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考

作者：魏紫丹

来源：网易新闻网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209271208.html

整风，从任何意义上说，从动机到目的、从起因到结果，一以贯之、一以蔽之，都是反右。按毛泽东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说法，就是“兴无灭资”。整风用来整“三害”，实质是灭资，毛泽东说“三害”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整风用来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右派），就是让学生把关，他们人人过关；整风用来整“反冒进”，就是反右倾；右倾、右派在毛泽东词典里是以五十米笑百米。不管转多大圈子，归根结底还是反右派。但，转的这个圈子，却大有名堂，曰：“引蛇出洞”。用什么手段“引蛇出洞”呢？又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瘾的说法是：“大鸣大放”。所以，研究反右派运动，首先要弄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乃是思维逻辑的必然要求。

（一）由“四字方针”到“八字方针”

1942年10月，“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平剧即“京剧”）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后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提出了改造京剧的主张，毛泽东为之题词：“推陈出新”，这四个字成为后来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

1943年底《逼上梁山》演出成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第二次观看此剧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此剧是“旧戏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转引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推陈出新”的意思，就是排除旧事物中的糟粕，取其精华加以发扬、创新，构成新事物。

典故出自：当年韩信刚投奔刘邦时，刘邦让他管理粮仓，韩信提出了“推陈出新”的管理理念，即把粮仓开设前后两个门，把新粮从前门运送进去，把旧粮从后门运出来，这样可以防止粮食在蜀中炎热潮湿的环境下腐败变质。从而使蜀中粮仓不再有变质浪费的现象，这无疑是仓储管理史上的创举。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推陈出新”这四个字，毛泽东在延安就为平剧研究院题过，“百花齐放”这四个字，是这次新增的。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次决策会议上叙说过这个过程：“‘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据说，周扬对人说，“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在延安，“推陈出新”还只是向平剧（京剧）界提出，一九五一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就是向所有剧种、向整个戏剧界提出了。但还没有明确地推向整个文艺界。

章诒和在《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中写道：在我记忆中，他（张庚）是第一个讲述写作提纲的。其中的许多见解，令我震惊。比如，对官方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的各种文艺政策里面，毛主席为戏曲艺术制订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但在贯彻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对‘新’与‘陈’理解上。理解的错误、片面，不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门，也出在我们的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戏剧界的朋友组成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大家热情很高，都想看看社会主义艺术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顿下来以后，给我们看的第一个剧目是芭蕾舞《天鹅湖》。接着又连续看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鸥》。一连几天下来，看的都是沙俄时代的东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终于忍不住了。便去问苏联的文化部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看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艺术作品？’部长很奇怪我们的提问，说：‘请你们看的所有节目，都属于社会主义作品。’我们十分不解，又问：‘这些作品不都是创作于沙俄时期吗？’‘是的。’部长说：‘是沙俄时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们拿过来了。只要拿过来了，那就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这番讲话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说明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有一个无比广阔的胸怀。”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西厢记》、《红楼梦》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

（二）由“一百方针”到“双百方针”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一般还不知道。（《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在讨论十大关系过程中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在5月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中宣部长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是最初的、比较系统地阐明这个方针的报告，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篇报告。他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須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針，是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評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見、坚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在学术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視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中共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而被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还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页。）

右派中的有识之士，早已戳穿了毛泽东“双百方针”的人治本质。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教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说：“鸣”“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订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见本书第三篇中，“束星北的右派言论”）。毛泽东这个人极不文明，动辄骂人“放屁”。本来是他动员党外人士鸣放的，他却又骂人家鸣放是“放屁”、“放臭屁”。只有说话不算话才叫“放屁”，如事先保证鸣放“言者无罪”，最后却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放屁”。就算毛泽东说话算话，在鼓噪“双百方针”这一点上，也是放屁。因为有宪法在，只用认真执行就比提倡“双百、双千、双万方针”都强。所以，把宪法放一边而来鼓噪“双百方针”，即便是真心实意而不是“阳谋”，那也无此必要，那也只能说是“脱了裤子放屁”。

（三）由双“百”方针到二“大”方针

“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416页。）“推而广之”云云，这话是毛在1957年3月12日说的，到了10月13日他又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没有这个大‘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同上，485页）。至于那些“大”字，他在本篇的第一句就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第480页）中间又说：“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同上，第481页）。现在已经一目了然，昭然若揭。到底鸣放是“右派要涉及政治”，还是毛要“推而广之”？“大”字是“右派发明”，还是“群众创造”？是右派“要搞大鸣大放”、猖狂进攻，还是“开了很多会才放开”？毛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打自招。我看了最近出版一本书，名叫《翻云覆雨毛泽东》，其中这些典型的例子，有待收罗进去。

其实，他整风预定的步骤就是：“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毕竟既然段。”（同上，第465页）

（四）由“百家争鸣”到“只有两家”

毛泽东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动人农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页。）这里，毛泽东把所有的不论家庭出身好坏的知识分子，都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按毛泽东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显然，百家，一下子变成了两家，所谓“百家争鸣”，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可设想的尴尬局面了。

许良英先生当读到毛泽东在1957年元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时，觉得这时毛已布置好要反右，后来号召鸣放只是阴谋而已。“同时，他（毛）还泄露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永远只能充当顺从的被统治者，如此‘百家争鸣’，无异於双簧滑稽剧。”（见本书第三篇“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的后见之明”）。

（五）由“齐放”到“独放”

既然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当然就不会允许你两家平等地“齐放”了。果不其然。“斯诺笑了，很自然地问起了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且问到了中国的‘百花齐放’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对他讲：“你说我们停止了百花齐放，那是传言，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停止。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我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但他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讲的：“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同上，第414-415页）这其中讲的“放”是什么意思？如果指的是“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那么，“收”又是什么意思呢？别难为老人家了，再把这一例，也暂时存而不论，随后也加入到《翻云覆雨毛泽东》一书里好了。

邓拓先生早看透了毛的“双百”把戏，说给胡绩伟：“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争鸣》2001年第4期）

赫鲁晓夫说得好：“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被他认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7页）

任何一个事物，如果你把它孤立起来，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你要理解它，就要把放回原始的纵横联系中。“双百方针”的出炉，是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出斯大林问题之后，毛鉴于“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6）“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同上，页338）“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同上，页333）

这样加以联系，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其一，毛泽东老谋深算。论城府之深，远非苏联人能望其项背；其二，而毛上述那些话，正好是对赫鲁晓夫的论断来了一个实证。

毛提出整风是在国际上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国内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分子要求解冻。毛提出整风是对此“多事之秋”的应对。怪事年年有。而令人怪上加怪的是，整风之意不在整风，而是把吃奶的劲儿集中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上。最后整的是“帮助整风的人”，就像是出殡、埋了送葬的人。邓拓看出真相，不得好下场，卒以自杀演了一出“杨修之死”。

（六）由“百家争鸣”到“99家争呜”

在大鸣大放期间，据我的视野所及，徐懋庸的杂文写得最多、最好。他有一篇是讽刺干部不学无术的。那时，中共刚开过“八大”，上级布置学习“八大文件”，他传达成：“学习八个大文件”；上级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传达成：“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结果，倒真成了“百家争呜”，百家都呜呜地哭了起来。不过，准确地说，应该是“99家争呜”才对。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中提出，对学术问题应平等讨论。他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来也是本着毛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精神。怎会料到毛竟会恼火得火光冲天呢？请看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的这一段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这就是双百方针的最终归宿。争鸣本来是让说理的，现在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压迫、独裁或专政的关系。青面獠牙代替了甜言蜜语；“他们这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代替了57年说的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一个个遭受浩劫；曾经昙花一现、随即转瞬而逝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代之以被红卫兵修理得趴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口中念念有词：“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呜呼哀哉求饶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