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一：日记·自愿报名·第一步·通知书·发言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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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一：日记·自愿报名·第一步·通知书·发言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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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产生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但是工作与家务的双重压力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2007-2-24自己病倒之后，才意外地出现了转机，而2008-11-1正式开张的“不老阁”与网络世界朋友们的互动交流，促使我二十年的夙愿得以梦想成真，而且逐步形成了纪实＋回忆的思路与架构。经过一年的摸索与尝试，终于初获成果——《插队云庄（纪实与回忆·1968戊申年）》“出版”了。 其中，我在八九十年代完成的4篇回忆录，约1.6万字，是自己最初的作品；2009-2，找到一些“知青文物”完成3篇说明，约1500字，到2009-10以后，在2008-12初步尝试整理自己的日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整理日记，陆续发到博客和论坛上，得到许多网友、博友、坛友、插友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使我信心大增。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整理了1968-11～12的日记，形成16篇日记选，2.5万余字；结合新近找到的一些“文物”增写了6篇约8000字说明，专题回忆录4篇约1万字。 合计33篇，6.1万字，9件实物的图片15幅。 “纪实与回忆”的做法与常见的回忆录或自传等不同的是，我不是按事先的规划进行整体性的写作，而是把陆续写成和收集的“碎片”汇总起来，按照当年插队生活的时间顺序编排起来，其中一二十年前写就的也不予重写改写，以保留当时想法的原貌和变化的轨迹。这一次也是为尔后继续按年份形成《插队云庄》系列的一个尝试。
1968-11-19，告别上海，我开始了终身不忘的插队生涯，同时也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日记日程。 我的第一本日记本富有“时代特色”、具有“时代风采”。那是个100开的小本子，有塑料封套，当时最最流行的是“象征革命”的红色。除此之外还有天蓝、草绿等明亮的色彩，很少深色调、冷色调，罕见黑色的。这样的本子是“脱卸式”结构，内芯写完以后，可以换一个内芯，使得外面的封套能够反复使用，还便于清洗以保持整洁美观。这充分体现了那个“节约闹革命”年代的鲜明特点。可惜的是，那样的塑料封套早已老化断裂而扔弃了。 当时封套正面留出了一大块透明的“窗口”，以供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喜爱插入不同的领袖照、“语录片”、“革命样板戏”剧照。1968年那时候还没有恢复文革前就有的年历片。我是什么也没插，但白乎乎的又不好看，就自己动手，在内芯封面上、“窗口”大小的范围内，用红颜色圆珠笔写上：“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毛泽东”这样，就省去了买画片之类的“装潢费用”，还反映出这个本子的主人“有的放矢”地“学习最高指示”，每天写日记时也要提醒自己“执行最高指示”。（直到1970年初第一次回沪探亲的时候，见到许多新出的小画片，我选择了一张放在“窗口”里，自此以后日记小本子的内芯上不再自书最高指示了。） 打开小本子，扉页上又是自己手书的“时尚”口号：“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打开，是预留的两页，用于及时记载“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本日记本的使用期是1968-11-19至1969-01-31，在这期间共记载了四次“最新指示”。 第一次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和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后面另一页上又誊抄了一遍，并注明“11.25晚传达”。 第二次就是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12-21”那一次了。我字迹潦草、断断续续地写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各地农村”。大概是当时听广播时记录的，但没有速记的本领，无法记全。所以，下面有一段完整的，估计是若干天以后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并加上了引导语：“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第三次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第四次是：“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后两条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像读天书了，说起相关的往事来，绝对是一言难尽的。 预留的空白页上还抄录了班主任老师给我的同班同学、同行农友的鼓励词：“给我亲爱的战友：一寸丹心三尺剑斩断绯绯儿女情立志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不回头1968.11.19上午于上海车站”。 除了封面封里扉页以外，封底内也抄录了两段名言。 一段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毛泽东”。 另一段是当时的“励志格言”（当时是忌讳“励志”一词的，因为国共两党内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有一个“励志社”，所以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最高指示，我们肯定不能再用“励志”一词了。而最常见的说法是“豪言壮语”）是典型的排比句： “紧张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永远朝气蓬勃泥泞的道路，可以使我们立场永远坚定刺骨的寒风，可以使我们头脑永远清醒简陋的茅房，可以使我们生活永远简朴” 时隔四十年，人世间天翻地覆沧桑巨变；目睹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重读当年自己的所写所记，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近日，在犹如汪洋大海的网络博客上，看到一段关于当年首批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的回忆文字： 当年我们是写了血书，到当时的市教育局毕工组多次表决心，成了全上海第一批到井冈山地区插队的1000人中的20人。因为我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被分配的，因此这个社会大学的同学就是自己选择的，志同道合的。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这兄弟姐妹也成了社会大学的同学。其实，到农村后不久，我们便知道，在我们1000人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上海的学生自己跑来插队落户，因为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共同生活了10年，现在还经常联系，每年都要不定期地聚会多次。 写血书，表决心，完全自觉自愿，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多少年没有看见这类字眼了。 与此同时，又在网上看到早在2004年就发表在网络论坛上的回忆文字，详细叙述了写血书的经过。 1967年初，寒风刺骨，我徘徊在吴淞口码头。刚结束在上钢一厂轧钢车间为期一个月的所谓“学工运动”，准备回家休息几天，随后搬回学校。报上登出消息，要求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这是在“文革”开始时，号召学生杀向街头和社会的逆向运动。年底，上海市各中学酝酿拉队伍去农村，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相结合。 第二年，受北京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同学的鼓励，我校以火晓星、阮一民和杨胜辉等为首的部分同学再度组织起来，联系去内蒙古插队，但当地的回音是等待明年。其时，自步行串联时便留在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回上海作报告，我们与他们接触后，遂决定转向井冈山。我们与上海市毕业工作组联系，要求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务农，并请人特制了一面“井冈红旗”四个大字的旗帜，上面绣有“毛泽东思想五七钢一连”。 此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已计划组织1000名中学生，100人一个区，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几位高中同学作为代表频繁与毕业工作组接触，争取把我们列入计划，但我们大部分人的出身不过硬，面临部分同学被留下的局面。 为表示同进退，共赴井冈的决心，一位女同学提出写血书，该倡议获得积极响应。夏日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学龙门楼西侧底层的一个教室里灯火通明，10多位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写血书以示心志。男同学用利器，女同学则以齿破纤指，就流出的热血用手指在纸上书写。俗话说十指连心，当时的各种表情不言而喻。血既少又稠，只能边挤边写，一会儿干涸了，便挥挥胳膊，转几圈抹一下。实在挤不出来了，去操场跑几圈，跑得浑身血液充分循环，面红耳赤的回来继续写。有人割到第二、三个手指，方得竣工。教室里熙熙攘攘，群情激昂，大伙都被自个儿感动了。我们每个人写一张，约两本《红旗》杂志大小，我写的是“做井冈人”。最后，大家合写了一张，“不到井冈非好汉”，约《人民日报》两个版面大。第二天，我们集队前往市革委会递交血书，一路高呼口号，途经徐汇剧场，在临街的墙上张贴了大标语，“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井冈非好汉”。在我们之后，学校里其他同学又拉出“吉林红旗”和“淮北红旗”两支队伍，分赴长白之麓和淮河之畔。不久，我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时还有数位外校的学生慕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至离开上海时，我们共有22位同学同行，全部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洋湖公社插队，其中10人在桥头大队枧头生产队，其余的去樟树下大队后坊生产队。196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举着“井冈红旗”大旗，作为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的青年，乘上西去的列车，奔赴赣江之滨。我母亲和弟弟妹妹来北火车站送行，这是一个难忘的秋日。 看到这样的回忆文字，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描述作为那1000人中的一分子的心路历程。 我曾经钦佩，那20多位插友，意气风发写血书、满怀豪情上井冈。 我曾经遗憾，听说血书壮举，但无缘一见真容，无从知晓其经过。 我没有想到，足足四十年以后，网络让当年的同行者邂逅了。 我更加感慨，四秩风雨留在每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不同。 我更加觉得，要把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史实留给后人去评说。 那在网上已流转多年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那在网上刚刚出现几天的博文，为多年前的回忆录作了佐证。 可是，它们反映出来的并非那个时代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全貌。 1968年夏秋之际，上海计划首批组织1000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文革前称为吉安专区，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专区。其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吉安市）。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区，所以，把1000个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就是每区100人。当年也确实由区革委会的毕业生工作组举行过报告会，由1966年大串联期间，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地区，就留下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66、67届的毕业生到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 这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那时候知道的背景情况。 实际上，在此之前、之后的毕业分配情况绝非如此简单。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七类子女”！1968-8，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现在回想起来，“66届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这件事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1968-10，在66届毕业分配高潮过去之后，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登台亮相。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0月下旬，公布了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我立即报了名。初步的日期安排是11-5左右公布名单，11-12左右集中行李，11-15离沪。 这时，父母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是“外农档子”，到江西插队落户，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立即写信给父母，让他们立即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然而，公布名单的日子拖延到11-8，而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忙不迭写信给父母，“解除警报”。 11-15上午，父母结束了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与此同时，又是突如其来的变化。11-15一早，“早请示”的时候，一位曾经报名的同学被突然通知去江西插队。原来，到11-14为止，原定的指标（每区100人）只完成了四分之三。区革委会毕工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更加没有想到的是，11-15傍晚，又突然通知我也去江西插队！（详见《人生第一步》） 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如果说，我们学校4位“正选”的“首批插队落户红卫兵”虽然都不来自“红五类”，但还算得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那么，11-15突击完成指标而确定的4名，就无法用先前的道理来解释了：我是出身于“黑帮分子家庭”，另一位同班同学是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两位就更“邪门”——不仅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而且都还是68届初中生！重演了“66届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的一幕。 至于那“每个区100人”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至于同行人写血书表决心的事，是到了江西才听说的。 至于这个号称“首批1000人”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报名“的，没有人做过调查、分析、统计。 那个年代啊，阶级斗争、阶级阵线、阶级队伍、阶级觉悟、阶级教育、家庭出身、家庭成份……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我的十篇“一”系列中，这一篇并不是最早写成的。现在是按照其中叙述的事情实际发生的时间来排序的。这次是把十多年前的“原创”原样拿到网上来“晒”了，只是对一些因为文字处理软件从WPS、WWS、英文版WORD到中文版WORD的不断变化而造成的错误作了纠正。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处“历史错误”。文末说：“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其中提到的“一幢四层楼”应该是三层楼。那是嵩山路路西、拐角上的一幢房子，1968年还是“原汁原味”的三层楼，我们下乡后若干年上海为解决居民住房的紧张状况而刮起“加层”风时才变为四层楼。不过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谷歌、E都市等网站上可以看到，嵩山路以西、太仓路以北的那个地块已经成为一片工地了。（08-11-02）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十六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十六岁那一年。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1966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大革文化命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就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到了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就被宣布为“67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就面临了跨出人生之路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六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早在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六类子女”！ 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我的爸爸就被打入“牛棚”，“罪行”是曾经发表过几篇与“三家村”中的吴晗观点相近的文章，“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于是，年不满四十、名不见经传的爸爸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爸爸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妈妈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即被冠以“苍蝇蚊子”，也被列入“另册”；再加上爷爷有所谓“历史问题”，我们一家真是倒霉透顶了：家里两代“黑”，“扫四旧”时被抄了家；以后又被扫地出门，全家三代七口人被“压缩”到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中；“群众专政”开始后，黑漆大门上常常被勒令并排贴上两张白纸“认罪书”；邻里都把我家“视为畏途”，不懂事理的小孩更是连我们兄妹几个都敢欺负，走在弄堂里，常常遭到他们的袭击，石块、唾沫，辱骂、冷拳，而我们岂敢评理，更妄论反击，唯有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流……。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日子，生活在“精神地狱”中的我急切地寻找一条解脱之路。 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当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后，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68年10月底，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公布后，我立即报了名。那是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全市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然而，到11月8日公布名单时，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这一下真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的“出路”何在？……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5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大操场上参加“早请示”仪式，排在队伍末尾的小费突然被毕业分配工作组（毕工组）的余老师叫到一边，余老师问小费：“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我去江西插队！”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11月19日就要出发，只剩下4天时间了。班主任薛老师对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然事件”的原委：原定全市首批去江西插队的有1000个名额，卢湾区为100个名额，但是直到昨天（11月14日），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昨晚开了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被光荣批准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书写大幅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时候，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江西，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不是“红五类子女”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六类子女”强。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称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等老师一起来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外滩等处，同小费以及先前获准赴赣插队的小徐、小刘、小金、小李等合影留念，度过了依依惜别的半天。回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大约是五点半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看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的人数还没满，想叫你也去江西！”去江西！现在刚刚通知我！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等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一是老师在那儿，二是要和父母家长商量。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厉声责怪我，因为这是关系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大事，纵然我回家再迟，也不可加以叱责的，更何况在当时爸爸还是“带罪之身”呢？我和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敢为我作主，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真的想了好多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了向往已久的逃离“精神地狱”，如今机会来了，还犹豫吗？再一想，我走了，也许可以得到解脱，可家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将会怎样？……我忽然想起，“去江西插队的政审要求和去黑龙江兵团差不多”，这可是很要紧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取代那触目惊心的白色“认罪书”，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不仅我自己能获得某种解脱，对家人也有好处……。再说，已经获准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都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插队落户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做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来到学校，来到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还有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闻讯赶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完成行李的准备而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分了工，各司其责。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班主任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象是鼓足了勇气似地以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语气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了，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在区毕工组，还没有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老师，只感到在沉重的夜幕下、初冬夜晚的寒风中，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摆脱“精神地狱”的要求）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再有，薛老师此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已经开始明显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矛头指向了他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倘若在此时刻我突然“变卦”，岂不给老师带来麻烦？然而，我不可能和盘托出我的全部真实想法，只是说：“反正是外农档子，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老师似乎心照不宣地理解了我的内心苦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这是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出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日前，《人生第一步》中提到的小周看了此文，认为所述与他的记忆相符。他说：“我直到今天（也就是时隔27年之后）才了解您当年作出人生第一次重大决定时的内心世界！”是啊，我原本就比较内向，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我更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使别人无法窥探我的内心。 小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一听说要我也去江西插队，十分着急，可四处都找不到我，所以看到与我一起外出拍照的同学回校时，赶紧大声发问找我。他着急的不只是我还蒙在鼓里，而且是认为我不宜去插队，因为我是个“文弱书生”，身体条件不如小费、小刘他们。当他找到我以后，还明明白白地对我说穿了这一点，可我却一言不发，使他十分费解，也成了他心头一个二十多年不解的疑团。直到此次见到我的这篇回忆录，方知其中原由。 我虽然记不起这一细节，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怎么会把自己心中的痛苦随便告诉别人呢？打那以后，我自己也把这段流血的内心独白深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几年，才与极个别知心知己偶尔触及这至今还令人隐隐作痛的伤疤。
我是上海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19日离开上海，20日到达江西省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云庄村插队落户。当时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详见《人生第一步》。 当年11月16日——距离出发日11月19日只有三天——发给我“通知书”，其顶端“最高指示”的内容还不是“12-21最新指示”。因为“12-21最新指示”是我们到达第二故乡之后一个月又一天发布的。所以，这是这份“通知书”的特别之处。 对于上海知青、上海家长、上海家庭来说，这份“通知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12-21最新指示”发表之前，上海对毕业生分配的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到了12-21以后才实行“上山下乡一片红”。 当年的生活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凭“通知书”可以少量供应若干品种。我的那张“通知书”背面有三项记录： 背面放大图 （1）甘油。这是当年最主要的护肤品，属于紧张商品之列。但是一个知青也只能买“25□2并”。□难以辨认，可能是ml（容量：毫升），“2并”即2瓶的意思（“瓶”被不规范地简化为“并”）。后面“瑞金”两个字，是售货的店名。 （2）只是一个方形章。“国营利用旧花布什品商店革命委员会西藏路服务部西藏路号电话293393”。当年，凡是售卖修旧利废的用品店就直截了当用“利用”作为店名。“旧花布”，并不是狭义地指旧的花俏、花花绿绿的布，因为沪语中的“花布”还有广义的“品种繁杂”的意思。至于“什品”，是现在鲜见的用语，意即“杂品”。所以，这店家是出售那些利用旧而杂的布制作的杂品。没有写明所购物品的名称、数量。我也记不清究竟是什么。但是八九不离十，无非是挑担子时的“护肩”之类。 （3）电池。这是当年绝对紧张的商品之一。所谓“大电池”，就是指1号电池。“4只”，即4节。记得当年我们全家都在埋怨，4节电池够用几天？就是苦苦哀求，也未能多买一节。这个细节曾经在我心头掠过一丝阴影——上山下乡的许多具体问题似乎遭到冷遇啊！末尾那个红色印泥盖的长方形章“培红电料商店”，则是当时的售货店。记得此店离我家不远，大约四五百米路，它位于西门路（80年代初恢复60年代初的名称“自忠路”）上，坐北朝南，在与济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西侧，是三开间的门面，这在当年也算是不小的了。不过此处在90年代后期已经夷为平地，成为与上海新地标“新天地”相邻的人工湖“太平湖”的一部分。（09-02-09初稿，02-28修改）
（5）慷慨激昂的1968-11-17发言 今天在我1973～1974年的一本笔记本里，无意之中看到随意夹着一张折起的纸头，打开了一看，使自己大吃一惊，居然是1968-11-17在母校欢送赴江西插队落户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那张旧纸的右下脚，特别注明：“刘××执笔并发言”，“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重抄于云庄。（赴赣已四年又五个月）”。所以，这份稿子并非原物原件，而是抄写的复件。 对这次大会，对这次发言，我已没一丝印象。相信那个大会也一定会拍照留念，但后来从未有人提及，恐怕也没有人保存至今。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平民百姓无名之辈，不会有人看重这些废纸堆。问题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对这样“隆重”“热烈”的场面也会失去了记忆，说明了什么呢？这么多年来这样的形容词实在听得耳朵里生老茧，而真正在心目中留下了什么呢？ 我全然不记得自己曾经在1973-4-18特地抄录这份发言。应该说，当时的大环境是，在下乡四年多的时候，我们最初的天真幼稚已经成为过去，同伴中“自谋出路”的不乏其人，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有意特地抄录这份发言稿，以永久保留收藏？至于那次抄录活动的小环境，则有待整理自己当时的日记了。 不知道当年起草、发言并收存原稿的刘同学是如何处置这份发言稿的，他已经在世纪末因绝症告别人世。其他几位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早已没有了回忆往事的兴趣，其他的还记得自己有过如此慷慨激昂的发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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