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荒》之五：

  扎根不走的知青

95%的知青都走了，回到他们的城市，可也有留下的。上海知青郭琦美就是一个，她是我后来供职的商业连被服厂的工人，67届初中生。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日，郭琦美早早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宿舍在二层，简易筒子楼，楼梯陡窄，走廊里没有灯，不是撞上东家的杂物柜，就是被西家的煤堆绊了脚，挑水是个吃重的活。同宿舍的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干净，挑水却是小郭一个人的事。她从不计较，不耍小性，脸上总有随和的微笑。把宿舍的水缸挑满，便去师傅家帮助干活，这是她周日的惯例。师傅刘裁缝让郭琦美同他去林场闺女家拉拌子（木柴），顺便把老伴接回来。人的旦夕祸福，就应在了那天。返回途中马惊了，马车疯狂的颠簸中，刘裁缝从马车一侧跳下，跟着车小跑了一阵，停住了脚稳住了神。坐在马车后边的郭琦美，惊慌中也飞身跳下，立刻重重跌倒，后脑着地，在巨大的惯性中不断翻滚，鲜红的血痕拉得很长……刘裁缝的老婆年老体弱，无力跳车，抓住刹车的绳子等死，而惊马在一阵狂奔之后，气喘吁吁地终于换了碎步。

我是在医院见到郭琦美的。全然不能相认的小郭，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被剃个精光，白皙的脸庞肿得不能看，缠满绷带的头颅大如柳斗。伙伴们争着给她献血。小郭是B型血，而我是A型，因为不能给她献血，心中觉得自己很可耻，好象是故意不打算献似的。姑娘根本就没救了，医院尽最大的力气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只为了等她远方的亲人。三天后，郭琦美的舅舅和哥哥分别从云南和上海赶来，当天，她就死了。其实，美丽、质朴、任劳任怨的小郭，灵魂早就飘然远行。

郭琦美幼失双亲，在祖母的呵护下长到18岁，下乡到了北大荒。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出事的那年是1972年，北大荒的春天已经来临，她还不到21岁。郭琦美安葬在场部东边一座无名小山下。山上都是树，林中都是草。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林中最茂密的那丛芳草，正是上海女孩儿郭琦美？她守望在那里，目光越过时空，坦然地看着我们。

留下的还有高海萍。

我们回到连队，一下车就看见人群里的高海萍了。她又黑又瘦，一头灰白的头发，很顺溜地用发卡挽在脑后，戴着金属框眼镜，穿一件素净的蓝底白点的褂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身前身后还跟着两只京巴，俨然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我不由不想起从前的高海萍。1968年6月我们刚到连队就认识六四年北京知青高海萍了，她没事就爱到我们宿舍来，靠着门框，问这问那的一点不认生。凭着一口京片子，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这个女生还真的不敢恭维，一头焦黄头发烫得乱蓬蓬，满脸壮疙瘩，走路横着，说话大嗓门，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当时她的名声也不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别的连队转来的，好象是“搞对象”出了问题，自然属于“作风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姑娘一旦有了“作风问题”，几乎就是一切玩完。于是，在我们连的男知青里，就没有谁会正眼瞧她。高海萍后来嫁给一个山东移民的弟弟，在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的高潮中并没有回北京。1991年前后北京市政府颁布了知青新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只要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许多人都以假接收证明拖家带口回来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成了吃低保的困难户。高海萍还是没有回来。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回去干啥？

我们在连队短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她极尽地主之谊，一步不落地陪着我们，出了东家进西家，向他们介绍着这个是老表那个是麻杆儿，向我们介绍着那老太太是谁谁的老伴那中年汉子是谁谁的儿子；看了这里看那里，一一指点与我们相关的各个“遗址”，井台、伙房、小学校、托儿所、大食堂、小卖部、我们住过的马架子……等等，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它们。高海萍话没有从前多，既没喜形于色也不高声大嗓，却能感觉到她和我们的亲近。可以说，见了那么多老“贫下中农”，只有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她是唯一让我们在心里没有距离感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她是北京知青，是“我们”中的一个。

满街跑着柴狗，高海萍的两只白色京巴却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是个天生和猫狗有缘的人，那天穿了条白色咔叽布裤子，又是雨后，到处泥泞，高海萍的两只小京巴围着我跑来跑去，把身上的黑泥全蹭到了我的裤腿上。在走家串户中，我们也去了高海萍家。她的家与别家一样，一排旧砖房中的两间，进入篱笆门是菜园子、鸡窝、猪圈、茅房，因为下雨，满院子稀泥，一棵沙果树也没见枝繁叶茂。一进家门，外间是锅台，墙上砌了一截白瓷砖，熏得黑糊糊的，里间住人，摆得满满当当。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把炕拆了，换成一张大床。北大荒漫长的冬季，睡在床上的凉被窝里，不冷吗？她说有电褥子。我们几个女生想“方便方便”，她说院里没有厕所，我领你们去公共厕所吧。一同学说，高海萍，你那不是茅房吗干嘛不让用？她不好意思地说，夏天脏，我们也不用。这就是北京知青高海萍的尊严。

高海萍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一个在她的家乡北京，一个在丈夫的家乡山东烟台。两口子每人每月400块退休金，在林子边开了一块小片荒，种点蔬菜玉米什么的，日子一路过下来。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不下雪不刮大烟泡的时候，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多数住的是草房，土坯垒的，屋顶苫着尺把厚的草。住砖房的很少，即便墙是用砖垒的，屋顶也还是苫草。连队为了让我们这批知青不在简陋的马架子里挨冻，突击盖了红砖机瓦的宿舍。1968年深秋，我们搬进了新房。雪白的墙壁，宽敞的双层大玻璃窗，真爽啊！简直和北京差不离了，说老实话，我家在北京小胡同里的老房子还不如我们的新宿舍呢。崭新的红色砖房座落在连队的最北面，后面就是野地，半夜里常常听见狼在房后呜呜地哭，像小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悲悲戚戚。

前面是一排老职工的家属宿舍，因为我们不种菜园子，空旷中觉得好象离他们的房子特别远。到食堂打饭、到井沿挑水，还要绕过一个大土坑。住进新房子不久，就上冻了，老职工的话立即应验：砖房不保暖。房子还没来得及干燥就住了人，寒冬腊月更不会干了。后墙和屋顶结了厚厚的霜，每天早起，我们的被脚都和墙冻在一起。白灰的天花板一冷一热没几天就吃不住劲了，一天半夜，仰脸熟睡的我，突然被“拍”醒，原来一大块白灰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把我砸的满脸花，额头和一只眼睛肿了好几天。

那天我们在密集的红砖房屋和菜园子中，总算认出了当年的女生宿舍。房前屋后被菜园子、小仓房、鸡窝、柴禾堆捂了个严实，与前面一排房子摩肩接踵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同学们愣在那里，不走近，不说话，只让它做背景给自己拍照。房子好象短了，我的发小老表说咱们宿舍怎么给拆了，没错，把头的那间被拆了，那可是我们8个人的家呀。家没有了，蓦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叫赵静，北京32中66届初中生，我们八姐妹之一。

那些个夏日的傍晚历历在目。收工回来，赵静总是利索地洗完，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给我们腾出地方兼看门。她穿着粉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的确良长裤，粉色塑料拖鞋，艳丽光鲜，和穿着补丁长裤、蹬着黑色懒汉鞋的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赵静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翘着腿坐在晚霞的余辉里，拿一把扇子，一边哄蚊子，一边和我们隔着门槛说话，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赵静特爱笑，我说一句根本不逗的话，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像苹果一样圆的脸蛋憋得更红了，我说瞧瞧！你至于嘛？她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的绒线胡同，离我家很近，独门独院。探亲时我会去她家报平安或捎东西。她父亲是铁路工人，真正的产业工人！母亲是慈祥富态的老太太，她姊妹五六个，只有一弟，看上去是特别温暖、让我羡慕的大家庭。回到北京后，赵静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会干部，一直做到厂长，好象。人更胖了，却不讲究穿戴了。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年初，听说赵静已经去世几年了，继续打听，竟是真的。因为癌症，不到50岁就走了。这样一个爱美的、爱笑的、好脾气的、富态的赵静，怎么会得胃癌？什么不开心的事狠很地伤了她呢？站在人去物非的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的沙土路上，望着已经不存在的我们的家，我想起了赵静。我们的小屋和热炕已经没有了，可是赵静，我却听到了你的笑声。莫非你也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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