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

  欲跃龙门

（一）

父亲要考大学的时候，二伯的收入已经不薄，完全可以负担他的学费。但他见识浅，既不知道学什么好，更不知道该报哪所学校。祖父一直主张他学文，说将来也好弄个县长当，这是老人家对他的最高期望。父亲大伯的两个孩子不过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却都当过县长；而他二哥（二伯）毕业于名牌大学，论能力与成绩都比堂哥们强着许多，却无机会做县长，这在祖父是莫大的憾事，便把期望寄托在了最小的儿子身上。

那时，他做官的愿望并不强烈，国门逐渐打开后，不少人都到海外留洋镀金，回来后做学者，地位不差还很清高，这符合他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理想。当时的他年轻，以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很容易做到，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这只是普通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与追求，渴望而不可及，恐怕圣人才能做到。

他最后决定学历史，一是祖父的主张，二是一中的传统向来是文科重于理科，好几位名人都从该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

报名期间，二伯正好回家探亲，他说国民党政府现在南京，中央大学声势浩大，而北大则退色了，竭力动员父亲报考位于首都的中大。父亲几乎将二伯当做偶像崇拜，他的话焉能不听；再说中大又位于南方，离家也近些，他遂决定报考中大。

那时的大学各自为政，不同的大学考试题目各异，考场设在不同地点，考试时间亦有先后。第二志愿他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与浙江大学之间颇费踌躇。前两所大学考期冲突，浙大离家远些，名声也稍差，而清华是有名的大学，同时选两所名牌太过冒进，为保险起见，他最终选择了比清华略逊一筹的武大。

武大比中大考期在前，在上海设有考场，正好他四叔的家在那里，他便挑选了上海考场，与几位同学搭伴同往，提前准备武大的考试。

当时，四叔已从军队退休，将家安在上海做起了寓公，闲时炒炒股票，家境颇为优裕，房子也大。他本可以住到四叔家安心备考，可因为是与同学同去，都到四叔家叨扰多有不便，大家一商量，决定租房子住。他带了一百块光洋，而有的同学家境相当差。年轻人一般都能吃苦，且愈省愈好，他们最后租的是亭子间，两人一房。

精明的上海人生意经拎得特别清，知道正是大考季节，不可错过挣钱机会，便纷纷腾出空房出租。仿佛有人统一布置似的，一律狮子大开口，一间小小的亭子间朝向为西晒，一个月竟开价三十块大洋。一口价，你不要反正有别人住，就只好让上海人敲竹杠了。

夏天已到，西晒的亭子间本不通风，又没有电扇，拿笔写字扇子就不方便用，只能赤膊上阵，终日汗流浃背。在那种奇热无比的环境中，不要说人无法入睡，就是苍蝇也热得打蔫儿。考生们为了鲤鱼跃龙门，只好咬紧牙关昼夜苦读，待天快亮温度稍降才打个盹儿。

人年轻，精神追求又属于第一位，为了有个辉煌的前程，整整一个月的苦读，体弱的父亲终于支撑了下来。好在吃得不错，物美价廉。大家每天结伴到小铺吃饭，一顿饭平均只需两个毫洋，也就是两角钱。记得一斤到两斤一条的糖醋黄鱼才两毛钱一条，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武大的考题出得相当偏，似乎在有意为难这些昼夜苦读的学子。特别是数学，七道题选做五道，全是洞房花烛夜第一次见面。只有初中数学水平的父亲一道还有些把握，另一道只做出一半，其余统统干瞪眼。他垂头丧气走出考场，一问几个同来的，竟一道也没做出来。

发榜的结果出人意料，八个高中同学只父亲一人被录取，在文学院的排名竟然位列第三，考得相当不错。没有考取的灰头土脸，同时也羡慕他的好运与会读书。无论得意也好，丧气也罢，都还得去赶下一场。于是匆忙别过，各自奔向另一考场。大约一流的考生考取了二流的武大，最后大多没去，后来武大又在本地考了一场。那次，父亲的同伴终有三个被录取的。

父亲又赶往南京考中央大学。这次的考题远没有武大的难，数学题只是量大而已。但此时的他身体透支已到极点，再也没有心力与体力冲刺，考试成绩也就一般。在南京他投宿在普通旅馆，虽无电扇，比亭子间到底舒服得多。

住旅馆期间，有一件事儿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前线下来个养伤的连长，是蒋介石部与冯玉祥、阎锡山部在中原作战时负的伤，从河南送来南京修养，不过皮肉之伤，与父亲住在同一旅店。刚来那晚，他便叫店家去找妓女陪宿。次日醒来妓女不辞而别。连长勃然大怒，说该女偷窃了他的财物，不依不饶地要找该女子算帐，店家只好将鸨母找来陪礼。后经店主多方调解说情，这事才不了了知。听店家悄悄告诉他，妓女并未拿走连长的一针一线，只是未满足他的兽欲才半路逃走，连长于是借口发难。

对此父亲颇有感慨。当时正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可一个小小的连长却视自己有某种特权，讹诈一个可怜的妓女，在旅店大闹特闹，可见当时的国法军纪、社会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他在南京住的时间不长，一考完试，就回到上海，住进四叔家里。这回真飞腾了，居住环境从地上飞到了天上。四叔家不但有电扇，四五口人之家，却有两个佣人伺候，一个管做饭，一个负责搞卫生。紧张之后一旦松弛下来，他才感觉身心已极度疲惫，感觉自己几乎垮掉了。那些天，他什么书也不看，吃完饭白天也睡。多年后，经X光片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片不小的钙化阴影，大夫说他得过较重的肺结核。少时，与他同屋住过的堂兄与侄儿全都死于肺结核。他估计，那时已被感染，由于年轻，免疫力较强，没造成严重后果。此次因为前途奔命，病情加重，好在命不该绝，竟能不治而愈。

平日只知做书呆子，其它事事不管，也没一个过心的朋友，这回好了，不但身心得到彻底放松，身边还有了一位朋友陪伴，便是他的五叔。五叔这些年一直在四叔家上学，过着无忧无虑的大少爷生活。他也在那年高考，已经发榜，考进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父亲与他虽然都已长大，但辈分的感觉依旧找不到，倒像一对亲兄弟，随便地互称姓名，亲密无间。特别是五叔，甚至把自己恋爱的秘密都向他全盘抖搂。五叔长得比他高，体格也比他强健，但性格没变，除了活泼，又凭添了几许浪漫，他喜欢谈论女人，更喜欢与女人来往。

父亲却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性格孤僻。进中学前，正是他的青春期，朦胧中也曾对女人生出诸多神秘遐想，可那时他很少出门，根本没机会接触女人。进中学后，一直男女分校，更加见不到女孩儿的身影，又因对前途的危机感，遂将精力全部放于学习，超负荷的努力虽换来好成绩，负面因素是身体一天天变差，差到对女人都没有了要求。听了五叔的心里话，他打心眼里羡慕五叔，却感觉命运永远也不会赋予他这种优越与勇敢。

夜上海的生活令人眼花缭乱。有的夜晚，五叔会带他到大世界去跳舞。五叔的舞技相当出色，而他从小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窍不通，所以连起码的舞步都不会迈。瞧着他的狼狈相，五叔笑得前仰后合；他也在笑，尴尬地笑自己的无能。

最荒唐的是五叔悄悄拉着他去“打野鸡”。在他眼中，野鸡们横在马路上，穿得很蹩脚，长得也不漂亮，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有戳在门口，干巴巴充当望风的角色。对颇有些肆无忌惮的五叔来说，四叔管不了他，旁人更是不敢管他，这望风实在属于多余。不知为何，他从来不曾拒绝过与五叔同去，却又不敢进入门内，只枯立于门外，内心有些翻腾，仿佛在体验那似有似无的快感。

（二）

中央大学发榜的时间是1930年，同乡当中又是只有他一人被录取。从此，他就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虽说脸上有光，到底有些孤单。好在他生性内向，已经独处惯了。告别过老乡与爱热闹的五叔，他丝毫也没有活不下去的感觉。

父亲为何要选择学历史？据他自己说，比起那些通今博古、历史基础雄厚的学生，他只读过些中国历史。幼年打下的史学底子是念过一本《史鉴节要》，大学入学前只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讲的是从夏商周到明朝的历史。家中的藏书《四史》、《资治通鉴》等等他没有通读，仅只翻阅过而已，仅凭上述知识积累，他就觉得自己对历史有所了解，并选择了历史系。

入学将近一年，校方曾号召改系学别的科，却被他轻易地错过，因为他对旁的学科并不了解，因而没什么兴趣。直到步入社会，到处碰壁后，他才深感自己是井底之蛙，实际上视野狭窄，甚至孤陋寡闻，做这种抉择实在有欠慎重。

转眼到了1931年“9.18”事变，上海也开始吃紧，政府便叫有些大学内迁，遂有几个中学同学也转入中央大学，他这才算有了几位同乡。但说话也多是人家主动找他，他从未主动找过别人，更不会把心里话掏给人家。

中国社会此时已是内乱外患连绵不绝，又互为影响。内乱，国民党由清共、反共发展到了剿共；共产党则发动了南昌“八一”起义，并进行了多次反围剿。政府军内部又分中央军与地方军，彼此矛盾重重，时而发生火并。外患，列强对国民党新政府虎视眈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必欲侵吞中国而后快。此种形势下，蒋介石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苏区积极围剿。

此时中共已转入地下，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门外人不易得知。两方的武装冲突蒋方也称军事机密，决不轻易外传。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斗争，老百姓也知道的很少。这些小道消息即便有人知道一点，也不敢或不便随意、随地乱讲。在容易传播小道消息的茶楼与饭馆中，大多在墙壁上张贴“勿谈国事”一条，父亲即使到得茶楼，也只能读读手边书。

父亲对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知之甚少，严格说几乎就是无知。他仅了解双方都有情报人员潜入对方。中大即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譬如外文系的冼某是他老乡，很早就与复兴社有关系。还有一个中文系的余某，在学校时并不认识，他后来到甘肃工作，余某在那里搞经济稽查工作。解放后他到南京雨花台参观，才知道他也是国民党特务，曾残害过革命烈士。在校时，他也曾耳闻某某为中共地下党员，校内也曾有同学在宿舍半夜被捕。解放战争中介绍他参加民主运动的钟某是他朋友，在中大上学时曾加入过共产党，并被逮捕过。

总之，在四年大学期间，国共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有明斗，有暗斗，却都远离他。暗斗他是一无所知，明斗也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略知一二。这种消息在报上全都一边倒，不能公开质疑与反对。他心中也有疑问与惋惜，过去的友党何必要兵戎相见呢！而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他无暇深究，觉得自己既然是学生，职责就应当是认真读书，当务之急是毕业后要找份合适的工作，养家糊口。

主观愿望与现实却有矛盾。大学生活基本是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中度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抵制日货、罢市、游行示威群情激愤，学校里不时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学潮。究竟哪党哪派鼓动的他搞不清楚，也没想搞明白，只隐约听说是共产党鼓动的。但政府采取的政策是稳住学生，要他们老老实实坐在教室读书。于是更加引起爱国学生的不满，不断到外交部、行政院情愿，要求蒋介石委员长接见，还曾遭遇过军警的阻挠、打压……

那时的中央大学有个怪现象，校长们都做不长，没几天就得夹铺盖走人。校长们不断辞职，四年间竟换过两三个。有一个从江西来的校长，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位老牌国民党右派。来上任的那天，竟被愤怒的学生撕破了衣服，将头都打破。闹到最后，只好由蒋介石亲自控制局面，曾兼任过几个月的校长。那些天，蒋经常将学生集合起来，召开大会发表训示。要不就搞军事训练，把学生组成学生军。有委员长坐镇加上这些高招儿，学生们自然没有机会大闹，也就没有完全停课。

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亲和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内心无疑是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抗日的。他不可能像一些共产党员那么积极，却也参加过各种请愿活动。他属于被动跟着运动走的随大流派，能上课还是尽量上，不过学习还是受到不小影响。

高考的透支使他的身体变得很差。肺结核当时尚未发现，可胃病、神经衰弱与脚气病都发得很凶。尤其是胃病，使他根本不能再吃米饭，只能吃馒头，一直吃了一生。身体不行，精力跟不上，入学前的水平也不高，功课自然受到影响，恶性循环，逐渐便有些不求上进了。他的学习成绩一般，没精力看过多的参考书，只应付老师的日常考试而已。

中大的教学内容与师资都不尽人意。身在此山之中后，他算对名牌大学的名牌教师有了深刻体会。学校不开西洋通史，只设欧洲中古史，世界各国史只讲俄国史，却又不包括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重要的中国通史由一位没什么经验的青年讲师讲授。只一门欧洲近代文化史姓沈的老师讲课质量好，其他几位老资格都跟留声机差不离，手拿一本教科书，一路照本宣科，毫无新意，听得学生昏昏欲睡。

四年里他基本没学到什么东西，成绩平平，自己也相当不满意。一转眼混到该交毕业论文了，他规矩规矩去找教了半部中国通史的老师，让给布置几个论文题目。老师出的题目却一律大而无当，他只好选定其中的“秦汉两代典章制度”，一个毫无意义的题目。去找过老师几趟，想请示一下该怎么下笔。无奈老师总是哼哼哈哈，从来不给他指出重点，该怎么破题就更不见提起了。没办法，他只有找来几本参考书乱翻一阵，照葫芦画瓢瞎抄瞎侃一通。花了不少时间，没写出啥名堂，好歹总算攥出一篇叫做论文的东西。完稿之后，他抄了个提纲给老师看，人家甚至一句评价的话都没有。不知道是他没和老师处好关系，还是人家不会与学生处关系，或者是两人都是此种个性？最后，老师只干巴巴说了句“我没义务给学生看毕业论文”，算是下了变相逐客令。他只好拿起提纲，灰溜溜离开老师家。论文交上去后，毕竟让他顺利毕了业。至于老师到底看过他的论文没有，那只有天知老师自知了。

（三）

终于到了面对茫茫大世界的这天。他不想按父亲的意愿进入官场，争取将来做县长什么的。官场是藏污纳垢之地，若想保持清高，必须远离。当然，从小就受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他也不甘平庸。在大学又受一些同学的耳濡目染，他逐渐生出将来出国深造的希望。留学回国，当个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教授，成为他欲跃龙门的最高理想。但家里没有供他自费留学的条件，他只能争取官费。

但毕业了，首先就要走向社会。学历史的他，不进入官场熬资历从职员做起，教书就是主要出路。为便于读书，他决定到本校的附属实验中学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官费留学生。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岂知活动到实验中学做教员也不容易，对教历史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中大文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毕业生出来后都可以教历史，特别是中国史，而这三所学院的毕业生每年有几百名之多。再说，实验中学历史教员的名额已满，该校属教育学院领导，近水楼台，历史教员历来为学教育的包揽，想插进一个学历史的谈何容易！

节骨眼儿上，亏了有跟他不错的同乡点拨，教他别傻立在当地搓手，该挪动腿脚活动活动，求有能力的做介绍人。他这才豁然开朗，于毕业前，提着整套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做敲门砖，一间间去敲开几位历史系教授的门，想让他们推荐自己。教授们或是能力有限，或是对他的就业问题不关心，青花瓷器虽价格不菲，终没敲开实验中学的大门。

天无绝人之路，关键时刻他想起中大的程教务长，此公也是江西遂川人，在大学是第三号人物，属实权派。他刚进校时，曾被小同乡介绍给程公，仅此一面而已，两人的交往就此打住，并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关系。

程公身处学府，又曾留过洋，单一搞行政而不务学总是心有不甘，就挑了一门社会心理学教学生。当时的中国人人觉得唯大唯要吃饭第一，社会心理学既变不来米饭也化不成馒头，选它做甚！所以，选这门课的学生总共只有四、五个人。阴差阳错，父亲就忝列这几人之列。至于他为什么选社会心理学，就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大约是好奇吧。

选修有四五人，听课的却只两、三人。父亲属于老实人，认为自己既然选了这门课，每堂必到。程公用的是一本英文课本，在台上照本宣科，学生们对心理学完全陌生，坐在下面干瞪眼睛，几乎不知所云。其他学生没父亲这么木，听课的渐渐从两、三人变为只一、两人。

程公终于失望，说自己讲课失败。不过，他记住了堂堂课都坐在教室守规矩的父亲。

有感于这位从不落课的小同乡给足了他面子，父亲这次没有送礼，空口白牙去求他，他却爽快地答应帮忙，并亲自去实验中学许主任家推荐父亲。既然是大学教务长亲自推荐，主任焉有不给面子的？当下爽快答应聘父亲为教员。

实验中学并不缺历史教员，聘他纯属给程公面子，因此，给父亲的课时与工资只相当于半个教员。刚开始让他教高中三个班，每周三课时，一课时七块大洋，一个礼拜只教九个钟点，工资六十三块。钱不多，却已足够自己花销。好在那时家庭由二伯一人负担，父亲没有拖累，并可留下不少自学进修的时间，对这种安排他相当满足。

教高中中国史，却没有正经教科书。初涉工作岗位，父亲心气儿尚高，不想汤泡饭糊弄学生，便四处去找寻参考书。在大学学的中国通史只到唐代，东周以前也未涉及，对他讲课用处很少，找合用的参考书颇不容易。他花了四十多块大洋，跑到开明书局买了一套二十四史，但卷头太多，即便通读一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出头绪教学生。他又跑了几家书店，找到两种大学生用的学中国通史的参考书，都是厚厚的四大本，他读了一遍，前者可用的不多，后者简直不敢恭维，甚至不配当枕头，只能拿来垫脚。他只好又去市面上找些史料性的新材料。材料只算做米，做成熟饭还需他费工编纂。

好在课时不多，他又有大块儿富裕时间。为获学生赞誉，把讲稿编得好一点，他放弃了自学时间，课余几乎都花在了编写教材上。颇费了些时间与精力，总算自编成一套较为满意的讲义。踏入工作岗位后，这是他感到最快乐与欣慰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教员教书，基本惯例都是手拿一本薄薄的课本去教室。与他同屋的王老师在初中部教地理，每天去课堂，手里的分量是不到一百页纸的重量，备课简便，把课本的提要讲讲就打发掉了课时。看到父亲拿着自己编写的讲义，又抱着大堆的参考书去教学生，王老师对他的钻研与认真不能不佩服，但自己又不愿效仿，便只有说些便宜话，你真舒服啊，一星期才九个钟点的课！其实父亲该羡慕他才对，只是做事过于认真，洒脱不起来。

由于父亲是自编讲义，学生必须记笔记才能应付考试，所以，大家上课时基本都认真写笔记。而他带那些参考书到课堂实属多余，因为内容已经记得相当真切。

他教书的风格仿效大学名教授，不爱点名。一学期也就点一、两次名，因此许多学生他都叫不出名字。由于是名校的实验中学，不少学生都颇有背景，多是国民党政府要员子女。如汪精卫的两个女儿、翁文颐的儿子他都教过。有些学生解放后也很出色，有的成为工程院院士，有的是解放军中将，甚至有个女生文革前曾做到北京市副市长。但这些都与他无关，他只知认真教书，上课来，下课走，对学生一视同仁，与所有的人都保持等距离。直到进入垂暮之年，已经退下岗位的工程院士及前中将找到他，他才得知北京还有他的学生。

在教书的最初两年，他曾想兼任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主要不是为挣钱，而是有机会多看些书，以备中英庚子赔款的留学考试。他又去找过热心帮忙的教务长程公，但这次人家不愿帮这个忙，说当图书管理员是给人家找书的，并无时间自己看书。此事只得作罢。

大约两年后，即1936年，有一次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这种考试几年才逢一次，机不可失。尽管准备极不充分，他还是决定冒险一试。考试科目是欧洲近代经济史，在校期间，他从未学过。虽曾买过两本欧洲近代史，但读得粗浅，与考试内容根本对不上口径，经济史更是从未接触过。结果当然是铩羽而归。

既然没能考取，就只有继续教书。不久，又给他增加了初三的三小时，即课时加到了十二个钟点，于是工资也增到一百多块。钱花不完，他很快积攒下差不多一千块钱，悉数给南昌家中寄去。

当初，他的读书与生活费用均由二伯支付，祖父母也很公平，决定把这笔钱寄给二伯。二伯没有孩子，经济上十分宽裕，当然坚决不受。二老遂以二伯的名义买了一块田地。老人的观念脱不了旧巢臼，认为有了富裕钱就该买房置地，这却为后来的麻烦埋下伏笔。

那几年，他的生活平淡而没有任何变化，上课、备课、吃饭、睡觉……说到吃饭，他从未下过厨房，都是在饭摊上吃包月饭。早喝牛奶，鸡蛋加饼干。由于有胃病，午晚两顿的主食一律是馒头，菜则经常吃菠菜、豆腐抄肉丝。老三样一成不变，与他的生活一样单调。

这期间有一事值得书写。为使所患诸多慢性病早日痊愈，除多方求医外，父亲还企图通过锻炼身体取得效果，比如像八段锦之类，却屡式无效，搞得他几乎灰心。有一天，他在图书馆翻到一本讲“腹式呼吸”的书，便照着开始练习。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就有了效果，睡觉好了，吃饭胃也不痛了……从此，他一直坚持做腹式呼吸，几十年坚持不缀，这恐怕也是他能长寿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留学考试失败，父亲并未死心，他打算利用业余时间苦读一两年，有了机会再考。

人算不如天算，教书教到第四个年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若大的中国无法再摆下一张安稳的课桌，欲跃龙门不得，他的留学梦在战火中彻底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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