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后记：梦魇》长篇连载九：困惑·陷阱·断情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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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后记：梦魇》长篇连载九：困惑·陷阱·断情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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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后记：梦魇 我超假了，受到了单位的惩罚。 我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天天忙着上地里干活儿，实际上却是在做其他事，后来又忙着打旱獭子，早出晚归，并不迷恋来之不易的蜜月。当我反复告诉他，违反了纪律会受罚的，他说，管它什么纪律不纪律，就说是火车路上出事了，生病了，你怕什么！那个时代，假期严格，人人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报刊和厂播的这种宣传更是日夜不休，破坏纪律者是要受到鄙视的。我的婚假大大超了，无论怎么小心地提醒余汝明，他都听不进去，完全不考虑我的处境，却又让我独守空房。超了那么多天假，我回去以后该怎么交待——尤其是我不会撒谎，所以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回到江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入夜，距离使我又陷入遐想，于是，爱情重又变成了令我憧憬的美丽童话，那么令我迷恋。我用想象编织着完美的爱情境界，他依然是这境界中的白马王子。等待自己心爱的人，那种感觉同样是一种幸福。也许，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都是这样盲目吧。有时，我也在想，他还像在狱中时那么爱我吗？他为什么对我不热情了？ 回到单位后，人们对我十分冷漠。 原来，我的丈夫竟是牧羊人，各种谣言四起。 我不理睬，让大家去说吧。 这时，邓小平又复出了，上任第一件事是抓农业，要在农村展开学大寨的思想教育，把生产搞上去。我非常赞成，也非常佩服他的不倒翁精神，便积极报名参加了省工作队，去了省内最穷的大山区。 工作在深山中，离余汝明更远，可是，我却更加牵挂他，异常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写去一封封信，天天盼望他的回信。我伫立在大山中的田野里，小河旁，面北长叹，盼望着飞鸿传书，这种盼望，令人肝肠寸断。 终于，他来信了，说要来江城，还说要到大山中小住，亲身感受山里人的生活。我兴高采烈，等啊盼呀，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匆匆洗去浑身的泥土，从山区赶回江城。我们终于又团聚了。他来到江城，住在我父母家中，婚姻终于使他踏进了我们的家门。他与我一同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他在我父亲面前，十分注意言谈举止，还带来许多京城的上层小道消息，他大谈邓小平，说邓小平就要重新主持工作。他的言论获得了父亲的好感。父母都在医院里，家就成了我们的天地。他少了许多顾虑。虽然我们没有了夫妻生活，但是，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情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考验。他似乎对我父亲的住处很欣赏。此时，王大可已经出狱了。他给北京的王大可、胡敏写信，交流情况。胡敏成了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余汝明每次提到他，都会轻蔑地说，胡敏考编辑是偷了他的思想和文章。但是，表面上，他们仍书信不断。余汝明在信中描绘我们的住处，写成了一座山间别墅，点缀在绿荫深处，像仙境一般。他似乎真的沉醉在仙境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炫耀。 我恋恋不舍地将他送到车站，望着他渐渐远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等他盼他，好不容易休二十天假，他说要陪我在山里住一个月呢，可是，这次他来江城小住，却始终心神不宁。我向他述说山中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听而不闻。这时，我与他完全没有了夫妻生活。他说是在监狱里打坏了。我无法相信，因为，他初回北京时和新婚之夜时，根本不是这样，并且恰恰相反。显然，他是自欺欺人。但是，我不了解男人，也许是男人生理上的变化无常。我认为不要紧，重要的是他永远爱我，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才来了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他说，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妻子，本来就该如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朗诵着这悲壮的诗句，支撑起我脆弱的感情。我含泪从火车站回来，心里十分难过，实实在在的他又变成了幻影…… 他走了以后，我全身心与社员们一同学大寨，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他来信了。原来，他没有去赴汤蹈火为真理而战，而是结帮搭伙游玩泰山。他描述着泰山风景的奇伟，同游佳人的可心。这群佳人有方梓兰、葛温温，还有小莫……他与她们玩得十分酣畅、快乐…… 我心里酸酸的，平添了许多烦恼。 我不再多想，一心扑在了山村的生产上。这里很穷，土地贫瘠，老百姓缺吃少穿，穷得让人心碎，因为欠收，五年未交公粮。工作队在老乡们眼中很了不起。我觉得，有权不用，实在对不起父老乡亲，因此，天天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披星戴月，累得发高烧三十九度七，依然咬着牙下地拼命工作…… 天安门事件后，政治气候又变了。报纸上在批判“右倾翻案风”。上级布置省工作队带领社员学习批判文章。我身在基层，深知上头一句话，就会造成基层的地震！我与山民们共同度过了粮荒，坚信乡亲们有饭吃才是根本，不忍心让庄稼枯了黄了去搞什么大批判，反正我有权，便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报纸压在了床下，不予以传达。我依然狠抓生产，根据乡亲们的意见，没有搞大寨式的评工分，而是实行包田计工分，激发了积极性。乡亲们拼命干活儿。这一年，我分工的生产队获得了多年不见的大丰收，人人喜笑颜开。我与社员一起修了储水池，解决了水田缺水，还在池里放养了鱼苗。秋季，鱼长得有一尺多长，乡亲们高兴地吃到了鱼。当工作队离开山区时，全村男女老少送我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也舍不得离开乡亲们。我想，只要这样再干上几年，穷村一定会变成富村，可是，现在全国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个人无回天之力。我亲眼看见，当时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大地同忧，中国向何处去？！ 当年十月，被称作“四人帮”的集团垮台了。我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只是，余汝明半年没有来信了，在我心里，他更像幻影了。 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探亲假。我买了大包小包的江城糕点，乘上北去的列车。北京知青像过去那样来接我，人群中多了一个方梓兰。余汝明一脸的冷漠，没有了往日的兴奋。 在去招待所的路上，他推着自行车，一言不发，只顾自己走，棉被差一点从车架上滑落，我小跑着扶住，紧跟着车子。我们住进了他父亲单位的招待所。夜里，他将被子拉过去，裹住了自己。我的身子裸露在寒冷中。他还是那么自私，而且又多了冷漠。 几天后，朋友们邀我和余汝明去北海公园。当时，北海公园已经关闭很久，不开放，是找了关系才有这个机会的。 大家都很兴奋。 朋友群中多了方梓兰和小莫。 大家边游玩边窃窃私语。我这才知道，是余汝明写给中央领导人的建议书不翼而飞。事实证明，他的事总是牵连着这群人的命运，因此，他的事也就成了大家共同的事。于是，朋友们像讨论国家大事似地议论着。 到了九龙壁旁，见有一个画展厅，余汝明带着我进去了。他关了门，说要陪我单独观赏这个画展，难得两个人同游，虽然他的行为霸道了点，但对他的关爱，我十分珍惜。听着他讲述这一幅幅画以及宫殿里的故事，我心里漾满了幸福。我渴望的那种感觉终于回来了，我们生死与共这么多年，今天才体会到两人世界的幸福。我紧紧拉住他的手，细看每一幅画，假装听他评论，其实在体验这幸福的感觉。我们在一起逗留了好一阵子，他才去开了门。人们在门外等着我们。我们在殿外的玉兰树下合了影。他说，慈禧太后的小名就叫玉兰，因她喜欢玉兰花树，所以这树才改名叫玉兰花树。我好佩服他的博闻多识。 以后，他天天在家看书，让我陪着他，哪儿也不许去，又不与我说话。好久没来北京，前几次都来去匆匆，我说要买张月票出门去逛逛，他说早逛腻了，有什么好玩儿的。他不准我买月票，只让我陪着他看书，从早看到晚，说职业革命家的日子就是这么枯燥，你耐得住吗？他不许我碰他，说会影响学习，也不许我做别的事，说也影响他学习。夜里，他说不能有夫妻生活。有一天，他说：你闷了吧？自己出去逛商场吧，我不能陪你，我要学习，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于是，我独自去了。他让我给他买一件衬衣，要我好好慢慢地挑选，多跑些商场，别急，看好了再买。独自买东西，心里不踏实，总是惦记着他。我匆匆忙忙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了衬衣，怕他有什么事情，风风火火地跑回家，他却出了门。阿姨说，他跟方梓兰一块出去了，还说他俩早就经常在一起了，那姑娘也在内蒙古。你在江城，你们一年才见一次面，又担心又花钱，何必呢，干脆他跟方梓兰结婚，就在内蒙古不用来回跑了，对你对他们都好。 我笑了笑，心想，阿姨不过是妇人之见，哪里知道经历过患难的感情何等珍贵，自然也就没有往深处想，只是奇怪他拒绝陪我逛街时，却立刻陪方梓兰出去…… 第二天。清晨。余汝明又让我去逛街，说昨天买的衬衣难看极了，快去换。我去了，争执很久，人家不给换。那个年月，售货员脾气都特别大，得罪不起。我悻悻地回了家，他却又不在…… 到三天，他又要我出去逛逛。这一次，我坚持跟着他，无论他说什么。他说，你呆在家里等我，我办一点事，马上就回来，说罢就出了门。他刚一出门，我便跟了上去。他往招待所走，我赶上他，与他走在一起。他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我没有解释，我们默默地走着，谁都不说话。我明显感到了，他变了，在嫌弃我，常说我的腰太粗，脖子太短，嫌我总是挺着肚子，像要生孩子似的。生孩子难道不是好事吗？等了这么许多年，终于可以要孩子了，应该高兴，他却相反，为什么呢？ 方梓兰看见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奇怪，她为什么这样，表情那么僵硬？余汝明说：哦，你又是来借书的吧？这时，我发现床头放着一套书，竟然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将书递给她，让她拿回去看。她笑着说看过两遍了。我说，也挺想看一看。他说，还是让方梓兰再看看，这书写的是音乐家，她家人懂音乐，你不懂…… 这以后，一连几天，他着了魔似地往方梓兰家跑，说是被她母亲的高雅所吸引。他不再拒绝我跟着他。当我见到这位老音乐家时，顿时也被迷住了。她谈笑风生，魅力非凡。她讲自己的专业，拿出自己的剧照让我们观看。我非常喜欢方梓兰的妈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我觉得余汝明不一样，明显地在献殷勤。我明白，余汝明心里有了方梓兰。 临回江城前夕，余汝明与我一同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路上，他突然说：“咱们离婚吧！”什么？我吃惊地望着他，脑子轰一下，不知不觉，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你胡说！”我哽咽道。他发现路人在看我们，立刻说：开玩笑呢，你还当真呀，快别哭了。你看，别人都在看咱们呢，你别这表情，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破涕为笑了，说：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他说：你呀，根本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走到一座月票亭前，他说去买一张月票。我又一次吃惊了，说：我来北京一个月了，你都不准我买月票，不准我出去玩儿，不仅每天让我陪你看书，而且连话都不许跟你说，现在自己要买月票……他不再多解释，又一次说：“咱们离婚吧！”我说不出话来，大脑一片空白，两耳轰鸣得厉害，一时竟然不知道东南西北，脚下却在不停地走，走呀走呀，似乎有谁在喊我的名字，当我意识到时，发现自己已经从西城直走到了东城的美术馆。我想起来了，本来是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的，票在余汝明手里，于是，又往回走。晚风中，我走呀走呀，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了余汝明苍白的面容，正僵硬地笑着，那么陌生。我困惑地望着他。他低声说，别把玩笑当真，你看，多好的两张票作废了。 回到江城，我心里依然在隐隐作痛，唉，怪自己没出息，一点儿玩笑都经不起了。
一九七七年。盛夏。 余汝明来到了江城。现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解散了，干部们大捞了一把，将毛皮、木头、毡子……钉进大木箱，一车车拉走。余汝明改变了对返城的蔑视态度，说：只要能回城，管他什么后门前门的，有窗户也行，钻回城去！听说，有的知青讲，钻窗户钻门缝都行，哪怕是钻狗洞呢，也要钻回去。童君已经在草原上成家了，找了一个蒙古族的小姑娘。他很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来信中也流露出对枯燥生活的厌倦。返城，像雪崩一样，已经势不可挡。 我第一次厚着脸皮，买了高级糖果去求人。 可是，人家说余汝明是边疆户口，进城难，只能先调到城市周边的农场再说。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麻烦。他把我父亲的权力估计过高了。我父亲不是一个会使用特权的人，这显然使他失望。为了体验未来的江城生活，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去挤公共汽车。那时，江城交通条件很差，拥挤不堪，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许多公共汽车都没有窗玻璃，人们上班挤不上车就拼命从车窗钻进去，或吊在车门上，比杂技还惊险。没有几天，余汝明便悻悻地说，江城不适合我，这里的人太市民气，没有太高的追求。北京才是政治文化中心，我这种人只有在北京才能发展，不然我一辈子就完了。我不是一个俗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不能留在江城！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我每天上班，他就出门去挤公共汽车，跑遍江城，弄得一身臭汗回家。家人请他洗澡，他拒绝，或者白天足不出户，不理睬大家，神情冷漠。邻居专门来看他，他却不屑一顾，弄得不欢而散……余汝明不是这样的，他历来是社交高手。他怎么了？每天吃饭，按我们家的规矩，历来是父母先入座，子女到齐了才开饭。余汝明却不管不顾，饭菜摆好后，不等任何人，他便旁若无人地吃起来，很夸张地挑肥捡瘦，嘴里叭叽叭叽乱响，一似饿粮的吃相，全家人看得目瞪口呆。我红着脸替他圆场，说他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规矩。妈妈心痛没娘的孩子，当然也就不介意了。 余汝明住了一些日子后，说：你家表面上堂皇，其实很穷，不如我家有钱，差别人太了。我淡淡一笑，没有在意。】 兄弟姐妹为了亲近姐夫，邀他去风景区旅游。一路上，他表现得极不耐烦，指桑骂槐，看什么都不顺眼，半途上便不欢而散。他的怪异得罪了全家和邻居，我天天为他担心，惟恐又弄出什么不愉快来。 现在，一回到家里，他就沉浸在高乐中。为了帮他排遣烦恼，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曼陀铃。他天天慢慢地调琴弦，一直调了三天，然后弹起忧伤的曲子。他的琴声使我想起了十年前——他在学校里拉二胡，声音那么沉郁、感伤，令人心酸。我感到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好心痛，他在草原时的那种朝气哪里去了？他说过，要像江姐、许云峰这些革命者一样坚强，百折不回，汝明啊，你不要太伤感，路要步一步走，你有什么难处，只管对我说呀，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帮你，不要这样消沉，好吗？ 自从去年的探亲假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夫妻生话。他常说是在牢里被打坏了。我知道，他是在说谎，真打坏了就不会有新婚之夜的“创记录”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伤感了。每天，他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压在我身上，百般抚弄，挑逗，引起我的欲望，却又突然放弃，然后像猫儿逗弄老鼠一样，盯着我难忍的模样，表情怪异。这种感觉是一种痛苦，一种受罪，他却要反反复复地这样做。他不停地撩拨，又不断地突然放弃，直到我感到厌倦，沮丧，疲备不堪，好像是体罚一样。于是，他说，古时对女人有一种刑罚，就是让正值发情期的女人与丈夫见面，撩起性欲，但不许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刑罚，曾经记载在古代的法典中。这种刑罚，很残忍，也令人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难以启齿，因为中国女人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约束。现在，你跟我这种不能有夫妻生活的人长期在一起，不正是一种体罚吗？你很痛苦，又有苦难言，你心里好受吗？我无言以对。他明知如此，却又反反复复折磨我，甚至还在我耳边说，你看你这表情，忍不住了吧？荡妇！没男人你受得了吗？！听罢这话，一种深重的耻辱袭来，笼罩了我，心里像受到了重创。我不是荡妇。我里你的妻子。我一向安分守己。我等你想你爱你呵，是你在拼命地折腾我，却又出此恶言，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呢？ 我感到痛苦，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灵魂。 婚姻是什么？ 我从肉体到灵魂感受到的——就是痛苦。 他一百六十斤的躯体，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令我喘不过气来。时间长了，江城的天气又闷又热，我几乎要窒息。他在我耳畔说，我体重增加这么多，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满足你，我拼命吃激素，所以才长得这么胖，你不是要我吗？我这么重，你受得了吗？于是，我深深地内疚，可是，我从来没有让他吃激素呀。我说，你千万别吃激素，汝明，强求自己了，没有夫妻生活不要紧，只要你心中有我。他说，这是一种病，我便陪他去医院。他进了门诊室，不准我进去，他与医生在关了门的房间里长谈。终于，他出来了，说：他得了性功能障碍症，即不孕症，将来不能生育，是精神因素引起的，那医生是性科专家，说他是冻坏了，很难再好。我说不要紧，会治好的。于是，他每天去医院打针，但不允许我陪他去，说女人陪男人打这种针很丢人，只能说明女人性要求太强，弄得我又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这一天，他从医院带回来一张证明——得了性神经衰弱。我说，不要紧，不是器质性病变。他说，医生是为他着想才这么写的，因为一旦写下真实病情，等于判了死刑，毁了人的一辈子，将来找工作都成问题，飞行员检查还专门检查小伙子的这一项呢，不合格不能录用。其实，这辈子算完了，再也享受不了女人的艳福了，他夸张地连连叹气。闻言，我并不吃惊，因为我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一辈子患难与共。在我眼里，他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了夫妻生活，会使他和我变得更圣洁。 每天临睡前，他大谈男女性生活，精神抖擞。我睡着了，他也一定要弄醒我听他讲。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他一定要我睁着眼睛听，天天如此。白天，我要上班，全神贯注地工作，夜里连续这样，我有些熬不住了。他可以白天睡觉，可我不行呀。他说，你丈夫是不行了，你受不了去找野男人我也不会怪你。我在矇眬中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找野男人！一辈子守着他过日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讨饭婆也要跟着他。他说，你真傻，一点没有女人的个性，他就佩服潘金莲，她是妇女解放的典型，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敢跟相爱的男人不结婚就发生性关系，挺着大肚子去坐牢也在所不惜，还说，你敢去找个男人跟他怀孩子吗？我不怪你，谁让我自己不能生孩子呢。他的口气很认真，我浑身一震，突然惊醒了，他在鼓励我去找野男人怀孩子，挺了大肚子去坐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思怪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真的坐了牢，他会怎么样？他会救我出来吗？就是出来了，人们又会如何看我？我不敢想下去，也不相信他真是这么想。只是，他此刻的神情极为冷静，冷静得让人不安。我说：我绝不会去找野男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谈起了与方梓兰、小莫一同游泰山的事，说小莫跳下一个高高的岩石时，他双手接住了她，顺势搂在怀里，她脸色通红，好叫人开心，说明小莫心中有了他，可惜了抱她的只是一个太监，言罢，他得意地笑了。他又扯到了方梓兰，说她身世可怜，与他经历相似，只有她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内心。我静静地听着，无言以对。从他的话语中，我得知方梓兰腰椎有病，而且骨盆狭窄，不能生孩子……我叹息起来，心眼深深地同情她的不幸。 他告诉我，他计划写一部巨著，像《史记》一样，要花费很大力气。我兴奋起来了，喜欢他这样有抱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说：你真的支持我？我坚定地回答。他说，你愿意为我的事业而牺牲吗？我要是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宫刑，你也肯跟我？他见我点头，斩钉截铁地说：那么好吧，你的牺牲就是与我离婚！ 我睁大了眼睛，但是不再吃惊，听他说下去。 你要是真心支持我的工作，就必须与我离婚，因为你，我的婚姻已经成了我工作的最大障碍。你现在是我的精神负担，影响了我的思考。他说。 我没有拖累你，而且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我完全靠自己生活，没有得到你的一点照顾，还省吃俭用地节约钱和粮票来帮助你。我说。 那有什么？能解决多少问题？他说，实际上，你和我的婚姻关系牵连了我不能调回北京，将来窝在这里，一辈子都完了。我必须回北京，只有离了婚才能办到。如果你不肯离婚，我只能办到江城的郊区农场，再办回北京的话，又要等许多年，那时，我已经老了，还写什么书？就因为我与你的婚姻关系，害得我连工作都找不到。去年，呼和浩特招收教师，有文凭的未婚者可以去大学任教，而结了婚的连中专的门坎都进不去，你说是不是害了我？ 想不到会是这样，我愣住了。 他见我不说话了，情绪更加激动，说：你已经回城了，有了工作，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我只有回北京才可能发挥我的能力。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可以说是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心，有最丰富的藏书和资料供我参考，不回北京，我怎么可能完成我的巨著呢？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放弃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你是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牺牲是不是太大了？！ 我流泪了，低下头去，无话可说。 你说你没拖累我，不对。为了你，我每年都要花那么多路费，内蒙古那点钱全扔在了铁路上，心里还总是记挂着你，这是不是我的精神负担？ 你一年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说。 你有什么权力这么说？你都不肯放弃工作来内蒙古陪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用了多少时间钻研理论，撰写文章，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而且每回一次家，就花光我全部的积蓄，用什么买书买资料买纸笔…… 听着听着，我更加泪如雨下。我无权再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无意中拖累了他，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心里有无限的委屈，一时却理不清楚。 其实，你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这两年，我与你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这种死亡的婚姻，保留了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咨询了街道办事处——凡是男方有生理问题的，根本不用上法庭调解，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离婚。再说，这两天我跟你爸爸讲了我们之间的性情况。我告诉了你父亲，你的性欲很强，我有病，满足不了你，我不能耽误你，只好离婚，你已经同意了。你父母都表示很惋惜，但是，他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事。他们都懂得婚姻自主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干涉，可以告他们呢！而且，你父母封建思想很严重，都想要你给他们生外孙子。你要是真的孝敬父母，也应该为两个老人想想，赶快找人结婚，给他们生外孙子……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嘴唇一张一合。 我的心像刺进了一把尖刀，涌出殷红的鲜血，钻心地痛。 他怎么可以这样胡说啊！ 余汝明依然喋喋不休地说着，语气咄咄逼人。 告诉你，第一，你必须马上跟我办离婚手续，越快越好。为了支持我写作，你肯为我牺牲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等待回答。我沉默着。 好！沉默就是认可，也就是说，你同意与我离婚了，痛快！但是，我要告诉你，关于写书的事，你必须严守秘密，这是关系到千古的大事。对你的母亲，也必须守口如瓶。你很了不起，为了我的事业牺牲婚姻，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方梓兰就很敬佩你。第二，离了婚，要有人照顾我的生活。方梓兰和小莫身体都不好，你看，她们俩谁更适合我？我最相信你的眼光，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地说心里话，请你来帮我选一选。 此刻，我的心脏快碎裂了。 他却要我为他另选新夫人。 我的眼泪快流干了，心里的血也快流干了，他却沉醉在自己的快乐里，仰望着天花板，不断地自言自语。他说．小莫有才华，就是长得丑，但是他不嫌。不过她太瘦弱了，像是林妹妹，经看不经用。方梓兰呢，像古人说的红颜祸水。她长得真漂亮，迷得咱们十二小队的男知青全都变傻了，一个个以为她跟自己好。她早不是处女了，跟好多男人有关系，像个妓女。不知这家伙怎么想的。把咱们小队的哥儿几个都耍了一遍，现在谁不恨她？说她是狐狸精。其实，她挺可怜的，即使是狐狸精，我也不嫌弃她，她没有生育能力，以后谁会娶她？所以嘛，我这个废物，配她这个废物，正好一对儿。不要孩子就算了，你说呢？长征，在听我说吗？你吃醋了吗，女人就是醋坛子，我就喜欢看女人吃醋…… 他在大谈女人吃醋。可怜的女人呵！ 此刻，我已经不是心酸，而是心碎。 我倒在床上，无声地流着泪。他兴奋地坐了起来，拉着我，让我答应他，马上去找一个男人结婚，他说，听我的话没错，你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办好这件事，这样我才会安下心来，这才算是真正支持我的写作，听到了吗？！他在命令我。 我摇摇头。女人也是人，不是机器，怎么能说另嫁就另嫁呢？我心中的爱情，应该是最纯洁最崇高的。也许，我古板我守旧，但是，我纯情我真心，我不能接受他——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命令。他又说，那你就找咱们小队的人吧，选谁都行，必须明确答复，不然他不会安心，依然要影响他的写作计划。他—一问我，咱们小队的人怎么样。我说，在我和石梅最困难的时候，杨亦森借给我们牛车，他真是个好人。余汝明说，那你就马上给他写求爱信。我问，为什么要写这种信？他说，你必须写，只有拿到了你的这封信，我才会安心去写作。你想想，现在最影响我完成那部巨著的人就是你，只有解决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和方梓兰的问题。你忍心看着我写书时没人照顾吗？我会废寝忘食地写作，必须有人照顾我呀！ 哪儿有女人给男人写求爱情的，我说。 这才叫女性解放，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不仅要写，而且一定要发自内心，写得让他同意才行，否则将会误了他的大事。他找来纸和笔，摆在我的面前，执拗地催促我。我痛恨自己的脆弱，痛恨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从对他一一具有远大抱负的“共产主义者”的迷信中觉醒，挡不住步步相逼，写下了一封令我蒙羞一生的文字。写罢，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点点头，放进衣袋里，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翌日，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婚姻办事处，了断了这段磨难了十年的婚姻。他的医生证明果然管用，没费口舌，就办好了离婚证。我们在上面接下指印时，我觉得心脏都在痉挛。他摇摇头，重重地叹息，一脸悲苦的样子，说：好像杨白劳的卖身契呀！听了这活．我的心又像冒出血来，好痛呀！他拉着像木头一样的我回到了家，向我的全家人展示这张耻辱的证件，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从此，全家人对我反目。父亲尤其严厉，说：因为别人有病就这么抛弃，是不道德的，太不像话了！他以老军人的锐利目光，冷冷地盯视着我，像一把钢刀刺进我的胸膛。我最受不了的是父亲深深的失望和悲伤，那一刻，我真正是虽生犹死！ 父亲啊，您的女儿心里好苦好苦，但是不可以说出来一一余汝明要为国为民办一件大事，要写一部重要的巨著，所以，我服从了他的一切愿望，牺牲了自己等待多年的婚姻。余汝明要我保密，我不可以为了自己的清白而失信呀。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远见、有个性的人，中国需要他写出好的著作…… 从此．全家人都以鄙视的目光看我，我的心难过得像是碎成了粉末…… 余汝明临回北京时，让我交出他全部的信件，逼着我烧毁，说是了断后顾之忧，还嘱咐道，以后他的来信也要焚毁，以防给人可乘之机。望着这些信在火苗中化为灰烬，我背过脸去。多少个夜晚，这些信贴在我的心口上，带着我的体温留有我苦恋的斑斑泪痕，更有我寄托了一生的梦想。呵，烧吧，烧吧…… 余汝明看着我悲伤的背影，轻声说：长征，我的心跟你一样悲痛，可是，我们是革命者，要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要勇于自我牺牲，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者。革命嘛，总是会付出代价的，懂吗？这牺牲不仅仅是牺牲生命啊，能牺牲爱情的人更高尚，更伟大，更光荣。你就是这样的女性。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就是你最亲的亲哥哥，今后咱们还可以来往，只是改了称呼，叫我哥哥，哥哥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妹妹的。 我哽咽着，傻傻地说：哥哥以后还要给妹妹写信，好吗？我没有你的信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他一口答应了，说：妹妹以后结了婚，哥哥会来吃喜糖的。我说，你存我这儿的四百元钱，我一分没动，取出来还你吧。他说，你留着，以后我还有用。我说，现在就拿走吧。他说，我以后还会来的，等你结了婚，作为哥哥我当然可以看妹妹，那时我照样来你家住，你要告诉我，你的新丈夫床上功夫怎么样，讲给我听。新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如果病好了，你还得给我用用，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多过瘾。听了这话，我心里震了一下，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太出格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联想他的过去，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得出来就会做得出来，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恐惧。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真的了解他吗？无论是对待事业，还是对待人生，他充满激情地说过那么多理想主义的话，还说要永远改造自己，牢牢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切如果是真的，他就近似神圣了，可是，他不像圣人，而且，我害怕我的未来。 我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站台上，望着蜿蜒远去的铁轨，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一一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离婚事件震动了我的单位。 我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飞短流长。 当时，中国的离婚事件，比国家大事更引人注目。离婚让我饱尝了冷眼和流言的苦头，我感到被家人和同事冷落了，连临时工们也可以鄙视我的人格。我想，这普天之下，只有遥远的汝明哥哥最了解事实真相，我一片真心能对天。 余汝明来信了，询问我的现状，让我毫无保留地讲述我的家人、同事对我的态度。我如实相告。他在回信中安慰我，称我亲爱的妹妹，每封信的落款都自称想念你的哥哥，他说他会永远是我的好哥哥和好朋友；还说，可以看出咱俩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一如既往，没有因为这些事对我们有何有关道德品质方面的指责……谁能理解我的幸福呢？只有你，你会因为我的幸福而得到宽慰的……每次看到信，我仍像从前一样激动，这么多年，我不就是读着信过日子的吗？我渴望读到他的信，可是，他临走时说的话一直让我感到恐惧。一旦我有了新的家庭，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将成什么人了？这个新家庭还是家庭吗？对得起新丈夫吗？他一次次催促我快找对象，快结婚，并且在左下角总是标着一句话一一看完烧掉。开始，我真的烧掉了；后来，竟然又舍不得烧了。我心里清楚，他催我结婚，就是想尽快与方梓兰结婚。我将他存在我这里的四百元钱和牧民、知青们在我们结婚时送的被面全数寄给了葛温温，托她转给余汝明，以表示对他写作的支持。自从与他离婚后，就隔绝了与北京同学的往来，只有葛温温还有信来，她安慰我，每一封信都成为我的宝贝，我一直珍藏着。她告诉我，已经将这些钱、被面交给了余汝明，她看见这些东西，心里不好受。她都不好受，何况于我，当我去邮局寄这些被面时，心痛得不能自己。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与他脱离经济关系的意义——不仅仅是表达对他写作的支持，下意识里也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今后生活的滋扰，否则，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只是，我依然盼望他的来信。许多年来，我在盼信、读信中生活，读他的信，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又有一段时间不见他来信，我心里有些失落，便写了信去，催他回信。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来信了，很厚。我激动地拆开信，看着看着，手颤抖了，我惊呆了，心被撕碎了，泪如泉涌。 余汝明在信中说，从此断绝一切往来！ 他说，长征，你完全变了。你只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是一个发情了的贵族小姐，你根本配不上我。你是卑鄙小人，我有了病，你就残忍地抛弃了我。我，我们北京的全体同学们一致谴责你的行为。你恬不知耻。你不过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荡妇。你的全家人也都看清了你丑恶的嘴脸，大家都看不起你，所有的人都不会再理睬你了！你是特权阶级的人，你单位的人自然孤立你，疏远你。文旭是出卖你的人。你不可能再获得任何人的同情。你再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了。你写给杨亦森的亲笔信在我手中，这就够了。你这个没头脑的白痴，快去找个男人过日了去吧，别来干扰我的生活！ 这封信比以前的信都长，密密麻麻，写了整整的好几页，写满了极恶毒的语言，一字字，一句句，像万箭穿心，痛得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等啊，盼啊，为他伤心，为他历尽艰辛，为他几乎付出了一切……等来的是什么呢？我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肠才能写出这样的信呢？这封信彻底焚毁了我头脑中可悲的美丽童话，也彻底摧毁了他真理化身的形象。真实在哪里？真诚在哪里？真理在哪里？ 我心中的天国坍塌了。 当年，余汝明用尽心思追求我，便称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丽达，浑身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气质，说是只有娶了我，他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今天，他不需要我了，我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好坏与是非，全在于他自己的好恶与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被上神圣的外衣。尤为可怕的，是他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设下陷阱，用尽心机。 我挥泪写下了一封抗议的回信，从此，正式结束了这历尽坎坷的十年关系。 我开始品尝自酿的苦酒。 他为我布下的陷阱生效了。全家人鄙视的目光包围着我，天天刺痛着我的心。我无权说什么，在父亲病危时，我残忍地拒绝了他的忠告，并同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去与他结婚。这是咎由自取。痛也罢，怨也罢，哭也罢，一切都太晚了。我最珍惜的一切，都被他撕得粉碎。现在，巴音淖尔的知青都已远离我，我什么都没有了，像被暴晒在烈日下，任凭风吹雨打…… 每天，我都在内心的痛苦中挣扎。我想起了江城还有一个当年的同学。我想找他说说心里话，得到一点排遣和解脱，于是，冒着酷暑，搭上江轮去了。他是余汝明的朋友，一心钻研业务，很厚道。我想，他一定会公正的。不料，他们夫妻俩见了我十分冷淡，目光里含有蔑视。我明白，他们也被余汝明做了工作。我知趣地告辞了，水都没喝一口。烈日如焚，似乎要将我晒成鱼干，我疯跑着，心里充满了绝望。我坐在回家的轮船上，望着滔滔江水，一任热泪奔涌。现在，再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我了，所有的人都被余汝明蒙骗了。他可以离婚，可是为什么要使用这样深的心机呢？一位老伯伯一脸恐慌地看着我，坐立不安。他起身走开，一会儿又踅回来，身后跟着一位拿着救生圈的船员。船员好心地守在了我的身边。那位老伯伯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误解了我的眼泪。 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了解我了，一切都被颠倒了，我百口莫辩，连疼我爱我的母亲也鄙视我，也许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了…… 春节到了。这是一九七八年的春节。 全家人正在喜庆佳节。窗外，爆竹声声，客厅里，荡满了欢笑，而我却独自躺在床上，任泪水缓缓爬满脸颊。我忽然想起了林黛玉，她在贾宝玉大喜的日子里绝望——我懂了她当时的悲伤，懂了她为什么心痛而亡，也懂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内涵。然而，我更不幸的是从里到外都被他弄得污浊不堪，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我曾经洁白无瑕，曾经被人们称为太纯洁，现在不仅仅失去了一切，而且已经无颜见人了。置身在世人鄙视的目光与世俗强大的压力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孱弱与无望，我单枪匹马，再也承受不住了。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的结局就是我的未来。人们充满鄙夷的笑脸浮现在眼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忍辱偷生，不如一死！突然，我的大脑里全是空白，一时，室内的各种物件，大厅里的笑声，都变得遥远而模糊，我不再哭泣，不值得！我跌跌撞撞地下了床，朝着墙壁轰然撞去，顿时，眼前金星四溅，一片黑暗，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悲伤——什么都没有了！ 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叫我。 是妹妹。她将我从地上扶起，连抱带搀地弄上床。我觉得自己像木头，手脚不听使唤。我仰卧在床上，无动于衷地听妹妹唠叨。她说，你这是何苦呢，撞了墙，撞成了脑震荡，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呀，蛮聪明的人，撞傻了划不来呀。就是撞死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想不开的？当初，大家劝你，就是怕你嫁给这种人，担心有什么后果。既然是自己愿意，就要敢自己承担责任。自杀的人最不聪明……我的心已经痛得麻木了，脑子里昏昏然，也没有精力争辩，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我不再需要双人床，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床被搬到了最小的一间屋里。双人床竖在墙壁上，支起一张小单人床。我坐在上面，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任人们改变着我周围的一切。 春节过后，我便上班了。 我不会因此而休息。我发现走路很困难，从前二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走了很久很久。每移动一下腿，都觉得那么吃力，头部肿得很高，昏昏沉沉，全身都在疼痛。我到了单位，强打精神，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依然被同事们觉察出来了，问是不是生了病。一个多星期以后。身体渐渐恢复，这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为什么撞不死呢？是石灰墙不够硬，还是力量不够？死也不易啊。听了妹妹的劝说，再撞墙就犯傻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为什么要栽在这条小河沟里呢？ 正当我的灵魂痛苦地挣扎时，父亲的一位老部下来了。父亲让我陪着这位早已当了导演的叔叔谈话。他是电影《怒潮》的导演之一。因为这部电影，主要导演被迫害致死。他本人住在牛棚里，家被查抄，妻子受到牵连辞世。但是，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此次见到父亲，他激动非常，他说二十多年了，最有感情的还是当年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深深地怀念那种纯真的感情。他不停地说话，这么多年了，他小心谨慎，不敢讲真话，怕因言获罪，只有在老领导面前说话才毫无顾忌，多少年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是，却像年轻人一样谈人生，谈理想。他告诉父亲，要在有生之年，拍下数十年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目前，正筹拍《西安事变》。我默默地替他夹菜，听他述说。他的经历和理想震撼了我，同样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他却是那么坚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而我却悲观，自杀，失魂落魄。相比之下，我惭愧不已。想想自己，曾经是那么充满朝气和理想，现在却是这种模样，甚至茶饭不思，房屋不扫，室内布满了蛛网和灰尘，就像《孤星血泪》里那个新娘，形容枯槁地守在停摆了二十年的时钟下，默默地等待，一任最宝置的生命流逝，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负心郎。我不也是这样吗，没有活力，如同行尸走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像这位导演叔叔一样去直面生话。 我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必须振作起来，认真地活着…… 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这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精神，只要活着，就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还年轻，刚刚二十八岁，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要珍惜自己的未来。 我知道，我用生命付出的一切牺牲，换来的只是一场骗局，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弄清骗局设计者的真实情况，在今后的人生里真正反省和解剖自己，思考那七八年里发生的一切。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的生命，应该为更多的尚未被摧残成残花败叶的生命着想——怎样少一些盲从、迷信、软弱，多一些思想、洞察与独立的精神，少上当受骗，甚至不再上当受骗。 在榜样的影响下，我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了。 我又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我有幸成为一位生物工程专家的助手。在试验室的工作台前，我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如痴如醉地往返在大大小小的试管、试剂、仪器的丛林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余汝明终于等不及了，匆匆与方梓兰结婚了。 这以后，迫于环境的压力，我也草率地结婚了。为了避开余汝明设置的陷讲，我没有按照他的说法找人，因为他在信中说他到处散布、制造舆论，说长征回城就变了心，是一个地道的女陈世美，是冬妮娅，她抛弃了贫困交加的丈夫，贪人钱财，找了一个军人，又说找了一个高干子弟结婚。他知道社会上反感高干子弟，他便故意这样说。他是想用社会舆论置我于死地。他差一点儿就达到目的了。我没有死，我从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和羞耻中挣扎了出来。在此期间，我一次次拒绝了亲友们为我介绍的对象，是为了避免与他散布的舆论重合，尤其避开男性特征明显者——因为余汝明散布说我是为了满足强烈性欲。 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同意与一个家境贫寒，本人瘦弱的纯劳动人民的子弟结为夫妻。 我的婚姻明显地受着他的制约和影响。 为了不落入他制造的舆论圈套，就这样，我与一个没有思想感情基础和任何物质基础的人结了婚。他没有给我买什么东西，倒是我为他织了一身毛衣毛裤。他抱了一床新棉被过来，便算成了家。我想，谈什么恋爱呢，搭帮结伙过日子吧，没有感情慢慢培养好了。我决心与这陌生的男子共度余生，碌碌劳作，养育后代。我也不过是一名平庸之辈而已，与大家一样，就这么混着过吧。 我的不幸经历，使我厌恶一切假仁假义的大小政客。他们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要利用、欺诈、坑害，甚至置于死地，他们会真的去爱天下百姓并且为百姓的幸福而献身吗？他们喊着最动听、最美丽、最革命的口号，从头到脚都罩着童话般的光环，其实，他们从来都口是心非，从不相信这些口号。他们真正做的，就是利用这些口号，制造事端，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目的。我只想默默地做些实事，平平静静过日子。我为这个陌生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少言寡语，面无表情。我也找不出话说，我们如同哑巴夫妻般地生活着。我常常忘记他的长相…… 我常常加班。晚饭后，哄孩子睡着了，我就去试验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突然想起——今天是孩子爸爸上夜班！我急匆匆奔回家里，扑进漆黑的卧室，开了灯，却发现孩子不在床上！她小小的身子半吊在沙发上睡着了。她是从床上掉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因为不会走路．爬到了沙发旁，身子太小，爬不上去，便哭着吊在沙发边上睡着了。冬夜里，她小小的身子冻得冰凉。我将她抱在怀里，抹去稚嫩的脸蛋上挂满的泪迹，心疼万分。我把她紧紧贴在心口上，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自责着，我不是一个尽心的好妈妈。 第二天，邻居们批评我，为什么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锁在黑屋里，她醒了害怕，整整哭了一个多小时。邻居们在门外转来转去，束手无策。那时，谁家里都没有电话，人们听见她哭着掉下床时的惊叫，“呀呀”地哭喊，都揪着心……我就更内疚了，独自流了许多眼泪。我发现自己现在变得很爱哭，没有在草原时那么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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