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续十六）：史铁生·两种乌托邦·辛亥百年·《让子弹飞》·经国和介石·第二教育渠道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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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续十六）：史铁生·两种乌托邦·辛亥百年·《让子弹飞》·经国和介石·第二教育渠道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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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642 史铁生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完成他的人世间的历炼，步入天国。 博主由于常年沦落尘俗，疲于奔命，竟然未能在铁生在世时与这位老知青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好在我很快就可以退休，可以得到解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与铁生进行灵魂之间的对话。 周国平正在写纪念铁生的文字。他在《读〈务虚笔记〉的笔记》中写有这样一段： 曾有一位评论家对史铁生的作品做了一番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断言由瘫痪引起的性自卑是他的全部创作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对于这一番分析，史铁生相当豁达地写了一段话：“只是这些搞心理分析的人太可怕了！我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人还有什么谜可猜呢？而无谜可猜的世界才真正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呢！好在上帝比我们智商高，他将永远提供给我们新谜语，我们一起来做这游戏，世界就恰当了。……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我们便能鲜明地感觉到这种精神上的健康，而绝少上述那位评论家所渲染的阴郁心理。 我认同周国平的看法。我理解史铁生。
2011年1月13日《重庆日报》刊登了一篇对王绍光先生的采访： 重庆日报记者：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看来，有两种不同的“乌托邦理想”，一种是博主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矢志追求的“共存乌托邦理想”，另一种则是“市场乌托邦理想”。我把这两种理想视为两种不同的偏好，类似吃辣吃咸的偏好。今天，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吃咸的偏好不利于身体健康。与此相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市场乌托邦”的偏好，会为社会的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使许多人开始动摇这种关于市场乌托邦的偏好。人们开始想到，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种市场乌托邦偏好甚至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看来，今后不能不加修饰地谈论乌托邦了。在谈论我的乌托邦理想的时候，需要使用“共存乌托邦”的概念。
全国瞩目的钱云会案终于落下帷幕，肇事司机费良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对费的审判，主要是动机审判。如果费具有主观故意，判决结果将截然不同。 显然，在罪责追究上，“动机效果统一论”是完全不成立的。 动机并非不可知，法官和陪审员们完全可以根据事实，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就像钱云会案一样。 在1959—1960的“大饥荒”中，在纹革中，都有许多钱云会一样无辜的人死于非命。我希望在未来的县政中国，能够对“大饥荒”和纹革悲剧进行一次公正的道德审判，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显然，那也将是一场关于动机的审判，而不是一场关于效果的审判。 我相信，法官和陪审员们也会根据事实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 动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dgw5.html读《务虚笔记》的笔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d6f6801017sg5.html采访http://cqrbepaper.cqnews.net/cqrb/html/2011-01/13/content_1304207.htm吃羊肉吃狗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lfd3.html
2010年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档组书记杨士秋2在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上披露，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自由职业者等普通家庭的占93.2%。 2010年1月21日，杨士秋在国家公务员局考录专家新春联谊会上说：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官二代”所占比例不足7%。如果没有“凡进必考”的政策，如果没有考试录用，这一比例将不会是7%，而可能是20%，30%，甚至更高。 杨的一席话，给博主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22年来，博主为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尽了自己的一分力，既通过提高人员素质促进了效率，也因抑制裙带而促进了社会公平。博主在21日会议的发言中说：今日中国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正置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有关。相比而言，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取得的进展，是正置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成绩。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有眼光、有担当的领导干部与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精神的学者携手合作的结果。为了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我们不能仅仅持续应用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更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成功经验。为了应对新的挑战，需要有眼光、有担当的领导干部继续与那些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精神的学者携手合作。
改革开发以来，伴随房地产业和股市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资本家。伴随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也已经出现了丁磊、张朝阳、李彦宏等一大批“知本家”。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还需要通过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为中国造就一大批“技（术）本家”。 资本家本着资本参加分配，知本家本着自己的知识参加分配，技本家本着自己的技术参加分配。
我并不像毛那样反对资本参加分配。我理解，反对资本参加分配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把资本吓走，赶走，对劳动者并不一定是福音。把高盛、摩根吓走，赶走，将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失业。我只是希望工人能够按照县法建立一些真正的公会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为自己向资本争取更多一些的分配额度。
在美国，我们看到，公会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保护着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削弱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优势。在保护工人和保护效率之间，我们需要追求一种动态的中庸平衡。在中国，今天需要允许工人依法组织公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则需要适当抑制公会的势力。 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当然不愿意美国的公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到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当然乐见美国公会势力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当然乐见中国出现真正的公会，从而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站在中国人“患贫”的立场，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也不愿意看到公会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站在中国人“患不均”的立场，站在人道社会主义的立场，却乐见中国出现真正的公会，从而为劳动者争取更多的分配额度。 杨士秋http://edu.sina.com.cn/official/2011-01-21/1503283307.shtml
在爸爸谢韬2009年1月8日病倒的8天前，在2008年12月31日的一次饭桌上，爸爸说：“别人给了我们三顶帽子：档内民主派，体制内改革派，救档派。我认为，这三顶帽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合适的。”其实，还有一顶对于爸爸比较合适的帽子：“挡主立宪派”。在他2008年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20期上的《供产档组织转型的思考》一文中对这种“挡主立县”的立场有清晰的阐述。 在“挡主立县”问题上，我的立场和爸爸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在立县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和裹足不前，载沣让越来越多的张之洞、康有为这样忠心耿耿的保皇派感到寒心和失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康梁的改革派立场推向孙文的革命派立场。 百年后历史又在重演。居庙堂者在立县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和裹足不前，正在制造着新的孙文、黄兴和袁世凯们。
“己巳”与“戊戌”非常相似，朝野都有一大批希望通过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派，同时，朝有顽固派，野有革命派。 “戊戌”和“己巳”，朝野的改革派都失败了，都败于顽固派策动的军事正变。 失去了改革的机会，就只能是革命派与顽固派的血腥对决。 今天，我们正在走近下一个“戊戌”，下一个“己巳”……
感悟637 辛亥百年 今年，我们将纪念辛亥百年。 想到辛亥，我的内心充满矛盾。 我渴望听到武昌的第一枪。 我惧怕听到武昌的第一枪。 想到那让人窒息的死寂和横行的河蟹，想到那些不惮前驱、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们，想到那些因言获罪身陷囹圄朋友，想到那些流落异乡有家难归的朋友，我渴望听到武昌的第一枪。 想到国际上那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想到那些幸灾乐祸的洋人，想到前南斯拉夫的战乱和车臣的悲剧，我惧怕听到武昌的第一枪。 我的立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1/30764.html《共产档组织转型的思考》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27载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d5tt.html谢韬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06ee120100kvhl.html改革派立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290.html
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老师在她的文章中说： 政府立足点在过去数年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是目前“裙体事件”激增的根本原因。 对林春老师的看法，博主深以为然。今天，立足点从“劳动”向“资本”转移的何止政府，不少读书人也转移得很自觉。 林春老师30年前曾经举起科学悯主的旗帜站在社会批判的前列，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既推动了强化劳动者责任（责任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推动了尊重“人欲”、尊重个人权利的法制建设。今天，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仍然为了理想而站在社会批判的前列。 博主不一定赞同林春的所有看法，但由衷敬佩她这样坚持批判立场的读书人，敬佩她这样承担社会批判责任读书人。
《让子弹飞》将一个在今日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县长要不要成为资本家的傀儡？ 博主在许多有“县长”和“资本家”同时在座的酒席上看到，不少“县长”已经成为了资本家的傀儡，“俯首甘为资本牛”。
建国的前30年，“兴天理”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灭人欲”。因此，上世纪80年代博主曾经热衷于为“人欲”辩护。 今天，“兴人欲”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灭天理”。因此，今天我感到有必要为“天理”辩护。 考虑到环境问题，我们更应提倡追求爱情、阅读、文学、诗歌、音乐、舞蹈这样一些低碳的“人欲”。
托克维尔指责理想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是追求“向下的平等”。或许历史上确实有过极左的理想主义者追求“向下的平等”，但那不是中庸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中庸理想主义者的追求是“底线平等”，是“保底的平等”，是“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平等，是以不损害“消极自由”为前提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中庸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尽量的平等，希望把“劳动”对于“资本”的劣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马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即诉诸理性的乌托邦理想。今天，博主放弃了马主义的科学（理性崇拜），保持了马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另一些人则相反，放弃了乌托邦理想，保持了理性崇拜。 下面摘一些林春近来的的文字：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私有改制总体上未能改善企业效益，反而造成失业危机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林春说：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速高效低，仅以超高投资率与超廉劳动力维持。以“效率”压“公平”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拜金，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恶化。 林春说：80年前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意义，或者说在今天的意义特别重大。事实上，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中国49年后最可称道并值得自豪的成就，使国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王率、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远远领先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接下贴） （接上贴）面向大众免费或低收费提供的铸房、交通、医要、教育等设施即使在灾慌时期也不曾放弃。但九十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在中国的所谓“市场化”……使几代隔命者劳动者用血汉换来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几近付之东流。 林春说：（应该）由挤压乃至消灭相对分散的“小生产”转为对之鼓励扶持,在大资本和关聊体制两者之间营造建立在土地公有、自治合作、互助互利和社区网络上的“关怀经济”或“共享经济”。
世纪之交的时候，打着反对鞋轿的旗号，社会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违法现象。本来，经过20年的法制建设，中国已经在保护公民权利、规范治安行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此时，却出现了法制建设方面的大倒退。 2000年，我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发表了《两个凡是和唯一标准》一文。此文是我迄今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在这里曾屡贴屡蟹）。当时，以自己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发表此文的考虑之一是，如果面对如此大范围的违法现象保持沉默，将成为自己人生的遗憾。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在今日中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某工等的发展都有利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作为长期关注人员评价的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家，博主向企业、机关、学校的人力资源主管们提出如下建议： 在选人用人时，在评价其认知能力（智力）的同时，要重视对其人格因素的评价。对于智商110以上的人群，决定其工作业绩的主要是人格因素而非认知因素（智力）。 在人格因素评价中，首先应考虑，是否基督徒。基督徒加分。 其次应考虑是否某工学员。某工学员加分。 以上两类人员，由于有所信仰，有所敬畏，在道德品质上是可以信赖的。 第三可考虑是否供铲挡员。对档员要追问其是否真正相信共存主义（旧译共产主义，欠准确。）真正相信者，加分。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真正相信共存主义的人，包括博主和“庆友”的父辈，包括毛、周、刘、朱德、彭德怀、林彪、陈云、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林希（凡蓝）翎等。这些人，在道德品质上也是可以信赖的。 与此相仿，在到菜市场买菜或到早点摊买早点的时候，首先要看摊位上是否挂有“我是基督徒”的牌子。如果有，优先选择。 其次看是否挂有“我是某工学员”的牌子。如果有，优先选择。 以上两类人员，由于有所信仰，有所敬畏，所卖的食品通常是可以信赖的，不会故意使用洗衣粉、三具情按一类调味品。 第三考虑是否挂有“我是供铲挡员”的牌子。如果有，可追问其是否真正相信共存主义。真正相信者，可考虑购买其食品。
依法治国，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意识形态包容，这些，是县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信仰自由，是中国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绕不过去的问题。
博主15岁就读过马恩的《共宣言》。1967年11月下乡时，博主16岁。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买了几本《共宣言》（仅仅几分钱一本）送给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90年前，从具有平民意识的共存主义者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被精粹们斥为民粹，斥为鞋轿。今天，为数不少的精粹将毛视为魔教头、将共存主义者视为鞋轿。博主从童年起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在人民公社11年“挣工分”的经历，15岁就认真读过马恩著作，因此，很难对精粹们的主张产生共鸣。 《两个凡是和唯一标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1/30764.html
元旦，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元旦了，别忘了给孩子们讲讲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候天还是蓝的，水也是绿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牛奶里是没有三聚氢胺的，面粉是不用漂白的，油条里是不加洗衣粉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是知道谁是自己爸爸的，学校是不图挣钱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卖狗肉是不能挂羊头的。 这条短信，仅仅讲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还有另一面。这条短信仅仅讲了大象的“粗壮的腿”，却没有讲大象那“又细又长的鼻子”。 虽然不全面，但这条短信却并没有编造谎言，所讲的是事实。 窃以为，今天，作为过来人，对孩子讲讲这些是有必要的。
1967年下乡不久，就在生产队的安排下接受了一次阶级教育，吃了一次“忆苦思甜”饭。“忆苦”饭是不放盐、不放肉的小米粥；“思甜”饭是羊肉包子。下乡不久，北京知青当时还吃不惯放盐、放肉的小米粥，对“忆苦饭”感到非常亲切。不大的一锅“忆苦饭”被知青们一扫而光。在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吃惯了发面猪肉包子的知青们，对于死面包着羊肉丁而不是羊肉末做成的“思甜包子”，却没有多高的热情。 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时候一懂事开始，所接受的就是不断的“忆苦思甜”轰炸。下乡以后才发现，这些“忆苦思甜”大多是片面的，往往是只谈一面不及其余。 今天，新一轮指向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忆苦思甜”又是轰轰烈烈。由于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由于曾亲身经历过当年的“忆苦思甜”，博主对于今天的新一轮“忆苦思甜”，热情不足。
经国因“手软”，晚年经历了难堪、失望和痛苦，却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足迹，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宪政”的实现。介石虽以铁腕手段维持了表面的稳定，没有在生前经历经国那样的难堪和伤心，但最终作为一个“失败的独裁者”而走过历史。 经国和介石各自的人生得失，值得今天的政治家们思考。
博主素以天分、学识、情怀三个角度论人。三个方面都让博主真心佩服的人，不是很多，邓拓属于其中之一。 追踪邓拓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给人留下无尽的感慨和叹息。在1957年和1966年这两个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具有浓重书生气质的邓拓，都被卷进政治旋涡之中，最终被残酷的政治所吞食。 1957年，他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并受到组织的处理。其后，经历了1958的“大跃进”，1959、1960的“大饥俄”之后，他开始理解毛，成为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毛的知音之一。令人痛心的是，恰在他开始理解毛的时候，恰在他从1957年整风的不理解者转变为毛“继续革命”的理解者的时候，自己却不幸在1966年成为纹革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于是，他留下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遗言而撒手人寰。 一些人因邓的遗书而嘲笑邓“至死不悟”。我清楚地知道，就天分、学识、情怀而论，这些嘲笑者实在难及邓拓之项背。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毛的偏爱明显地指向了公平。在关于“贫”和“不均”的忧患中，毛明显地表现出更多对“不均”的焦虑。 今天，伴随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人类需要重新思考“效率”，需要重新思考“消费”。 哪些是必需的消费？哪些是并不需要的消费甚至有害健康的消费，例如抽烟、喝酒、暴食。 哪些是低碳的消费，如阅读、音乐、舞蹈？哪些是高碳的消费，如大排量的汽车、冬热夏寒的空调、私家飞机。 博主真心佩服的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lue.html
朱清时教授在南方科技大学吹响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冲锋号。支持他，祝福他，希望他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 1988年4月30日，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持工作的先父谢韬在钱学森的办公室中与钱交谈时曾经说：“我交往较多的一群大学校长都有同感，都有一腔热血、一股热情，想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但是，在旧体制下，即便是大学校长，也动弹不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钱学森、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曾经试图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最终都折戟沉沙，无功而返。
博主曾经在2008年9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撰文呼吁“开辟出第二教育渠道，绕开高考，摆脱教育行政部门各种‘评估’的干扰。”南方科大的努力，将促进第二教育渠道的逐渐形成。
南方科大的努力既是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冲击，也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冲击。南方科大的招生，是完全的自主招生，已经绕开了高考。 与钱交谈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06ee120100foq9.html《中国青年报》撰文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9/01/content_2339206.htm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a461.html
马斯洛的思想显然受到弗罗姆影响。弗罗姆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弗罗姆一生致力于综合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学说，被称为弗洛伊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化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弗罗姆对弗、马二人都是有批评的，他的批评是中肯的。弗罗姆对弗、马二人的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阐释，他的阐释是有道理的。显然，博主的思想受到弗罗姆的很大影响，博主的思想中，存在着马克思——弗洛伊德——弗罗姆——马斯洛的印记。 弗罗姆的代表作是《逃避自由》。从网上摘录一段关于弗罗姆和《逃避自由》的介绍： 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廿世纪初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先后在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研究社会学。一九三二年在海德堡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在这之后专攻心理分析学，并以心理分析学说来研究文化与社会等问题。在《逃避自由》这本书中，佛洛姆用其精辟的分析和独特的观点，对现代社会作了有系统而强烈的批评。本书是佛洛姆主要的著作，自发行以来即风行欧美、甚为畅销。没有一个作家像他如此热烈关心而谈论自由、正义和爱，他教导人们自由而不致孤独，理智而不找合理化的藉口，自爱而不自私。佛洛姆为了充实自己，到处探索深入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宗教，甚至走入“乌托邦”和神秘教义。他著作的目标则是让我们望见自由与爱的境地。他的作品对人类本性和人类处境作精辟的分析，并对当前社会病态找出其历史上的根源，对社会病态给予诊断与处方，他指出正确合理的生活是什么，良好的社会结构又是什么。
在1959年2月毛主持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将“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原则之一。 博主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一方面，要“承认差别”，另一方面，要“控制差别”，二者不可偏废。像今天这样，一些人买房子像买白菜，另一些人买白菜像买房子，差别大了点儿。
网上看到一种说法：邓对中国的影响不过50年，毛对中国的影响至少500年。 对这种说法，博主深以为然。 邓谈不上什么理论，但聪明绝顶，意志刚强。邓以过人的天赋处理政治事物，颇有建树，但其影响所及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到80年代末，在知识阶层中已经失去影响。 30年来，“毛热”却是一波又一波。
生活的教育胜过文人的说教。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面临严峻生活压力的年轻人，开始理解毛，开始理解毛对资本主义的反感。
2010年12月10日，奥斯陆盼奖会上的一把空椅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61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中尚未有一个人获得此奖。作为校友，我为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走在了北大、清华、复旦的前面而高兴。浮想连翩，想到许多。 不久前，我的一个好友、曾在锡林郭勒草原放牧的老知青在接受《明镜》记者黄舒心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读着《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雷锋日记》长大的“辅导员”出身的一代领导，是端着“铁饭碗”长大的，对最底层农民的生活、思想了解较少。他们只能照本宣科，充当一个“传声筒”的角色，很少有自己发挥的余地，缺少政治创意和主动性。 读着19世纪英、美、法、俄的经典文学作品，读着洛克、孟德斯鸠和哈耶克的书，读着“黄皮书”和“灰皮书”长大的“知青”一代领导将会不同，他们是端着“泥饭碗”长大的，对于民间疾苦、百姓心声和体制弊端的了解更清楚。例如习，作为“黑五类”，能在一个生产大队里当上支部书记，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与“辅导员”们主要依赖“安排”、主要靠领导人提拔是很不同的。 “知青”们从纹革到插队，都是没有导师的，凭自己想象和摸索来做事，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观，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由于了解民间疾苦，由于广泛的阅读，“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抱有期待，认识到中国必须过“县政”这个坎，否则无法成为世界的领导国家，只能处于与世界的主流国家长期对峙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对未来中国县政平台的建立抱持较乐观的态度。 朋友的话使我想到，出现那把“空椅子”，是由于“辅导员”们无力面对自己的思想对手进行思想较量。他们既没有这种能力，也不具备必要的知识积累，更没有勇气和胆识。未来“知青”一代的领导人很有可能会不同，我猜想，习、李课墙、王齐衫、薄西莱等，有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学识、政绩、民意和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思想对手。 我期待着，这种“可能”成为“现实”。
看着电视上的那个女新闻发言人，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是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一种职业。他们只能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仅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不能表现出丝毫真实的喜怒哀乐。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在国内单片机市场占据相当份额。该公司董事长周立功在一篇谈话中说： 在面试大多数本科生时，我仅仅是询问了一些有关MCS-51系列单片机的基本原理，但却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答对，简直是五花八门。很多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自动化专业本科生，至今还不知道单片机是这个专业的核心基础，难道不可悲吗？您的水平不高我完全心中有底，其实我只要求这些学生能够掌握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基本技能，用汇编和C51写过一些基本的程序，真正动手做过一些简单的项目，然后将自己做过的项目写成比较规范的文档。我想，这种形式的“自我介绍”肯定要比让别人看您那写的千遍一律的“八股文”简历不知要强多少倍……平心而论，只有具备这样基础的学生才配得上企业花钱对您进行二次“开发”……我每天都要面临那些看不完的自我介绍和简历，很可惜，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八股文”，令人讨厌。其实只要您的成绩不是太差，分数不是应聘成功的关键，重要的是做人要踏实，不要有水分，实际上，只要将您平时做过的小制作写成一篇心得，再带上您的作品，“事实胜于雄辩”，这样，更能打动人。 周立功在做考官中的感受，与余秋雨先生在做评委中的感受不谋而合。周和余的感受，多少折射出今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是由“长征一号”火箭发射的。“长征一号”火箭的主要设计者韩厚健老师在作客凤凰卫视时讲述了一个场景： 韩厚健：从机场到发射场还有一段距离，要转到汽车从公路上运过去。这个过程中出了一件事，我现在想想也都挺感动的。那天用的是一个解放牌的老吊车，火箭提溜起来了，往下放开始还行，后来放放放，没一会，嗖嗖嗖，哗，速度特快就往下落下来了，它出溜越出溜越快，看着那个棘轮一个劲往下落，啪啪啪啪，你真害怕，那会我真紧张，那个车两边都有操作手，一边4个，那小战士一个不跑……（哽咽，讲不下去） 记者：战士当时用手托了。 韩厚健：他就想上去托，他不是往后退。 记者：他能托得住吗？ 韩厚健：两吨三，8个人，你算算吧，一个人250公斤，他托他肯定托不住，他不想那么多。后来，那个棘轮也怪，到最后快挨着的时候，它“嘎”一下闸住了，接着有惊无险。 韩老师在屏幕中落泪，我在屏幕前落泪。 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许多类似的险境，我自己也无数次地与死神擦身而过。我知道，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 我知道，前苏联1957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1958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70年，“东方红1号”升空。正是这些奋不顾身的人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中国与美国在航天方面的差距缩小到12年。 我还知道，1969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踏上了月球。1970年，中美在卫星技术方面的差距是12年。如果中国人能够在2015年实现登月，将标志着我们与美国在载人登技术方面的差距是46年。
网友老例在本博的评论中问博主： “前30年，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被人出卖了”与“前30年，基本上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信我，我信人人’”，有什麼邏輯關係嗎？ 有人出卖，有人坚守，前后两个30年是相同的。 “人人相帮”和“人人相防”，却是两个30年不同的社会风气。前30年，老人摔倒会被路人热心扶起，后30年，老人摔倒，却无人敢扶了。 有人出卖，不仅出卖朋友，也卖笑，卖身，前后两个30年也是相同的。 两个30年的社会风气却存在明显差异，前30年，“笑娼不笑贫，笑贪不笑贫”。后30年，“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
在网上读到这样一条：奶粉灭00后、考试灭90后、房价灭80后、失业灭70后、城管灭60后、下岗灭50后、拆迁灭40后、医改灭30后。 我是专门研究考试的，是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知道，考试所灭的绝不仅仅是90后，而是从60后一直灭到90后，今天正在灭着00后。 北大、清华、复旦的物理、化学、生物系，61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科学方面的诺奖得主，就是这种“灭“的结果。 对于40后、50后，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人才不具备冲击科学前沿的物质条件。对于60后、70后，这种解释是不成立的。这时期北大、清华、复旦的物理、化学、生物系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到了发达国家继续学习和工作，大部分具备了优越的工作环境。但是，至今仍然是没有实现诺奖零的突破。这是由于这些学生从小受了考试的“童子伤”，这是由于这些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考试灭了。 今天，实质性的高考改革已经启动。在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目标。乐观一些，10后有望逃脱被考试灭掉的命运，悲观一些，20后才能成为考试改革的受益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钱学森就对中国的教育忧心忡忡，提出“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直到他2008年去世，“钱学森之问”仍然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在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现行高考的总体效度问题不大。虽然某个单科（如语文）的效度可能不高，但多科总分的选拔效度是相当好的。没有智力、毅力方面良好的心理品质，很难通过激烈竞争的高考进入优质大学。 高考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为大学选人方面，而在对基础教育的导向（wash back）方面。改革高考主要是为了给中国儿童一个好的人格发展环境，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2010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该报记者李斌一篇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章。文中说，“谢小庆……指出，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而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应该说，李斌抓住了我的想法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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