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

 不识愁滋味到初识愁滋味

档案上，父亲填写的籍贯是江西省南昌市。多年来，他却极少提起家乡。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的出生地不在江西而是广州。1907年，祖父在广州财政厅做幕僚时，祖母随夫客居它乡，最小的儿子于12月27日出生在广州任上。其时，祖母三十八岁，已有了四个儿子。但多子多福，对老五的出生做父母的还是高兴。这第五个儿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未满一岁时，恰逢祖父卸任，全家人旋即随其返回南昌的太祖父家。那以后，一直到读大学，大多数时光他都在南昌度过。他在那里长大成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又在那里搞过民主运动。可以这样认定，他的一生如果曾有过些许辉煌，那也只能是在南昌城内。

（一）

1911至1912年是父亲开始记事的年龄，正赶上载入史册的辛亥革命。隐约记得，有一晚听到过枪炮声，大人们忙乱了一阵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没多久，大他将近二十岁的堂哥因为被剪去辫子而嚎啕大哭。堂哥认为，没了辫子就成为了秃尾巴鹌鹑，太难看，只怕将来找不到媳妇。满清政府垮台留给他的印象不过就这么一点点。

故里与辫子有关的还有一位名人。1923年，下野的张勋曾在南昌象山南路高升巷西侧建过一座公馆，被当地百姓称为“辫帅府”。“辫帅”几乎可说是南昌人，因他的老家离南昌颇近，就在奉新县的赤田镇陶仙岭。1917年，护着脑后辫子的张勋曾带领三万“辫子军”直闯北京城，奏请溥仪复出皇位，但复辟政权仅存14天就以失败告终。

张勋与堂哥的护辫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堂哥最多成为家人的笑柄，张勋则演了一出历史闹剧。

父亲记起的事情还有全家人一起到沽塘镇。祖父那时走马上任，去做税务局长。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想做官就要明码标价，已不需犹抱琵琶半遮面。家里跟省财政厅长有些关系，遂花钱为祖父谋了个小地方的税务局长，地点在江西吴城县沽塘镇。镇虽不大，却守着鄱阳湖，是商船、渔家的必经重镇，因此有必要设立税务局，为的是收取来往船只的税款。

祖父手下有十几位专管收税的，家里另有两名炊事员和一个保姆，共二十余口，都住在税务局内，分上下房。除派手下收钱，按季往省里交纳，平日无甚事做，祖父的活动就是整天与电报局长、银行行长（当时叫官钱局长）打麻将。常是三缺一，他遂叫父亲的姑父——税务局的文书填空。

不到五岁的父亲那时被下人称作建少爷，生活相当优裕。但他的喜怒哀乐也只比动物高明一点，饿了想吃，冷了想穿，并不觉得生活有趣。哥哥们都比他大许多，就连四哥也比他大着四五岁，他们都不愿哄着他玩儿。他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屋外孤独地跑来跑去。因为是最小的儿子，父母和下人自然骄惯些，他当然很是任性调皮。想不出别的法子玩儿，就常闹着让下人去买肉包子，也不怕吃饱了饭把肚皮撑破。包子皮薄肉嫩，一个铜板买一个。他只要随手一摸，就能在家里抓到一把铜板。记忆中，家里到处都丢着铜板，祖父的书房里有，抽屉里有，甚至地下也是……多到了懒得捡的程度，也只有他这种小孩子才不惜弯腰，拿了铜板买香喷喷的大包子，只为消磨时光。

祖父只干了一任。税务局长是个肥差，后面早有人眼睛瞪得铜钱大，时刻准备取而代之。那以后，家里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有诸多张着的嘴巴，祖父不工作只能坐吃山空。卸任后，他将全家送回南昌太祖父家，自己则远赴东北，到一家银行去做小职员。时间是1912年的下半年。

1912年10月26日，孙中山来到督军李烈钧占领的南昌，秘密与李商讨建立讨袁大本营之事。据说当时的情景是万人空巷，只为一睹国父风采。因为年岁尚小，父亲当然错过了这一伟大时刻。他没有孙中山来南昌城的印象，只在稍大以后听别人讲起，不由心向往之，可叹自己晚生了几年。

不知是大人们娇惯父亲，还是孩子太多，干脆把他读书的事情丢置脑后。那时的南昌还没有洋学堂，读书只能在私塾。而他直到七岁还未入学，几乎目不识丁。每天一放下碗筷，他就跑出家门，去跟邻居的孩子鬼混。

城里有个东湖，湖水并不清澈，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有人在湖上撑船。花几个铜板，他曾经乘过几次这样的船。低头看着脏兮兮的湖水，脸上便冒出汗来，并不觉得好玩，后来便懒得再去了。

东湖上有个百花洲，上面有座省立图书馆。可当时他还太小，没有读书的兴趣与愿望，只从门口往里张望过，并没有想进去的念头。

他还去过离抚州门外十几华里的道观青云谱，这是南昌很有名的风景区。他只糊里糊涂转了一圈，里面有什么景物基本没有印象。只因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沁人的花香阵阵扑鼻，他才记住了那里有许多桂花树。再有就是听见在里面逛的大人说，这里有八大山人的字画。至于八大山人姓甚名谁，当时也不甚了了。以后读书，才知他的本名叫朱耷，是明宁王朱权的后裔，这所青云谱道院就是他修建的。他是清初的书画大家，对后世的书画有着极大影响。

家里最早的宅院在上营坊。虽说家里除父亲外全都识文断字，但老屋内仍弥漫着一般迷信人家的烟火气。除初一、十五敬天地、供祖宗外，还特别要给“太仙”上香，摆放几盘吃食。所谓“太仙”，亦叫大仙或狐仙。大人们一直传说因为房子老，里面住有狐仙。当时阁楼上不能住人，只放不用的东西，经常听到动物在上面跑得嗵嗵响。父亲曾大着胆子上去看过，楼板上有清晰的硬蹄子印记，那分明不是猫的。记得有一阵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房间不够住。父亲的两个哥哥初生牛犊不怕虎，主动提出到楼上去睡。一天早上起来，大哥对父亲说，夜里好像有个黄狗似的东西睡在他身边。大哥人最老实，从来不会撒谎，所以，父亲对有狐仙这件事深信不疑。

那时，基督教在南昌已有相当势力。老家附近就有座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妇幼医院。内有四五栋洋楼，一座教堂，其建筑风格与南昌城的土建筑迥异。特别是那座大花园，无论规模还是生长的植物在南昌都独一无二，许多美丽的观赏植物父亲根本叫不出名字。因为距离家近，他经常跑去那里，在花草茂密的灌木丛中钻来钻去，或是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疯跑。当身后带起一股挟着草木香气的风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简直棒极了！

教会还有另一样特别好处。院长是位美国人，一个没结过婚的老小姐，大约六七十岁，大家都称呼她郝小姐。郝小姐为人十分和气，经常把老太太、小孩子们叫去布道。什么人生来就是罪人，耶稣的宝血洗涤了世人的罪恶……这些父亲根本听不懂，也没兴趣听，他的兴奋点在郝小姐的糕饼上。也许为吸引更多的人吧，每逢西方的节日，她就让人做一些精美的西点请大家品尝。这些点心不但好吃，做工还相当考究、精美。不吃白不吃，他经常跟着一帮孩子往教堂跑，不为别的，只为蹭吃蹭喝。

后来，在东北做幕僚近两年的祖父终于回家，带回积攒的钱及一盒盒人参。人参大部分送礼用了，其中有的用糖腌渍过。父亲从小爱吃甜食，感觉那味道真是不错。他不懂得这是补药，偷偷将剩下的人参一根根塞进嘴里嚼着过瘾。结果，有一天早晨他醒来时，鼻子里流出的血把枕头都浸湿了一大片，只觉得口干舌燥，五脏六腑像点着了一把火。

请了郎中来看，一摸他的脉，不由叫起来，哎呀，这是虚火攻心！建少爷吃了什么？

知道是糖参吃多了，老郎中晃着脑袋说，幸亏建少爷的身子一直弱，要不可就有性命之虑啦！

吃了好几剂老郎中开的药，总算把参火泻了。

自祖父归家，全家人住在两间老屋里显得愈加拥挤。既然经济状况还可以，祖父就在毛家桥租了一栋大房子，领着一家人搬了过去。

祖父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他打算在家里歇息几年，暂时不准备再走南闯北，去为生计拼搏了。

当时的南昌被北洋军阀占领，由督军兼任省长。那不过是一介武夫，北洋军的一个师长而已，却威风耍得紧。毛家桥离省议会不远，是督军去省议会的必经之地。督军经过此地，必定戒备森严，沿途密布岗哨，一个个扛着枪，瞪着眼，一副要杀人的架势。因附近的老百姓一律不许开门窗张望，自然就没有见过督军大人尊容的运气。他们只见过挺着将军肚的团长上下班经过，坐在四人抬的大轿里，威风凛凛。就连营长也是下巴翘到了天上，整日带着马弁在街上溜来溜去。有个营长的兄弟不过是个农民，也跟着狐假虎威，买东西少给人家钱，有一次甚至在商店逞凶打人……父亲人小并不知道害怕，只觉得这些人狐假虎威，心生厌恶。

他已然记不清当时玩伴的模样。模糊的记忆中仿佛家的后面有一条河，河边长着茂密的竹子，天暖和时竹是翠绿的，天冷下来，竹的脸也逐渐变黑，摇身成为青绿。河上有一座竹桥，大约毛家桥即以此命名吧？桥已相当破旧，风一吹，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天不怕地不怕的伙伴们常在风起的时候跳到桥上，大张手臂，尖声喊叫，摇摇篮呦，摇！

他虽然爱动，也许是从小体质比较弱的缘故，一直比较斯文，不敢做这种摇摇篮的举动。只是看着玩伴们好生羡慕，瞧人家多自在，多勇敢！

哥哥们（伯父）上学需要不少钱，祖父从东北带回的钱逐渐花光了。家里虽还有佣人，但家境眼看着一天天衰落。为节省开销，只好把毛家桥的房子又退掉，全家又挤到老屋去住。好在二哥（伯）长年住在外婆家，还不至于太拥挤。

1915年，回到老屋的父亲已快八岁，祖父终于想起来，不能让他再继续打混，遂叫他与四哥（伯）一起去私塾读书。

教他们的是一名湖北人，据说是位老秀才。印象中，那秀才租住的房子特别破，地域不但偏僻，还是烂瓦泥糊、东倒西歪的几间平房。同住的有妻子及三四个孩子。在一间比较大的堂屋中，放两张没有油漆的木方桌，几条旧长木凳，就算学馆了。学生仅有四位，除父亲与四哥，另有两位同伴。每人每月只交两块大洋。学生就算齐全，老师一月的收入也最多不过八块，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付了房租不够伙食，有了伙食欠着房租，困窘可想而知。整天饿得肚皮瘪瘪的，自然没有精神，教书也只是滥竽充数。

父亲从没见先生笑过，也没见他发过脾气，脸色总是黄中透绿，说话有气无力，想是严重的营养不良，连发脾气的精力都没有了。先生每天只读一两段书，也不问学生懂不懂，更不要求学生背诵。大家也就乐得自在逍遥，根本不记他读的是什么鸟段子。

半年之内，两个同伴觉得学不到东西，不来了。

没几天，又发生了一桩惨事。四哥突然得了痢疾。请来的郎中大吹特吹自己医术如何高明，保证药到病除……虽然不断变换方子，但四哥到底还是死了。全家人都很伤心。四哥不但长相出众，而且异常聪明，又特别懂事。父亲难过极了。老师从来不给他讲书，一直是四哥回家给他讲。今后，再不会有人陪他去那无聊的私塾，更没有人耐心给他讲书了。从那以后，他不再相信中医，也不再肯吃任何中药。

学生只剩一个光杆儿，穷秀才拿他交的学费光买米也不可能填饱一家人的肚皮，他只好关闭私塾，带着全家回乡另寻生计去了。

长辈们都还在为失去四哥而悲哀，没人顾及父亲的读书问题，他又开始了家里家外的打流生活，那时的玩伴是比他小三四岁的他五叔。五叔虽没正式开蒙，但祖父闲时会遵从太祖父的意思教他些中文。边学边玩儿，机灵活泼的五叔也记住了不少。

打混期间，有件事记忆深刻。大约1918年，他十岁左右，康有为(康南海)到南昌来讲学了。鼎鼎大名的康南海能屈尊到偏僻的南昌讲学，自然成为该城的头等大事。街谈巷议，一时热闹非常，鼓动得他这个小孩子也生出无穷的好奇心来。没跟大人打招呼，他一个人激动地跑到了讲学所在的佑民寺。

提起这座寺院，在南昌也是大大有名。南昌有句俗语，南昌穷是穷，还有三万六千斤铜，指得就是这座铜建寺院。佑民寺在东胡边上，小时侯大人带着他到三道桥菜市场买菜，那里属于必经之地。经常往返的多了，他当然对这条道路非常熟悉。

由于兴奋，他是一路小跑去的。都是土路，等他灰头土脸赶到佑民寺时，已是人山人海。只看见眼前人头攒动，他根本瞧不到南海先生的模样。声音倒是听真切了，可惜讲的是广东话，他一句都听不懂。虽说如此，因为曾接近过有名的南海先生的气息，这在他平淡无聊的生活中毕竟是桩大事，令他兴奋了好多天，甚至一生不曾忘怀。

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开始。在街上跑的时候，他看到了北京的大学生到南昌来宣传新思想，特别是号召抗日，反对二十一条。这些大学生看来家境都很优裕，全都梳着油亮的西洋头，身着绸布长衫，有的外面还套着件华丽的丝绸背心。那些大道理他听不大懂，只觉得这些学生颇有派头，令他这小混混十分艳羡。

那时，他最常做的事情是溜到老屋旁的菜园去玩。那一亩多的菜园地是属于他四叔的地产。家里都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早将园子租给了一李姓人家。李家几代人一直经营着这块菜园子，有四五个儿子，还有好几个孙子。父亲和他五叔经常跟李家的小儿子及孙子辈玩儿，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李家老二。老二已经二十多岁，早过了玩的年龄，也没有资格再耍，喜欢他的缘故是他特别会讲故事。他总是一边卖菜或整理菜地，一边给他们讲《说唐演义》、《七侠五义》……里面的故事，他们听得如醉如痴，自然就成为了他的跟屁虫，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农忙时节种大蒜时，他们曾帮着把一瓣一瓣的蒜种到地下；翻地时，也曾帮着将地里的石子捡出来。李家的孩子是劳动，他们是跟着玩儿。这种时候还有别的好处，李家的大人会买点心犒劳他们。像油饼、烧饼之类，不过一个铜板一个。父亲吃得特别香甜，觉得比家里的零食好吃得多。

父亲与李家的小儿子年龄相仿，能玩到一起。有年冬季，两人一起去山上打柴草。一路拉拉扯扯，玩起了摔交的游戏。不知怎么用到了巧劲儿，父亲竟把李家小儿的胳膊扭脱了臼。那孩子并没感觉到疼，还笑着对他说，嘿，手怎么掉下来了？

父亲脸都吓白了，不知道怎么办好。正巧有个过路的大人看到，嘴里说着不要紧，一边将大手在李家小儿的胳膊上一按，手臂就复原了。父亲松了口气，觉得这人真有能耐。两人继续往山上赶。捡完柴，说笑着转回菜园。李家并没为此事与父亲计较，对他一如既往。

回忆漫长的一生，在李家菜园消磨的时光，是最无忧无虑的；若说儿时他有过朋友，除了他五叔，李家老二与小儿子就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不叫他建少爷，而是直呼其名。

这样的日子永远找不回来了，只留在苍老的记忆中，悠远悠长，像随岁月增长弥足珍贵的古董。

（二）

父亲的原籍其实不在南昌城，而在边远的遂川。祖上仅留二十亩田，房产早被太祖父让给了在老家的兄弟。若靠这几亩薄田养家活口，只能过相当贫寒的生活，这就是父家男人为什么一直在外做事的缘由。

1921年，祖父已五十八岁，在省城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他于是到遂川活动，想竞选省参议员，若选上了，将会有一笔津贴，等于有了工资。但竞选是需赞助和资金的，祖父的公关能力有限，资金更是捉襟见肘，结果当然是落选。

落选后的祖父决定留在遂川，在那里谋了个左安逢源小学校长的位置。父亲那年与祖父一起回乡，这样他既能上学，日渐衰老的祖父也好有人陪伴。

祖父任教的是所初级小学，学制为四年。麻雀虽小，五脏具全，学校有三十多位住校生，并雇有炊事员。祖父除当校长还兼教国文，另外有一名前清秀才教另三个班级的国文与全校的美术。穷乡僻壤也受到新时代浪潮的冲击，课程居然设有外语与算术。两个前清秀才连白话文都教不好，当然无法胜任，因此另聘了一位吉安商业中专毕业的老师。该老师三十出头，比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不像秀才们爱穿长衫，口中尽是新名词，如革命、民主之类。可孩子们基本听不懂。总之，这所学校的师资平平，也学不到多少适用的东西。

说起这些学生，则更具一番中国特色。父亲已经老大不小，奇怪的是班里的学生竟个个比他大，有的已经二十冒尖儿。大多数学生都做了老子，嘴巴上下已经长出胡须，离不开剃刀。每天回到宿舍，差不多个个手里攥着水烟袋，坐在床上闲聊家中的老婆孩子，根本不谈学习。寻常人进入宿舍，准会以为这是农民和商人坐在床上乱侃大山呢！混在这群人当中，父亲自然提不起学习兴致。他的学习成绩虽比他们高出许多，却也不以为荣，终日无精打采，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这所学校的开支主要来自大地主、乡绅们的捐钱、捐粮。至于住校生的伙食费则需自己筹备。穷人的孩子当然上不起这所学校，学生清一色是地主子弟。他们每天跟校长一起吃饭，顿顿有鱼有肉。

时间过于久远，学的什么父亲已经完全忘记，只记住了遂川的金橘非常好吃，还有就是那里的竹席。天气炎热时节，人睡在上面，仿佛有丝丝凉气冒上来，这就是它远近闻名的原因吧？

深印在脑海里的是学校四周的风景，简直美极了！遂川离井冈山较近，属于南岭山脉。学校四面环山，抬头远眺，是红青色的山脉绵延起伏。红色，是江西特有的土色；青色，是山上种的茶树与翠竹的颜色。常见云海在远处山顶若隐若现，有种悠远深邃的意境。校园右侧有条小河，水流湍急、细小，由山上蜿蜒流下。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小鱼在里面遨游嬉戏。学校的操场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只见绿草茵茵，骡马成群，牲口在草地上或立或卧，戏耍栖息，一派自得其乐的田园美景。小学所在的村落还种有大量茶树，茶叶泡茶清香可口，茶名却古怪得紧，叫“狗牯脑”，大约因茶山的形状像狗头而得名吧？

在遂川上了不到两年小学，既没毕业，更没混到毕业文凭，父亲在1923年随祖父回转南昌。原因是祖父已然过了六十岁，年纪渐大，做不动了。

他们从广东经南康县一村返回，父亲也算见了些世面。据说该村乃是他们的祖籍，这次专门请来祖父修家谱。祖父俨然似大学问家，一口气为村里写了七八十篇序。全村人对他必恭必敬，就连父亲也沾光不浅，村里虽没像样的吃食，但还是变着花样叫他吃新鲜。为感谢老人，临走，村里还摆了一台社戏，唱的是江西采茶戏。其中一位本家为唱戏出身，在台上挑大梁，唱、做似乎都很在行。可父亲听不懂，只觉得吱吱呀呀十分难听，还不如回去继续吃糖食呢！

回转南昌，家里中的经济状况相当之遭，虽不至于饿饭，也经常入不敷出。不久，父亲甚至去给三伯开的茶叶店帮过一段工。除二伯外，大伯、三伯均不争气，最后，茶叶店也只能关张。此时的父亲逐渐懂事，祖父遂开始敲打这个最小的儿子。一天，他对不愿做生意的父亲说，你也不小了，既然不愿做生意，就该认真读书。没有点本事，将来要饿饭啊！

这句话仿佛一把刀子刺进他的脑海，伴着疼痛，令他一生无法忘却。他甚至记得，祖父说这话的时间是个初秋的下午，屋中渐渐地暗，从窗户往外望去，天空没有云，也没有风吹进来，有些闷热。

他太怕饿饭了。饿饭，让他不寒而栗，不由想起他的开蒙先生：那幢摇摇欲坠的破屋，那些个破旧的桌椅，先生那张青绿到没一丝生气的脸，特别是那几个干菜叶般破衣拉撒缩在墙角的孩子……从此，他有了强烈的读书要求。在读书的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使他进一步发奋。

南昌和江西出过不少名人。除八大山人，还有因其貌丑孔子不肯收为学生的澹台灭明（字子羽），他后来奋发图强，率弟子三百，注重治学，名声大振。孔子闻之感叹不已，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字子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还有东汉隐士徐孺子（97～168年），学识渊博，品行高尚，不愿为官。桓帝时官府多次征辟，皆不出任，坚持家居为民，躬耕而食。人称“南州高士”。时豫章太守陈蕃慕其才品，为之特设一榻，去则悬之。王勃《滕王阁序》中“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即指此事。而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居然有三位江西人，王安石，詹子固，欧阳修，他们都是官居高位，文章通达的大家。

而二伯的榜样近在眼前。二伯的学习成绩一贯优异，那时刚从大学毕业，却已挑起养家重担。他有志学习二哥与这些名人，不做商人，力争做个出色的读书人。

从此，父亲结束了吃饱了混天黑的生活，由祖父亲自教导国文。家里藏书虽不算多，但四书、五经，四史（《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诸子之类的线装书也有十箱、八箱，够他学的。祖父给他仔细讲了一部《左传注解》，还有《四书》中的《论语》、《大学》、《中庸》。那时的父亲已十七周岁，时不我待，他明白再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时年轻，记忆力也好，只用了四五个月，他已将父亲教的书全部背诵下来。这些均属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他后来的文章能达到文通字顺，语文能力得到初中老师的好评，与这几个月的努力大有关系。

同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些专制主义的观念他已烂熟于心，并对这些教导心悦诚服。他最欣赏的是《古文观止》中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潜移默化，这句士大夫的名言成为了他人生的座右铭。可以想象，若没有辛亥革命的发生，他必然脱不了巢臼，会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加入八股文拼搏的考场。革命之后的影响，如三叔（叔祖父）去日本留学及自己去茶叶店帮工的经历，不过是给专制主义的躯壳套一层薄薄的资本主义外衣而已。

随时代的进步，初中已设数学与英语。除在外地工作的二哥，家里其他人对这两门皆属门外汉。英文还算简单，将初一的课本对照字典，他不久就能读懂。算术他找来二哥读过的《共和国教科书》，厚厚一大本，里头的四则运算题有的相当难，要苦思冥想十几个小时方能做出，甚至直到第二天才可想出正确答案。每每有了解题答案，他都欣喜异常，仿佛攻克了一座堡垒。这回真拉开了玩儿命架势，他每天自学竟达十几个小时。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他终于将教科书上的题目做完。

皇天不负有心人，1925年暑期，他十七岁半，总算考取了江西省有名的省立二中。二中主要偏重理科，曾出过几位著名的理科教授。据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在此读过书。由于注重理科，主要就考英语与数学。没想到自学也能出效率，他的成绩考得颇为出色。

（三）

由于只是同等学历，考试成绩却名列前茅，自然引起校方怀疑，觉得他极有可能是作弊。开学没几天，学监就将他找到办公室，神情严肃地审他，你没在小学毕业，怎么会英语与算术？

他回答说，我有几个哥哥，都会英语与算术，是他们教我的。其实，根本没人教过他，但怕引起校方进一步怀疑，也只有这种说辞才能蒙混过关。果然，学监不再提问，点点头，放他回了教室。

但学习成绩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在校期间，他也像二伯似的颇出风头，各科成绩均十分突出。当时，江西省有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会考，每班只选一名代表，他竟然有幸被选为甲班代表参加。会考成绩公布后，他只排在第十名。对于没完整学过小学知识的人来说，这已算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可他对自己颇不满意，因为学校还有个一年乙班的学生，考出了全省第一的好成绩。他不服气，决心在未来的考试中，与那个学生一争高下。

心比天高，世事却难以预料。他只规规矩矩念了一年初中，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揭开了帷幕。

早在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队之后，南昌当地的旧军阀就开始不断抓造反派与革命派。在他们眼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抓捕对象。此种形势下，学校里经常有学生被捕或失踪，空气变得异常紧张，甚至人人自危。

随着北伐军一路摧枯拉朽，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革命军很快打到南昌城下。城池被困，整整被围困了一个多月。

战争对老百姓就意味着灾难，原有的秩序统统被打乱。被困的人不要说继续上学，就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围城之后，城内的北洋伤兵肆意抢劫，散兵游勇奸淫妇女，商人闭市，粮食和蔬菜都难以买到，不少家庭粮食很快告罄。

开头十几天，家中还能吃上米饭，有点青菜可以下饭；过后的十几天则每天只能喝两碗稀饭，最后干脆只能喝米汤。稀饭特别是米汤一旦喝久，营养当然极度缺乏。父亲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久眼睛就饿出了毛病，眼前常常感觉模糊一片。直到北伐军攻进南昌，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善。有了东西吃，他的眼睛才渐得好转。

北伐军中，有党派的人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员，但分左派、右派，左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是时，军中掌权的多为共产党人，他们对第一次大革命可说贡献很大，帮了国民党的大忙，由此北伐才能取得迅速打败军阀的胜利。他们确实像歌中所唱，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撒到哪里，便一路开花。一到南昌，他们便开始发动基层群众，掀起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一般老百姓对旧军阀早就心生反感，所以，对这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军人颇有好感。由于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一时间，国民党在群众中威望颇高。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课堂里已无法安放下一张书桌，大家都不念书了，开始停课闹革命。像社会上一样，学校中也分成两派，分属两个阵营。当时的国民党支部一律由左派学生把持，许多老师糊里糊涂就被划为右派，被左派们批斗。校长和教务主任虽是老牌国民党骨干分子，但在左派学生眼中，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反动的，理所当然成为斗争重点。那时的局面绝对往革命的一边倒，东风压倒了西风。

在左派学生领导下，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与工人、农民汇合，组织工会、农会，打着旗子游街、贴标语，在校园内批斗校长、主任及学监……运动一时搞得轰轰烈烈。

父亲一方面岁数较小，不够当左派的资格，一方面走出家门未久，不懂得政治各中三昧，他属于比较落后的中间派，基本游离于运动之外。他没资格也没勇气参加批斗学校当权派的活动，只有大拨轰跟着游行的权利。但这权利他只行使了很少几回，多数时间只在家中枯坐。运动一开头，他觉得挺新鲜：好家伙，校长主任有多大的权威啊，居然就在学生们的眼皮子底下低头弯腰了！他打心眼儿里佩服喊口号、挥拳头的积极分子们。可他心里觉得，从古至今，做学生的义务就是读书，如今怎么搞运动倒成了专业？时间一久，因为不能继续读书，他开始对这些从不理解到厌烦。学生不上课，空叫口号，天天闹派性，这些能当饭吃？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读好了，将来才能不饿饭……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停课时间越久，他渴望恢复读书权利的愿望越迫切。

这样的情形大约继续了近一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他们的势力很快控制了南昌，将工会、农会全部强行解散。当时的清洗主要在组织内部，局外群众难知真情一二。

老百姓看到的只是群众运动不再搞了。学校里，一些左派学生被抓，大多数跑了。乾坤又一次被颠倒，挨批的当权派们重新上台执政，学校里逐渐开始安定下来，学生又坐回课桌后面。

1927年8月1日，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发生。历史是属于胜利者的历史。而那时的南昌城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江西的省主席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提法自然不同，国民党的历史将伟大的“南昌起义”称为“七.三一”事变。坊间流传的情况是“四.一二政变”后，贺龙、叶挺部确是准备起义。当时，贺龙的职务为国民党的军长，叶挺在军、师长之间，朱德是团长。但消息不慎被走漏，仓皇间只有决定提前起义。据说打了一下就走，紧接着向广东进军，也就是向南边跑。7月31日晚，老百姓确曾听到过一阵枪声，可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切均风平浪静，市面上没受任何影响。商人继续做生意，学生照旧上课。只是听说贺龙、叶挺叛变……

以后几年，国民党军事进展顺利，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稳定。国民党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没有北洋军阀时期惨重，比北洋军阀要文明许多，所以老百姓对其还有好感。

（四）

1927年年底，父亲将满二十岁。复课后，他若继续念初中，年纪已经太大，大到他都不好意思迈进课堂的门槛了。而且，他也想早一天进入社会，替二伯分担一部分养家的责任。因此，他决定自学初二、初三的课程，直接报考高中。

距离暑期开学只有不到三个月，而他要学完初中的代数与几何，还有初二、初三的英语，担子相当重。好在他已经有了自学经验，特别是国文底子一直较好，用不着补习。时间不但紧迫，南昌的夏天又是有名的大火炉，而当时连电扇他也没见过。那些天，他常常打着赤膊，躺在砖头上读书，每天坚持学习十几个小时，甚至废寝忘食到不分昼夜。伴着炎热，他自学完了初中代数与几何，英文则读完了一本《天方夜谭》，比初中的课程还深些。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他还缺一张初中文凭，只能向本家哥哥飞腾借一张。在二中，他是有名有姓的好学生，老师和不少同学都认识他。虽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冒名顶替并不稀罕，借张文凭考试也不算可耻，但明目张胆拿着假文凭去本校应试，对脸皮特别薄的他来说实在是不好意思。他只能舍弃理科好的二中，改考专攻文科的一中与文理兼备的私立中学心远。

他先收到的是心远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那天，他真是又惊又喜。这么多学生都比自己多读了一年甚至两年，怎么会不如他这个自学的呢？自己本来没甚把握，没料到竟误打误撞出个第一名来！一惯内敛的他脸上也露出喜滋滋的笑容，脚底生风地回家报喜。

心远是一所私立中学，在江西省也颇有名气。它的校长熊育锡是严复的门生，本人是驰名中国的教育家，做该校校长达40年之久，同时兼任过二中的校长15年，后来还办过心远大学。这所学校出过不少有名有姓的人物，如吴有训和傅抱石都曾任过这里的教员；邹滔奋、方志敏、张国涛、饶漱石则在这所学校读过书。

这是他一生印象最深、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不久，又收到了一中的录取书，虽然也是第一名，却远没了先前的激动。

用了新名字的父亲先到心远报到。只上了几天学，还未来得及交纳学费，一中的录取通知也到了手里。心远尽管是所相当不错的学校，但私立学校学费相对贵些，每年要交十二块大洋；公立的一中优点是学费较便宜，每年只需大洋六块。当时二伯的收入已经比较高，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宽松了不少，可为了给家里省下一笔开销，他自作主张，第二天就到一中去报到了。

三天后，心远的管事发现他没打招呼就不来上学，还去了与他们竞争激烈的一中，不由勃然大怒，说他捣蛋，遂召开大会，宣布将他除名，总算保住了校方的一点面子。

这对父亲毫发无损，他自然听之任之，并无半点懊丧。两个连来的第一已令他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何况他已决心永远放弃心远。沾沾自喜中不由思忖：自己莫非沾了本家哥哥的光，从此真要飞腾了？

本家哥哥已经出来做事，听说了这事之后对他说，看来这名字能给你带来好运，对我却无益处，以后我就用我的字算了，你用这个名吧！

父亲至此便叫飞腾了，直到大学毕业，才恢复自己的本名。

却也不是处处皆顺，第一件便是上学很辛苦。一中离家太远，又只设有走读。当时南昌没有公交车，他也没有自行车，坐人力车太贵，想都不敢想，他只能每天靠两条腿奔走在家与学校之间。早七点起床往学校赶，没时间吃早餐，八点就得准时到校，中午往返一个多小时回家吃中饭，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学习上虽然感觉不到压力，他却不敢稍有懈怠，仍旧非常用功，甚至星期天也基本在苦读中度过。

高中三年基本在风平浪静中度过。他从未迟到早退，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第一名，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特别是作文，他回回得到语文老师的好评。其实，他的作文比起二伯还是差得远。二伯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他呢，不过文字流利而已，毛笔字更谈不到有什么体。

高三之后，时间愈加紧迫。中午赶回家吃饭实在紧张，而外婆家离学校较近，家里遂决定让他去那里搭饭。

外婆家早已不是当年财大气粗的道台府，正无可挽回地一天天走下坡路。第一个原因当然因为舅舅们都是败家子，特别是小舅舅。家败的差不多后，家里曾托关系让他去一个衙门管账。可他嫖赌积习难改，账没管好不说，居然拿着公款拆烂污。被发现后，被抓进了局子里，家里只好花钱赎人。一次次地赎人，家就这样慢慢败落下去。第二个原因是几次革命之后，存在银行的票子全都毛了。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外婆家的房子已然卖掉，改为租别人的房住。解放后，在定阶级成分时，她家侥幸被划为城市贫民，反而因祸得福。这当然是后话。

父亲到外婆家吃中饭的年代，外婆家尚未坐吃山空，只是江河日下。舅舅们及他们的孩子虽在，外婆已是后外婆了。后外婆特别喜欢在她家长住的二伯，二伯上大学期间，还曾得过她的资助。也许是家境日下，也许是根本就不待见父亲，后外婆虽不曾对他翻白眼儿，可也不甚热情。每天他赶去时，大家都已吃过午饭，菜已基本吃光。他心里清楚，外婆家景况一天比一天差，家里人口不少，菜色不多且质量平平，如今凭空多添了他的一张嘴，自己已属厚着脸皮叨扰，所以吃饱干饭就走，基本一言不发。一次，外婆板着面孔对他说，我们家光景好的时候，你没来吃饭。现在，我们也很难，只好这样，没得什么菜给你吃呦！

他的话原本就少，这时更是低着头，默默往嘴里扒剩饭。事后回想起来，感觉自己实在是只呆鹅。菜虽少，让你能吃饱饭，少走许多路，起码也该说声谢谢外婆才对啊！

不久，由于他的成绩特别优秀，学校给予他一项特殊的奖励。奖励非常奇怪，既不是奖金亦不发奖状，而是免费让他在学校吃一顿午餐。这顿午饭没有山珍海味，素菜之外，添个荤菜而已。但他从此可以不再来回跑，更不必再到外婆家吃剩饭，确实属于雪中送炭。

高三期间，还有一事叫他不能忘怀。某天早晨，有个满脸沧桑、衣衫破旧的男人到学校来为儿子求情，听说他儿子是初中部的学生，昨晚不知什么原因被抓走了。男人站在校长门前不走，稍后，校长板着脸出来，打着官腔对他说，谁叫你儿子不学好，贪人家几块钱，替人家做犯法的事呢？我们也管不了……说完扬长而去。

那男人木立着，半天才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去。

后来听说，那学生被查出来偷刻油印蜡版，属于反动传单一类。既是共产党搞地下活动，旁人怎会知晓？或是训育主任半夜查房发现，或是有人向其告密。当时的训育主任大多为国民党特务，只有特务才会对党国如此效忠，觉都不睡，跑到学生宿舍去查夜，也才会对告密如此认真。那正是史书上所写国民党对苏区第三次围剿时期，气氛相当紧张。

此时的父亲却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它则事事不管，对何谓犯法不想了解，也不甚了解。不甚了解是因不闻天下事，不闻天下事其实也由于不知天下事。像他这样的普通学生，即使想闻天下事也未必能确知。他只觉得那做父亲的实在可怜，一心盼着儿子出息，将来有个好前程，不料却锒铛入狱。那沉重的脚步不由叫他的心也有了几分沉重。

沉重只有瞬间，他更多的是满怀希望着憧憬未来。小时不识愁滋味，长大后初识愁滋味，晓得没本事就要饿饭，而要有本领，就得抱着书本啃。时局尽管动乱，他却天真地认为，读好了书，就可以走便天下，就会发光发亮。二十岁出头的他春风得意马蹄疾，认定自己的一生定会畅通无阻，飞腾无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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