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村纪事——(十七)赖书记
作者:郑亚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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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村纪事—— 赖书记 红村人绝大多数都姓赖,所以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都姓赖。 党支部书记叫赖克绍,是一位复退军人。我们插队时,他不到40岁,一家5口,3个孩子。 老实说,一开始我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因为他坚持要把我们7人拆开,分散到2个生产队,以致于刚来的那天晚上,双方僵持了很久。显然,他对我们不了解,是有所戒备的。也许是我们之后采取尊重、协商的态度使他看到我们的真诚,从此,他对我们便由戒备到信任,直至关心爱护。现在想起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对抗的态度,以后可能就难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了解到他是解放初参军的,是军分区独立营战士,参加过在本县的剿匪战斗。他说,有一次,他们班外出执行任务,途中受到土匪的伏击。土匪人多,他们被包围了,坚持一段时间后,子弹、手榴弹快打光了,本以为要““光荣”了。危急时刻,部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是骑兵,当时县城附近驻有骑兵,都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战刀,呼啸而来,土匪一见都吓跑了。如果不是骑兵,那天我们就完了。”他说,剿匪斗争结束后,他入了党,部队准备将他“提干”,他却谢绝了,要求复退回家。“我是个恋家的人。”他说道。 后来我想,他的这一经历决定了他以后的为人:因为在部队这个熔炉锻练过,所以有好的作风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因为没有政治“野心”,因而在那个年代还能坚持实事求是,不会极“左”;因为恋家,所以对家庭负责,不会做出格的事。赖书记在我们公社的大队书记中,据说威望是最高的,自从红村大队成立党支部起,他就担任书记。 说他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虽然各种运动他无法抵制,但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记得在红村期间,我们只参加过一次批斗会,那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批斗一个聚众赌赙的家伙。就是发生在运动期间封存在大队部里的“菩萨”被盗事件,公社和工作组布置追查,最后也不了了之,没有“七斗八斗”,冤枉一个人。 我们7位知青中,有两位家庭出身属“黑五类”,赖书记从不歧视他们(招工是另一回事,他也无能为力)。上山时,我父亲还是尚未解放的“走资派”,赖书记当然知道这一情况,可他不把这当回事。有一次,县文艺宣传队到我们大队慰问演出,我的“事迹”居然被编进演唱节目中加以表扬,令我很羞愧,我觉得我并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我知道是赖书记向他们提供的材料,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赖书记隔一段时间就到我们集体户走走,关心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次他来时看到我们吃的菜告急,回去后他爱人和不少农民便送来许多青菜、咸菜、笋干等,帮我们度过了难关。我们知道这是赖书记发动的。 赖书记有一支鸟枪,装火药的那种。农闲时,他有时会提着鸟枪,对我们说,走,打山鸡去。山鸡一般都藏在灌木丛中,赖书记说,打山鸡动作要快。他的枪法很准,每次都有收获。打下的山鸡他不往家里拿,都是让我们带回集体户美餐一顿。 当然,对大队、对赖书记交给我们的任务,比如办夜校、办宣传栏等,我们也认真做好。插队期间,我们从未给大队制造过任何麻烦,从未同当地农民吵闹或打架过。 最难忘的是我被招工要离开红村的前一天。那天傍晚,我听到村里传来杀猪声。不久,就看到赖书记、大队长提着一大块猪肉和一些内脏来到我们集体户,说要为我饯行。原来大队特意为我杀了一头猪!感动之余,我到小卖部买来酒和烟。那天晚上,不会喝酒的我醉了…… 离开红村后,很长时间我无回去过,只是与赖书记有电话联糸。90年代,听说他从书记岗位退下来了,我邀请他和新任书记到我工作的水库玩(大队长己去世),我说我好好陪你们几天。他答应了,可临行前却因病未能成行,不久就传来他不幸辞世的消息。 我很庆幸,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能遇到赖书记这样一位农村好干部。 我很遗憾,在赖书记生前,我们没能再见上一面! 值得欣慰的是,我和赖书记的儿子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我们上山时,他才10岁,如今也已50出头了,在县城工作。前些年,我们见面时,他说,我爸不在了,可我们还要像亲戚一样走下去,这也是我爸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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