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后记：梦魇》

一、苦恋

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

当我面对满眼的青山绿水时，眼睛湿润了。当见到母亲时，彼此那么陌生。她说我沧桑得像润土了。入夜，我躺在柔软的被子里，眼泪一次次夺眶而出，奔流不止，我可以哭了，可以想远方那个人了。漫长的岁月中，我不敢想他，因为想男人是资产阶级思想，害怕夜里说梦话被人举报。我也曾经硬挺着不哭，因为我要表现出坚强，绝不让冤枉我的人看笑话。现在这里是自己的家，有爸爸妈妈，可以无顾忌地去想他，可以放任地流泪，让眼泪湿透枕巾。我常常梦见他，他站在茅屋里，我穿过墙壁来到他身边，伸手抓他，他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幻影，我就哭了，眼泪流到耳朵里……

现在，副统帅已经折戟沉沙，事实证明余汝明的言论没有错，为什么还要继续关押呢？

自从余汝明那天被抓走，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像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一样。思念、悲伤．忧愁、忿怨积满心头，渐渐地，我整日沉默不语，甚至心烦意乱，有时为小事便与母亲顶撞，捶胸顿足，闹得鸡犬不宁。母亲惊愕地看着我，摇头叹气，很是伤感。

半年以后，经过焦灼的等待，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当了学徒工，每月挣二十几元钱。我终于可以自立了。领到工资后，我首先去买信封、书报、邮票，忙着写信寄信。为了能书信不断，我积攒每一分钱。

江城是中国著名的火炉，夏季奇热无比，可是，我却与众不同，终日穿着长衣裤，这是因为内蒙古的酷寒冻到了我的骨子里，直到两三年以后才缓过来。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全国展开了对林彪的批判。正是这个林副统帅首先高举红宝书，然后，全中国变成了一片红海洋。

在几亿人疯狂的年代，没有人独立思考，更没有人敢提出疑问。余汝明做到了，敢于对林彪进行批判。众皆沉睡他独醒——多么可贵呀。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事实证明，他的目光是何等的敏锐、准确、富有洞见。不管他有过多少过错，大方向是对的。虽然，他目前没有放出来，但是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

汝明啊，我永远等着你，你一定会平反，我信心十足又充满伤感地想。我一封封地给他写信。终于等到了回信，信上散发着草原的气味，一行行滚烫的语言温暖着我的心。他说我是他生命荒漠中的绿洲，是旱天里救命的一滴甘露，是他的整个生命，如果他将来能出狱，一定要带给我幸福，可是现在又怕连累了我……我流着泪读完信，便匆匆忙忙回信，再三再四告诉他，我一定等他，请他放心，无论等多少年，哪怕头发白了，也心甘情愿。为了他信中表示的爱，我就是为他去死也值了！泪水滴落在信纸上，染花了字迹。他的信，我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记忆像筛子，一次次过筛后，只剩下了爱，我就全部收集起来，深深珍藏在心底．

我们单位里有个小食堂，每天中午，人们往食堂疯跑，排很长的队，去买第一道贵一些的荤菜，生怕去晚了买不到。我却从不着急，说是怕排队，其实是顾面子，去早了不买荤菜，别人会说风凉活。他们哪里会想到我是为了节省钱。我一个月二十几元钱，要买书报，还要攒出零用钱寄给远方的他。晚排队就只剩下便宜的素菜了。我只买最便宜的菜吃，保证每日伙食费不超过三角钱。我计划了每日食谱：早晨一两稀饭，半个馒头，一碟咸菜。中午二两饭一盘素菜。晚餐更节省。这样每月可省好多粮票。于是我体重降到九十多斤。同事笑话我怕长胖，有人还恶狠狠地说，你家那么有钱装什么穷！怕长胖了不好看是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担什么心！没有人知道我是在半饥饿状态下生活。我攒粮票攒钱还不敢告诉家人，那些冷嘲热讽就像在我心灵的伤口上撤了盐，令我疼痛难忍。多少个夜晚，我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我喜欢黑夜，因为只有黑夜才是我思想的天地，才是我与余汝明独处的时光。我躺在被窝里，将他的信紧紧地贴在心口，一次次泪如雨下，悄悄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我时常梦见一个恐怖的黑影子立在床头，我大声叫喊着醒了，也吵了别人。家人都说我总是说梦话，还乱叫，是睡觉方式不对，压迫了心脏，应当朝右躺……

我不断地攒钱攒粮票，写信，寄给他。不管他收到与否都要寄，寄去的是希望和生存下去的保障。半饥饿使我瘦极了，我依然坚持这样做，别人误解了我也不去理会，心中只想着他在支撑我全部的精神生活。

石梅来信了，说文旭和王大可、雷幼月被判了刑，送到呼和浩特监狱服刑，文旭虽然参与打人下手不重，但是刑判得最重——七年，本不应判那么多年的，因为他是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两次捉拿王大可本来没有他的事，他讲哥们儿义气，跳出来护着王大可。他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每次公安人员来抓人，他都挡在王大可前面，巧言善辩，弄得公安人员无可奈何，于是，两次拒捕他成了罪魁。他的顽抗激怒了公安人员，便被判了重罪。公安人员说，这案子本属“文革”中群众武斗造成的伤亡事件，当时这种事多得很，常常是双方圈几天就放了，一般不会重判，但是，你们知青态度那么顽固，自己把事闹僵了……话说回来，又旭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给余汝明、王大可、胡敏打抱不平，结果闹成了这种结局……最伤心的是他们的家里人，最心碎的是石梅。

石梅已经办回北京了，比我晚一年回城。我走后，她独自在那种环境中生活，有说不尽的寂寞与悲伤。一次，刮起了暴风雪，她的羊群被困在外面，她坚持一天一夜，守住了羊群。自己却被冻伤了，病得头都抬不起来。她的行为像龙梅玉荣一样英勇，却没有受到龙梅玉荣式的称赞，还要忍受人们的冷遇和敌视。她孤苦伶仃，无人诉说，最后，再也坚持不下去，终于回京了。她的伤痛，只有我懂。两个苦命人同病相怜相知，虽然身在两地，却心系一处，书信不断。

很久没有收到余汝明的信了，无论我写多少信，寄多少书报和钱，都如同石沉大海。我惶恐不安，写信问石梅，石梅也不知道。她手中只有文旭的地址，只知道文旭的事情。她告诉我监狱的地址，让我问文旭。

我站在邮局里写监狱的地址，心如刀割。我们本是好学生，带头奔赴祖国边疆，怎么却进了监狱？怎能不让人感伤！文旭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呵，那么热情，有能力有正义感，现在却进了监狱……我的手颤抖着，贴上邮票，把信递给邮政局女工作人员。监狱二字，使她瞪大了眼睛，不屑地瞅着我，好像我也成了罪犯。这种鄙视的目光，深深地灼伤了我的心。我为文旭伤心，为石梅伤心，为余汝明伤心，也为自己伤心……

回到家里，我一头扑在床上，哭了很久。天啊，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这群知青怎么会是这种结局？我为什么会落成这样的处境？从前，我是父母最疼爱的好孩子，是学校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小小年纪我的画就出国参展。我是在学校、家庭的宠爱中长大的，心里充满阳光、美好和对未来无尽的幻想和憧憬。我不懂忧愁，不懂社会，不懂爱情，不懂人情世故，心里盛满了爱。可是，一旦踏上社会，真正进入了最低层，我的五脏六腑都涨满了痛苦，哀告无门，只有夜夜以泪洗面，日日强颜欢笑……

文旭来信了，说自从判了刑，就与余汝明分开了，现在只有余汝明一个人留在兵团八师的土牢里。正规的监狱不像土牢，比较规范，因为他的案子特殊，监狱的管教同情他，他干活又很卖力气，所以总受表扬……

我知道他的善良，怕我为他们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汝明呵，你在哪里？你怎么样了？苍天啊，告诉我，这一切何时才有尽头？我三天两头给石梅写信，石梅也说不清余汝明怎么样了，更说不清他为什么不来信。我像发了疯似地抓住石梅不放，好像在沉沦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石梅的封封回信，都写满了对文旭的思念，她的文字那么清新、凝炼、优美，她的思想那么深刻，不久，我的抽屉里使塞满了她的信笺，这些信件倒不如说是她写给文旭的情书。她把我当成了文旭，我把她当成了余汝明。有一次，她说，别把信丢了，等文旭回来，你再把我的信寄回来，我给他看，这些信表达了我的真实。不用她说，我怎么舍得丢呢。那诗一样美的语音，海一般深的挚情，伴着我孤独的岁月。她一再安慰我，千万别着急，终有解决的一天，现在北京知青正在集体上告。通过家长让中央知道内蒙古知青受冤屈的情况。她抄写了长长的上告信寄给我，联名信中还有外队知青的名字。信中字字血，声声泪，控诉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信中的事例件件真凭实据，许多迫害女知青的人已被绳之以法，未及处理的事件不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盼啊盼啊，一天我收到了石梅的信。像往常一样，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匆匆拆开，看着看着，我泪如雨下，失声恸哭起来。石梅说，余汝明疯了1！！兵团回来的人都这么说，他真的疯了，不吃饭，以头撞墙，还常常大声呼喊着长征的名字。他疯了也在呼喊我的名字啊！我浑身都在颤抖，汝明，汝明呀！我亲爱的汝明，你精神失常成这般模样，可以想见你经历过怎样的折磨与痛苦，可以想见你作为一个男人的忍受力到了怎样的极限。我恨不能以易相替，苍天呵，为什么不让我以身相替？为什么！！！我的心破碎了，泪水泛滥着，汹涌着……妈妈闻声赶来，被我的号陶大哭震撼了，将我拥进怀里。我忘情地顿足大哭，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一样。我全身在又哭又喘中颤抖，妈妈几乎抱不住我，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人会这样地恸哭。她知道，此时此刻的我是多么的脆弱，稍稍一碰就会整个地碎裂。妈妈轻声在耳边劝我，别哭了，那个人已经疯了，将来就是平了反也是废人了，你不能守着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呀，我的哭声更急促了，哽咽着说：“妈，我不，我不相信他会疯，他不会疯，他就是真的疯了，我也等他，等他出来！我养他一辈子！”说着，我的泪水又凶猛地泛滥起来，心里疼痛得无法形容。

妈妈轻轻地叹息道：“爱情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真是千里因缘一线牵啊！”从此，我夜夜泪流满面地喊着他的名字入睡。那时，我住在集体宿舍。同屋的珍珍常常开玩笑地问，你在喊准的名字？为什么天天喊同样的名字？他是谁？我的脸颊灼烫起来，这是我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人有了爱会忘记爱人的一切过错。女人本来是感情动物，爱情本来就不理智，讲不清什么道理，凭着直觉，我爱的人一定会很快回来。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无论他疯也罢傻也罢，我决心等他，等到海枯石烂！

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医院，父亲生命垂危，临终之前有话要对我说。我流着泪走到父亲病床旁。父亲抓住我的手，让我答应一件事。我点头答应了。父亲说，忘记牢里的那个人，他被关进去一定是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顶了嘴，说他被冤枉了。父亲说，听爸爸的话，别嫁给他，他一定不是好人。我执拗地摇头，坚定地回答：爸爸，我一定等他出来和他结婚。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合上双眼。母亲怒目盯视着我。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可是，我不能说谎。以后，父亲逃出了死亡，然而，我与父母的感情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

单位里很多人说我太优越，应当锻炼锻炼，分到试验室应当感到荣幸万分。人们对我的上山下乡历史不以为然，常常戏谑道，长征，你是不是每天穿一身绿军装，背着个书包在田间走走，指手划脚，然后写写批判稿，下雨时往屋里一蹲？大家闻言，哈哈大笑。我无意解释，跟没有经历过的人说话很费力。我不苛求他们的理解。

无论别人怎样看我，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起码拿我当人对待。我可以平等地跟他们一起工作，没有人呵斥、监视、关押、逼供，我很知足，甚至都有些不习惯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享受阿。我拼命地工作，不愿有半点怠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做好每一件事，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

这时，单位里开展了批林活动。我写了长长的发言稿，一讲就是半小时。越批林，我心里就越思念余汝明，他为什么不来信？他现在怎样了？中央看到北京知青的联名信了吗？

不久，又掀起了评法批儒的热潮，批来批去，不知指的是谁，不知上层又有了什么变化，弄得老百姓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再往下目标就明确了，批了干部子女批他们的老子，再反过来批老子的儿子，批批批，斗斗斗，同仇敌忾，终于，矛头指向了我，一夜之间，单位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篇篇写着我的名字。面对祸从天降，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应对。

单位召开了被大字报点名人的座谈会，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会上，我表示不抵触群众的批评，准备重返内蒙古，扎根边疆，当天，我还写了大字报，再次表态。

回到家里，我彻夜不眠，心里一团乱麻。我不敢想象重返内蒙古会怎么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大残酷了。

这时，我没有了眼泪。

我想到了死亡。惟有死亡才是逃离苦海的惟一捷径。我开始为自己设计死亡方案，死得要从容，要浪漫，要美丽，要与众不同，要让自己满意……

昏昏噩噩，我做了一夜死亡的梦。

天亮了，我习惯地踏上了上班的路，想着不知如何面对四周敌视的目光。不过，不要紧了，很快就不会再有这个叫长征的人了。心里一坦然，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毫无牵挂地踏进了单位的大门。

站在门厅里，我惊呆了。在我的表态大字报周围，贴满了新的大字报，仔细读下去，原来都是肯定我的大字报。我心中又流泪了，大多数人是公正的。于是，自杀计划被搁浅了。人呵，求生的愿望毕竟是更强烈的。大家谁也不再提我重返内蒙古的事，可是，在我心中却烙下深深的印痕。我觉得我的知青身份和干部子女名称，就像在脸上烙下的印记。有的人很会利用“她爸爸”，不知为什么——人们对“她爸爸”那么感兴趣。我从未向别人提到“我爸爸”，也讨厌这样做，但是，却总是被人这样强调。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要凭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经过知青和家长们的艰苦努力，上告信呈递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不久，知青们从冤狱中释放。我收到了文旭的来信，但是，还是见不到余汝明的信。我不断给他写信，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余汝明的消息。从文旭和石梅的信中，我知道了他俩的故事。

文旭被释放后，终于回到了北京。他踏进了久别的家门，满目苍凉，院子里的荒草齐腰深。他走过台阶，推开油漆剥落的一扇扇大门，股股霉气扑鼻而来，人去楼空，到处是破碎的玻璃，狼藉的烂纸，挂满尘土的蛛网。受惊的老鼠吱吱叫着乱窜。当年，这里有过太多温馨的气息，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回望台阶，那里曾经伫立过石梅的倩影，他拉着她的手走上了这个台阶。她美丽的眼睛里闪动着终于被接纳的喜悦。如今，她已经不在身旁了，此情此景，怎么不让他感伤万分？为了他，石梅吃尽苦头。一个与世无争的贤淑女子，那么文弱、善良，竟然被深深地卷入了阶级斗争的麻烦之中。她恐惧未来、恐惧与文旭组成家庭，因为，蹲过牢狱意味着一生都完了，更意味着株连亲属——子女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前程，永远生活在阴影中。她不能让后代一生都无辜地承受父母带来的痛苦，她决定割舍两个人的关系。这不能怪她，她没有过错。他说他从心里对不起她，让她吃了那么多苦。他理解她，准备同意与她脱离关系。可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吗？他伤在了心里，鲜血淋漓。

石梅和文旭之间恩恩怨怨，曲曲折折，难以解脱。我也深深陷在了自己的情感漩涡中。我想我是不可救药了。今汝明是我生命的惟一，除了他，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如此费心和牵挂呢？

二、重逢

长长的思念，是一种何等折磨人的煎熬。

终于有一天，收到了余汝明的来信。那一天，我发现桌上丢着一封信，信封口是湿的，显然被拆开过又用胶水粘上了。是余汝明的笔迹！我屏住呼吸，急切地拆开看，果然是他！我一口气读完了。他说终于回到了北京，现在太想念我了，如果不是因为没办什么手续，真想与我立刻就做那个事……他说忍不住了……看到这里血，一下子涌上头顶，脸颊烫得发烧。我面对着墙壁，生怕被同事们看见自己的大红脸，心里痛恨偷看信件的人，只是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真切地感到，余汝明就要来了，不再是远方的浮云，不再是那梦中一触即逝的幻影，不再害得我天天做梦，梦见跋涉在一幅巨大的凸形地图上，走呀走呀，翻山越岭，渡江过川，穿过无数的田地村庄，走呀走呀，终于看见了茫茫无边的大草原，狂风尖啸着掠过，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响着：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快到了，快到了……我告诉自己，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就快见到他了就快见到他了……第二天，又继续走这条路，依然是那样遥远，天边浮动着炫目的云彩，我爬上高原，走过弯弯曲曲的山道……很累很累的梦中旅程啊……

他说，他要马上来江城。我盼他来，又怕他来，因为家人不会接受他。母亲明确反对，没有名分，从牢里出来就住在一起，算什么呢？不行！我们单位的状况更是麻烦，余汝明为什么不考虑呢？总而言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啊！我懂妈妈的心，也深知余汝明盼望相见的急切心情。这种漫长等待终于结束之时，却又不能迎接他，令我坐卧不安。我不能再伤害父母，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写信向他解释，安慰他。

终于，我说服和阻止了他的莽撞到来，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母亲极重视社会影响，绝不允许一个不明不白从牢里放出来的人进入我们家庭。我们的家庭经过了太多的动荡，刚刚平静；那数不清的批斗声浪，“打倒”“油炸”“炮轰”的喧哗犹在耳畔；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历历在目。父亲历尽劫难后刚刚重新复职，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自监狱的不速之容再生波澜呢？母亲不知道这位年轻人犯了什么事，他死缠住女儿又不办手续——是用什么法力迷得女儿为他昼夜不眠神魂颠倒？母亲只是凭着直觉，像老母鸡一样张大了翅膀，本能地保护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巢穴。她断然拒绝这个自称女婿的年轻人的到来，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我告诉余汝明我去北京。

余汝明说他联系住招待所。

我手里捏着他的信，硬着头皮去请假。政工组的领导说，未婚的本地人请假去外地，算事假，不能报销路费，而且要扣年终奖。扣就扣了吧，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匆匆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满脑子都是他，对种种困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幻想着他现在的模样，回忆着他信中的美好语言——那些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的甜言蜜语在心里回味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见到他时的举动，我会控制不住扑向他，抱着他痛哭一场，把这么多年的艰辛、委屈和思念之苦向他倾诉。不！不要这样，要让他知道我很坚强，在那些冤枉我的人面前，我从不掉泪。可是，我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坚强，我天天夜里泪流满面，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这种脆弱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一定又黑又瘦吧，一想起他在刺刀下干活，我就犹如万箭穿心。

列车驶进了北京站。一群朋友在站台上迎接我。他们有的已经办回了北京，有的正在北京探亲，大家相互问候，帮我拿东西。这时，他拨开人群站在了我的面前，一瞬间，我愣住了，久久地看着他——太超出自己的想象了，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完全变样了，曾经是苍白的脸上涂上一层健康的色彩，白衬衣紧紧包裹着浑身凸起的肌肉，超常的强体力劳动将他磨炼成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他改变了发型，头发后梳着，露出宽宽的前额——公认的领袖发型。当时，人们一般都不大敢留这种发型，他却还是这么大胆，两腮留着普希金式的大鬓角，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我们久久地相视无言，袁宁在一旁怪声怪调地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啊！走吧走吧，有什么话快回去两个人单独说吧！”朋友们将我们送到了余汝明的家，各自散去。我见过了他的父亲和继母，大家都客客气气。弟妹们好奇地盯着我看。继母将他们支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我想倒进他的怀里痛哭一场。他制止了我，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紧紧地拥抱着、沉默着。经过了那么久，仿佛一个世纪，我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心跳。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小弟的脑袋伸了进来，好奇地盯住我们。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立刻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赶走了弟弟，呼吸急促地问我，想去哪里玩玩？他无奈地说，只有出去了。我想，只有十三陵还没有去过，就说去那里。他说，好，咱们走。我说，现在已经晚了，明天再去吧。他说不要紧，来得及，说着，便拉了我出门。

到了西直门汽车站，我们仁立在西直门的护城河桥旁，相对无言。我突然觉得他那么陌生，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和他都变得深沉了。他默默地看着我，噘起嘴唇，轻轻地向我脸上吹风，盯视着我不说话。我感到了尴尬，就说今天天气真好啊，护城河的水为什么快干了？像跟陌生人说话。他似答非答，心不在焉。他怎么了？一群小鸟啾啾叫着，从头顶飞过，一滩鸟粪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操它妈！俗话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放个屁也砸了脚后跟，这可好，连小鸟儿飞过也要往头上拉屎，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人要是倒霉了呀，鸟儿也往人头上拉屎。”他弹掉那块鸟粪。我用手绢替他擦净肩上的湿迹。接着，我们又没话说了。

车来了，他牵了我的手上车。一路上，他就这样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他不怕面对一车人异样的目光。我的脸皮也忽然变得很厚。那种年月，谁敢这么做？谁这么做就是流氓行为呀。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是情急忘形了。

车到了十三陵，我们步入神秘的地下宫殿。在空荡荡的石墓室中，我沉醉在无限的遐想中。他似乎不耐烦，边走边说有什么好看的，不过里没有腐尸的空室而已，走吧走吧，看看活人才最要紧。他几乎是拖着我走出深深的地下宫殿。游名胜古迹是我的爱好，拉着他的手一同游览，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我感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他说那些老古董看够了，也就自然没有那么浓的兴趣了。走出地下宫殿，他就拉我走向人迹稀少的松林中，在草地上坐下，他几次想拥抱我，都有路人哼鼻子，于是，他左顾右盼地拉我起身，走向最幽静的去处，在古松树旁停下，借着大树的遮掩，他搂住我，深深地吻我的唇。身后，又传来响动声，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他不屑地说，看你，脸这么红，怕什么，这里谁也不认识谁，管别人看不看你呢！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内衣，痴迷地抚摸着，一脸令人难堪的表情。我羞得血液又涌上了头顶，原来，他最想念的只是我的身子，他对我的依恋也仅仅在这里。我忽然觉得像少了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日日夜夜想念他，占满头脑的是他信中那些热烈、甜蜜、深情的语言，我在他的述说中不可救药化坠入了想象中的爱河，在万般思念中编织着爱的完美境界。重逢，让我见到了真实的他。现实中的他曾在信中说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可是，眼前的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陪我出来玩，出来玩的目的原来是想这样地表达爱意。

他粗重地喘息着，尽情地抚摸着我的身子。他说，真想与我做那种事，想得好苦啊，我们有家不能归，只能到这里不痛不痒地亲热一下，爱只有用性接触才能表达充分，这么忍着好可悲啊！这时，我哪里会有什么感觉，满脑子的紧张和害羞。我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懂得规矩，在公共场所这样，真是无地自容，他却什么都不顾，拉扯着我的手走来走去，面对众目睽睽熟视无睹，我行我素。我呢，想象中的意境和感觉全没有了，只剩苍白的紧张。这不是我要的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我希望的是含蓄，是千言万语的倾述，是无尽思念的缠绵表达，在两人情感交融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双方情不自禁的亲热。可是，我们俩却没有这个过程，只剩了单方面简单的动物式行为，我隐隐地觉得尴尬和失望。也许，我是太不了解男人了。也许，男人都是这样？

我太紧张了，受不了这种恐惧，便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发现环绕地下宫殿的围墙颜色十分古怪，泥坯烧制的青砖颜色竟然发黑发红，有一种古老的神秘感。在路人的咳嗽声中，他将伸进我内衣的手抽了出来。几个年轻人从身旁走过。他说：哦……你说这墙呀，这墙是用糯米汤拌进特殊的泥土中烧成的，墙缝用铁计灌注，极其坚固，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呢。住在这里的傻皇帝，竟然想让他的坟墓千秋万代固若金汤，但是，他怎么会知道，不到几百年他的坟墓就成了公园，任千人踏万人踩，实在是可悲可叹。什么固若金汤，铜墙铁壁，不过是枉费心机。现在，谁还记得这空墓里的皇帝？历史上，只有独树一帜的人才会让人铭记在心，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有了名，管他好名、坏名、骂名……他又在大发议论了。我喜欢听。在全国上下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里，听到一点离经叛道的言论，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呢。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向远处的田野，几个农民正在劳作。他说，你看这十三陵的大片庄稼，从前，这片土地全是皇族的家产，这些农民都是皇族家奴的后代。他们生活在这片领地上，世代代都是皇家的奴隶。我说，那么现在呢？他说，这块土地现在也不是这些农民的，所以这些农民的身份过去叫家奴，现在叫社员，实际不过是改了称呼而已。他说得真深刻，我想。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富有洞见。他的种种见解，实在与众不同，而且，连伟大领袖的接班人都敢怀疑，评判——而且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对他的爱中更增加了敬意，哪还想得起他有什么缺点，只是不喜欢他当众将手伸进我的内衣里……他说完农民，见年轻人们走远，便又将手伸了进来，不再说话，急促而又无可奈何地喘息着……

太阳滑落了，沉没在燃烧的晚霞里。我说，小心没了末班车，夜晚在这里过夜多可怕！他也发现已经空无人迹，立刻拉着我就向停车场飞跑。我被他拉着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活像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到了车站，晚霞将山林染得一片金红。他沐浴在霞光中，脸颊比从前显得更成熟更好看，站在稀稀落落的乘客中等车，我与他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他说，这种感觉真好，不喜欢那么多人一齐等车。他伏在我的耳畔轻声说，这里比家里自在，但是还不过瘾，现在太想太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真有点糊涂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嘛！

回到了家，弟妹坐在他们的小屋里，阿姨说，晚上我跟妹妹睡这屋，弟弟和阿明住邻居家。阿姨又将弟妹叫了出去，只剩了我们俩。这时我们才真正面对面了。相别这么多年，盼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一回来就去爬山，众目睽睽下，我紧张得变成了木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感觉，只有现在的默默相视，才使我有了真实感，在数不尽的梦中，我与他牵手，他却像烟一样，一次次消失。这梦中的幻影，现在竟真的坐在我身旁，这是不是梦？会不会又要消失？会不会又被别人强行带走？我问他，是不是梦？他说不是梦，说着就捏疼了我的耳朵，并且吻住了我，他的唇凉凉的，带着山野夜幕中的寒气。我的心颤抖了，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听着心跳，真想就永远这么拥抱着，再也不分离。这时，门又开了，我们立刻像惊弓之鸟般分开，坐直了身子。原来，是妹妹叫我们去吃晚饭。

夜里，他坐在我身旁，久久不肯离去。阿姨说，妹妹明天要上学，今晚还是早些睡吧。妹妹也催余汝明快去睡觉。余汝明依依不舍地起身，乘妹妹出去上厕所，在我耳旁小声说，我真想吃掉你，今夜我会变成一只小鸟儿钻进你的被窝儿。我的脸又刷地红了。说着，他紧张地看窗子，自语道，可惜这窗子封死了，打不开。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他总是会想些出人意料的点子。他走了。我睡不着，在黑暗中盯住窗子，不知他半夜会不会从窗子里钻进来，看看睡着了的妹妹，心里紧张了一夜，担心了一夜，想了一夜。迷迷糊糊睡去，我觉出了鼻子痒，睁眼一看，是他！正在用纸搓的捻儿搔我鼻子。天色大亮，妹妹已去学校，他说阿姨和邻居大妈一块出去买菜，你快起来，快，快！就这么点时间，快！他二话不说，拉了我就走。

开了邻居家的大门，他拉我进了一间小屋，插上了门，急切地将我一把搂住，吻得我喘不过气来，匆匆忙忙解开我的衣扣，把我拉上一张窄窄的小床，耕云播雨，千姿百态，气喘如牛。他激情平静下来后，仔细地端详我的每寸肌肤，像在欣赏一尊雕像，他说我是他的维纳斯，百般赞美我的躯体。他说我是如此丰满洁白柔嫩，这是他的艳福，又说只是脖子短了点儿，腰粗了点儿。他在品头论足了。他说，不管有什么缺点，这个躯体是完全属于他的，从黄花闺女时就是他的，还说，十分欣赏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对女人的要求跟资产阶级的标准一样——美丽温顺。燕妮一辈子追随马克思，为他牺牲了一切，以他为生活中心，为他生儿育女，终其一生。他说，他赞成希特勒的观点，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男人有天然的占有欲，一旦占有，绝不允许他人侵入。他警告我，必须要夫唱妇随，女人就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就是穷得讨饭，你也得老老实实做讨饭婆！这话说得很霸道，但是我一点也不反感。因为他爱我才想要完全地占有我。只要他永远真心爱我，哪怕真的一辈子跟他去讨饭，我也愿意！绝不后悔！为了他，我忘记了害羞，任他这般令人难堪地看遍我的全身。我发现自己比从前大胆了。从前，我十分害羞，总是闭着眼睛，被动地接受他做的一切，不敢看他，现在铁了心做讨饭婆，就敢睁眼看着他，依偎在他宽阔的胸膛，静静地听他的心跳。

我感到，他长壮了，结实了。他酸楚地苦笑，说这身肌肉是真正地野蛮其体魄练出来的。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问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眼睛里闪过一种凄凉，指着大腿根的一处伤痕，说是自杀未遂留下的纪念。几个兵团战士将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围着他用皮带抽打，把他像一头牲畜那样手腿倒捆着，丢在地上肆意侮辱他，折磨他，蹂躏他。他想到了死，考虑着自杀的方法。一次，他被押去挖地，刨出了一颗锈钉子。他藏在身上，带回了牢房，乘夜深人静时，他用这颗钉子扎破大腿根的大动脉，这样，就会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没人会发现是自杀。但是，钉子太锈，又找不准血管，扎来扎去。疼得死去活来，也扎不出血，只好作罢。唉，人想死也不容易呀。听了他的话，我心痛得都在抽搐。我紧紧地抚住那伤疤，生怕它真的会涌出血来。

这时，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我俩飞快地穿好衣服。有人进屋了，大概是听见了室内有响动，踮起脚在门上的小玻璃窗上张望。窗口挂了布帘，看不见。余汝明忙问了一声：“是大妈回来了？”回答说是小四儿，拿点东西还出去。他在另一间屋里弄得一阵响动。我像做了贼，大气不敢出，待那小四儿走了，我俩关了门。我回头看见隔壁的玻璃窗上有一双苍老而不友好的眼睛正在窥视。我很不安，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现在我懂得了，人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在妹妹的小屋里，我是他最重要的听众，他从那天放羊时被戴上手铐讲起，一直讲到这次被释放回来。在兵团的土牢里，他受到种种虐待和折磨，每天，兵团战士用枪押着他干很重的活儿，不让吃饱饭，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吃地里挖出来的烂土豆，捞泔水缸里的残渣剩饭，偷食马槽里的马料。有时，他还挖地里的蚯蚓吃，真是无所不食。土牢里关押的都是犯了错误或者被冤枉的兵团战士、知识青年、转业军人，也有少数职工和牧民，他们犯的错误大小不同，有的只因为说了一句错话，就被判了刑，兵团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斗就抓出这么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反革命分子年仅十五岁，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判了十五年刑。他们的罪行无奇不有。这些不想当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们，个个饿得没精打采，每天顶着烈日，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儿，有的累得抬不动腿就绊倒在田垅上，还要遭一顿枪托的毒打，境况惨不堪言。那些哨兵都是年龄不大的小兵团战士，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个个变成了小法西斯，以折磨犯人为乐事，想尽了花样。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比犯人犯的罪还出格。在那个是非混淆不清的年代，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被认为是革命立场坚定的表现，能责怪他们什么呢？

汝明说，这些囚犯中，数他敢反抗，所以他也挨打最多。有一次，在苇子地里干活儿，秋天的蚊子多得像雾一样，落在人身上，像穿了一件灰衣服，咬得人人脸肿如猪头，只好用毛巾、布片儿将头裹起来。一个小哨兵恶性大发，不许大家包头。人们被打怕了，只好俯首听命。余汝明脾气倔强，偏要包头。哨兵指着他说，你敢！他说，就敢！哨兵强令他取下毛巾，他怒火中烧，将头上的毛巾拉下来，摔在哨兵的脚下。哨兵大怒，说你敢摔我！余汝明拾起毛巾，又朝他脚下摔去。那哨兵正要发作，发现所有的囚犯眼里都闪烁着怒火，众怒难犯，于是，他恶狠狠地对余汝明吼道：你小子小心点！咱们回去再算账！余汝明知道，回去一定没好事，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工回营，余汝明老远就看见几个哨兵一字儿排开，个个手握皮带，叉着腰，站在牢门口。余汝明走到跟前，那群大汉一下子围住了他，将他的衣服剥下，抢圆了皮带，一齐疯狂地抽打。余汝明用双手护住眼睛，皮带铁扣重重地抽在身上，浑身像火烧一样，最后痛得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这群汉子终于打累了。余汝明醒来发现自己全身布满伤痕，肿得变了形，他忍着剧痛，大骂不止。天黑了，他们将余汝明的手脚反绑起来，用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师保卫科传出话来，要重点管制余汝明，不能让他出问题，所以，他们不敢往死里打。他绝食，他们就灌他。有一段时间，他忍无可忍，便装成疯子，以头撞墙。于是，他们将他双手反铐一个月，屎尿常常拉在裤子里。他不能用手吃饭，只好趴在地上，舔吃盘子里的食物。有一段时间，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只要一清醒就大喊我的名字……

听着听着，我心痛得要流出血来。

他说，在最苦最痛的时候，他喊着我的名字，说，长征，你是我人生沙漠里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希望，是我生存下来惟一的精神支柱，每当想到你，我就像有了依托，可是，又怕连累了你，所以我想死。我要是死了，你就不用那么苦苦等着我了，就可以去嫁别人，所以，我装疯，用头撞墙，将头都撞破了……

听他一席话，我将他抱得更紧，汝明啊汝明啊，你千万别这样想，当我听说你疯了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如果你疯了，我也会养你。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随你而去。那个叫徐永红的说你是政治犯，要枪毙你，我当着她的面说，要枪毙就连我一起枪毙，我没反革命，心里没鬼，不怕死！徐永红气得把桌子拍得乱响……此刻，我紧紧地抱住他，不知怎么才能安慰这颗受了太多痛苦的心，我想，我要用更多的呵护抚慰他。

他讲到了“批林”——他被捕的核心问题。他说，其实他早已知道林副统帅出了问题。我惊奇地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怎么会知道呢？林彪出了事的小道消息传了那么久，连里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老乡们都还不知道，所以我才白白地又一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草原的消息总是晚一些，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他说，是他自己推知的。当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到来时，就被他敏锐地觉察出来了。那一天，他正在打扫马圈，马圈旁边是礼堂。他看见很多兵团干部军容整齐地列队而入，礼堂的窗帘全都放下了，遮得严严实实，会议持续了很久，那么多人，居然一直鸦雀无声。散会时，全体人员表情异常严肃，而且会议结束时没有像往常那样齐声高呼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他想，一定是林彪出了什么问题。当时，他与世隔绝，不允许看报。一次，在路旁他见到半张废报纸，乘哨兵不注意，赶紧拾回牢房。他发现，不见了每天必登的副统帅的消息，又隔几日，他拾到的废报纸上出现了批林报道。他心中有了底，估计不会太久，他就可以被放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哨兵对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保卫科也很久不再提审他。文旭、王大可、雷幼月因打人事件被判了刑，押到了呼和浩特监狱去了，他却依然关在师部土牢里，久久不予宣判，最后终于放出来，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是，那个人为编造的“巴音淖尔北京知青反革命集团案”不了了之。

听到这里，我对他的敬重几乎变成了崇拜。余汝明还谈到了批林文件中披露的林彪对民富国强的某些想法，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他说，林彪这个人，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历史……余汝明说出这样一番话，我真服了他。他有那么多与众不同的大胆想法，与这种思想活跃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一种快乐。

他说，刚放回草原时，牧民们问他究竟长了几个脑袋，为什么敢批判副统帅，为什么能未卜先知？于是，他成了草原上神话般的人物。我想如果文旭、王大可、雷幼月不打人，他们也一定不会被判刑。我问余汝明，当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余汝明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完全是为了你和当时的环境，你想想，当时咱们小队的同学全都已经背对背揭发了我这个知青头头，如果我再不承认，不承担这个责任，全体知青就会反目，引起更深的误解，因此，我才给你写那封信，让你与我划清界限。

他的解释说服了我。我知道他以大局为重，承担责任，心里更加敬重他。可是，我想到文旭、王大可和雷幼月为了替他打抱不平而判刑，心里仍然很难过。他说，很理解我的心情，但是王大可、文旭不值得同情，这次关在一起才知道人心的狡诈。王大可更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多管闲事，搅进一桩人命官司。王大可的同窗难友也是一个北京知青，当了兵团战士，为了一双白力士鞋打死了人，死者的父亲是中南海的职工，为儿子申冤，一直告到中央首长那里。中央首长立刻下令严办，缉拿凶手。那孩子是被人打死在煤堆旁的，根据线索查出疑犯，这疑犯开始死不承认，后来在强大的威慑下认了罪，偏偏又遇到这位傻乎乎的难友王大可，没本事还强出头，充当打抱不平的好汉，不顾自己也正在麻烦中，被杀人犯一鼓动，居然替那杀人犯写状子翻供，要帮他沉冤昭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兵团是准军事编制，由军事法庭判罪。军事法庭量刑比地方法庭严厉，因为军队必须要有铁的纪作来维护。那时，谁上了军事法庭，结果都可想而知。因此，这王大可替死囚说话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寻死路。这案子可是中央领导直接为民申冤，关系重大，限期结案。由于翻供，拖延了期限，致使案子复杂化，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那小子重新认罪，最后判了死刑。这个王大可，打人的事本来判得不重，因为帮人翻供罪加一等，多判了两年刑，的，还差点把我也扯进去。

讲了王大可，余汝明又讲了几句文旭，说他小子也不是好东西，出卖他，还出卖朝鲁。通过这次蹲监狱才暴露出咱们巴音淖尔的几个知青头头的问题，都不是大丈夫！听了这些话，我很惊讶。余汝明说，没什么好说的，今后你少理他们，我被抓都是王大可写了那封信害的。现在，这小子见了我像耗子见了猫地躲着，他对我心中有愧。我说文旭呢，他说别再提他了，只谈咱俩。他又讲了许许多多狱中的故事。

在狱中，他积攒了报纸、信纸的边边角角，还收集了卫生纸，写下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用了几年工夫。为了躲开哨兵的视线，他费尽心机，将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这厚厚的一堆文稿凝聚了他的心血，不料，由于偶然的疏忽，被哨兵发现了，书稿被付之一炬，为此他痛不欲生，精神几乎崩溃。后来他对自己说：你是铁还是玻璃？如果是铁就要经得起打击，烧红的铁浸入冷水，就能淬火，百炼成钢。如果你是玻璃，烧红后一遇冷水便会裂成无数碎片。他勉励自己，要战胜自己的脆弱，做钢铁不做玻璃，就这样他熬了过来。

这时，报纸上刊登了张志新的事迹。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女性，为了坚持真理，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受尽非人的折磨，惨烈地牺牲了。张志新就是当代的江姐。她的事迹惊心动魄，感动了无数的人。余汝明在狱中的故事，也像张志新一样，令我感动至深。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升华了。我将他列入我尊敬的英雄谱中。他们是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江姐、许云峰、华子良、陈然、张志新……他们都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将牢底坐穿。我敬佩他们崇拜他们。如今，余汝明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因此，我更加爱他，敬他，服从他，决心以他为楷模，全心拿意地支持他，即便真的去当讨饭婆，一同去流浪，只要是为了毛主席说的防止中国变成修正本义，为了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也在所不辞……我激动地想着。

这短短的一周假期里，草原的知青朋友们频繁相聚，热闹非常。余汝明家门口停满了自行车。大家又像在草原上一样，纵论家事、国事、大家事。余汝明的确是有凝聚力的人，他一同来，四周就聚满了人。他是个天然的知青领袖。经过这次“反林事件”的风风雨雨，大家都被他未卜先知的头脑迷住了。想当初，兵团想搞出一个“反对以林副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集团”，其头头就是余汝明。为了给他定案，将我也牵连了进去，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贬进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中。现在，全国形势大变，余汝明的处境也随之大变，这群被理想主义教育出来的知青们，便自然聚集在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头脑的余汝明周围。交流，思考……

此时，在这一群人中，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女性——方梓兰。

那一天，她站在窗外。当时余汝明正临窗而立，半张着嘴，眼里亮着奇异的光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顺着余汝明的目光看见了她。她站在明媚的阳光里，明眸皓齿，两条黑亮的辫子盘成环状垂在双肩，身材苗条，婷婷玉立，白衬衣将她天仙般的容貌映衬得更加艳丽。她灿烂地笑着，美丽而又端庄，全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窗口将她定格成一幅精致的油画。她的出现，吸引了屋里所有男性的目光。她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在一片欢迎声中，她坐在了我们中间。从此，她成了这间屋子里的中心人物。她的美丽与身世迷住了大家。她父母是著名的音乐家。父亲因为被打成右派流放大西北。为此，父母分居了二十多年。母亲含辛茹苦，独自养大了几个儿女。“文革”中，儿女们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方梓兰在学校受到歧视而辍学，只身一人，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地跑到了内蒙古草原投亲靠友，在我们巴音宝力格落户。我们十二小队的同学们对她的经历十分同情，因此，对她怜爱有加。她在大家的呵护下，心情愉悦，一同高谈阔论，在一片侃大山的京腔声中，出现了这个女高音。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儿，叽叽喳喳。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必须回江城上班。

我与余汝明难分难舍。余汝明说，草原比城市好，自由自在。城市人每天匆匆忙忙上班，像工作的奴隶。可是，为了生存只能这样。工作单位有纪律，我不得不回去。余汝明依依不舍地送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去车站送我。我被友谊和热情包裹着，心里很温暖，真不舍得离开这个群体。草原的经历，使我的心今生今世都与他们牵系在了一起。

三、婚事

从北京回到江城，我便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我与余汝明的信件来往频繁，热烈地讨论我们的婚事。我天天提前上班，最晚下班，让我的爱在工作中得到升华。我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工余时间，同事们常常听到我快乐的歌声。有的人忌妒地说，这家伙活得太自在，太优越了，所以一天到晚才这么高兴。

是的，我能不高兴吗，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充满希望——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常常想起余汝明陪我逛街，每次上公共汽车他都扶老携幼。他常说，他跟我一样敬佩雷锋，一个革命者应当在品质上是完美的人，大事应从小事做起。我觉得，他变得比从前更好了，不仅是活着的张志新，而且是活着的雷锋。长期的思念，使他在我头脑中成了一位英雄。

我日日夜夜期待着婚期的到来。

余汝明为了取得我父母的同意，说动了他的父亲。老人家亲自替儿子写了一封提亲书。这一招真灵，我父母不再说什么，一切任我自行处理。余汝明来信让我向家里要钱办婚事，这不大可能，我家人口多，父母生活很节俭，从来都不宽裕。我自己月工资仅有二十多元，存下一点钱还要用于路费和购些家具及日用品。他说他来想办法。他风尘仆仆回到内蒙古日夜活动，运用自己的智慧，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坐牢期间的全部经济补偿——一千四百元。在一个月仅几十元工资的时代，这笔钱就像是天文数字那么惊人。他得意之极，不停地夸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点也不错！”他与我商定了结婚的日子。我红着脸去请婚假。我不在意种种规定，不能报销路费更是算不了什么，任何障碍都挡不住——我要回内蒙古结婚啦！人们惊讶不已，甚至传出谣言，断定我一定在草原上生有孩子，所以才会这样牵肠挂肚，才会这么犯傻，回了城又往内蒙古跑。这些世俗之人，怎么懂得我们的草原之恋，怎么能理解我们崇高的爱情。我骄傲地这样想着，对任何谣言、非议、窃窃私语，不屑一顾。

妈妈倾其积蓄，为我做了一身新衣——一套的卡春装，一件的确良衬衣，还塞给了我八十元钱。这是我的全部嫁妆。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这点钱来之不易。接过钱，我心里充满愧疚和感激。我将新衣穿在身上，照着镜子，觉得很漂亮。我怀揣着妈妈给的钱和弟弟送的当时很时髦的军帽，心满意足地出发了。我和余汝明商量好了，他在内蒙古准备婚礼，让我在北京买些糖果就行了，这些包装漂亮的糖果被草原人认为是最好的礼品。

到了北京，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不像余汝明讲的那么凶恶。余汝明说，经过了“文革”，她变好了。“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曾经包围他的家达一个多星期，断了粮，阿姨节省每一粒粮食，熬稀粥喂病中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多亏她的照顾，父亲才能健在。同甘共苦的岁月，化解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我对阿姨心存敬意，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带来南方的特产糕点给她，她欢天喜地的模样令我开心。我爱余汝明，也爱他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决心做一个好媳妇，不管她是不是继母，她都是我的婆婆。

一九七五年。七月。

石梅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文旭也在北京。他与石梅正闹着说不清的矛盾，分分合合不能肯定。文旭的外公也平反了，他被关了八年的监狱，一个连的战士看押他，陪伴他度过了八年的岁月。外公说，白白浪费了这些年轻人的大好年华。八年呵，人生有几个八年？八年能做多少事啊，就这样，人生最有价值的年华浪费在最无价值的人事斗争中，这种损失，难以估价。文旭与外公终于团聚了，可是他与石梅的爱情却坎坎坷坷。那些年月，石梅为文旭柔肠寸断，吃尽了苦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千头万绪，扯不清，理还乱。我弄不清，也不便细问。

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天。在京探亲的知青们又相聚在一起。有人帮我买车票，有人为我的婚事出主意。我的事就像大家的事，置身在这个群体中，有着说不出的快乐。临上火车时，许多人来送行。余汝明妹妹的屋里坐满了人。袁宁也来了，他看着我，突然说：“长征，我看你和余汝明不合适，他与方梓兰倒像一对。”这话像一把利剑，直刺我的心。我没有说话，心里却受伤了。袁宁说话总是与众不同，直率，一针见血。他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受过刺激，头脑有时不很清楚，但是，此时此刻，他说的不像是疯话。我想，他这么讲，必有原因。一时，我心里翻江倒海，想起了余汝明说过的许多女性——白露萍、孙胜利、李菲菲、林思韵、丽璕、季茵、玲玲，如今又多了一个方梓兰；我还想起了他一再表示过的“共产主义者”的爱情观．一种不安全感立刻包裹了我，那些曾经有过的复杂的感受沉渣泛起，冲击着我。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受尽了人世间的磨难，不惜一切代价等着他，熬到了今天。袁宁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是他知道了什么事情？张松林说，要赶晚上六点的火车，必须现在出发。大家说，石梅家离车站近，先去她家等候，其余的人直接去车站。袁宁、张松林与我一同到了石梅家。一到她家坐下，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石梅聪慧过人，一定会有正确的分析。我问她，我为余汝明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他会不会抛弃我？嫁给他值不值？石梅匆忙安慰道，马上要出嫁当新娘子啦，怎么临上轿前还说这种话？她问清了原因后，笑着批评袁宁，说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太不像话了，袁宁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直点头，说，是，是，是我嘴不好，瞎说瞎说，没想到一句话会把长征同志弄哭了，长征同志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信口胡说。他们七哄八哄，像哄小孩子，哄得我不哭了，还告诉说，人家方梓兰还要做你的伴娘，陪你一起去内蒙，等你们的婚礼准备好了，我们北京的同学随后就奔赴草原，喝你们的喜酒，我们都是你娘家的人。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烘烘的，又破涕为笑了。石梅叹道，你呀，根本没长大，跟孩子一样好哄，打一顿再给一根棒棒糖就行了，唉……看她的神情，似有许多难言的话。

到北京站送行的朋友很多，不少人是余汝明、方梓兰的朋友。人们齐声祝福我，都说代表我娘家人送我上花轿。我从车窗口探出身来，与大家握别。在江城，我孤身一人上车，现在，有这么多双深情的眼睛。大家都说是我的娘家人，我被大家宠着，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脸发烧得厉害，浑身的血液在奔涌，此时此刻什么不愉快和烦恼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高兴和感动，我就要做新娘了！远方，一座蒙古包里，有一个新郎在等待着我。

火车开动了。

我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大家。当我回坐在靠椅上时，立刻触到了一双异常明亮的眸子，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方梓兰。我与她很陌生，可是，突然离得这么近，我不大习惯。都怪自己小心眼儿，临上车时还为她哭了一鼻子，真难为情。不过，石梅说离开娘家人时哭是中国的风俗呢，因此，哭一场也没有什么不吉利的。我不好意思看眼前这个人，她却很大方，主动与我说天说地。她说，是余汝明亲自邀请她做我的伴娘，并嘱咐她在路上照顾我。她说，很高兴担当这个角色，一定安安全全、完完整整地将我护送到草原，亲自把我交给余汝明，这是她的任务。一席话，说得我既感动又惭愧。在她的言谈里，我似乎成了小孩子，她成了我的监护人，我受宠若惊，找不到与她相处的准确位置，一路上客客气气，想不出说什么好。我们从东三省那条铁路线经过白城，绕进内蒙古，再换乘长途卡车。这时，问题出来了，她晕车。一路上，卡车颠得太厉害，她脸色惨白，不断地呕吐，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我不晕车，该我来关心她了，这时，我才感到了心理的平衡。

余汝明在霍斯淖尔迎接我。

方梓兰拉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把长征送到你身边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说罢，她消失在了暮霭中。

我与他真正地相聚了。

他拉着我，马上找到妇联主任，办理了结婚证，又拉着我，风风火火跳上了去巴音宝力格的拖拉机，回到了久别的草原。夏季，夜空中弥漫着牧草的芳香，空气那么清新。草原的天空，是世界上最纯净最湛蓝的天空，草原啊，魂牵梦萦的草原，我终于回到了你博大的怀抱……

拖拉机驶入了旧场部。这里，盖了几幢新的红瓦房，是兵团战士的住所。屋前，一条车道境蜿蜒远去，伸向一片低矮的土坯屋深处。余汝明拉着我的手，顺着这条路，穿过淡淡炊烟，一直走到土层的尽头，驻足在最西边的一扇小木门旁。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推开旧木门，迈过里屋高高的门坎，见有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内，小土炕占了面积的一半，屋顶用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撑住，四壁糊满了废报纸，但是，窗棂上糊了新纸，很耀眼，炕边有一张借来的木柜兼桌子，墙角是木制洗脸架。这就是新房的全部陈设，比我的想象好多了。我没有想到，知青居然又住进了房子，余汝明说，咱们的那顶破毡包早就不存在了。经过这些年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知青与牧民的友情被破坏了，免不了产生磨擦，于是，知青们纷纷搬出了蒙古包，住进这些因为迁入新场而废弃的陋屋中，不再牧羊，干起了那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汉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不再游牧和忍受风吹雨打，大冬天也可以蹲热炕头不出门。

我赞美小土炕，动手把它烧得热热的，屋里非常暖和，比那四面透风的蒙古包好多了。余汝明说，这是一间危房，屋顶和墙壁快塌了，他特意去山里拉了两根木头和许多木条，拉了一车泥，自己动手补了屋顶，糊了墙上的裂缝，一根木头顶住快塌了的顶棚，另一根木头顶住快倒了的墙壁，屋内四壁糊了旧报纸，换了窗纸，整修出来后，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对这间陋屋满意极了，兴高采烈，大大夸奖我丈夫的聪明能干，为自己没能跟他一起创建这么美好的小家园而遗憾。小屋旁，有一方菜园，种满了各种蔬菜瓜果，一片青翠，盛开着菜花，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园中有一眼水井，井水清凉。这碧绿的菜园，这湛蓝的天空，这一串无际的草原，这可爱的快要坍塌的小土屋，一切的一切，都令我陶醉。我心里像喝了蜜酒，盛满了对他的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知青们下工回来，便相聚在一起。人人拿了自制的三弦琴、曼陀铃，挤满一炕，叮叮咚咚地弹唱起中外歌曲，一首接一首。最有趣的是改唱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唱遍流行的革命歌曲，就唱情歌。现在，知青们不再顾忌，竟然敢唱情歌了。如果再早几年，这样集体地唱情歌，会以流氓团伙罪论处，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知青们放肆地唱着，一遍又一遍，歌声里流露出渴望和无奈。这群知青都已经长成大人了，谁替他们的未来想一想？他们上哪儿去找对象呢？

现在，人心动荡，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返城，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跑回草原结婚，这成了当地一大新闻。操办婚事成了大家的事。余汝明补了三年的工资，成了大富翁。他一掷五百元请哥们儿分头办事。有人去霍斯库尔买猪肉。有人去牧业队赶牛羊。有人去买烟酒糖茶。还有人风尘仆仆从几百里外扛回整整一口袋葵花子，说那村子的向日葵一望无际，颗颗红心向太阳，便宜极了，几块钱就买了这么大一口袋。于是，大家炒瓜子，嗑瓜子，地下厚厚一层瓜子皮儿。人家说，这瓜子像魔鬼，迷住了所有的人，吃了还想吃，不断地吃，没完没了，边嗑边侃大山。不到两天，婚礼用的物品就备齐了，小屋堆得像供销社的仓库。

去北京探亲的知青们，为了参加婚礼，纷纷赶回了草原。住在大红瓦屋里的兵团战士们，全部放了假，一齐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一天，方梓兰很早就来到新房，让我穿戴整齐，等在屋里，一切事由大家操办。她从草原上采来一大束干枝梅，插在木柜上的罐头瓶里，说这是草原上最好看的花，永不凋谢，满枝的小花朵就像假的一样，假假真真，太有意思了。她清脆的笑声飘满了小屋。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许多女兵团战士也来了，我本能地紧张起来。她们热情地说着，笑着，还集体凑钱送给我漂亮的缎子被面。我的眼圈红了，没想到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温暖，这么轻易地就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我为她们快乐的声音而激动。

小屋前，搭起了帆布大帐篷。全连总动员，将所有的炊具用大车拉来了，还在门口挖了地灶，架起两口大铁锅，一口烧茶，一口煎、炒、烹、炸、煮。空气里弥漫着菜香。知青们又腾出两间大房，借来小学校的桌椅，摆得满满的，桌上整齐地放着茶碗、酒瓶、筷子。牧民们也来了，土屋四周，被马和牛车包围了。男女老少，穿红着绿，盛装而来，人人喜形于色。尼玛阿娘就是我的娘家人，挝姬阿娘就是我的婆家人，她们笑得合不拢嘴，帮我接待着每位来宾。人们按照蒙古族古老的礼节，送给我一只碗，里面装满糖果和月饼，用毛巾、绸布包了送给我。阿娘们帮着装好一碗碗北京糖果，用毛巾包了送给来宾。牧民们吃着花花绿绿的北京糖果，喜笑颜开。一提包北京糖果发完了，同学就去买本地糖果接上。好大一堆的碗、毛巾、糖果发完了。那边，牧民们送的毛巾包着的碗聚了一大堆。我发现，送碗的都是妇女领着小孩子。这时，远处山坡上腾起一团团烟雾，许多人伫立在屋前观看。原来，赛马开始了，男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骑上快马，呼啦啦一大片，摆开了阵势，风驰电掣般地奔驰而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草原那达慕大会才看得见。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久久难以平静。我爱草原，爱草原上的人们！

余汝明拍拍我的肩膀。我深情地望着他。他说，你看，你丈夫为你安排的婚礼隆重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就是这盛会的女主人！此时此刻，我完全被幸福淹没了，沉浸在爱的蜜河里。

兵团女士们川流不息，端上美味佳肴，花样繁多，排满所有的桌子，摆不下了，便摆在炕上。两套屋坐满了牧民、知青和兵团战士，还有一大群小孩子。兵团战士帮了大忙，拿来了大量的餐具。

婚礼隆重地开始了。屋里，端坐着巴音淖尔最有威望的人——恩布赫、巴特尔、劳斯尔、呼日图、以得日扎布、梗登，清一色的男性。我这才知道，草原上男性的地位，仍然高过女性。我与余汝明并排站着，倾听德高望重的男人们庄重的祝福，长长的，像诗一样，然后，他们把酒举过头顶，一饮而尽。我们也跟着一饮而尽，我与余汝明交臂，又一饮而尽。大家让我唱歌，我放开了喉咙就唱，牧民们也跟着唱。人们尽情地吃喝笑闹。许多男人喝得酩酊大醉，撒着酒疯。大家尽兴而散。最后，兵团战士们帮着收拾场地，洗洗涮涮，拆帐篷装车离去。这群兵团战士的友爱和热情，极大地冲击了我对他们的成见。

人群散尽，只剩下我和他。

四周，万籁俱寂。

这是洞房之夜，是等了那么多年、流了太多眼泪等来的洞房之夜啊！

我想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

他很冷静，没有过去的激动，坐在炕沿上。我坐在了他的身边。他表情漠然，突然站起身，退到墙边，靠墙坐下。我又靠近他，他伸手制止，指着中间说，你就坐在那边，让我静一静。我惊异地望着他。他说，这是在监狱里呆出来的毛病。我不打搅他，静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与我保持距离，现在的他与重逢时的他为什么判若两人？

他紧盯着门，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门突然开了。

是方梓兰进来了。

余汝明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再也不看我。

方梓兰坐在窗下的小凳上。余汝明说，你很准时。她笑了，两个人开始聊天。余汝明满面春风，跟她聊得很投机，不停地说。他们谁也不看我。我插不上嘴，很无聊。这是婚夜，方梓兰怎么不懂事？我心里开始不自在起来。

方梓兰开始看表，说十二点了。

余汝明也说，十二点了。

他俩都在笑，说着十二点。

这是新婚之夜的十二点。内蒙古大草原真静呵，只有风儿扑打窗棂的轻响。

他与她热烈地谈到了十二点钟，似乎没有我的存在。

就这样，洞房里坐着三个人。

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方梓兰终于停止了说话。两个人笑着道别。余汝明送她出了门，回来时对我说，怎么，不高兴？女人小心眼儿。方梓兰这人很豪爽，也很讲义气，你不知道吧，你这次来结婚，她为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她本来是要把户口办回北京的，都已经跟别人说好了，这次回内蒙古，她本应直接去呼和浩特，咱们牧场知青的档案全在旗里、盟里，有的还在呼和浩特。为了给你当伴娘，她放弃了个人的前途，你还计较人家坐在这里的时间长了。

我无言以对。

从他的话中，我看到自己原来这么庸俗。可是，她为什么为别人的婚礼放弃回北京，这种牺牲有多大必要呢？

余汝明说，你想一想，咱们小队除了她，哪儿还有女生？石梅在北京，跟文旭正闹得不可开交，怎么可能做你的伴娘？我说，十二小队的同学还有袁宁呀，童君呀，姜志毅呀……他们都特哥们儿。余汝明说，你傻不傻呀，哪儿有男的做伴娘的，伴娘只能是女的。

我一下子惭愧起来，耽误别人办户口的大事，我觉得真对不起她。

他望着我，笑了，说：你呀真是傻得可爱。他终于拥抱了我，动手脱去我的衣服。柔柔的灯光，照亮着两个赤热的躯体。他喘息着数数，说要创最高交合记录。他喝了酒，力气很大，非常了得……

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显然有人在偷听。余汝明全神贯注地做事，不理睬我的提醒。做爱结束了，门外又传来响声。我警觉地推他。他懒洋洋地说，是那个小兵团战士……这些小家伙，就喜欢窥视别人的隐私，不过，中国民俗就是这样的，新婚的洞房之夜，小孩子们可以偷看。

婚礼过后，就要回娘家小住——蒙古人与汉人的习俗差不多。同学们准备了两匹马，还借给我们马靴。童君作为娘家哥哥陪着，在辽阔的巴音淖尔草原上疯跑了一个星期，住遍了与知青交往最密切——最有威望的牧民家。他们非常盛情地款待我们。当然，尼玛阿娘、恩布赫的家是正宗的娘家婆家。童君背着相机，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回门之后，蜜月开始了。

所有的牧民、同学、兵团战士都自觉地不再来打扰，让我们过一个月安静甜蜜的新婚生活。余汝明宣布，要开始上班，说咱们是劳动人民，他在连队的菜园子里种菜，必须天天下地，说新娘应当坐在新房里，每天给新郎做饭吃，现在是小农经济，我耕田来你做饭，我担水来你浇园，土屋虽破能避雨，夫妻双双把家还。听了他的话，我很开心，每天送他早出，等他晚归，替他做饭。后来，他中午也不回来了，说在别人家喝茶。这样，过了几日，我觉得不像蜜月，一定要去帮他种地，他推辞不过，答应了。我去了菜地，原来这么近，没有五分钟的路，他怎么会给我一个很远的印象？地里，种着各种瓜菜。我帮他浇水，到了中午，他说队里有事，我要跟他一起去，他说这事太麻烦，你跟着去干什么，就在地里数瓜吧，有獾子偷瓜吃，每天都要数少不少。你数吧，数完了回去做晚饭，别来找我，小心队里说闲话。我当然不会给他惹麻烦，等他走远了，便一心一意地数了起来，一位老爷爷路过，见状说，长征姑娘呀，大老远的来俺们这里做新娘，跑大太阳底下干什么活儿呢，快回屋去吧，别这么傻，公家的事还不都是慢慢地做，快回屋去歇着吧。我怕给余汝明惹麻烦，不敢多搭话，数完瓜，又浇一遍所有的地，还不见余汝明的踪影，就回家去做饭。一连三天，都这样过去了。每天，他都疲倦地回来，不再热心做爱。他像换了一个人。他怎么了？他说是在监狱里呆的，要跟他这个历尽沧桑的人结婚，就要忍受他的怪异。他说，夫妻生活正常的是一周一次。于是，他开始冷淡我。他本来就与众不同，我自然也没有多想。

他不愿意我跟着他下地，不久，他牵来了一匹马，说去打旱獭子，做皮衣。以后，他便天天骑马早出晚归。我天天盼着太阳落山，等他回家。渐渐地，我开始难过起来。这哪儿是蜜月呀？天天盼他回来，也没几句话说。他不是说菜地很重要吗，现在为什么不去管理菜地？他变化得太快了，每天一回到家里，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夫妻生活的感觉也大不相同，时常狠狠地咬我，尖利的牙齿深深嵌进肉里，痛得我直想叫，身上留下了紫红色的牙痕。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吗——难怪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女人。他的行为很令人费解，不过，他本来就是令人费解的人，因此，我也没有去深想。只是，我一定要跟他去打旱獭子。他说，没有马给你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草原深处，我决定步行去陪伴他，不能让真实的他又变成一个幻影。我朝着他消失的方向一直走，在一处小山坡下，我听见坡上有女人的笑声。我爬上了那个坡，看见了余汝明和方梓兰！

见我来了，两个人站起身来方梓兰一边去牵马，一边说，我早上来看看什么人在这坡上转来转去，原来是老余，打旱獭子真有趣，我走了。余汝明一脸吃惊的神色消失了，他望着方梓兰骑马远去，恨恨地说：你来干什么？！把我下的套全废了。你知不知道旱獭怕吵，来这么多人，它们就不出来了，你就会捣乱！我说：方梓兰不是也来了吗，她还骑着马，还说那么多话呢，不是更吵吗？他说，她与你不一样，她本来就是这儿的人，你不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说中午你回家去吃饭吧。他说，中午不回去，牧民在等我。说完，他纵马朝方梓兰远去的方向奔去，全然不管我会怎样想。我只好踅回陋屋，等他回家。

就这样，我很难见到余汝明的人影，每天在小屋里闷得无聊。余汝明又说，新媳妇不可以乱串门，尤其不可以跟异性交往，免得人家说闲话。小队里的同学都很懂事，不来找我聊天。我没马没地方去，正好有汽车去新场，便提出去看看韩智圣和韩大嫂，也看看莲花阿嘎和朝鲁书记的旧居。他说，让方梓兰陪我同去——她成了我的影子。我们坐上顺路的车，专程看望新场的熟人。

我驻足在莲花阿嘎的旧居前，久久不肯离去。碎了玻璃的窗在风中摇曳，屋内破败得令人心痛。当年这里多整洁温馨啊，经常回荡着牧民和知青们的朗朗笑声。如今，人去屋空，好凄凉的感觉。莲花阿嘎呀，我看你来了，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呀！不知不觉，眼泪盈满眼眶。这时，方梓兰在叫我。她是后来牧场的，不知道我们的故事，也不了解我为什么会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屋子前发愣。

我跟着她，到了她住的房间。这是她的临时住处。她说，她四处为家，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这是一排红砖房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摆了两张木床，铺盖很简单。她在换衣服，内衣破得令人伤心。于是，我这才想起她不幸的身世，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那么心疼她。她实在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方梓兰陪着我去一家家拜访。

我们看望了韩智圣，他情绪不很高，还在讲述兵团整他的老故事，说我们十二小队的人被关学习班时，他被关进地洞一两个月，出来时双目都看不了东西。他只有怨言，却没有新的想法，令人索然无趣。我们又去了桂花的家。她的疯病一直不见好，嫁给了一个暗恋着她的小木匠。小木匠心甘情愿地养着她，这是她的福气。她成了真正的疯子，不认识人，头发剪得很短，蓬乱着，衣服脏兮兮的、目光呆滞。想起从前的她，那么聪明活泼，那么光彩美丽，真让人痛心。我们还看了几家知青，都结婚了，有了孩子，孩子送回北京，她们牵肠挂肚地心痛。这是知青们新的痛楚。未婚的女知青们，住在一片自盖的土坯屋里。在小学校里的大屋里，许多女知青将木床集中在一起，床头的小课桌上摆满了学生作业。她们都是小学教师，校长也是北京知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来，大多数知青选择了稳定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知青们的特点使然，并非害怕了艰苦的游牧生活。

方梓兰牵来了两匹马。我们骑上马，去看望场部附近牛棚里住着的友人。棚主未归，我们只好往回走。远处有人纵马而来，是余汝明。他一定想我了，我好高兴。他来到方梓兰面前，下了马，从背包里取出一套书。我下了马，伸手去接。他说，你别动，将书递给方梓兰。他不看我，直视着她说：这套书借给你看，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俩旁若无人地谈了起来，谈该书主人公的悲剧性质，谈罗曼·罗兰，谈婚姻，还谈这次盛大的婚礼。方梓兰说，我看你老余办婚礼不过是政治示威，为巴音淖尔的过去争口气。余汝明说，你好眼力，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被整垮，精神不死。其实，婚姻有什么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看，这套书的主人公一辈子过得多自在。他就不要婚姻！他俩相视而笑，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又一次忘记我的存在。我插不上话，像一个多余的人。我说，我想看看这套书。方梓兰友好地说，给长征看吧，反正我也看过。余汝明依然坚持着，说：长征以后有机会看，现在还是再给你再看一遍吧。我想，也是，我们是两口子，还能没有机会吗？遂不再坚持。方梓兰收好了这套书，于是，我便永远记住了这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套书的第二次出现，已经是两年以后了，依然是余汝明交给了方梓兰。

婚期中，我与连里的兵团战士有一些接触，了解了她们的辛酸苦辣。她们不再是威风凛凛的阶级斗争冲锋队员，如今她们的地位跟我的过去有些相似了。我走后，连里有很大变化，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位战士病了，请求休病假。连领导说他是装病．严厉地强迫他上工。结果，这位战士死在了地里，引起全体兵团战士的公愤，在一位复员军人的带动下，掀起了集体反抗的大行动，砸烂了连部所有的玻璃窗，上房揭瓦，反正房子也是大家自己盖的。师部闻讯，断定这是反革命暴乱，派人镇压。那位复员军人匆匆逃进霍斯淖尔浩浩荡荡的芦苇荡里，无路可走，饥寒交迫，于是，点火自焚了。“暴乱”平息了，全体知青都背上了黑锅。凡是砸玻璃掀瓦者，全部扣除工资作为赔偿。从此，初建兵团时的豪情荡然无存，大家开始混日子。许多男孩子留起了象征颓废的长发，许多女孩子坠入了爱河。有人将谢萌萌从男知青的被窝里赤条条地拖了出来，她已经没有了羞怯……听了这些，我无言以对。责任在谁呢？时代？当权者？当然难辞其咎。但是，我们知青自己呢，是不是也应该自省？在这场混混沌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那个整过我的金巴连长复员了——回老家去种地了。临走时，说请人给我带话，说曾经对不起我，向我道歉，请我原谅。听了这些话，我鼻子酸了，百感交集。我从来都没有认为金连长坏，我不怪他，反而同情他的遭遇。他已经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心境一定不会好。我祝愿他活得好，一切重新开始。

婚假报快度过了。

蜜月不蜜，独守空房，这种感觉，对谁都难以启齿。我与余汝明之间像隔了一道透明的墙，咫尺天涯。

因为我没有马，只能乘车回旧场部。余汝明骑马走了。当我独自回到小屋，心里空落落的。我想起了石梅、文旭、葛温温，他们为什么没来呢？余汝明回来后，我刚一问，他的脸就沉了下来，说：你真傻，傻得没头脑！你想一想，文旭怎么有脸来。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关吗？是他出卖了你！你想想吧，为什么石梅没被关起来，还有放牧权，你却没有！是他害了你。我们牧场的运动全毁在他手里了，朝鲁被抓就是他出卖的！是他外调回来说朝鲁是“内人党”，牧民便把朝鲁送回场部了，所以莲花阿嘎才会死。那个石梅媚气十足，看见文旭外公被关押，后台没有了，就不要他了。告诉你吧，石梅还追过我呢！我比文旭更有魅力。文旭哪里配得上她，他根本没什么头脑。凡是有思想、有文才的女性都会看得上我。我不想开这个玩笑——哪一天，我向石梅求爱，她肯定上钩！叫她脱裤子她都会干。你长征有这么大的面子，都是我给的，是你丈夫有本事，才把你请到内蒙古来成亲。你别以为这是什么爱情的力量。内蒙古这地方，女人太少，有本事的人才讨老婆，没本事的人打光棍。女人脱了裤子都一样，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一席话，说得我目瞪口呆！

我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信。他强调说，以后再也别跟他们来往了！我点了点头。

他从卫生员韦强那里要了避孕药，每天看着我吞下去。我说．你不是希望咱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草原上吗？他说，那是从前的想法，现在不能要孩子，我们两地分居，有了孩子太不方便，会连累我们的。他曾经多么渴望我为他生几个儿子啊，这个梦是他带给我的，此刻，我心里有些难过了。

婚假结束了。离开草原的前一天，余汝明拿来一册手抄歌本，交给了我，说：你不是爱唱歌吗，给你借一个歌本抄抄。我翻开一看，惊喜不已。这是秦跃收集的蒙古族歌曲，用蒙汉文工工整整写成，字迹秀丽干净，妙极了！我匆匆抄了几首歌，天就黑了。我埋怨余汝明，为什么不早一点借来，看来抄不完了。他笑而不语。我将歌本收好了，准备明天上午还给秦跃。第二天上午，秦跃来取歌本，我立刻去包里取，奇怪，不见了。我将书包全部掏空，仍不见踪影，再查找别处，依然没有。泰跃不高兴了——这是他数年来心血的结晶呀。可是，它现在却不翼而飞！我心里好难受。这时，车来了，我要离开草原了。我说，还没找到歌本。余汝明一进屋便催促道，不过就是个歌本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走吧走吧，对车啦！他提了包，秦跃也送出来，看他沉默的表情，我知道他一定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他，怎么办呢？

车开了，途中，我打开手提包取东西，伸手触到了什么，一看正是秦跃的歌本！哎呀，怎么会在这儿？我问陪同我的余汝明是怎么回事儿，让他带回去，还给人家。余汝明幽幽地笑，将我的手按住，诡秘地说：傻瓜！不过一个歌本而已，还不还无所谓！你带回家慢慢抄，管他要不要的！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有他的想法。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有一种做了贼的感觉。我想，秦跃心里肯定恨我，认为我贪别人的东西，可是，余汝明拿它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成了一个秘密，我又不知如何处理，每次提起，都被他压住了。就这样，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以后，余汝明来江城时，还让我把歌本取出来给他看，可是，他离开江城回京时，歌本便失踪了。我猜不透，他想要这个歌本，为什么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呢？为什么要让秦跃认为是我故意不还呢？其实，我原来根本不知道秦跃有这本民歌集，我又何苦费心去把它据为己有呢？我觉得，余汝明怪异得出了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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