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家梦：

 暴殄天赋
  
报上一则文章说复旦244名大学新生入学就转系了，为的是避免“暴殄天赋”。此壮举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创造条件拓展了个人的个性发展空间，不啻为教育改革下学子的福音。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天赋。天赋暴殄是可悲的。越想越觉自己早年这作家的“天赋”让暴殄了，真真是“焚琴煮鹤”，如今令我痛不欲生哟。不敢说自己是文学天才，文学爱好者倒不会过份。好像早早在初中便稍露头角。尽管当时是70年代，但记叙文与论说文仍旧要写的。语文课本仍旧选了鲁迅先生的《文学与出汗》、《论费厄泼赖应缓行》等很有机锋的作品作范文，至少在那时便明白什么是讽刺、隐喻的修辞方式。

现在对那时的语文老师仍心存感激，几任语文老师都极度赏识我的作文，每每眉飞色舞的富有感情的朗读我的感情充沛的记叙文与笔锋雄健的论说文，后者实际当时叫“小评论”的作文。作文纸上老批一大片红红的评语，好的句子或抒情或比喻句子全让老师圈点过，同学们也都因作文而知道我的名字，真是好评如潮，都说我“长大后一定能当作家”。

现在长大了，且大到果子也将落地般老了。作家不是绝对的不能当，只是机会让它白白溜走了。也曾做过作家梦，相信稿纸写到人高时，便会有一颗“乡土作家”新星在夜色中冉冉升起，那便是我。于是，便在农村旧屋的煤油灯下写，在基层的大会堂中写，在婴儿的尿布中抬起头来写。所有的余钱买了文艺理论或名著，脑子除了婴儿的牙牙语还多了许多“形象思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悲剧等词汇。还做了不少好句子的卡片。80年代初，我这个基层写手还出过几则像样的文章上本地的文艺刊物，因为培养农村作者，似定为“地区青年业余创作者”，参加市的创作会。听过广东作家陈国凯的小说课，杨羽仪讲的诗。当时要唱主旋律，我交的作业老师们认为太“灰色”，说了我几句，我还眼泪汪汪。晚饭后那老师带我上办班住宿的高楼顶，他指着街道一大片的绿荫说：“你不能一叶遮目呀！”我硬得很，我竟敢说：“我是一叶知秋”。想一想当时也认真得可以。几年后，创作班合影的同学中有几个真的成了专业作家,自己仍旧是个“业余文艺爱好者”。

然是业余，稻梁谋的主业便是正业。80年代中我才离开基层公社干部的岗，做过农校的教师，两年的县文艺小报编辑。那小报一年的经费才400元，一年才能出6期，迫着职工拉广告。我拉回200元，刊物封底却要上那家公司的广告。难忘那两年的文学“专业”生涯，清得可以，除了工资，每月补贴煤气费5元。在这种情形下，居然创作动力大发，与人合写的一个电视剧目还得过市的奖。然而我要吃好点的饭，这专业我不要了。

90年代，我离开了那“艺术的殿堂”便没有再踏进过，如今成了一个在朝从文的小职员。功于文字的笔用来写公文的汇报，乃至将小简报当副刊来办。

在“朝”从“文”，尽可时时看下写下你要说的话，周边的人管的是项目决策，不屑有闲情来瞟两眼你这准文人的瞎鼓捣。不过，有时你如果用太文气的话来形容与比喻，他们往往觉得不耐烦。有回我下乡调研来到一个很边远的穷乡辟壤，偏是那山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上林”，这个村林木茂密，流水淙淙，风景秀丽。让我联想起《上林赋》，不禁兴奋起来，对司机说“你看，天是那么样的蓝！”岂料司机麻木的说：“你让我看天，不如说那有钱让我数一数？”大多时候，我工作时间一板一眼的学政策，自理公务，下乡调研。晚上想一想下乡农民家碰到的难以释怀的问题，写几则本色文章。这种情形有点白天是“鬼”，晚上是人。

除了在报上发一些小文章外，我再不参加过任何正式的文学讲座之类的文人相聚。本地作协有张会员表让我填，我没填。作家，这个美好的字眼，离我越来越远了。偶尔在书店或报上发现当年那个时期的作家动向，心也动一瞬，过后也便静止了。

儿子小学的作文也可以，曾有过一篇小交警的日记好几家大报采用过。近年他迷上了电脑网络知识，发现许多东东他能无师自通。儿子在年初已领身份证了，我这个母亲不能干预他太多，他长于什么就让他自己选择什么，生活让我不得不暴殄我有限的“天赋”，儿子的天赋我不能暴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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