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

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两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

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大我2岁念高中的哥哥则和同一派系的同学在楼上亭子间，为他们的毕业去向筹划。

我的学校——上海市五四中学工宣队来自邮电部某厂（是507厂？），而班里两位师傅，一位是矮胖黑脸的中年女将，另一位是总戴着一顶洗的发白旧军帽的寡言少语的消瘦男子，显然，说话有着浓重苏北口音的女将是主角。

斜挎“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

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

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献忠书”。

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

我的心在往下沉，空空的，忽悠悠飘荡起来，没有着落。我觉得要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我抬起头，孤立无援。

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

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

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工宣队黑脸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让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人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勒，伤脱勒！”（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说。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3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

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时，我已没有悲伤。

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

那年，我已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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