发生是实现「非文革化」的方法之一。 然而，实用性的解决方式和权宜之计，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与评判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已经找不到理由故意不说明文革的实质和作出道义上的审判，因为必要的社会转变已经完成，对文革之罪的不彻底审判的负面后果却正在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 最近几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敢於说出批评文革的话，主动向「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投稿，见证亲友同事邻居遭受的惨剧。但非常不幸的是，否认文革之罪的趋势也在快速发展，甚至可以说，文革正在一年一年被「平反」。 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个杂志Positions，二OO五年的冬季号是文革专刊，其主要文章题为《文化革命：最后的革命？》，作者是法国的哲学教授巴迪欧Alain Badiou，据说在世界思想界中有重要地位。这篇三十四页长的文章对文革推崇备至，一再把文革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学生运动相提并论。还好，作者没敢把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也拉来一起赞美。因为古拉格的罪行已经被相当充分地揭露了，一百三十万受难者的名字公布在光碟上发行。这篇文章谈文革「十六条」，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夺权，武汉事件，工宣队进驻学校，俨然对文革历史熟悉的样子，但是他不提红卫兵打死老师和「牛鬼蛇神」，不提「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国性的「牛棚」和大批死亡。因而，也就不会把文革和希特勒的大屠杀与斯大林的大恐怖归为一类，尽管文革的迫害和杀戮，已超过了斯大林。这名作者在对历史无知的基础上建立他的荒唐哲学论断。 不久前，我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碰到自称是「托洛茨基者」的美国人发问。他们反对谴责文革之罪。说那是个「学习曲线」，意思是革命就像一般的学习过程一样，要走弯路的。他们先入为主的立场和观点，不太愿意倾听别人描述事实，不过还是答应会后会阅读我写的英文本的《学生打老师：一九六六年的革命》。
外国人对文革历史事实的不了解也许不足为奇，中国人对文革历史的不真实描述则应该出自别的原因。二○○四年在香港出版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都长达数百页，但都没有写到北大和上海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和巨大的死亡人数——六十三人和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人，更没有赔罪道歉之意。这在曾经充当文革驱动力量的人的回忆录中相当有代表性。 不是要他们也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不是要他们也被拉到「斗争会」上挂黑牌、低头弯腰坐「喷气式」，不是要他们也被囚禁在「牛棚」中或者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不是要他们也来经历一次上吊投河服毒卧轨......人们等待了三十年，只是希望那些人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我道歉」。但是他们没有说。 和外国人不同，中国的文革经历者怎能否认文革之罪呢？文革期间的暴力迫害和杀戮，大多数是完全公开进行的，知道而不认为是罪，只是显示了法律和道德原则上的问题。不把血淋淋的杀人和残酷折磨看作是犯法行为，当红卫兵大量杀人的事实已昭然若揭之后，不予道歉还继续以「太阳」自诩，只能意味著不少人还坚持文革的思想和原则。明知其罪而不责，内含的资讯暗示著「可以这样再来一次」的误导。 文革是罪，还是文革不是罪？这个问题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浮现在地表之上。还不得不争论这样基本的问题，实在令人遗憾而深思。 在中文里，「罪」字的写法原来并非如此。两千年以前的罪字，是「白」字下面加一个「辛」字。秦始皇认为这个字和他自己的新称号「始皇帝」的「皇」形状相近，下令把这个字改成了「罪」字。他以巨大权力焚书坑儒之外，还可以改动文字。不过字义并没有改。字典中「罪」的意义仍是「犯法」。两千年后到了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连罪的定义都改变了。在毛泽东死亡三十年后，讨论文革之罪，意义其实超出了文革本身。这样的讨论可以帮助理清什么是法，什么是罪，如何才能制止和控制那种大规模的由最高统治者犯下的大罪。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帮助中国人避免再次沦为受难者。
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作者：王友琴 来源：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305.html John Pomfret是《华盛顿邮报》记者，２００６年出版了《中国课：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一书。1981年他21岁，作为1949年后首批成为中国大学本科生的美国人之一进入南京大学。2001年他参加校友重聚后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写了他的五个中国同学，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在对个人所作的肖像性描述之中，他也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历史，包括改变和延续两个方面。 这本书出版以后，已经发表了若干英文书评，因而我想特别侧重谈论自己比较了解的一个方面。我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写过一本五十万字的书《文革受难者》，记载六百多名被文革害死的人。《中国课》的作者在文革后进入中国，此书的重点也不在文革本身，然而，这本书对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描述以及剖析。文革开始于四十年前，应该承认，在中文写作中，总的来说对文革本身以及受难者还缺乏历史记载，对文革后人们如何记忆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就更不见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描述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这本书对理解文革和文革后历史就非常有帮助。 ２００４年春天，我收到此书作者寄自北京的电子信，说他在写一本书，其中一个人物吴晓晴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被红卫兵打死，另外，他还问我是否能提供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南京的情况。他大概是从我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得到地址的。 我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原因固然有多项，但是缺乏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讨论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请我帮助的人，我总是尽力而为，不但希望帮助别人解决具体问题，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推进学术研究风气的养成。所以我很快开始动手查找材料并给他回信。 Pomfret所说的被打死的父母，名字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多年前我已经做过调查并写成文章放在电脑网上。据我的调查，这对父母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前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是被中共江苏省委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打击对象之一，尽管不久以后那些省委领导自己也被“揪”了出来。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份子大会”。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来路。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 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吴天石在8月5日死亡。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两天以后，发生了北京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杀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文革通过“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之手大规模杀人，就从此时开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文革后发表的其自传中提到，当时他曾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吴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显，这种暴力迫害和杀戮是在文革最高领导人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 ８月３日的“革命行动”杀害了两个人，但在文革时代这一天被引为自豪。南京师范学院的“造反派”组织起名叫“八三革命造反师”，该组织建造的毛泽东塑像高度是八点三米。这种对八三数字的反复强调，是在反复肯定那一天的行动所代表的暴力迫害的思想。 我给Pomfret传去了我写的这篇报告，还告诉他该文章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中，书正在香港印刷中。很快又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他已经从香港买到了书。从时间算，他该是最早购买这本书的人之一。当然，他是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买香港出版的书不是问题，普通的中国人就没有办法买了。然后他问我，在我书中“李敬仪”一篇中写到的那个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积极参与殴打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而在1999年死亡的外语教授，会不会是李敬仪吴天石的孩子为了报仇雇佣了杀手把他杀死的？ 我被问得一头雾水。尽管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亲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文革受难者的孩子雇佣杀手报仇的。不但没有报复那些作恶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敢向人讲述父母的悲惨遭遇，因为仍然心怀恐惧。 记得２００１年我访问一位父母和姐姐都被红卫兵打死的女士时，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经力劝她不要和我谈话，以免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了和我谈话。她说：“我还不甘心。”我一方面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另一方面也被她所说的“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是不甘心不大声抗议？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恶？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都不是。她说的“不甘心”仅仅是不甘心拒绝我的采访。“不甘心”后面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不能不使我感到怅惘。 我赶快翻开书重读“李敬仪”条目。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如下： 一位受访者说，１９９９年，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教授，在苏州突然暴死，尸体在室内一周无人发现，以致腐臭，死时年纪不到６０岁。他的在校学生都为此深感遗憾。但是学校中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传说，这是报应。当年打死吴天石夫妇，这个人很积极。文革后他也没有为此受惩罚，但是老天还是要算账的，哪怕是33年之后。 我对这种传言的理解是，人们在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藏在心里的惩恶愿望。给我讲述这一传言的人认识吴晓晴。我曾经托过他和另一读者与吴晓晴联络，希望了解关于他的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至少请他把我已经写好放入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免有错。特别是在我听说吴晓晴现在是大学的历史教师时，更觉得可以请他这样做，因为不需要跟一个历史老师解释书写文革历史的重要性，何况这历史和他父母被害有关。可是，数年过去，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Pomfret先生显然是这段文字中的“暴死”误解成“用暴力杀死”了，因而提出了那样的猜测和疑问。我向他作了解释，“暴死”只是突然死亡的意思。我毫无嘲笑他的中文不够好的意思，其实倒是钦佩他的细心和认真，所以才会那样发问。而且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不是纯粹因词语误解才被提出的。在他生活的社会中，JUSTICE，通行的中文翻译是“正义”，和自由、人权、道德一样被视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罪行就应该被带到“正义”中来审判，不能够几十年任人不管。我想这是他会有这一猜测和疑问的主要原因。 等我读了他的这本书，我进而意识到他确实并没有因为一个生词而误解了什么。他的行文表现了他对受难者的孩子们有很深的观察和理解，能相当准确地把握其心态。而且可以说，还没有哪个本无语言障碍的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书中写到： 1966年7月14日，江苏省报点名批判吴天石，也就是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吴晓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家里写大标语“打倒吴天石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教育路线”。他告诉Pomfret，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8月3日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吴晓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他偶然听到两个中学生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了两个人（是用醉心的赞扬的口气谈论的。——Pomfret特别说明了这一点，这表现了他对当时情景的了解），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进城回家，看到他的姐姐。他15岁，姐姐也是中学生。姐姐教他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因为说父母是被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会让子女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两个人都没有哭。 他们的家成了红卫兵司令部。他们被赶出了门。然后吴晓晴像其他一千八百万青年人一样被送到农村插队。1971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给一些已经被打死的人平反，吴天石也在其中。这样吴晓晴得以离开农村参了军（当时这是一般人得不到的机会）。1975年，他在军队加入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中，他再次说他的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还说他父亲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他知道他这是在说谎（他父亲的尸检报告说身上骨折就有六处，还有其他各种伤），但是他说这样做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 文革后吴晓晴成为南京大学７８级学生，毕业后他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他父母被这所学校的人打死。打死他父母的人从未被起诉。他和其中有的打人者会常常在校园路上对面走过。2003年，他们系里为了赚钱要编历史教科书，把文革这一段分派给他写。他自己写了一些段落，可是没有通过上面的审查，于是删去，改成上面规定的关于文革的那些套话，尽管那些话离开历史事实很远。1989年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他被推举为该校清查委员会成员对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进行“清查”，他做了，尽管是最不起劲的清查者。对于这类事情，他总是解释说，是因为“没办法”。 书中还写到，假如说吴晓晴怯懦，他是一个有勇气坦承自己的恐惧的人。是吴晓晴自己告诉了Pomfret这些事情。这一点使Pomfret觉得吴晓晴在悲惨的同时也有了英雄性的一面。 这位作者依照当年在班里的习惯，在书里称吴为“老吴”（77、78级大学生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吴是年龄较大者）。“老吴”因为老，因为家庭遭遇，与过去的历史比年轻同学有深得多的关系。但是他也指出，在他们那个班里，“老吴”却是最为通晓电脑网、电子邮件、电子短信这些现代装备的。虽然“老吴”对父母之死没有作什么，但是显然还在留心和收集着有关历史的种种信息。 读着书中对一个人的这种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仿佛觉得在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比如俄国小说里的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罗亭（屠格涅夫）等等。俄国作家在这方面才华突出，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道精神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另外，我参访过大量的文革经历者，自以为有一定资格了解这样的人物的典型性。在一种非虚构类作品中能达到这种效应，是很了不起的。 在书中，Pomfret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的同学的行为让他困惑。他写道： 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着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晓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JUSTICE）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113页） 我想，Pomfret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JUSTICE/正义问题。一般人都认为，文革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忍气吞声，是因为他们受到权力当局的压制。这一解释无疑是对的，然而不是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充分理由。在文革发生时，吴晓晴姐弟知道父母是被打死的，但是却说是“高血压”和“肝炎”死的，那时候他们得自保，没有选择的自由。然而后来，特别是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实际上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当有可能采取别的行动的时候没有作，社会和个人是否有JUSTICE/正义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在吴晓晴父母被害两天之后在北京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长期以来也被一些红卫兵说成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当然，她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掩饰红卫兵的罪行，和吴晓晴姐弟那样说动机不同。但是，在卞仲耘遇害几十年后，还有人还可以这样说或者写，读者也只有这样听和看，显然也表明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人们对JUSTICE/正义的忽视和麻木。40年前在校园里打死一个人（何况这个中学的校园里两个星期后又打死了另一个人），这一类案子早就应该得到正义审判，而不是像在谈论是什么人打破了一扇窗户，还是那扇窗户本身已经太旧不结实。 追究根源，摧毁了当代中国人的JUSTICE/正义观念的根源，还是文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斗争”、被监禁、被打伤，这是对社会JUSTICE/正义的绝大冒犯和损毁。但是残暴行为在当时被用革命的名义合理化了，在文革后又被用“认识错误”的说法减轻淡化了。确实，文革的事实长期以来没有被说清楚，这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同时，这也不只是个说清事实的问题。文革的大多数事实一点都不神秘，比如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被打死，就是在数千人眼前，在校园里和南京城市中心发生的。 这些事实长期得不到记载和说明，是由于当局的禁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JUSTICE/正义的衰弱。而正义感的消退使得对抗官方禁止的民间力量三十年来难以形成壮大。吴晓晴父母被害的事实，卞仲耘校长被害，这些被认为是“小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一直被排斥在文革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之外。这不是由于语言或者知识的障碍，而是因为判断罪与非罪、善与恶的原则出了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Pomfret这一套不过是美国人的想法而已，和中国实际离得太远。这是非常轻浮的否定方式。首先，在JUSTICE/正义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概念方面，难道要分美国和中国吗？其次，实际上在美国，JUSTICE/正义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位置，能保障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也是人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对吴晓晴的探索，也是在维护对人类无比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特别推荐千千万万受难者的孩子们阅读这本书，思考书中提出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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