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发言人制度背后的问题

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征文。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应该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努力掌握网上技术，加深对社会现状的了解问题。但写着写着，我就忍不住批评起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来，并是对各个部门都在搞的发言人制度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这种做法的致命错误是内政工作外交化，同时也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风气。

我不知道推行这种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就像我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班子里的领导本来就不少，大家都能说会道的，但上级还要要求明确一个中层干部来当发言人，还要送出去培训，这似乎真是多此一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铁道部的那次新闻发布会，部长和副部长明明都在场，但就是不肯出来，非要由一个不懂行的政治部副主任来应付场面，其结果大家肯定是不满意的，也是适得其反的。不仅帮了许多倒忙，还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笑柄，也使中央政府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以铁道部现在已经吸取教训，改由一位副部长来接受采访了。最可笑的是北京一家负责信号设计的企业，明明是一个企业单位，也要学着铁道部的样子摆出一付官场的架势，让一位宣传部长来召开新闻发布会。结果肯定还是一问三不知，真不如不开为好。

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也非常普遍，特别是一些地方发生重大问题时，我们的领导一般都不愿意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而到了什么庆典、剪彩的时候，他们就纷纷登场了，想上去讲话的人也特别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得轻一点，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说得重一点，就是一种贪功诿过的风气。

八十年代提倡读原著时，我很喜欢看列宁全集，特别是喜欢看列宁的演讲稿，说到高潮时还会有许多加了括号的“鼓掌”、“长时间鼓掌”的字样。看来那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就是列宁自己，别人也代替不了。斯大林也是这种风格，他的文集里也大多是演讲稿。因为都是口语化的，所以那些文章都不难读。毛主席也是这种风格，也当过我们党的发言人，连新华社的一些社论和通讯稿都是他自己写的。据说蒋介石就大骂过陈布雷，问他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陈布雷只能暗地里嘀咕道，那是人家毛泽东自己写的，你能写得出来吗？这说明写和说其实都是政治家的基本功。

过去在战争时代，包括在五十年代，各个机关、各个系统都经常召开形势报告会，由主要领导来做报告，首先讲国际形势，然后讲国内形势。一般也都不念稿子，只要准备个提纲就行，而群众对领导的评价也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报告的水平上。大概是从反右开始，气氛就紧张了，各种即兴的讲话就少了。到了文革时就变得更加厉害，一句话说不好就有可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拉出来批斗，搞不好还会丢掉性命。所以从那时起，大家就都规规矩矩地念稿子了。那个时候全国也大概只有江青敢随便讲话，她的声音很尖，说话还有点做作，但确实很有煽动性。我当时就住在省军管会大院旁边，那里天天都在播放江青的讲话录音，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

总之，文革以后，领导们读稿子就成了一种习惯，而且所有的稿子都是由秘书班子起草并经过反复修改的，读的时候也一字不差。虽然下面也会抱以热烈掌声，但这些掌声都是程序性的和礼节性的，后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照本宣科的讲话模式。所以有人就不无讽刺地说，官是最好当的，如果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当的话，那他就彻底没用了。

其实领导念稿子我并不完全反对，因为并不是要求领导在任何场合都要演讲的。但到了该说话的时候还不敢出来说话，我觉得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本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一个法宝。如果现在连这个法宝都丢了，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了，那要你这个干部还有什么用呢？

由此我还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为了适应政务信息公开的需要。但现在的做法都是用来为领导挡驾，显然用错了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是，即使需要统一口径，但也没有必要总是由宣传部的人来出面解释。毕竟党政有别，业务上的事还是应该由业务部门的人来谈为好。

最后，我还想以铁道部的这次事件来证明一下我的观点。这次动车事件之所以能缓和下来，还是靠温总理抱病从北京赶到事故地点与群众见了面，对遇难者家属和国内外的媒体记者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才使得局面得到改观。温总理的这个举动无疑是对铁道部领导的一次现场教育，也是对全党的一次深刻教育。所以说内政不是外交，不能遮遮掩掩，不能回避矛盾。越是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领导干部越需要与人民群众进行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如果这种时候还怕与群众见面，还要找人来代言，那就只会使自己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也越来越深，这就是我想说明的一个道理。

 

 上纲上线与逆向思维

上纲上线其实是人的一种思维习惯。从我记事时起，听得最多的就是上纲上线的话。比如小时候写作文时，无论是写记叙文还是论述文，最后的思想升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作文的分数就不会高，这就是一种上纲上线。工作后领导对部下的评价也是上纲上线的，从高举三面红旗到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这些纲和线的内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纲领来确定的。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套话，但如果这些套话反过来说的话，你就吃不消了，就说明你在政治上要倒大霉了。

文革后我们虽然不再以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来评价人了，但上纲上线的思维习惯还是改变不了，只是提法上要比以前轻了些，一般都是说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等等。但其实对一个人的真实评价都在这些话的后面，看起来是给你提一些建议，但实际上是在给你下定论。比如说希望你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那就是在批评你平时工作不积极、不主动，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希望你要注意增强团结，那就说明你很有可能在单位就是个搅屎棍子。所以这种批评是一种很有趣的语言艺术，也很具有中国特色。

所谓纲和线就是代表了一种立场，而立场就是代表了利益的不同。所以网上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群体的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这个现象也很有趣，说明了我们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进行的，所以开展批评时就会瞻前顾后，就要考虑各方面的关系和面子问题。但在网上就不同了，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根本闹不清，所以说起话来一点都不留情面。因此我们有的领导就吃不消了，觉得天下大乱了，恨不得抓起两个网民来枪毙掉才好。结果这种话一传出去之后，又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而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同志就很聪明，她说网络上其实可以鉴别人。除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和论述的水平高低以外，还可以看出一个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存在不存在人格分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同志的水平其实很高，有她自己独特的眼光。

网上的文章要想有大的点击量，就要以观点取胜，所以名家都喜欢逆向思维，通俗地讲就是打横炮，因为这样才容易出彩。但有的横炮打得没意思，也过于牵强了。比如去年复旦大学生夜闯黄山，导致一名救援民警牺牲的事。有位教授就说，要怪就应该怪黄山的门票太贵，否则学生不会夜闯黄山的。这就没有原则性了，明显地是在哗众取宠，所以我就写了文章去驳斥他。但大多数的横炮打得还是很有水平的，也挖出了不少单位的问题。

比如最近一位县委书记让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会场上打瞌睡的情况，想借此来整顿一下机关作风。但后来就有网民出来打了横炮了，说应该首先拿文山会海开刀才对。我后来再仔细一查，原来是滨海县召开的一场“百项工程百日竞赛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八百多人。说实话，我一看到这种工程竞赛的标题就非常反感。这显然还没接受铁道部的教训，还在加速度地大干快上，而且也很不符合国务院安全生产会议的要求。这位领导的思维方法也相当落后，还在用行政的手段来推进工程建设，还要召集八百多人的会议来营造气氛，这显然都是错上加错的事。所以我也认为，对于这样的政绩工程会议真不如都打打瞌睡算了。否则越是贯彻得力的地方，今后工程上的遗留问题就可能越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还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如果是一个小偷或抢劫犯被抓起来后，大家本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今后好提防他。但电视台偏偏要在他的脸上打上马赛克，说是要体现对罪犯的人格尊重。但在面对那些并没有犯罪的人时，这种尊重似乎就没人提了。包括闯个红灯也要把照片登在报纸上，打个瞌睡也要在电视上曝光。我当然不是在鼓励大家闯红灯和开会时打瞌睡，只是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究竟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究竟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得到尊重，至今也没有一个法律上的明确解释，真希望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地补上这一课。我这也可能是属于一个逆向思维的横炮吧，也不知道打对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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