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婚宴乐手

插队时，正是青春惆怅的岁月。知道这一去，会有许多的寂寞与单调。便带了许多的书，还有一把二胡，一架手风琴。二胡乡亲们大都见过，但都没见过手风琴。正是冬闲时侯，便常有一些老老少少到我们知青屋里来，抽烟、聊天、吃我们从城里带来的糖果，或吃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炒蚕豆。然后就有人会说，胡哥，拉个琴子我们听。他们一开头就将手风琴唤作琴子，并一直这么叫了下去。我便背起手风琴拉起来。不论拉什么，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听着。拉了他们熟悉的歌，如语录歌，电影插曲或天沔民歌，他们便都笑起来。

下乡的头几天，因为手风琴，我和那些农家子弟们便很快熟起来。他们有时会回家取了土铳，邀我去打斑鸠，象是回礼。

下乡后的第十天，我们湾子那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良缘一早来找我。说，胡哥，跟我一起去吃“长伙”（酒席），我的一个亲戚今天接姑娘娃子（结婚）。我说要出工呢。良缘说，我跟队长说了，放你一天假。良缘比我小一两岁，因为是民兵排长，在队里也算个干部，和队长说得上话的。那时乡下很苦，别说吃酒席，就是煮白菜萝卜，也不敢多放油。我说那就去吧。良缘说，把你的琴子背上，我来背。

他那亲戚家很远，有十多里路。良缘背着那架沉沉的手风琴,和我走在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一路说着话。一路兴致勃勃。

到新郎家，已近中午。一座很老旧的土砖农舍前，用油布撑起了一个大棚，放了几张大方桌，许多妇女正里里外外忙碌着饭菜。大棚外站了一溜乡村吹鼓手，热闹地吹打着，细一看，其实只有两只唢呐，再就是锣、鼓、钹。我们被请进堂屋，良缘给我介绍了新郎的父母亲友。新郎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稚气未脱的农村青年，一点也不象要做新郎的样子。听良缘说我还会拉二胡，立即进屋去拿来一把二胡，说他正在学拉二胡。那是一把很粗糙的二胡，音色也很差。听我试了几试，新郎便拉我们离开人多声杂的堂屋，进到了他的新房。新房没什么结婚的气象，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条桌是新打的，涂了红通通的油漆。见新郎又是敬烟又是倒茶，一副极虔诚极激动的样子，我只好将就用这把二胡拉了几段曲子。新郎又央求我拉拉“琴子”给他听，我又拉了几段手风琴。这一下便召来了外面许多忙碌着的人们，把个本原就不大的新房挤得满满当当。后来有人提醒该去接“姑娘娃子”了，新郎才悻悻地回到自己办喜事的情景之中。

我也被邀去接“姑娘娃子”，手风琴也依然由良缘背上。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开拔了。

新娘在几里路外的一个湾子。一路上吹鼓手们呜哩哇啦很尽职地吹打着，引来四周田间劳作者的注视，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的前面有几面红旗，我一看，是早已散掉了的数年前一些农村群众组织的队旗。旗帜上印着“红联指”“农战队”一类的字样。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到新娘家前，放了一挂鞭，几位新郎的族亲拥着新郎前去见他的亲爷亲娘（岳父岳母）。但亲爷亲娘神色生硬，在大门前一站，拦住新郎一行。新郎忙递烟，递茶礼。亲爷亲娘依然生硬。双方交涉一番，新郎掏出一些钱，亲爷亲娘收下，但还是不让新郎进门。事情僵了下来。新郎狼狈地站到一边，他的几位族亲上前说情，对方却毫无所动，死死拦在门口。那帮吹鼓手们依然远远地站一排，面无表情但尽职尽责地吹打。这期间，良缘几次要我拉拉“琴子”。我极为难，这种情景，哪有拉琴的兴致。刚刚离开完全政治化革命化了的城市，一下见到农村中这最真实的一面，有如透过舞台的帷幕，瞧见后台的杂乱破败一般，让人很是惶惑。这算是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见我不愿意，良缘也不再勉强。找个土堆让我坐下，说，乡下结婚就是这样的。亲爷亲娘在接姑娘时要尽量向新郎要钱要物，但最后迟早是要把人放走的。

就这样，双方都极有耐性地厮磨着。那帮乡村吹鼓手们也极有耐性地吹打着。一早出门，我早已饿得不行，还不知这场接新娘的拉锯战得拖多久。

又交涉了几个小时，据说新郎又给了一点钱，亲爷亲娘这才放了姑娘出来。姑娘一出门，和亲娘拥在一起又哭唱了许久。哭唱的词有板有眼，还押韵。近乎一种民间戏文。娘唱的主要是抚养女儿的一些往事，女儿则唱这一去后对爹娘的牵挂对弟妹的不舍……新郎和他的族人们便耐心地站在一旁看她们哭唱。眼看天已不早，才最终将新娘迎到了手。更浩荡的一行人呜哩哇啦得胜回朝。

回到新郎家，新娘便被一群女宾拥进新房，不再出来。吃酒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饿了一整天，有的拖家带口，从很远的地方来，准备在这里过夜的。于终年没有什么社交文化生活的乡亲们来说，一次婚宴也算一个重大的节日了。等饭吃的时侯，良缘便让我给大家拉“琴子”。后来，新郎拿着二胡来了，耳语说要我教他拉二胡，便带我走出他家后门，钻进一片摘完了棉花的棉梗地里，坐在一条垄沟边，听我拉曲子，又问我一些基本的技法。我为这个置终身大事于不顾，真心诚意热爱音乐的乡村青年所感动，便耐心地给他讲解，示范一些技法。他也腼腆地一样一样地学着，试着，一副极投入的样子，竟看不出一点洞房花烛夜的幸福与激动，似乎那么多人忙忙碌碌是为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

天快黑了，终于有人循声找到了棉花地里，火烧火燎地说吃喜酒的人早坐好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新郎这才很不情愿地起身回去。

我被安排在上席上坐，与新郎家的前辈们一桌。老人们吃饭极讲礼性，小小吃一口，便放下筷子，说一些家常往事。等主人发话“吃吃吃”，便又小小地吃一口，又放下筷子。主人点哪样菜，便动哪样菜。有几个菜上的盖碗，久久地扣着，似乎不准备揭开了。而那些后生们婆婆媳妇们的几桌，则早已抢得昏天黑地。菜不算少，但大多都很普通，一碗米粉，几块年糕，都当一碗菜的。有点油荤的，大概就是几碗粉蒸肉，腌咸鱼之类。我这一桌没揭盖子的，恰恰就是这么几碗能解馋的。

早上出发时，知青组的伙伴曾要我带点喜糖回去。但在整个婚礼上我似乎没见到糖，心里着急回去如何交差。后来，桌上的几个盖碗终于揭开了，老人们的酒饭也差不多吃完了。快散席时，我快快地掏出一张垫坐的报纸，将剩下的小半碗咸鱼倒上包了起来，揣进棉衣口袋。

酒席后，新郎家里人让我在堂屋里为来宾们又拉了一些曲子。乡亲们对这个如风箱一样，拉拉扯扯又能发出好听音乐的东西极喜欢，一边听一边发表各种酒后的评论。只是新娘始终没有露面。

告别时，新郎说要拜我为师，以后要到我队上来找我学艺。后来他果真来过一次，但往后再也没来了，不知为什么。

回队的路上，良缘知道了我拿咸鱼的事，拼命地笑。他说，这“长伙”要吃好几天的，主人有意要省下一些，给下一餐吃的。

回到我的知青屋，同学们都还未睡。我拿出报纸包的咸鱼，说这就是喜糖。十个人，一人一块还不够。记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但那香鲜的味道，我想大家一定印象深刻。那时侯，我们很不容易吃到一点荤腥。

那天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我二十岁的生日。

                                                  １９９５年冬下乡２７周年纪于武昌大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