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作者：谢承年

来源：《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１１期

湖南零陵地区（１９９５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９６７年７～９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４５１９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１０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９３２３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未成年人８６２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１３８０多名工作人员，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认真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把时隔２０多年且如今档案中难以寻找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可惜我当时保存的一大捆资料，包括一些珍贵资料，被人当做废纸卖掉了，这里凭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惨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１９６７年８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４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７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８月１７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说：“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开始成批杀人。在清塘区的影响下，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调查证实，前面所谓“‘四类分子’先杀党，后杀干”之类的话，只是传闻，并无证据。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连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后来才把“最高”改为“高级”。工作组同志询问一个当时杀人凶手为什么杀人，这个凶手竟然说：“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杀人时被杀的。江华同志１９８２年回家乡零陵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文革”杀人事件说：“这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

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婶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婶娘一手抚养长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据该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个女青年凶狠残忍的表现远近闻名，年纪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零陵县马路街公社有个大队治保主任，他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主张斩草除根，把“四类分子”和子女统统杀掉，说：“把‘地富反坏’全部杀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

当时，“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与“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革联”）这两大派组织斗争激烈。“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据守二中，用武力控制县城。“红联”称“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并从县委机关大院退居到农村。随后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两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进而宣扬“武装部枪支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阶级敌人活动猖狂，贫下中农要吃亏了”，“要采取措施，先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处理几个”，由此引发杀人事件。

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

在杀人事件中，有怀疑的，有犹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顶着“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的骂名挺身出来保护的。道县有个村支部书记，把本村５０多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锁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员站岗送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遭到杀害，这些人非常感动，称呼村支书为“再生父母”。但是从调查情况看，这种现象不多见，总体上是领导干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区杀人面之广、被杀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是明证。道县在驻湘支左部队４７军明令禁止杀人前，主要领导没有讲过制止杀人的话，没有采取制止杀人的措施。当一些干部汇报杀人情况，请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军分区领导和４７军代表来了，把枪收缴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枪也被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有什么办法，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县有个大队的民兵把本村２４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关押起来，杀与不杀犹豫不决，民兵营长请示公社主要领导，回答是“分子与子女要区别对待”，结果把“分子”杀了。

江华县“抓促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主持召开县“抓促小组”成员会议，针对本县出现的杀人事件，讨论制定了“五条意见”，内容有：对解放１７年来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而不能压制、指责和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主持会议的领导将会议通过的“五点意见”，以《特急电报》向零陵军分区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但后来未见答复。

８月２１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６９５２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４７军。８月２６日，４７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４７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９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４７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８月２９日，４７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９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１０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７月。东安县于１９６８年７～９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４２２人。

二、杀人事件的善后工作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６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１９６７年７、８、９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１３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１９７９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５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被害人遗属上访越来越多，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委认为，“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人多，情况复杂，而且岁月已久，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总目标，必须做到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处遗领导小组”以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执笔起草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１９８５］１２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行。根据省委１２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遗属。

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查抄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１９８４］２４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道县四马桥乡有个遗属，“文革”杀人时被鸟枪打伤，身上中了八颗铁砂弹，一直留在体内，平常隐隐作痛，工作组发给他１０００元去医院做手术，使他解除了长达１８年的痛苦。通过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遗属精神上得到抚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处理责任人。

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具体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挟私报复，谋财害命，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强奸轮奸杀人的；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杀人的，追究刑事责任。凡追究刑事责任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批准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奉命充当凶手，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的，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予处分，对其中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从犯、共同杀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２０１人，其中判无期徒刑１２人，判２０年徒刑２１人（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９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１３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２６００多人，其中开除党籍１１６０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３４０多人，撤销职务４２０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１２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区“文革”杀人期间，地、县两级首先是地方部队后来是支左部队主持工作的，应该说他们对杀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当事人已调离零陵地区，我们把有关材料抄报所在部队处理，记得１９８５年底广州军区整党办公室两位军人来零陵，在军分区有关同志陪同下，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和意见，以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

第三，愈合伤痕。

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为此，我们花大气力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学法。

一方面举办责任人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容许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遗属学法，引导他们看清楚，“文革”杀人是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冤冤相报，把怨恨传给下一代。

二是坚持疏导方针，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三是实行“三包”责任制。

即由村组干部包人、包做思想教育工作，包帮助他们开辟劳动致富门路，一些重点对象由县区乡领导包干，促使遗属思想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这些工作，较好地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促进团结、和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道县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文革”中父亲被杀，“处遗”工作为他父亲平了反，被查抄的财物得到了补偿，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还帮助他经营一个渔业生产技术项目，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摆酒吃团结饭，还招待放专场电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把车边村建设好。”这一年，他被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长。

三、艰辛的信访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１２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１９８５年９月中旬，道县１０２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几天后，我们接省委办公厅通知，到中央办公厅汇报处理遗属上访问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行６人（地委分管副书记、分管副秘书长、地委落实政策办主任、地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我和道县县委分管副书记）被引进中央书记处一个小会议室，中办副主任周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关于做好遗属上访工作的讲话。我们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认真进行了研究，在当时整党工作繁忙、工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做稳定遗属的工作。

１０月上旬，道县８４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３００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我们随即确定几个干部，硬是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道县籍人做遗属的工作。我们苦口婆心把遗属规劝回县后，再次被通知进中南海上次那个会议室，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们主要汇报了“处遗”的政策和遗属的要求及处理情况，最后周杰同志从广西“文革”武斗杀人，讲到内蒙古清查“人民革命党”杀人，介绍他们处理的经验，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首都的安定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处遗”和遗属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始实行国家“七五计划”创造良好环境。

１０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１１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公安部《啄木鸟》杂志打算刊登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遗属思想波动时，会议确定由省长刘正负责，向公安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不要刊发这类文章（《湖南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向我索要资料，打算写一部约３０万字的《道县“文革”杀人传奇》，也因此作罢）。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当即表示增拨２００万元。

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