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荒》之五——扎根不走的知青 作者:冯敬兰


 

《我的北大荒》之五:

  扎根不走的知青

95%的知青都走了,回到他们的城市,可也有留下的。上海知青郭琦美就是一个,她是我后来供职的商业连被服厂的工人,67届初中生。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日,郭琦美早早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宿舍在二层,简易筒子楼,楼梯陡窄,走廊里没有灯,不是撞上东家的杂物柜,就是被西家的煤堆绊了脚,挑水是个吃重的活。同宿舍的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干净,挑水却是小郭一个人的事。她从不计较,不耍小性,脸上总有随和的微笑。把宿舍的水缸挑满,便去师傅家帮助干活,这是她周日的惯例。师傅刘裁缝让郭琦美同他去林场闺女家拉拌子(木柴),顺便把老伴接回来。人的旦夕祸福,就应在了那天。返回途中马惊了,马车疯狂的颠簸中,刘裁缝从马车一侧跳下,跟着车小跑了一阵,停住了脚稳住了神。坐在马车后边的郭琦美,惊慌中也飞身跳下,立刻重重跌倒,后脑着地,在巨大的惯性中不断翻滚,鲜红的血痕拉得很长……刘裁缝的老婆年老体弱,无力跳车,抓住刹车的绳子等死,而惊马在一阵狂奔之后,气喘吁吁地终于换了碎步。

我是在医院见到郭琦美的。全然不能相认的小郭,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被剃个精光,白皙的脸庞肿得不能看,缠满绷带的头颅大如柳斗。伙伴们争着给她献血。小郭是B型血,而我是A型,因为不能给她献血,心中觉得自己很可耻,好象是故意不打算献似的。姑娘根本就没救了,医院尽最大的力气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只为了等她远方的亲人。三天后,郭琦美的舅舅和哥哥分别从云南和上海赶来,当天,她就死了。其实,美丽、质朴、任劳任怨的小郭,灵魂早就飘然远行。

郭琦美幼失双亲,在祖母的呵护下长到18岁,下乡到了北大荒。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出事的那年是1972年,北大荒的春天已经来临,她还不到21岁。郭琦美安葬在场部东边一座无名小山下。山上都是树,林中都是草。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林中最茂密的那丛芳草,正是上海女孩儿郭琦美?她守望在那里,目光越过时空,坦然地看着我们。

留下的还有高海萍。

我们回到连队,一下车就看见人群里的高海萍了。她又黑又瘦,一头灰白的头发,很顺溜地用发卡挽在脑后,戴着金属框眼镜,穿一件素净的蓝底白点的褂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身前身后还跟着两只京巴,俨然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我不由不想起从前的高海萍。1968年6月我们刚到连队就认识六四年北京知青高海萍了,她没事就爱到我们宿舍来,靠着门框,问这问那的一点不认生。凭着一口京片子,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这个女生还真的不敢恭维,一头焦黄头发烫得乱蓬蓬,满脸壮疙瘩,走路横着,说话大嗓门,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当时她的名声也不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别的连队转来的,好象是“搞对象”出了问题,自然属于“作风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姑娘一旦有了“作风问题”,几乎就是一切玩完。于是,在我们连的男知青里,就没有谁会正眼瞧她。高海萍后来嫁给一个山东移民的弟弟,在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的高潮中并没有回北京。1991年前后北京市政府颁布了知青新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只要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许多人都以假接收证明拖家带口回来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成了吃低保的困难户。高海萍还是没有回来。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回去干啥?

我们在连队短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她极尽地主之谊,一步不落地陪着我们,出了东家进西家,向他们介绍着这个是老表那个是麻杆儿,向我们介绍着那老太太是谁谁的老伴那中年汉子是谁谁的儿子;看了这里看那里,一一指点与我们相关的各个“遗址”,井台、伙房、小学校、托儿所、大食堂、小卖部、我们住过的马架子……等等,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它们。高海萍话没有从前多,既没喜形于色也不高声大嗓,却能感觉到她和我们的亲近。可以说,见了那么多老“贫下中农”,只有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她是唯一让我们在心里没有距离感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她是北京知青,是“我们”中的一个。

满街跑着柴狗,高海萍的两只白色京巴却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是个天生和猫狗有缘的人,那天穿了条白色咔叽布裤子,又是雨后,到处泥泞,高海萍的两只小京巴围着我跑来跑去,把身上的黑泥全蹭到了我的裤腿上。在走家串户中,我们也去了高海萍家。她的家与别家一样,一排旧砖房中的两间,进入篱笆门是菜园子、鸡窝、猪圈、茅房,因为下雨,满院子稀泥,一棵沙果树也没见枝繁叶茂。一进家门,外间是锅台,墙上砌了一截白瓷砖,熏得黑糊糊的,里间住人,摆得满满当当。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把炕拆了,换成一张大床。北大荒漫长的冬季,睡在床上的凉被窝里,不冷吗?她说有电褥子。我们几个女生想“方便方便”,她说院里没有厕所,我领你们去公共厕所吧。一同学说,高海萍,你那不是茅房吗干嘛不让用?她不好意思地说,夏天脏,我们也不用。这就是北京知青高海萍的尊严。

高海萍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一个在她的家乡北京,一个在丈夫的家乡山东烟台。两口子每人每月400块退休金,在林子边开了一块小片荒,种点蔬菜玉米什么的,日子一路过下来。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不下雪不刮大烟泡的时候,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多数住的是草房,土坯垒的,屋顶苫着尺把厚的草。住砖房的很少,即便墙是用砖垒的,屋顶也还是苫草。连队为了让我们这批知青不在简陋的马架子里挨冻,突击盖了红砖机瓦的宿舍。1968年深秋,我们搬进了新房。雪白的墙壁,宽敞的双层大玻璃窗,真爽啊!简直和北京差不离了,说老实话,我家在北京小胡同里的老房子还不如我们的新宿舍呢。崭新的红色砖房座落在连队的最北面,后面就是野地,半夜里常常听见狼在房后呜呜地哭,像小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悲悲戚戚。

前面是一排老职工的家属宿舍,因为我们不种菜园子,空旷中觉得好象离他们的房子特别远。到食堂打饭、到井沿挑水,还要绕过一个大土坑。住进新房子不久,就上冻了,老职工的话立即应验:砖房不保暖。房子还没来得及干燥就住了人,寒冬腊月更不会干了。后墙和屋顶结了厚厚的霜,每天早起,我们的被脚都和墙冻在一起。白灰的天花板一冷一热没几天就吃不住劲了,一天半夜,仰脸熟睡的我,突然被“拍”醒,原来一大块白灰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把我砸的满脸花,额头和一只眼睛肿了好几天。

那天我们在密集的红砖房屋和菜园子中,总算认出了当年的女生宿舍。房前屋后被菜园子、小仓房、鸡窝、柴禾堆捂了个严实,与前面一排房子摩肩接踵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同学们愣在那里,不走近,不说话,只让它做背景给自己拍照。房子好象短了,我的发小老表说咱们宿舍怎么给拆了,没错,把头的那间被拆了,那可是我们8个人的家呀。家没有了,蓦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叫赵静,北京32中66届初中生,我们八姐妹之一。

那些个夏日的傍晚历历在目。收工回来,赵静总是利索地洗完,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给我们腾出地方兼看门。她穿着粉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的确良长裤,粉色塑料拖鞋,艳丽光鲜,和穿着补丁长裤、蹬着黑色懒汉鞋的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赵静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翘着腿坐在晚霞的余辉里,拿一把扇子,一边哄蚊子,一边和我们隔着门槛说话,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赵静特爱笑,我说一句根本不逗的话,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像苹果一样圆的脸蛋憋得更红了,我说瞧瞧!你至于嘛?她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的绒线胡同,离我家很近,独门独院。探亲时我会去她家报平安或捎东西。她父亲是铁路工人,真正的产业工人!母亲是慈祥富态的老太太,她姊妹五六个,只有一弟,看上去是特别温暖、让我羡慕的大家庭。回到北京后,赵静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会干部,一直做到厂长,好象。人更胖了,却不讲究穿戴了。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年初,听说赵静已经去世几年了,继续打听,竟是真的。因为癌症,不到50岁就走了。这样一个爱美的、爱笑的、好脾气的、富态的赵静,怎么会得胃癌?什么不开心的事狠很地伤了她呢?站在人去物非的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的沙土路上,望着已经不存在的我们的家,我想起了赵静。我们的小屋和热炕已经没有了,可是赵静,我却听到了你的笑声。莫非你也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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