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drt5.html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国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今天回过头来看“五四”时代，第一，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去，而不是孤立地抽出来，把几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抽出来做文字分析，如果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将“五四”游离于当时的基本史实，变成我们想象中的“五四”。特别是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去看。这是我们以往做得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五四”当时的经济了解多少？对当时的社会了解多少？我们最了解的是当时的思想方面的东西，而且做做了过度的阐释，特别是从林毓生以来，几代学者几乎把“五四”的思想文本解读得淋漓尽致了，但是这些解读，大致上属于文本解读，哪怕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也只能停留在文本中。但是历史不是逻辑。历史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基本尊重上面，离开了客观事实，最完美的逻辑，也只是纸上的逻辑。我对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学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建构基本史实；第二，提供基本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学，大部分属于后者，都是在提供解释。

对于建构基本史实，老实说，最近这一百年做得并不好。所以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理解，包括对“五四”的这个时代的理解，很多的基本史实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而大谈特谈这个人当时说了某一句偏激的话，过激了。比如说，鲁迅说的不读中国书；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说的废除汉字，陈独秀说的绝不容反对者有商量之余地，等等。其实，这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反过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这些人，恰恰都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胡适一生都沉浸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乐趣当中。

第二，就是我们不能把“五四”仅仅局限于几个思想界的先驱、代表人物，局限于受到特别关注的那些文本，而要放大眼睛，去看当时的整个时代。我想举个例子，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那次。我不说陈独秀被捕这件事本身，只说他被捕之后，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方面做出的反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看清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目，可以回答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产生陈独秀、胡适这些人。肖雪慧老师多年前提出一个说法，“民主的后援力量”，其实就是鲁迅讲的“天才的土壤”问题，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样的的土壤是具备的。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抓起来，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各自的反应。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等，这些高校的教授们、学生们，全国的学生会、北京学联、包括一些中学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发表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如果说他们是同类，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算不得意外，那么，那些跟陈独秀没有这种知识上的连带感、思想上的认同感的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呼吁就更值得我们留意了。我特别注意到，当时为陈独秀呼吁释放的一个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他们的通电发表在6月25日上海的《时报》上面，这些人平时也许并不关心文化思想的问题，通电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这段通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与陈独秀并无私交，也非同类，只是仗义执言，不愿看到再次激起风潮。另外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好几个跟陈独秀在政见上并不相同的人，岑春煊、田桐、章士钊这些人，也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公开为他说话。

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古文家们马通伯、姚叔节等人，他们并不认同陈独秀搞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竟然也出面说公道话，肯定陈独秀的学问人品，并不因观点的分歧而冷眼旁观，乃至落井下石，相反却伸出了温暖的援手，公开要求政府保释这位同乡。这一点令胡适感念不已，一直到了1925年，他还在给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其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他虽然抓了陈独秀，但是他是保护着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里90多天没有吃多少苦。步军统领王怀庆要求把陈转到步军统领衙门，他不肯。实际上保护了陈，否则后果难料。吴炳湘是安徽人，当时的安徽同乡会都为陈独秀的事出面奔走。过了近十年，时局改变之后，世人还记得吴炳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大公报》报道说：“吴于五四运动，应付学生，甚得体要，学界中殊佩服其手腕。”综合当时方方面面情况看，当然还有新闻界，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都是站在陈独秀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的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正是那样的土壤才产生了“五四”那些思想先驱。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定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陈独秀被抓起来，是北洋军阀眼中的敌人，可是社会的各方面，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能出来为他说话，并且也有机会公开为他说话，他们就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后援力量，或者说构成了产生他们的土壤。

胡适一生相对没有经历大的波澜，只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就是1929—1930年间，这个阶段，他因为在《新月》杂志发表的文章得罪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许多地方党部纷纷要求逮捕胡适，但是国民党并没有真的去抓胡适，他们只抓过罗隆基，也只是关了一天而已。但当时胡适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在《新月》与国民党的冲突中，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他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胡适的后援力量不光在那些跟他一样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当中，也在银行家、企业家和许多旧知识分子当中，徐新六这些银行家，张元济、蔡元培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写古文的，在前清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他们都是站在胡适一边的。他们都同情胡适，许多人通过个人方式，写明信片，当面找他，或者通过朋友转达，或者直接写信，胡适收到了很多信，现在还保存了不少，我相信保存下来可能只是一部分，这些信基本上是两种内容：第一种，非常善意的劝说胡适要收手，再做下去，可能有危险，希望他保全自己，从长计议。另一种，也是大同小异，叫他注意分寸，最好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可能更安全，北京远离南京，我觉得这些人，无论是1919年公开为陈独秀说话的人们，还是1929-1930年为胡适的命运担忧的人们，他们未必都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的不同选择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dr7r.html

那真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一个可以尽情做梦的时代，青春、理想、激情都可以袒露在阳光之下，没有人会嘲笑你的理想，没有人蔑视你的青春，更不会有人打压你的青春。1918年6月30日，几个年轻人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横跨全国、远到欧洲，拥有南京、成都、上海、巴黎等多个分会的青年社团最富有“五四”的特征，阅读这个会员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在一百二十六个会员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已是北大教授，其他会员都是“90”后和“00”后，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来自北大、复旦、南洋大学、成都高师、金陵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留过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反而是少数。

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只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的青年，他们各自的政治选择也不相同，有许多人走上不同的政党道路，也有许多人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少年中国学会”的诞生和它的分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在青年身上的燃烧，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个性、观念、追求的多元，分化是必然的。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年会之后无疾而终。此时，“五四”大幕已经落下，那个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开放包容的时代已被激烈的斗争时代所代替，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我相信，他们在许多时候都会回望年轻时参加过的“少年中国学会”，回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浪漫和梦想，正是那些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青春岁月陶冶了他们，成为一生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有些人很年轻就为自己选择的主义献身了。

“少中”会员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毛泽东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成为领袖和骨干。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先加入共产党）等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党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中”会员。还有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另外的人包括了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他们的选择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了留下了痕迹。在这份名单前面，历史将会长久的沉思。
“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是富有魅力的王光祈，1892年出生于四川，在左舜生的记忆里，“光祈这个人的长处甚多：办事负责任而有条理，待朋友充满热情，求知甚切，而表现力也很强，我从没有见过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从没有见过他一次拖泥带水的行为”。当时，在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中，1893年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并不显得突出。左舜生记得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的情形，他们还摆过一回龙门阵，“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只是土头土脑的一个苦学生”。与光彩照人的王光祈不可同日而语，王只比他大了一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这是王光祈出国留学之际写下的《去国辞》，他没想到这是一次永别离，1936年他在德国谢世。在经历疾风暴雨的岁月荡涤之后，这个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一个年纪轻轻就深刻影响过时代的人，没有被林林总总的时代潮流裹挟，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是何等不容易。我们不能因为他被遗忘而轻视他的理想和追求，更不能以事后的成败观来评判历史，回到历史，就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没有命定的道路，只有确定的价值，无论到什么时候，后者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年，我先后看到过两本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一本是已故王小龙先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本是陈正茂先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大陆还没有出版），这个学会以及相关的历史值得更深入、详尽的研究，这些会员们在20世纪的选择、命运各不相同，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也是波诡云谲的现代史，会员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要远比这个团体的命运来得复杂而丰厚，在他们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更丰富的历史信息，感受到中国社会进程的艰辛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