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靳之林先生写生》：第一章 师生缘 第二章 千里寻她——山桃花
作者：邢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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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靳之林先生写生》：第一章 师生缘 第二章 千里寻她——山桃花
作者：邢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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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靳之林先生写生 此书谨献给恩师 题记： 用生命画画 画画赞美生命如果把人生比作上帝发的大果子，那么文学和艺术的功能就是让你慢慢吃，慢慢品，品出无穷的味。生活这颗果子给予每一个人不同，在于每一个人品出滋味的多寡。最妙的是这颗果子可以反复咀嚼，寡味嚼出多味，苦味嚼出甜。音乐、诗文、美术就是这颗果子嚼出的滋味，否则囫囵吞下去也是一生，多没味。
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 他是当代中国油画风景第一人（靳尚谊语）。 他是当代抢救民间民俗文化的民族英雄。（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语） 他是中国本原哲学研究体系的创始人。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是被徐悲鸿院长慧眼识才留校的第一位青年教师。却因为看到了古元的木刻，看到了陕北的窗花、民歌、腰鼓、新歌剧，青年才俊靳之林便狂热地爱上了陕北，灰棉袄和黄土高原朴实的色彩，成了他心目中最圣洁的颜色；古元木刻质朴的艺术气质、质朴的陕北农民的气质、质朴的陕北黄土高原的气质融合所产生的艺术震撼，使他的心狂热地扑向陕北黄土高原，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归宿，找到了自我。如同保罗.高更最终在塔西提岛寻找到自己艺术的归宿和天堂，靳之林一心一意要到虽偏远、贫瘠，但粗狂、淳厚的延安落户，真心诚意要当一名延安人，为此靳之林先生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岁月、牛棚、批斗和妻离子散惨重的代价。 好像是前世的约定，陕北大娘的剪纸勾住了靳之林先生的魂，靳先生从剪纸追问下去，文物考古、田野考察、人类学、符号学，这一追三十多年，他是抢救发掘发扬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民族英雄。他创立了以民间文化、考古文化与古史文献三者结合、相互印证的方法，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国本原哲学发生发展的研究体系——“中国本原文化学”这一当代新的边缘学科。20世纪90年代开始，靳先生田野考察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从而进入世界范围人类本原文化与文化密码的研究。他的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积累了几百万字的笔记和几万张照片资料，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至少领先世界10年。同行艺术家用几十万元买别墅和画室，他却将卖画所得的50万元全部用于中国和世界的田野考察。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讲给了我们这些老学生。尤其是近年来靳先生阅读了大量天文学与自然科学文献，关注追踪这方面最新成果，从而更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人类人文符号与天文符号的同一性。当法国学术界见到靳先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基因密码——符号学》的编写大纲时惊呼道：靳之林发现了中国。就这样无心插柳却成荫，画家靳之林先生不自觉地成了学者和哲学家。 作为油画家靳之林先生很少画人物，他酷爱大自然，从不在画室中画画，他一生坚持在户外写生，意在与大自然神交。他说没机会写生时，就用眼睛画。一旦画起画来，他会像梵高一样疯狂。他是以中国意境中国本源哲学画油画风景的中国现代油画大家（到处滥竖大师，为区别我在这里宁愿称他为大家）。陕北的深山沟壑，黄土、窑洞是他的最爱。他爱她、画她、研究她，没有哪位画家像靳先生那样画了那么多的陕北，画了一辈子的陕北，他甚至还以八十岁的高龄，将画架支在莽莽雪原上，站在零下二十度的低温里一画八个小时。没有爱是办不到的，没有对大自然的、对陕北的，那炙热的、深厚的、不灭的爱是绝对办不到的。靳先生说别叫我爱上，爱上了，她永远都逃不掉。靳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投奔延安落户，又于十三年后蒙冤被迫离开延安。而在他七十多岁时，靳先生又一次重回陕北，发现了黄河乾坤湾，创立了小程民间文化艺术村。这时他的油画艺术上升为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的高度，同时他又一次把陕北民间艺术推向了世界，靳之林先生和陕北结下了一生的缘。 因为陕北，因为画画，靳之林先生有了一个传奇的人生。 几十年中，靳之林先生在全国更陕北有众多的追随者和学生。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有幸认识了靳先生。那时我在陕北插队后考上西安美院，毕业后又回到陕北，这时靳先生也正好来到延安落户。我追随先生三十多年，学他的画，更感他的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靳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朋友催促说:把你所知道的靳之林先生给大家写写是你义不容辞的历史赋予你的重任。 我所知道的作为艺术家的靳之林先生，最具魅力的是他的痴情——他面对大自然挥笔作画时的激情；他几个小时立在欧洲油画大师的画作前泪流满面旁若无人；他对民间艺术的感情、独具慧眼和献身精神；他的“不谙世俗”以及他对前妻和家庭的深情…. 我所了解的靳之林先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在中国美术界颇具悲剧色彩的，“是个苦命的人”（李苦禅语）。艺术家本应是远离政治，远离权力，最具个人色彩的职业，可惜靳之林先生“生不逢时”，为了一个小小的艺术追求和向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忍受了常人所不能的苦难。 我整理了近些年追随靳先生写生的照片和零散笔记，方才后悔记下的东西太少，对靳先生的民间文化和哲学研究我没有能力阐述，本文以日记的形式尽可能记录下跟随靳先生的几次写生经历，我在文中所配靳先生的油画大部分是当时的写生所画。 写生、情感、灵魂、艺术、中国的、传承……但愿我把这些关键词表达得尽量清楚。 靳先生将于2010年５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八十岁大型回顾油画展，这本书就算是我作为学生送给先生的一份薄礼。 特别感谢我的老同学孙立哲先生对于此书出版给
初识靳之林先生 中央美院的老师、大画家和蔼，谦虚，笑容可掬，这就是靳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际上靳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外表冷静，内里面却是一团火在燃烧；看上去温文儒雅，性情却疯狂执着；大悲大喜、大张大合，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性格。 我与靳之林先生结识三十多年，初识先生那一幕尤为难忘。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我从西安美院毕业，社来社去又回到几年前插队的陕北延安，此时靳之林先生也千难万难后来到延安落户，在延安地区文化馆任美术组长，只身住在地区文化馆内。那是一个大雪后冬天的傍晚，靳先生为我打开了窑门，一股暖气扑面而来，一股煮饭的热气夹着大米的香味扑面而来，啊！陕北罕见的大米，受刺激的味觉使我有一种他乡遇故之感。这是一孔不大的薄皮窑，迎面放着一只带烟筒的火炉，炉子上咕嘟嘟地熬着一小锅大米粥。窑里没有炕，靠里面墙是一张加了木板的单人床，上面横七竖八地堆着几床被子，然后是桌子、椅子、箱子和油画画具与一些日用家什没有秩序地乱放着，把个小小空间塞的挺满，三面墙上都挂满了在延安的油画写生。 靳先生向我伸出了手，开口说话的京腔京味又使我倍感亲切。他四十几岁的年龄，身材不高，壮实敦厚，宽阔的额头有些前倾，稍显肥大的鼻头微微翘起，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叫人觉着挺好接近。他身穿一件黑色制服大棉袄，头戴顶簇新的蓝帽子，裤子肥大，穿得窝窝囊囊，活脱脱一位老工人师傅的样子。靳先生正从油画箱里抽出他白天的一幅写生往墙上钉，我凑上去看，这是幅延安大桥的雪景：铅灰色的天空下银白色的雪覆盖着世界，背景的宝塔、延安山城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延河大桥横贯画面，桥上走着小人，跳跃的鲜色的斑点是他们的头巾，粗放的流动的深色的线条显示出冰河下的生命活力。 “喜欢吗？”靳先生边贴画边问。 “嗯。”我频频点头，“真美！”我目不暇接地一幅幅看下去。 “喜欢哪张？”靳先生又问。 我指了一幅有山间小路，小路上有个农民，农民赶着一辆驴车的画。 “你倒是挺有主见啊。”靳先生笑了。 他这一说一笑，倒使我心里没了底。然后我极恳切地向靳先生提出请他收我作学生，靳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了我。 中央美院的老师、大画家和蔼，谦虚，笑容可掬，这就是靳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际上靳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外表冷静，内里面却是一团火在燃烧；看上去温文儒雅，性情却疯狂执着；大悲大喜、大张大合，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性格。 我回到延川县文化馆报到，先是被分配到永平文化站当美工。这时的靳先生正在陕北境内的各个县奔走，考察民间艺术，举办农民画学习班，培养农村美术骨干，以点带面，开美术现场会。这天他来到永平文化站，我们一起去下乡。寒冬腊月天，靳先生亲自蹬着梯子画壁画，宣传农业学大寨。水粉颜料还没等调好就被冻住了，他叫我去村里找来热水，用热水泼着画，后来实在不行了，他又叫我打开他的油画箱，拿出油画色来接着画，因为油画色不易上冻，油画颜料比水粉颜料价高还是靳先生私人的，画一幅壁画得用多少颜色呀！我们画了一天。 回来时已是黄昏。干冷干冷的冬日，天色渐渐暗下去，蓝幽幽的月光洒下来，一切都失去了细节，远山失去了体积感，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在这容易使人产生幻觉的幽蓝色调中，周围的景色像是舞台的布景。只亮一个色阶的，冻得结实的天空中，不多的几颗星星在瑟缩地闪烁，天底下最亮的是那条山涧中的冻硬了的小溪，白晃晃的，宛如一条玻璃铺成的透明玉带，弯弯曲曲，缠绕着，延伸着。 靳先生谈兴很浓，讲他的经历，讲他的文革遭遇，他说小的时候学过国画，后来是由于对徐悲鸿先生的《箫声》(徐先生的早期油画)的喜爱使他走上了学习油画的道路，是古元先生的木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看了古元的木刻，他便不明缘由地，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延安，文革时因为他提出要到延安落户，被造反派打成“阴谋到延安另立中央”的反党分子关进牛棚，妻子也受连累被一同关进了牛棚，两个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上流浪，要饭。于是他提出与妻子离婚，为了妻子可以出去，为孩子们不再流浪，他的本意是一旦自己放出去还可以再复婚。不想妻子为了能和孩子们活下去，另嫁别人，离开了他，逃离了那个是非之地。他在牛棚里写检查一遍遍不能通过，因为他不能揭发出与他一起另立中央的同党，他说: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能胡说呢！随着家破人散，此时被关在美院附中三楼一间教室的他万念俱灭，眼睛盯住放在窗口的木凳，趁看押他的造反派不注意的当口，他一个箭步冲过去，一脚踩到了木凳上，再一跳，他就可以彻底地解脱了。谁知那个造反派反应很快，一下子扑过来，抱住了他的腿，迅速撤掉了窗口的木凳，并且将他也绑了个结结实实…… 讲这些个经历时，靳先生用他浑厚的男中音娓娓道来，没有悲切，没有激愤，只是讲述，只是为给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终于实现了他到延安落户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啊！如今他怎么能不努力工作？积攒了半生的力量啊！他兴奋地低声唱起了《延安颂》，他的男低音带着金属样的磁力，在夜空中回荡：“啊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不好直接问，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奇很想知道靳先生的前妻是个什么样子呢？有一次，靳先生给我看他珍藏的相册，他指着一张135的小照片，“你看，这个女青年怎么样？”照片太小，又以风景为主，人物更小。“她是我大学同学，穿着布拉基，梳两条油亮的大辫子，推着一辆自行车，风度翩翩，十分有个性。我们班许多男同学都追求她，我也追求过，她没挑上我，跟别的男同学结婚了。”我接着翻看相册，想在里面找到他原来那个幸福家庭的影子，未果。爱之深，痛之切，靳先生把隐痛藏得深深。 在永平文化站的窑里，靳先生仔细地一张张地看着我贴在墙上的画，有在美院的素描人像和色彩写生，还有回来后的农村速写。我紧张地注视着他，只见靳先生咬了一下嘴唇，脸上的笑意全无，很生气的表情，第一句评语是：速写很有格调。第二句是：你被美院教坏了。此话一出，差点把我雷倒。靳先生接着说：你在画画上很灵透，是因为你的第一幅素描还很有灵性，感觉也不错。但以后的不行，你画了这么多头像，除了形象不同，没什么区别，千篇一律，你只学会了一套技术，一个模特坐在那里，你就用学来的这套办法从头画到尾，同样对待，同样处理。工厂的工人车零件一定要是一样的，生产越多越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否则就是废品。但艺术品绝不能相同，画画全画成一个样子，一张就够了。不必浪费这么多笔墨！你这几年只是学了点技术，没有学到艺术。有了技术只是一个画匠，技术好学，就是那点东西，谁都可以学会，艺术却不然。我说你的感觉还好，是指你的气质而言，是当你画得忘了情，忘了技术时还能看出来，而你是不自觉的，你的眼睛不行，你的眼睛不高哇！想起我第一次在靳先生窑里的表现，明白他一开始就考察了我这个学生。 靳先生第一次对我的指导使我铭记至今。
我说：“靳老师，还画吗？” “死不了就画！”他硬邦邦扔出来一句话。 想当年我刚从美院毕业，回到插队的陕北见到什么都觉着美啊！不像插队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只是陕北的贫穷和落后，那时侯极强度的劳动、极贫乏的文化生活使我无暇它顾，因为我是农民中的一员。但当我这个有着知青经历又以画家的眼光重新观察陕北时，惊喜的发现，这里的一切原来是如此的美：蓝的天、白的云、黄的山，亲切淳朴的父老乡亲，以及他们的劳作、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沉甸甸的人生。从农民的角色跳出来，带着审美的眼光，我觉出了这里的淳厚之美。 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中央美院的老师——靳之林先生，而他更是放弃北京，放弃美院教授，千难万难后来到自己热恋的土地——陕北。可以想见我们师生二人扑向这片黄土地时的狂喜和狂热。从春到冬，我提着画箱随靳先生上山写生。 陕北的夏天！ 一年四季，陕北都有它独特的美，给我感觉最强烈的要算是夏天。黄土高原到了麦收的季节，人们便整日呆在山上了，从鸡打二遍鸣出工，直到晚上八九点人们才顶着满天星斗，担着一担麦子下山，这中间的两顿饭都是有专人担上山去吃的。早出工时，天空还是深蓝深蓝的，天际边仍有几颗星星在闪烁，东方一线鱼肚白，微露晨意。一路上山，不由人做着深呼吸，庄稼地里植物的清香侵入肺腑，好不醉人。鞋面、裤筒被路边杂草上的露水打湿，凉森森的，怪不得老乡们从窑里起身时都要拉上件棉袄披着。 我和靳先生夹在上山的人们中间，一手提着画箱，一手拿着镰刀，抢着往前赶，我们要在人们开始干活之前先去画一幅画，因为我们画要画，活也要干。 随着太阳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炎热，麦子泛着金色的光芒，耀人目眩，周围的世界变得白花花的，置身其间，感觉一切都是透明的，连自己也透明了，融化了，消失了。 最热的时候是不能割麦的，因为晒干的麦粒一碰就会脱落，所以中午人们要歇一个长长的晌。这是靳先生和我开始画画的时间，我们支起画箱，画那纯净的蔚蓝色的天，那是高原特有的深邃如大海的晴空；画那透明的金色的麦浪；画老乡们那褐色的脸膛，我们用暗红色流动的颜色线勾勒出他们那火炭儿似的躯体和肤色。画家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当你面对自然物象迸发出创作灵感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无我的、超然的、出世的，这里只有永恒的光、色、形，在这里你有种销魂荡魄般的享受。我竟狂妄起来对靳先生说：“如果没有法国人创造印象派，我们也会发明外光派的。”靳先生回头看了我的画说：“好啊，好。高更的追求，梵高的发泄。”一会儿靳先生又走过来，“完了完了，你把这张画改坏了，全完了！刚才这块颜色多好，敲一敲都铿锵有声，本来全好了，不用再画了，现在都脏了。刚才这山势的走向线用得极好，洗练有气势，你为什么一定要照抄对象，跟着光线跑，不尊重自己的第一感觉，越画越腻呢？”对先生这种极端的批评，我往往一开始摸不着头脑。 一位男青年给我们当模特儿，他僵硬地支着胳膊斜倚在麦垛上，另外几个老乡用草帽盖住脸，四脚八叉躺在麦堆后打酣。叽叽喳喳的女子们围住我，看一阵，笑一阵。拦羊的老汉把羊群赶到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然后捧着一只旱烟袋，津津有味地参观靳先生画画。 “老汉，看我画得行不行？”靳先生问。 “好嘛，美的太太。”日头慢慢西斜下去，而一旦天空被晚霞所渲染，那情景更是瑰丽动人：先是大面积的，淡的玫瑰色和橘色被轻轻涂满了西边天，以后面积越来越小，色彩也愈浓烈，山头都被染的血红，落日终于隐没了，西方的天际间只剩下一抹亮红的余晖。在这瞬息万变的晚霞时分，靳先生和我就像打仗似的，飞快的摆动着画笔，那不是优哉游哉地描画，那是拼命的记录，为大自然的丰富的演变作记录，十分钟一幅，五分钟一幅，直到眼前的一切再无法辨别，我们才收拾起画箱，随着收麦人的队伍踏上回程。走在苍苍莽莽的高原上，一切都显得深沉、庄重起来，于是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深沉和庄重起来…… 冬日雪原！ 一个晶莹剔透的雪的世界，洁白的平坦坦的高原，远方的大地和天空几乎分不出交界线，抬头望天空，天空蓝得令人心醉，心醉得发颤。此时天地间有两个小小的身影，镜头拉近：一个身影朝向东方站在画架前，几步之外一个宽大些的身影朝西的方向坐在画箱前的雪地上，东方的日头升上几杆，炙热的白色的太阳向四面八方习习地洒着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被金光裹缠、被金光射穿，一切都是透明的，如梦如幻的……这是我和靳先生在山上画雪景写生。多年来一想起这次写生，我的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场景，但我是怎么跳到空中一会近一会远地去看到这一切的呢？ 一场好雪，整整下了一夜。大早，天空仍稀稀洒洒地飘着小雪花，我随靳先生上山去画雪景。“咔赤、咔赤”，蜿蜒而上的洁白的小山路被我们踩上了两行脚印。深深吸上几口新鲜冷冽的空气，够爽！放眼望去“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好一个银装素裹的冰清世界，好一派北国的风光。 靳先生兴致极佳，一路说说笑笑，我的内心也像是奏起了明快的乐曲。我们来到山顶，雪停了，太阳露出了粉红色的圆脸，须臾，万道金光洒向大地，世界顿时变得五彩缤纷。靳先生一屁股坐在个雪堆上，迅速摊开了油画箱，“快画”。说完这句话，他便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画起来，只见画笔在调色板上急速地调和，颜色在画纸上飞快的铺陈，他是急不可耐的要把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情发泄出来，把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呈现出来。靳先生一拿起画笔，思维便异常地活跃，他从来不是默默地画画，他的思路跳来跳去： “陕北老乡好哇！陕北老乡朴实。” “跟陕北老乡打交道不必太转脑子，画画可以不分心。”“美院害死人，你們画画太讲技术，太冷冰冰了。”我们完成了一幅，又换个角度接着画第二幅。太阳到了正午，又向西偏去，气温越来越低，我带上棉手套画，可画笔还是一再从冻僵的手指上滑掉，清鼻涕“啪哒”掉在地上。我望了一眼靳先生，只见他稳稳地坐在雪地上，棉大衣滚满了雪，活像一尊雪雕。 我说：“靳老师，还画吗？”“死不了就画！”他硬邦邦扔出来一句话。 从山上下来时，天已暗得彻底。我狼狈不堪，棉鞋被雪水透湿又冻硬，成了冰葫芦，我一瘸一拐提着画箱很是沮丧。心里嘟囔：即使在生产队干活，也早该收工了。靳先生却依旧亢奋，他故意不理会我情绪的低落，炫耀说：“在读大学时我可是合唱队一个不错的男低音呢。”然后他的独唱会又开始了： “你是灯——塔，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第二章 千里寻她——山桃花 中断了二十年后的写生 我于七十年代末离开延安，我随靳先生的写生中断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后，我又跟随靳先生回陕北写生了。 多年来当初春时节陕北的大山沟壑中开放出一簇簇山桃花时，靳之林先生必定要坐在那山里写生了。靳先生认为冬、春天的陕北，赤裸着的黄土高原有着最本真的面貌，最质朴的气质。延安是画家靳之林先生的至爱，陕北是靳先生的写生基地，自从靳先生八十年代离开陕北，到九十年代末重回延安，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年年都要去陕北写生。 时间是2000年的春天，七十三岁的靳之林先生刚刚做完一个大手术，因膀胱手术中意外（也幸运）发现一侧肾疑似有肿瘤，医生果断决定切除了他一侧的肾。靳先生大病初愈，脸色病态地苍白，有些浮肿，精神也不好，他说，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去才能疗伤，只有画画才能使他恢复元气。靳先生写生很少与别人同行，但他答应了我。 我于七十年代末离开延安，我随靳先生的写生中断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后，我又跟随靳先生回陕北写生了。 我随靳先生一同乘上了从北京到延安的航班。这架飞机小的可怜，停靠在别的大飞机旁小得像个汽车，机上只有48个座位，也没满，大约坐了七成旅客。飞机上天以后颠簸得厉害，活像是被抛进大海风浪中的一只小船。突然间飞机忽地直线往下掉，使人短暂失重，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箱子、包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人们一时间愣住了，好在几秒钟后飞机稳住了，大家互相对视，松了一口气，好似一次生死人间。方注意到空姐不知才从哪里冒出来，脸上挂着不变的笑容，弯腰帮大家收拾行李，并未解释刚才的事件。 来延安机场接机的是甘泉县文化馆馆长上官永祥两口子，上官好记性，见到我说：记得吗？七几年在延安办美术学习班时你还给我画过头像呢。上世纪七十年代，靳先生在延安地区把群众美术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经常在地区文化馆举办来自各县的业余美术骨干学习班，形成了实际存在的延安画派并延续至今。靳先生当年播下的种子，早已开花结满硕果，那时美术班的小青年，如今有美院的教授，有著名美评家，有知名画家和民间美术家，还有很多在延安各县文化馆担当重任。上官永祥就是靳先生的学生兼朋友。晚上我们就借宿在上官家。上官的家座落在甘泉县城，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上是他的画室，一百多平米，好生令人羡慕。上官由于靳先生的推荐，曾到中央美院进修。如今是延安数得上的书法家，同时他也抹两笔油画，画室里放着他画的几幅油画写生，很好，很质朴，有激情，好像下笔的时候没什么办法，但少了技法，却多了自我多了个性。李苦禅先生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画油画当然一定要有基础和技法，但不做技法的奴隶为至法。 吃完晚饭，上官的婆姨收走了碗筷，又端上来一盘炒南瓜子，上官家的客厅不时有县里的朋友进出，有上官和靳先生的老朋友，也有慕靳先生名而来的年轻后生，来人都围坐在一起，靳先生开始和大家聊艺术，这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候了。 我说了自己的感想：开始学画画觉得很好玩，把什么东西画像也并不难，但随着时间越画得多，不是觉着愈熟练而欣慰，而是平添一种敬畏之感，“侯门一入深似海”，美太难了。因为艺术是对宇宙所蕴涵的美的揭示，深深感受到古希腊圣人柏拉图曾发出的慨叹：美是难的。而且比登天还难。 靳先生说，你不用知道太多的理论，知道自己就行，知道自己用真诚去画，用真情实感去创作了这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画的最高境界呢？画到最后比的是人的灵魂，如果说是人品、人格都不准确，但问题出来了，灵魂有标准吗？灵魂有深刻和肤浅之分，画品高低也就分出来了。一个画家可能有很好的功力和技巧，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敏的反应，但最重要的是有灵魂的深度，对人生、对世界、对自然的感悟的深度，这个灵魂是先天的也需要后天的补充。 天哪！要有灵魂的深度。这个要求还低吗？ 我们问靳先生：您最喜欢的画家是哪一位？ 靳先生说他最喜欢的最佩服的画家是梵高，梵高是用激情作画，是用生命作画，尤其是梵高生前最后画的《麦田上的乌鸦》能量都出来了，他全部的生命能量都释放了。毕加索晚年－临去世前的五年间的画也非常好，能量也都出来了，什么立体派，兰色时期，都不管了，全是能量了。一个画家到了晚年就要看素养，技术已不必太在意了，应该是怎么画都有理，抽象、具象都有理，无所谓了。齐白石画到最后形都没了，完全是能量的宣泄。中国画家周思聪临去世前三年画的荷花，用墨很淡，画的也很淡，纯净极了，灵魂都随着一缕轻烟升天了。靳先生说，当时他站在中国美术馆周思聪画的荷花前呆住了，预感到这位女画家的灵魂将要化作一股轻烟，她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 靳先生看到我疑问的眼神，说：我还没到狂草，能量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 这是我结识靳先生以来头一次听他讲能量啊，升天啊，灵魂啊的话题。曾几何时靳先生是多么的生龙活虎，多么的干劲冲天。靳先生６0岁从美院退休时我去看他，他拿出他的巨著（城墙砖那么大那么厚）《抓髻娃娃》给我看，我说，“靳老师，您又成了哲学家了！”记得靳先生当时曾对我说，他从来没感到过老，也没有想到过老，这些年他写书、考察、画画、带研究生、博士生，为民间文化的田野考察跑遍了全世界，他说还要干的事情太多了，最苦恼的是时间不够用，他又从书架上抽出几大本陕北地区石窟考察的笔记和照片给我看，说出版社催了好几年可还没腾出时间整理；美院那边有几个硕士要考他的博士生；他还有好多画要去画。靳先生从民间美术研究到本原哲学，再到人类学，有一个时期他为去印度的签证苦恼，他说考察走遍了全世界，现在到了必须去印度的时候，如果去不了印度，那就只能去自杀…..后来他去成了印度，回来后极其兴奋说印度太好了，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如果让他除了中国再有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在印度生活。我们问：人家不是说印度脏、乱、差，贫富差距大吗？他不屑地说：那是次要的，印度人活得真实又自然，印度人人都是哲学家，印度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国度。考察完印度他说他要写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符号学”，作为他一系列研究的总结。 想到这里我插话说：靳老师那您悠着点画，别把能量一下都画出来啊。
“我们现在的油画更多的是招数，是表面的形式，是形而下，缺少生活，缺少理念，缺少情感。而这些正是艺术的本质，我们现在的表现形式是对艺术理念的破坏。” ——靳之林语 我迫不及待的拿出几张我自己近些年创作的油画照片给大家看，自92年我回到北京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创作知青和陕北题材的油画。每当我坐在北京的家中，在画布前举起画笔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在陕北插队的生活场景，一幕又一幕，于是我就一幅一幅的画下去，欲罢不能。我留恋插队生活和陕北的大河、大山和大川，不光是因为这里曾是我年轻时走过的土地，我更留恋的是那样的一种质朴的生活，那样的一种本真的人生状态，越是久居城市越是怀念。人是如此的矛盾，我曾经耿耿于怀插队生活的艰苦，而今天我坐在高楼大厦中却时时在怀念着那时的生活，每天工作之余我都要坐在画布前涂抹，画黄土高原，画陕北老乡，画知青生活，好像这是我的宿命。有朋友劝我：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与时俱进。但我作为一名老知青出身的画家，本身就不时髦，老知青是过去式，时尚与“老知青”无缘，在历史的人生舞台上每个人只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况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艺术，我们这代人不能没有表现自己的艺术家。再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经历和集体记忆，不管政治家、历史家、和社会学家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现象，这段历史也不应该被遗忘，也值得记述和描绘。我们画家并不承担解释、评价历史的社会责任，我们只对自己的灵魂和艺术负责，真诚的绘制出自己的作品，忠实记录并无褒贬，我要把我们知青的青春永远留在画布上，告诉人们，我们这代人曾有着一个怎样的青春岁月。 一大段自白后我又解释说，曾有段时间，我也尝试画画其它的题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牵挂，使我不安，画着画着，我又回去画我的知青和陕北乡土题材的土油画。 我们大家谈到“土”的问题，靳先生突然激动起来，他显得很生气，挥动着手臂，提高了声音：我们现在的油画更多的是招数，是表面的形式，是形而下，缺少生活，缺少理念，缺少情感。而这些正是艺术的本质，我们现在的表现形式是对艺术理念的破坏。我们丢掉了延安鲁艺时古元，罗工柳那样一批画家，那样一种感人肺腑的艺术作品，罗工柳和莫普画的“地道战”、“延安整风”被说是土油画，但真正的土，是表现了当时的情感，理念和生活，这种土，永远是超前的，是永恒的。越是土的越是表现出感情越深，生活最熟悉，最有表现力的。以前我在巴黎陪法国的一批画家看中国的画家莫普、罗工柳画的“延安整风”、“地道战”时我对人家解释说：这是中国的土油画。法国画家不理解，他们说画家所表达的生活和色彩都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是土油画？不理解。 现在我们的悲剧是用西方的标准，排斥了一大批非学院派的，有自己的成就和有自己的造型体系绘画语言的画家。吴作人、徐悲鸿是西方的造型体系。而罗工柳画《地道战》时没有学过油画，但他有自己的造型体系。高虹的《转战南北》、黄胄、叶浅予都有自己的造型体系，不是西方的绘画语言，并不影响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然后他转而对我说：你的问题是还“土”的不到家。插队、陕北是你的经历、你的生活，你有很深的情感，画这个题材是你的优长。还没人集中画这些，战略好极了。但战术有问题，我说的战术不是指简单的技术，是你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自己的造型体系，也就是表现这个题材的最好的画法，这个很难，找到了你就是大师。
我们问老婆这些个样子是谁教给你的？她说她脑子里原就有许多的花样，没人教她，都在心里，源源不断涌出来。 2000年3月24日星期五靳先生事先在上官家存放了满满一纸箱的油画颜料，我们这次来是只提着空画箱抱着一卷油画布上飞机的。靳先生提前写信给了上官内框的尺寸，上官安排他的侄子小上官给我们已做好了一大堆内框。今天趁着这小伙子在为我们绷画布的时候，上官带我们去看甘泉县艺术村的农民画。跟靳先生下来写生，考察民间艺术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村子里转了几间窑，看了几个婆姨的剪纸和布堆画，靳先生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用钢笔把那些个花样描画下来，边记录边向作者提问题，得到回答后速记到小本子上。靳先生对其中一个婆姨的剪纸大加赞赏，这婆姨剪了一张很大的剪纸贴在墙上，中央是一棵结满桃子的大树，树底下蹲着一个黑色的树精，这树精还骑着一头牛。我们站在炕沿前，望着炕上被垛上方贴在拱形窑面上的红色的大剪纸，听靳先生为我们讲解，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棵神树，是“生命之树”。结满了桃子是企盼繁衍子孙，绵绵不绝的意思。 想当年我跟靳先生去下乡，我们也是事先带好防风纸，替换那些巧手的婆姨贴在窗纸上的窗花。见到老乡窑里的红木箱或梳妆盒子上的图案精美，我们就爬上炕，盘起腿，掏出速写本临摹下来。忽然听到靳先生十分夸张的声音：“这可是好东西呀！”原来是放在后窑掌的用来盛面用的几个大肚子黑瓦罐，那黑瓦罐上画着粉色的莲花，绿色的荷叶，其间穿梭着黄色的小鱼。靳先生用钱买下人家的黑瓦罐，抱在怀里，如获至宝。 “太美了，这简直是梵高的风格，色彩提高了八度。”“看这个，这是毕加索的造型。”“这是塞尚啊，这是塞尚的静物。”老乡听不懂靳先生说的是什么，他们回说，这些个土玩意儿也稀罕？都是自己做的，不值钱。 …….在村主任家，墙上贴着村主任自己画的画，竖长条幅，其中一幅画着摇扇子的诸葛亮，民间味道很浓，两只眼睛很开，人物露在衣服外面的脚和腿很细小，民间处理人物的脚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又看到一户人家的墙上赫然挂着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于右任的书法，在民间有着如此丰厚的文物收藏令我们惊叹。民间还有许多心灵手巧的艺人，他们是真正的创作大师。我们去见一位72岁的老婆，她正为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做面花，只见她盘腿坐在炕上正在用彩笔为自己做的那些小动物上色，炕上已摆了一大片用白面做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及花鸟，造型精美又可爱。靳先生坐下与老婆儿聊天，又掏出相机拍照，他视这些民间艺人、陕北大娘为老师，视她们的作品为珍宝。在北京靳先生不大的书房里就有一大捆插着面花的秫秸杆，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泥老虎和民间玩具，墙上贴着剪纸和布堆画，甚至在卫生间都堆放了一摞摞的皮影，俨然一个民俗博物馆。 我们问老婆儿这些个样子是谁教给你的？她说她脑子里原就有许多的花样，没人教她，都在心里，源源不断涌出来。我想如果柏拉图在这里听到肯定会高兴，因为柏拉图认为“学习就是回忆”。什么叫心灵？心里本来就有——心灵着呢，心里有了手就做出来了。老婆儿的面花里全有故事和出处，不是随便做的。那老婆儿把切成两团的面反复在案上揉搓，捏成罐形，又在白馍塑上"十"字交叉的面条，然后又捏出虎、牛头、羊头和鱼穿莲、蛇盘兔等塑在上面。老婆边做边为我们讲解：馍的侧面塑上的柿子、茄子、辣子面花，取"子"字谐音，表示家族有子孙后代。祭祀完毕后，捏有小虎的馍给家中的男人吃，表示生的儿子像小老虎似的健壮。捏有蛇盘兔的馍给儿媳妇吃，馍上塑的蛇属男，兔属女。她告诉我们，这个馍馍叫罐罐馍。什么叫罐罐馍呢？过去人死了要装在一个罐罐里，大人的罐罐封口，小孩的不封口，直接放在地里埋实，是怕他又托生成人。如果一家人孩子死了，父母就认为这本不是自己的孩子，是来要账的，便不叫他再变成人，再成为自己的孩子了。清明上坟时，人们提着四面有提绳的瓦罐子，里面装着罐罐馍，到坟上后把馍上面的顶掰下来埋在坟前，是给死去的人吃。 下午回到上官家，见到客厅里放满了绷好的画布，小上官好辛苦，绷画框手都磨出了茧子。
当年靳先生在吴旗办美术学习班的时候发现了他的绘画才能，亲手把他教成了一个油画家。 2000年3月25日星期六 一大早有人敲门，延安大学油画系教师乔正东7点钟就从延安赶到甘泉来了，他专门请了事假，要追随靳先生的这次写生。我早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乔正东，他家在山大沟深的吴旗县，是个地道的陕北后生，先天有背锅的残疾，所以干农活上山受苦没什么本事。当年靳先生在吴旗办美术学习班的时候发现了他的绘画才能，亲手把他教成了一个油画家。 陕北农村中爱好美术的青年真是不乏其人，遇见了靳先生是他们的幸运。每当这些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画敲响靳先生的窑门时，不论靳先生是刚刚准备午休，还是刚刚端起饭碗，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爬下床，放下饭碗，给人家讲技法、讲构图、讲格调，哪怕他前面只站着一位学生，也让人觉着他在给美院的一个班在讲课。他讲得是那么系统，那么高深，如碰巧我在旁边，我总会怀疑人家是否听得懂？连我这个上过美院的，都听着费劲。靳先生一旦讲起来便滔滔不绝，从未显出丝毫厌烦，从来是一副掏出心教人的样子。 靳先生一直惦记着乔正东，后来听说延安大学筹办艺术系，靳先生专门从北京给延大校长寄去了推荐信，乔正东被破格录用。就这样，没有上过一天美术学院的乔正东成了延大最好的油画老师。 见到乔正东，靳先生满脸不高兴，你来干什么？回去上你的课，我不带你画画。乔正东解释说他已安排好了学生的课也请好了假，靳先生扭头不再理他。见乔正东窘在那里，我发了恻隐之心，便也替他求情，靳先生才终于点头。前面说过，靳先生下去写生很少与人同行，我就曾亲眼见到多起，多人请求跟随靳先生一起去画写生的，靳先生总是笑而不答。事后我想我明白了靳先生不请别人和他一起画写生的原因，实在是因为随靳先生写生太苦，他是怕别人受不了。
我们几个人坐着这辆吉普车上路了，几天下来才体会到那句侯宝林相声里的词：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在北京时靳先生就告诉我，98年时想在延川乾坤湾的山上跑着画画苦于没有车，上官永祥知道后就花了一万块钱买了一辆旧吉普，他学了一个月左右的驾驶，学完了就拉着靳先生来回地跑着画画。上官胆子大，山路险，还开得飞快，除了靳先生，谁都不敢坐他的车。上官见这次人多，责任大，就说：为了保险起见，我让我的侄子给你们当司机，他的车技比我好多了。这件事上官又做对了，十几天写生中的多次有惊无险，真是全亏了这位后生娃。 我们几个人坐着这辆吉普车上路了，几天下来才体会到那句侯宝林相声里的词：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吉普车的后坐上方，堆满了绷好的画布，我和乔正东坐在后面，车开动起来，带框的画布就一起涌向我们的后脖子，我们能做的就是直起脖梗顶住画布。一路下来搞得后脖子生疼。 今天的目的地是黄陵县。 三月的早晨，雾气蒙蒙的、湿润的和微暖的，是那种混混屯屯能孕育生命的天气。一路上走走停停，因为靳先生觉得可拍照的地方太多了，那里一处山坡上有几个老农在耕地，拉犁的是两头毛驴。靳先生追着毛驴和扶犁的老农在坡地上跑前跑后，一会在人家前面照，一会在人家后面照。我吃力地跟着靳先生，内心里却很不情愿这样跑，另外还在提着心：靳先生可是刚做完大手术的73岁的老病号呀，正这样想着，只见靳先生趔趄了一下，我忙上去扶住，这时他脸上血色全无，大喘着气，冷汗顺着脑们冒出来。我们吓坏了，慌慌忙忙从他衣服口袋里掏出“速效救心”给他塞进嘴里。靳先生的冠心病是在三十年前为辅导延安市的业余美术学习班，三天三夜没睡觉得下的，自那时起就要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可能是刚刚大病初愈，靳先生这次下来体力大减，爬一个小坡都要站下歇几次，但他却没有因此做减法，一激动起来，还是不管不顾。劝说没有用，这一程下来我们随时观察靳先生，没有计算过有多少次，反正一见不对，能做的就是替他掏药，帮他塞药。各位也许难以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学生们最清楚，靳先生做事、画画那真就是玩命。 终于在离洛川十公里的地方，衰老的吉普车第一次罢工了，此时正是中午12点多钟，天很炎热，洛川公路两旁净是人，干什么呢？在地上挖坑，好像要栽树。怎么办？好在前面就有个修车铺，请在路旁挖坑的老乡帮忙，好歹把车推进车铺。这一呆可就长了，中午一点直修到下午六点，我们站在路边的树阴下，不时地进车铺看看进展情况，忍饥挨渴。修车的小师傅使尽浑身解数，还留了一个毛病没治好，打不着火，要人从后面推着跑，越跑越快，车才呼的一声活过来。瞧这车上的三个乘客：一位女士，—位老人兼病人，—位残疾人，我们三人一边推车，一边互相看，然后不约而同地大笑，好滑稽呀，我们这三个是能推车的人吗？开进黄陵县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店铺多数已打烊，街道上黑漆漆的，好在靳先生熟悉黄陵，摸黑找到县招待所，分配好住房，又让厨房临时给我们每人弄了碗面条，这是我们今天吃的第二餐饭。 赶着早春三月到黄陵来写生，靳先生是为了他的一幅油画创作收集素材，我在北京见过靳先生这幅创作的色彩稿：画面近处是黄土高坡，中景是皇帝陵，远景画土岗刘家山。依据草图上的内容，都要一一画写生，按计划过几天我们将奔赴延川县的土岗公社刘家山写生。 靳先生说刘家山仙境一般啊，太美了！这些天他总是说梦见自己站在刘家山的山头上，吃了一粒仙丹，然后升天了，化作一股青烟。我们问：为什么是在刘家山？靳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在刘家山已为自己看好茔地，他说从1997年重回陕北发现乾坤湾之后，被巨大的宇宙能量所震撼，美学观迅速升华为中国本原哲学的创作主题，乾坤湾成为他中国本原哲学观物取象之象。他狂热地把四米的油画布长卷搬到山上，东望吕梁，俯瞰黄河和黄土群峦。由日出画到日落，纵情于山水之间。忽然，远方山峦深处一缕轻烟升起，他的灵魂也随着一缕青烟直上重霄九。这个地方叫“河怀”，靳先生似乎得到了神谕，于是他决定把这里作为自己永生的莹地，在母亲河的怀抱中永生。 去刘家山写生，我们对此充满了期待。
靳先生画出了黄帝陵的魂魄。这是我看靳先生的写生时时会有的感觉，他能画出那景色里的灵魂，我对靳先生说，“您的画好“恐怖”阿！” 2000年3月26日星期日我们开着车在山里兜圈子，要找一个高点和角度能从远处看黄帝陵山的全貌。雾气很浓，远山朦朦胧胧一直笼罩在雾霭中，直到上午十点左右，远山才从云海中渐渐浮出一层顶。我们各人选自己的角度支画架，靳先生让我用一个扁横幅的画布，说画这个景一定要用横幅。我们以往做画布都是按照或欧洲尺寸，或美国尺寸，但靳先生是按自己的尺寸做内框，按照中国画的或竖长幅，或扁横幅绷画布。我对写生这座横在眼前的巨大的陵山很发杵，上午的光线整个色彩是偏冷的，远山的颜色是淡紫色的，由于雾气弥漫，山显得很平没有体积感，近景也很单调，我担心画不出层次来。 靳先生在画板上从暖色到冷色依次挤好颜色，用一支大号的扇形笔，沾很多松节油，狂风暴雨似的，噼里啪啦泼墨般在画布上挥洒，还是他那个高贵的灰调子，远处加上些粉绿和稀释的紫罗兰色，莽莽苍苍，气魄非凡的一座大陵山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真切，靳先生画出了黄帝陵的魂魄。这是我看靳先生的写生时时会有的感觉，他能画出那景色里的灵魂，我对靳先生说，“您的画好“恐怖”阿！”我想把自己的画刮掉，靳先生在我的画上加了些玫瑰红，颜色马上就对了，画面透气了。靳先生说，画风景要画出空气来，而且要画出空气的流动来；要画出距离，不但是前景和后景的距离，还要画出观者和画面的距离。 中午我们去吃了酸汤水饺，午休了一会儿。 四点钟又上山了，再画一幅下午的陵山。乔正东的画大受靳先生的称赞，说是列维坦的颜色，如果列维坦在也就画成这个样了。看了我的画说，很有个性，是你的性格。但他让我参考乔正东的调子，乔的调子画得很好。 靳先生下午这幅黄土高坡，是用中国的狼豪笔，油画的颜色关系，大量的松节油，画面色彩稀薄，皴擦顿挫，酣畅淋漓，有一种国画的大写意、泼墨的效果，一气呵成，七点钟结束。
乔正东蹲在画箱后为靳先生扶住画布。画布兜了风力量很大，如果乔正东双手摁不住的话，画布带着人随时可能被刮下山去。 2000年3月27日星期一我们的画都依次摆开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早上一起来，大家都习惯性的站在写生画前观摩。凡出来画画，脑子里再没有别的内容，全是画，全是如何画好写生。靳先生针对我的写生告诉我，要在暗面和阴影部分注意形，还要注意影子的边缘和里面的变化，影子的形要画清楚，边缘一定是冷的等等问题。 今天的风足足有6级，刮得昏天昏地，小司机拉着我们绕黄帝陵在盘山路上转。空气中干燥得能擦出火来，果然见到有一处山火自燃，黄色的背景中点缀着一小撮蓝色的烟雾，待仔细看时那蓝色的烟雾中突地腾起鲜红的火焰，黄的，蓝的，红的，三原色呀！又发现一处，好几处了，风大天燥，山火自燃，但无论如何自然中的景色都是非常美的。车开至山顶的某一处时，靳先生不让走了，说他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一定要画，马上画。这是厚积的黄土层被雨水常年冲刷后形成的高低不等的土柱子，许多土柱子就形成了土柱子林。 因为是在山顶上，风越大了，刮得人都站立不住，画布更无法固定，乔正东蹲在画箱后为靳先生扶住画布。画布兜了风力量很大，如果乔正东双手摁不住的话，画布带着人随时可能被刮下山去。靳先生坐的位置又正好是个风口，擦笔纸满天飞，忽然乔正东叫了一声，帽子飞走了，不能去抓，因为他正抓着画布，我替他去捡，这时靳先生的帽子也飞走了，追到山边，乔正东的帽子滚进了山间的深谷，靳先生的帽子被我一脚踩住。但这一切对于靳先生都不存在，他的眼睛里心目中只有前面的景，激情无法抑制。此时的情景让我想起多年前有关他的一个笑谈：那日靳先生去画写生，一幅还没画完，一扭头发现另一角度更是美矣，光线瞬息万变，来不及多想就把画画在了画箱的盖子上，当人们见他手里拿着一幅画，背着的画箱盖上也画着一幅画走进文化馆时，先是愣住接着笑喷。 面对着土柱子林，靳先生泼油彩用长豪毛笔画了一幅狂放的大写意，天，神，人合一，先生那澎湃的激情跃然纸上。他用笔的写意性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自由和抽象，已经由再现对象升华为表现对象，超脱了该情该景的真实感，形很不具体，但大感觉具体，形成了自身的一种抽象美，他说这幅画可以与人对话了，可以与观者对话了。靳先生评价艺术品标准的最高境界是能否与观者对话，说大师的画是能与人说话的。 靳先生引申说，鉴定大师作品的真伪和鉴定文物也是同理，很容易，就是一打开画，画就能与你说话，你能与它神交的就是真品。反之画不与你说话不能与你交流就是假的，用什么鉴定图章鉴定签名那是庸人的做法。 真够玄的！我想，能与大师的作品对话也不是一般的修练才能具有的慧眼啊。但我最近有一件喜乐事真是见人就想说：前几天去看徐悲鸿的展览，我看懂了，好像心里开了一扇窗，我能与徐悲鸿的画神交了，高兴啊！幸福啊！无以言表。在这之前我面对徐悲鸿大师的画时，除去说啊技术真棒看不出太多。靳先生多次讲他是看到徐悲鸿的《箫声》后决心学油画的，说《箫声》太好了，典雅恬静的女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令人陶醉。如今我也能领会《箫声》了，我在这幅画前站了好久，阿是真好啊！ 乔正东总是摸他少了帽子的头，为丢帽子耿耿于怀，靳先生说下山后第一件事是给乔正东买帽子。 2000年3月28日星期二今天是一个暖洋洋的春日，风力不大。我们又来到山顶上的土柱林，我和乔正东随靳先生一起画这个景。他给我们讲：风景画首先要解决好大的色系，即前景，中景，远景，什么颜色是前面的，什么颜色是中间的，什么颜色是远处的。说董希文先生看学生的画，先看他的调色板，如果调色板上的排列是对的，画也不会差到那去。靳先生要求我们在调色板上要把颜色从暖色到冷色依次排好，画的时候笔要依次推过去，否则颜色是分离的。他针对我的问题强调说，远处要有空气，影子要透气。
我们的画呀，都在车上呢，真是急死活人不偿命！ 2000年3月29日星期三来黄陵画画已是第五天了，上午再画黄帝陵山的近景写生。 下午三点动身回甘泉。半路上老吉普车又出毛病了，先是车厢里的水总开锅，只好停下车查看，水箱里没水了，都烧干了。到路边一个老乡的窑里讨要些水，乔正东端了个脸盆，一趟一趟倒进好几脸盆，再看里面还是没水，全漏到地下了，原来水管被烧了一个大口子。折腾好水管，接着上路，胜利在望，马上进入甘泉地界。靳先生正和大家聊得起劲，我忽然闻到一股臭胶皮味，不好了！只见司机的方向盘下在冒烟，赶紧停车，又是跑去找水，刚把这边的火灭掉，后备箱又冒烟了，司机判断是电路着了，可是后备箱盖无论如何打不开，我们的画呀，都在车上呢，真是急死活人不偿命！用手机联系甘泉，上官赶来支援，他们的车赶到时天已漆黑，打着手电把几个人这些天写生的画挪到救援车上。 如果你有在野外夜行汽车上的经历可能会同意我的感受，那真是别有一番景色：深蓝色的夜空，安静的大地，马路两旁的树木像黑色的列兵，急速地后退，赶上了一辆大卡车，我们的车灯照在卡车的后屁股上，鲜绿的车厢，鲜红的字。这样的长途公路上一般没有路灯，周围的景色反倒更清晰，根据前面点点的车灯闪烁，勾画出蛇一样在大地上盘绕的公路。多么神秘，纯净的夜啊！虽然夜已深深，但我感到我们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极佳，也变得那么纯净和神往。
在外人看来，画油画实在是麻烦，出外写生更麻烦，跟靳先生写生那就尤其费事。 2000年3月30日星期四今天的任务是整理、打捆已完成的写生画，准备下一段写生的画布，颜色等。在外人看来，画油画实在是麻烦，出外写生更麻烦，跟靳先生写生那就尤其费事。靳先生认真、仔细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每次外出写生前，不但要准备好画箱画布，还要准备好多在美术品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小木块，干什么用？一幅画不好拿，画好两幅画后（要求两幅尺寸一样大）把正面对在一起，为不使两幅画沾到一起，用这个小木块垫在四个角，木块会滑动，所以这木块不是简单的四方木块，木块两头有钉子，木块的厚度分开了两幅画，钉子又可以固定住两幅画，然后用胶带粘好，像行军打背包那样，连续捆绕。这个木块的专利是靳先生的。凡两幅画相对时，靳先生必是亲为，他不放心，怕别人粗心蹭坏了画面。在狂风肆虐的春季画画，为防止沙尘进去，最后另用宽一些的胶带再把四周粘严。几天下来几个人画了不少写生，这么一打理，在汽车上怎么颠也不怕了。我们问靳先生，如果单独出去写生，是否一天最少要画两幅画，或者四幅了？靳先生说他最多的时候就是画四幅画，早上一幅，晚上一幅，上午下午各一幅。啊真疯狂！ 在上官家，我们又要把这些已经捆好的画打开，因考虑到火车或飞机托运，防止运输过程画被戳坏，我们买了些三合板，裁成画面大小，每两幅钉两块板护住画，做成这样的若干，再捆成合适的行李。可能我讲的没烦，您已经听烦了。当个画家真是繁琐，外出写生还真是个力气活呢。 晚上甘泉县朱副县长请我们吃饭，朱县长人长得高大俊朗，是北京知青的女婿，他和上官是好朋友。为昨天我们乘的汽车在路上遇险，上官有些后怕，忍不住告诉了朱县长。朱县长责怪说，县里有汽车可以送靳老师去写生，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上官委屈，说靳老师早已叮咛他绝不惊动政府。于是朱县长请吃饭为我们压惊，靳先生又一次婉谢了朱县长提出在后半程给我们派车的建议。
母亲安葬在了延安，他终于彻底实现了落户延安的理想，再离不开延安了 2000年3月31日星期五今天上午我们赶到延安的清凉山，靳先生要为他母亲上坟，我和上官头天晚上就去买好了点心和水果。上官从墓地旁的松树下挖出来一瓶白酒，说：靳老师，这是我去年就替你埋下的。然后上官打开瓶盖，酒的醇香飘溢出来，他倒一些酒出来洒在坟茔四周。靳先生看起来心情沉痛，他低垂着头，手扶母亲坟前的松树久久的沉默。靳先生是河北唐山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赶回老家去把劫后余生的母亲和表妹接到延安。表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几年后九十高寿的母亲终老在圣地，靳先生在清凉山上为她选择了墓地。靳先生一生向往延安，一个中央美院的教授非要到延安落户，常人难以理解，就只能曲解，为落户延安靳先生曾付出了家破人散的代价，先生是那种会为了一个浪漫的想法去付诸实践的人，别人只是想想而已，他是却一条道走到黑。母亲安葬在了延安，他终于彻底实现了落户延安的理想，再离不开延安了，此时此刻他一定是百感交集。 延川县文化馆的冯山云和县招待所所长白江录开车从延川赶来延安接我们，白江录给靳先生带来一袋鲜枣，靳先生抓起一颗枣说：想死我了。在衣服上蹭蹭就送进嘴里。乔正东的油画白颜色用完了，跑到商店去买让大家等了半天。靳先生十分生气，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厉声训斥乔正东，吓得他钻进上官侄子开的老吉普车再不敢露面。然后两辆车相跟一路驶向延川县——我们写生的第二站。延安的道路这些年修的真是不错，当年我插队的时候，从延安到延川坐汽车要绕山路开四、五个小时，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说乡上政府的人不管，于是我们大家这时才决定弃车，步行两里去村里投宿，五个黑影顶着明晃晃的月亮摸进了村。 2000年4月1日星期六早上起来从延川县城出发，直奔位于黄河边上的土岗公社，用靳先生的话说，那里有仙境一般的刘家山，还有比美国大峡谷还壮观的乾坤湾。刘家山位于延川县土岗公社，我虽然６９年就到延川县插队，但那时不知道刘家山，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县城一百多里，而从县城到土岗公社还有一百多里山路。直到９７年春我回延川为路遥的母亲画像，插队时的朋友时任县民政局长的李晓存说带我去看一个好地方。于是我们驱车上山下沟到了黄河边的土岗公社，土岗在延川县是最偏僻和最穷困的一个公社，如果谁被派到土岗公社当书记，人们就会说是此人是被流放了。李晓存就曾被“流放”在土岗当书记好几年，他说你们不是看过长江画过三峡吗，也来看看这里的黄河大转弯吧，真是个好看的地方呢。登上刘家山村看黄河转弯像是个巨大的草帽或是飞碟，那飞碟样的村子叫“河怀”，从小程村的乾坤湾看黄河是一个大大的s形，那河中间的村子叫“伏义河”。美哉刘家山，壮哉乾坤湾。 回京后我把照片拿给靳先生看，靳先生立马就去了，而且一头扑进了土岗。靳先生说：我走万里黄河，从青海一直到山东入海口，做文化考察，最壮观、最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就是这里—乾坤湾了。从９７年开始靳先生在乾坤湾小程村建立了写生基地，他白天画画晚上在村子里办剪纸学习班，成立了小程民间艺术村，并说服县委为小程村拉上了电，又找来美国的福特基金为小程村建立了民间艺术博物馆，中央美院和西安美院的师生也把这里作为了自己的教学基地。 小司机一直在轻踩着刹车，紧张地握着方向盘，老吉普车吃力地爬山又下沟，狭窄的山路，一面靠山，一面峭壁，有时几乎就是45度角向山下冲，感觉真像要倒栽葱。我、冯山云、乔正东坐在后座，但我和乔正东在两边一人手把一个车门，随时准备跳车逃生，靳先生像是没事人似的，坐在司机旁有说有笑。乔正东说：我提议咱们下车走着吧，我赶紧附议，可最终谁也没动。当车开到离土岗乡所在地还有十里的一座高山顶上时，轮胎瘪了，(这已是备用胎，之前已坏了一次胎)此时天近黄昏，太阳正从西边的山头滚下去，天地万物笼罩着一派橘黄色的光。大家顾不上赏景，忙下得车来商量，决定司机和冯山云去二里地外的村子借打气筒。等气筒借来了，我们五个人轮流给车胎打气，无奈借来的是个自行车打气筒，每人使上吃奶的劲，那个大轮胎还是无动于衷。天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大家就地拾柴，点起一堆火取暖。不能指望这个气筒了，这时又由冯山云和司机去十里地外的乡上求援，我们剩下的三人缩在汽车里等待。为了节油，关上车灯，车厢外面漆黑一片，冷风呼呼，前途难料。果然，直到夜里一点半的时候，冯山云他们回来了，说乡上政府的人不管。于是我们大家这时才决定弃车，步行两里去村里投宿。五个黑影顶着明晃晃的月亮摸进了村，引起一片狗吠。敲开村口的一户窑门，这家的老婆儿睡眼惺忪披着衣服来开门，点亮了煤油灯，只见大炕上睡了满满一炕人，把大家推醒，挪挪，给我们在靠窗的位置腾出三个人的地方，冯山云和司机去了装杂物的寒窑休息。靳先生还要吃药，老婆儿端来一碗水，不小心碰撒了半碗，我胡乱拉来一块不知什么布垫在上面，就势躺下。男女十来人混睡一条大炕，夜里有人说梦话，有人打鼾，有人放屁，窑窗外猫闹春一派鬼哭狼嚎，公鸡也乱掺和不时地啼鸣，没有周扒皮它也半夜鸡叫，好热闹的一夜！好难忘的一夜!
淡玫瑰色的远山，浅褐色的土地，黑红色的树干，粉白色的花，美的那么协调，柔和不失敦厚，俏丽却不轻浮。难怪勾引得靳先生年年春上要来画这“春姑娘”的深山美色。 2000年4月2日星期日早上起来，冯山云和小司机从寒窑里钻出来，冯山云笑的神秘：“你们猜，他（指小司机）昨晚跟谁睡了一夜？”小伙子说：“一只大耗子今早从我的被窝里跑了出来，可把我吓了一跳。”说话时还显得心有余悸。在主人家吃了一顿蒸馍馍和小红薯(头年大旱，红薯长得很小)就腌酸菜的早饭。我们抬着瘪轮胎搭队里的拖拉机去乡里，在乡里修好后再由司机回去开车。这一切办好已是下午，装好画具我们又开车到了一座高山上，这里视野很宽：赤裸的黄土高原，被支离得纵横交错，黄河绕着弯在深谷中奔涌。靳先生指给我们看说，那远处的黄河对面就是山西的吕梁山了，说这里是他曾多次来过，多次画过的地方，非常漂亮。我们几个人支起画架开始画这个漂亮的地方。而我面对这宏大的景色心中无数，画得不顺，手忙脚乱，一会涂上，一会刮掉，天色在飞快的暗下去，心里越是起急。靳先生扭头看了我的画却说，这次很好。我们收拾画箱时天已黑透，彻底看不见了，司机打开了车灯照明，靳先生一丝不苟的执行那一套程序：收拾画箱；先用松节油擦一遍笔（回家再洗），然后用报纸把笔仔细包好；再用松节油擦染上颜色的衣裤；让我们分别拿着两幅画，由他亲自放上小木块对好，两人的四只手一起用力；不让小木块跑偏，然后缠胶带。 到街上的小饭馆吃面条，回到乡政府住宿。乡上的头头们都下乡去了，靳先生他们住在乡长的窑里，我和打字员女子住在一起。第一件事是洗油画笔，乔正东自告奋勇替靳先生洗笔，说靳老师您太累了我来，靳先生的画笔实在是难洗，他用色很厚，笔上沾了很多的颜色，已换了两盆水，靳先生在旁边监督，要求把笔的根部洗彻底。 2000年4月3日星期一早上起来又来到那个小饭馆，因为镇上的人没有这么早上饭馆的习惯，饭店老板唤来婆姨临时合了一块面，找了几根葱和辣椒，每人吃了一碗油泼辣子面。按靳先生的事先计划，我们开车来到一斗谷村，找到村中的桃花沟，大家支起画架，开始画那跑了几千公里专门来寻她的山桃花。上午初春的高原清冷、透明，远山泛着玫瑰色，山桃花远远近近开满了一沟，粉白色怒放着的桃花正当时，不由人联想到那十七八岁的少女正当年。淡玫瑰色的远山，浅褐色的土地，黑红色的树干，粉白色的花，美的那么协调，柔和不失敦厚，俏丽却不轻浮。难怪勾引得靳先生年年春上要来画这“春姑娘”的深山美色。 冯山云用陕北土话与一位老汉聊天，开玩笑、调侃，我们听得风趣好玩。 “老汉你今年多大了？”“75了，土快埋上了”。 “北京来的大画家要给你画张像哩”。冯山云对老汉说。 “奥嘛，画嘛。”老汉痛快的答应。 于是我们在大红日头下给这位老汉画了一幅油画速写。 靳先生边画边和我聊天说：陕北老乡好啊，陕北老乡热情。前两年我在山里画画的时候中午下不来，因为我心脏不好，再爬山，给心脏两次压力。群众就给我送饭送上去，这家送饺子，还没吃完，那家面条又上来了，另一家馍馍又上来了，一家吃几口，每家都吃几口，表示对人家的感谢。这家吃了，那家不吃，人家就白做了。人家婆姨做好饭放在怀里捂着，那么远上山，还是热的，人家是跑着上来的。
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只装鸡食的样子扁扁的带蓝道的粗瓷碗，靳先生拿起来看看说，这个碗是宋代的。 下午终于赶到靳先生念念不忘的刘家山。村支书是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他把我们接到自己家的窑里，安排我和支书的婆姨、孩子住一孔窑，靳先生他们四位男士与支书睡另一孔窑。 放下行装，靳先生带着我们在村里转，跑点。靳先生根据常年写生的经验，到了目的地之后，先不着急坐下画画，而是上山下坡到处转，选好一处景后，还要早、中、晚分别去观察，往往是同一个地点，早晨画，下午画，晴天画，阴天也要画，今年画，明年还要画，反反复复，把同一个景色画个尽兴。事先选好景，第二天拿上画箱就可以直奔主题了，否则提着油画箱夹着画布去找景，往往爬了几座山仍没见到心仪的地方，气就先泄了一半。 刘家山真是个美丽的山村，座落在黄河边的山峁上，滔滔黄河就在村子下面奔流，村子里的格局很有章法，一看就是有着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老村落。这村里有许多老窑，就像是经年的老文物古董那么的耐看。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只装鸡食的样子扁扁的带蓝道的粗瓷碗，靳先生拿起来看看说，这个碗是宋代的。我们走过一棵盛开着粉花站在田头的桃树，我们看到在新翻过的暖色的黄土坡地上劳作的农民老汉，我们来到村头的场地，夕阳把几个麦垛照的血红，一群学生娃在场上玩摔跤……
凡民间的所有器物的造型，都不是随意的无意识的，而是体现了人的观念和人的哲学，都有人的内在的基因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都有规律可循，都有学问可作。 2000年4月4日星期二每天晚上睡前都会祷告第二天不要刮风，但春天就是刮风的季节，这天早上起来就狂风蔽日。吃完早饭坐在炕上看书记的婆姨为明天的清明节准备吃食，她先做了“摊黄”。就是把黄米泡软，放在碾子上压成面，把黄米面调成糊状，再铲倒在一种特制的叫作“鏊”的器皿上，象烙饼子那样用柴火烙熟，然后把两边合在一起，使本来的圆形饼变成一个两层的半圆形。这种“黄”，表皮经过鏊的烙制，有黑色花纹，被合在中间的那一层，却又是嫩黄色的，既好看又香甜好吃。 这时邻家婆姨过来帮忙蒸“子推”，这是清明时陕北家家户户都要蒸的，一种祭祖供品大花馍。这里面学问也大了，把面团做成各种造型，一个婆姨用手捏出大形，再用剪子铰出小翅膀、小耳朵什么的。另一个婆姨就用毛笔沾上红绿颜色画出眼睛，鼻子，嘴和各种纹样。清明节要吃“子推”，这里面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介子推是春秋晋国的义士，他追随逃国在外流亡奔波十九年的晋国公子重耳，重耳继位后他认为陪同晋文公的目的已达到，不愿作官但又怕晋文公强行赏封，便带母亲隐遁到山西介休县的绵山上去。晋文公派人多次寻找未果后令人放火烧山，以期迫使介子推下山受赏，然而介子推和他的母亲都是典型的中国士文化的追随者，宁可被烧死而不去作官。当满山林木烧尽后，发现介子推和母亲二人抱柱而死。他们母子的义举感动了山林中的鸟儿，鸟儿便用自己的身体又覆盖于他们母子身上。山火熄灭了，而上苍保佑他们母子的身体连同覆于他们身上的鸟儿们却未被焚化。晋文公得知后痛悔不已，下令全国在每年介子推遇难之日不许动灶火做饭，仅吃做好的冷食，名曰“寒食节”。 清明节也叫寒食节，在这个日子里人们只吃凉的食品。书记婆姨提早做好主食“子推”和摊“黄”后又开始准备凉菜：凉拌粉丝，凉拌豆芽，凉拌豆腐等等。 看着婆姨们做饭，靳先生给我们上课，他说“清明”、“寒食节”的核心意义是素食，是不杀生，是环保，是与生态的平衡和谐，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和繁衍的根本意义。 看样子大风一时半会不会停，靳先生说不能画画就去考古，到哪去考古？我们跟着先生在村子里转。靳先生指着窑洞的窗户格子说，这窗格的十字形就是太阳的符号，十字符号代表太阳的光芒，经过考察全世界都是一样。如果把十字转一下，形成叉子的样子，就有了生命，是生命的哲学符号。窗格中两个十字形成的井字就是中国结，中国结也是五行的符号，一个窑洞就是一个宇宙。他指着石磨说，石磨上下两片研磨上为阳下为阴是阴阳，是道家的。而石碾的滚动代表轮回，是佛家的。 正是清明上坟的时节，见到远远的有几个老乡在往山上爬，前面的人手执用柳枝和彩纸做的花树，后面的人有的捧着烧纸，有的挎着盛有"罐罐馍"的篮子，那山上埋着他们的先人，他们这是祭祖上坟来了。只见他们奠酒、跪拜，又绕墓一周，把带来的面花掰开，拋到墓陵上，纸花树则插在坟茔旁边，及至依依离开。靳先生带头跟着也往那陵上爬去，我们内心纳闷，跟在后面。靳先生为我们指点迷津，他说：把那彩纸做的花树插在坟头上，象征着“生命之树”是为逝去的亲人祈祷升天的。我才恍然：原来常见清明时坟头上插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迎风飞舞的纸或布条做的花树，不解其意，原来如此。他接着说你们看石碑的形状，一般头都是尖的，它是阳性的代表的，是男性、阳具，是通天的符号。这一路上靳先生只要是见到坟头或石碑什么的，必要跑过去考察一番。 我们几人听得新鲜也很有吸引力。 在靳先生看来凡民间的所有器物的造型，都不是随意的无意识的，而是体现了人的观念和人的哲学，都有人的内在的基因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都有规律可循，都有学问可作。这些历年历代传承下来的与生活有关的可视的物，都有形而上的、精神的和哲学层面的意义。 靳先生说学美术的必须懂得考古，考古史是造型史也就是美术史，考古里全是美术，考古不是独立的学科。考古是占空间的东西，美术是可以看到的形象，看不到的是音乐。学美术的也必须懂得民间艺术，因为民间艺术是源，中国的本原文化体现着中国的哲学思想。而把抽象的哲学形象地表现出来的是哲学符号。 我说：靳老师，我真想赶快看到您的《符号学》。 靳先生说：我写书的资料全都收集好了，这本书要写一千万字才能说的清楚。这本书是我这几十年研究之集大成。 我们都催促道：那就快写吧。 靳先生说：还没排上时间，因为我是画家，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我无法抑制我画画的欲望。我需要在画画时发泄我的能量，否则我会被憋死。 风小一些了，我们几个人在山坡上坐下来，听靳先生激情难抑地讲下去：原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没有断裂，本来是应该自然地发展下去的，但现在断裂了，现在最可怕的最快的断裂是文化的断裂。你可以说我们的大学不是在源源不断的培养出那么多的大学生吗？培养出那么多有知识的人吗？问题是现在大学里教的是知识而不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传承，是延续下来的民族的智慧和哲学，是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的一种哲学，是人们如何与自然和社会和睦相处的处世之道。中国的文化除去有文字记载的就是处处表现在生活中的符号，符号有各种各样的意思、意义和各种各样的用处。本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延续下来的符号有数千个，一百年前还有上百个，五四以后消失的很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符号就基本没有了，即使有也没人认识了。现在只剩下的还有像：中国结、喜、福、倒福、寿、8…..符号没有了，就没有了哲学，没有了哲学就没有了美学，没有了美学就什么也没有了，一个民族的哲学没了，就会消亡。 我现在最怕的是几个词：开发。打造。文化产业。中国的哲学最基本的只有一个是“本原哲学”，我抢救剪纸就是抢救民族文化，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在民间剪纸上不能叫她断裂。从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土高原古老的民间风俗、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数千年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遗存。如果我们能像考古学家从不同的文化层中区分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那样来看待剪纸，那我们就会有惊人的发现：剪纸印刻着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足迹，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只能历史传说和地下发掘来猜测和想象的文化，却在民间艺人的剪刀尖上丰富地保存下来，这是历史的活化石。因此，一幅剪纸就不仅仅只是一幅剪纸，而是有着千钧之重的凝聚着几千年文化史的历史纪念碑。透过根植于民间的剪纸，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关于天、地、人、物关系的朴素的哲学观念。 陕北剪纸里面的哲学核心是天地合一，是生存和繁衍。这个哲学基础是哪里来的？这是一切生命体的愿望。人尤其有生命意识，不想死，追求永生。最现实的是繁衍，阴阳相结才能繁衍，周而复始，永生不息。亿万劳动群众的主体意识是生命意识和繁衍意识，没有例外，绝对没有例外。 陕北老大娘的剪纸给我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我答案。找不到答案很苦恼，我只好自己从考古、中医、历史、建筑，从书籍中去找，光是关系到周易八卦的书我就翻了二百多本，我吃的苦没人知道。我从陕北沿着地下出土的“图腾崇拜”考察下去，发现了两条脉络，一条是对“天”的崇拜，一条是对“地”的崇拜。黄帝氏族是狩猎的氏族，黄帝氏族崇拜地，打猎靠地上的动物，他们的崇拜物是：龙、蛇、鱼。而炎帝氏族是农耕氏族，农作物生长靠太阳，所以他们崇拜的是天是阳：牛、羊、虎、鸡、凤等都是他们崇拜的图腾符号。这就是中国的哲学起源，中国的哲学是两点论，是阴阳观。外国是一点论，是一支翅膀，是有残缺的，无法起飞。中国是两支翅膀，哲学的阴阳观可以解释一切生命的起源、万物的生成和宇宙的形成，阴阳相合化生万物。在宇宙的暗物质和黑洞的理论没有发现之前，我思考到宇宙时，困惑了，我不知道用阴阳观如何去解释宇宙。有了暗物质和黑洞的理论太好了，暗物质和黑洞就是阴、是母体，你看：黑洞看不见，但她有巨大的能量，无论什么一旦挨近她，都会被她吸进去，连光都不能幸免，然后新的天体又从中诞生了，这不就是子宫吗？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从宏观到微观没有区别。弄清了阴阳观，弄清了生命的密码就一通百通。
一座石碾子孤零零地站在黄河边上，于是我和乔正东就坐下画这个石碾子。 午后风小了，我们沿村子向下走去，山坡上有一处残断的城墙顺山势蜿蜒着，黄河在它的背后，河中央是一座被黄河怀抱着的圆形的山峁，靳先生说，这是黄河最好看的地方，没有再比这好看的地方了。绕过城墙下到黄河边是一个古老的渡口－清水关。靳先生一直没有下去过，非常想下去，但还是被我们大家劝阻了，因为这是条纯粹陡峭的羊肠小道。靳先生留在上面画，我和乔正东翻过那段断城墙，下到黄河岸边，这里曾是一处早年间繁荣的口岸，如今却被遗弃了的村落，破窑烂石，没有了门窗的窑洞，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着没牙的嘴借着震耳欲聋的黄河水，在向人们诉说什么，漫天黄风，滔滔黄水，一派沧桑，古朴，浑厚。 一座石碾子孤零零地站在黄河边上，于是我和乔正东就坐下画这个石碾子。我的脑海里幻化出这样的景象：看那边有婆姨人家走来了，端着一笸箩谷子来椽小米，或者端一笸箩泡好的黄豆来压豆钱钱，两个婆姨搭伴来，她们或许会边吆喝着毛驴，边说着悄悄话；如一个婆姨独自来，她或许会边扫粮食边哼唱着小曲，一曲唱罢便垂头想自己的心事。一辈辈出生一辈辈逝去，生的繁闹，死的寂静，石碾子阅尽人间沧桑。 画碾子结束后，我和乔正东提着写生爬上山，与靳先生会合，先生对我画的石碾子大加夸奖，说我的色彩感觉终于上来了。 我们回到书记窑里时已是晚上6点，书记的婆姨嗔怪说，早上8点就走了，这时辰才回来，我早就把饭做好了，照（找）了你们好几回，饭也热了好几回。 还没等吃完晚饭已来了不少客人，是村里的老汉、娃娃们，他们倚在门口或蹲在前窑的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起吃吧”。靳先生招呼说，“不啦，吃过了”。一位老汉回答。在众人的注视下我们赶忙吃完饭，有一搭无一搭的与大家拉着话，其实村民们并不是来跟我们聊天的，他们只是过来看看。于是我们也就不用太顾虑他们，自顾自评论着今天的写生。书记出面送走了村民，说画家要睡觉了。他们几位男士只是刷了刷牙，就爬上了炕。我找到一个小脸盆，颇为内疚地从水缸里舀了半盆凉水，洗脸，洗脚再洗袜子和裤衩，然后出窑门找地方晾，没找到晾衣绳，转来转去只好晾在了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的扶手上。
靳先生口中念念有词：“河怀，河怀，这就是母亲的怀抱呀，真想跳进去啊！” 2000年4月５日星期三早上起来找我昨晚晾的衣物，不见了，拖拉机也不见了，一抬头，它们被挂在了树梢上。 今天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轻风佛面，这是我们到刘家山以来一个最晴朗的春日。天气好，心情好，坐在天地间画画享受啊！神识与大自然对象交流，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拽都拽不回来。那个维度本是我们的来处，人是自然之子，可现代人自造了一个与大自然隔绝的壳，把自己龟缩在里面，技术科学豪宅美食却挡不住现代人身心处处的不舒服，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归属感。究其原因就是不能踏踏实实地坐在大地上，一旦我们冲出自己做的茧，涌入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就会感到那么的踏实和享受。在远离现代社会的陕北高原，极目所望见不到任何人造的痕迹，像回到婴孩依偎母亲的初始，无论她是阳光还是狂风，无论她是大雪还是细雨，都是自然的和美好的，这就是为什么画家们扑进大自然中写生乐此不疲。难怪靳先生总是说“画笔之意不在画，在于山水之间。直接面对大自然，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融中，陶醉于与天地相通，与万物合一的至高境界，去感受最大的精神满足和最高的艺术享受。”此时，油画的意义已不在技术层面上了，而在于自身情感的抒发。 我们在这黄河最好看的地方画了一整天，早八点到晚八点整整十二个小时，中午每人只吃了一个苹果。我们上午画一幅，下午画一幅，晚上收拾画笔、刮画板时几乎都是摸着黑干的。 2000年4月６日星期四靳先生说去画“河怀”。站在刘家山村最高的山峁上，看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圆圆的大弯，河水怀抱着一片飞碟样的土地，这个村子的村名就叫河怀，据说在这被黄河怀抱的土地上长的枣是最甜的。 在上午的光线下，四周的山和中间被怀抱的山峁都呈现灰蒙蒙的蓝紫色调，只有黄河水反射天光最亮最冷像一圈银色的带子。我的思想总跟不上靳先生，体会不出这里的感人之处，但经验告诉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把画箱支在岸边的峭壁上，渐进创作的佳境。靳先生口中念念有词：“河怀，河怀，这就是母亲的怀抱呀，真想跳进去啊！”靳先生今天的画十分温情。 中午风势渐大，在山顶上画画已无法招架，我们结束了“河怀”。 下午稍事休息，我们走进一户农家，小院座东朝西有三孔石窑，西下的斜阳将窑面划分了冷暖两部分，受光面十分灿烂。老旧但精细的窗格显示出这曾是一户富裕人家，公鸡带着几只母鸡在院中聊天散步，一位老汉从窑里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老汉坐在了我们对面的石头上抽烟袋，之后我的画里就有了这位老汉。我看了一下手表，开画时是下午的四点半，七点左右天开始暗下来，没画完，决定明天这个时候接着画。 2000年4月７日星期五上午还是留在村子里画另一座农家院，准确的说是坐在院门外，又一位老汉走来坐在我们前面抽烟拉话，自然画中又留下了这位也穿着黑衣的老汉的身影。秋高气爽，空气都是透明的，早晨的阳光斜射在院门上，亮白亮白的。靳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光线下后面的天空是暖的，钴蓝中要加土红色，而前面受光的窑面却是要加白加冷色，他用紫罗兰色在我画中窑门投下的阴影上抹了几笔，影子立刻透气了，有空间了。 太阳在天上不停脚的走，物体投下的影子越来越短，我感到受太阳直射的大腿像是被烤着了，用手一摸烫得跳起来，照理四月初的太阳还算温和，但在一个地方久坐不动温度会逐渐加上去，没有大风就有日晒，想想在城里我们女同胞哪个有勇气把自己的脸暴露在日光下？美白的皮肤见光死呀，可在与大自然约会时全然顾不得，写生艺术是画家与对象之间的认识交流融合和创造的一个过程，你的作品就是你激情后孕育出的孩子，对这独一无二的孩子，不管他美还是丑，这时候你就是母亲你会特有成就感，这就是创造的魅力、写生的魅力。
他们说知道吗延川还有自己的道情呢，于是合唱延川道情。我们眯着眼睛听歌，张开口喝酒，此情此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要沉醉。 下午接着画前一天未完成的画，正在我们将结束这幅写生时，安静的小山庄突然响起汽车的声音，开上来一辆黑色的轿车，来人是我们的两位朋友，县民政局局长李晓存和县招待所所长白江录。他们说是来慰问的，从车上卸下一大包东西，两位脱外衣、挽袖子，亲自上阵，做了十几道菜，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晓存做的陕北大烩菜，将茄子，豆角，洋芋和猪肉放在大铁锅中加水炖，回到北京我曾照样画瓢，可总觉得不如人家做的香。菜碗在炕上摆了一大片，诱人的香气在窑里弥漫，大家围坐在炕上举起酒杯，喝的兴起，李晓存和白江录轮番唱起陕北民歌，李晓存唱的有情有味，白江录的嗓音高亢嘹亮，他们说知道吗延川还有自己的道情呢，于是合唱延川道情。我们眯着眼睛听歌，张开口喝酒，此情此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要沉醉。大家说靳老师也唱一个吧，靳先生毫不推辞，欣然从命，动情地唱了一首欢庆解放的歌，他唱歌时太动情了，满脸通红身体颤抖，以致于我很担心他会因此引发心脏病。人在一生中有些场面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什么时候提起来，它都会从记忆中鲜活地跳出来，宴席总会散，美好记忆却会永远滋润心田。
平地又起狂风，铺天盖地的将土、人、戏还有马匹的嘶鸣搅成一团，而老乡们照样在黄土里吃，土里乐，土里滚。 2000年4月８日星期六昨晚大家喝了不少酒，李晓存和白江录都说他们的头懵懵的像扣着一口锅，但车还要白江录来开，谁让他以前当过县长的司机呢，目的地是去张家河公社的延水关看黄河渡口。我和靳先生坐他们的车，小司机拉乔正东和冯山云还有我们的画。白江录的车技就是好，在山路上开得又平又稳，再说他头上还“顶着锅”，加上旁边的李晓存鼾声干扰。 先到“伏义河”看黄河的另一个大转弯，再去看据说是大夏王赫连勃勃属下一个大将的墓茔。周六逢集，途中遇上一个赶大集的场面甚是壮观：高原上，漫山遍野的老乡、牲畜，还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戏棚；卖布的拉起绳子挂得花花绿绿，引得穿着鲜艳的婆姨女子在其中徜徉流连；卖吃食的用鲜黄的塑料纸将馍馍包住，摆成一排排一片片十分惹眼；卖牲口的牵着缰绳蹲在高处；小孩子们举着零食在人群中穿梭追逐。那戏棚的前后左右都是观众，高亢嘹亮的陕北地方戏道情被高音喇叭送到天边。这时平地又起狂风，铺天盖地的将土、人、戏还有马匹的嘶鸣搅成一团，而老乡们照样在黄土里吃，土里乐，土里滚。我们和靳先生在大集里走了一回，照（像）了一回，也就都当了一回土人。
那黄河边的小村子像是梦中的情景，一时清晰一时模糊…. 终于到了延水关。我在记忆中调出延水关当年的影子，却迷失在眼前的实景中。山开了，路宽了，乡政府气派的大门敞开在眼前，哪里还有那种古老、沧桑和神秘—— 二十多年前我毕业回到延川，我现在的先生当年的男友利用春假来看我，应当时在张家河公社任书记，清华附中校友陶海粟的邀请，我们俩从县城骑车一百多里到了延水关，陶海粟说到延水关来看看吧，你们学美术的一定会喜欢。延水关是黄河上的一个渡口，那黄河边的小村子像是梦中的情景，一时清晰一时模糊：我们到了黄河岸边，自行车轱辘在沙滩上转得艰难，我们只好下来推着走。打问到开大队代销点的就是村主任，敲门进去，窑里热烘烘的，很暗。货架上摆着火柴、收购的鸡蛋之类，柜台里坐着两个人，我把介绍信递给了那位蜡黄脸的主任，他看完后面无表情地说，把自行车放在后院，先到公窑歇歇。我们进了大队的公窑歇脚，公窑里没生火冷冰冰的，我们坐在炕上望着墙上的奖状和领袖像，忙不迭的掏出速写本把公窑划拉进去。村主任让大队会计给我们端来两碗赶做的杂面条，我俩吃完面，交了粮票和几角饭费，就急着去看渡口。通往渡口最后的路很难走，是在河边的岩石上跳来跳去，河面宽起来，黄涛汹涌，从后面騰腾地跑过来一位抱着一团绳子的老乡，我们猜是划船的，又跑过一位包头巾的，腋下夹着一个包袱，我们猜是乘船的。攀过了上上下下的岩石，终于看见渡河的木船被铁链拴在河边的石头上，不停的飘动着，已经坐了不少人。艄公们头上系着脏乎乎的手巾，身上穿着厚厚的黑棉袄，用一根草绳紧紧勒在腰间。客人不多，好像要交几毛过河钱，这时传来女人的呼喊，一位穿着翠绿底红色花棉袄，带红头巾的小媳妇踩着石头赶了过来，我和男友忙着给艄公照相画速写。我们终于没有上船，因为船是要被湍急的河水推着向下游，到对面的山西境内已是离此地几里远了，再从那几里地的地方返回此岸又将再走一个之字，如要再回到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艄公松开铁链，木船像被抛进河中，划船的有五个人，两个大桨，一个桨两个人，一个桨三个人，舵手弯腰在船尾把舵，几个艄公奋力挥桨，而船客则勾头缩肩听天由命，木船在艄公们的号子声中呈斜线离我们的视线远去了。 又一个镜头跳入脑海：天幕正在拉上，我俩还在赶路，很快四周已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脚踩在田埂上一脚又掉下田埂，于是就深一脚浅一脚，因为身边有恋人，虽然焦急但不恐惧，在漆黑寒冷的夜晚，在这空旷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因为拉着恋人的手心中洋溢着暖意。忽见前方的黑暗中有一点灯光，心中顿喜，什么叫黑暗中见到光明啊！我们被安排在公窑休息，一人住一个窑洞，那公窑的被子油光冰冷，硬的像铁似的，气味呛人，只好穿着衣服整个躺下，将被子拉到胸间，再不敢往上……记忆中的张家河延水关之行美好浪漫又苍凉神秘。 乡长安排我们一行人坐船游黄河，坐的是机动船，开船的是司机没有了艄公，不再是被河水推着走斜线还可以在河里兜圈子了，随了人意但没了惊险和刺激，也就没有了不可知的神秘。技术科学使人在局部摆脱了自然之力，而在精神上却远离了神力，身体舒服了，精神却贫乏空泛了，人到底应该要什么呢?
别看这是位年老不识字的陕北农村女流之辈，但她的作品却大气磅礴、大胆张扬、气势流动，充满生命的活力。 天气不好阴沉沉的，在河水中风更大了，天空河水一派浑浑然。 下了黄河渡船，我们驱车赶往白江录的老家白家塬，天黑以后很久，我们才开到了白江录的母亲高凤莲的窑前。这一天的安排如此紧张，靳先生依然没有疲倦之意，来陕北写生仅仅十几天的功夫，靳先生的体力恢复的如此神速。熟悉靳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最吝啬时间的人，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团团转，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学生也都习惯了他的作息方式，知道他是要把一生当成几生来用的。 六十多岁的高凤莲站在窑前迎接我们，这是位精明能干的村干部，窑里窑外一把手，是靳先生当年在延安挖掘考察民间剪纸艺术时涌现出来的剪纸艺人，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联合命名为剪纸艺术大师。高凤莲又有了新作品，我们见窑里挂着一幅尺寸很大的布堆画，靳先生快步凑上前去看并高声叫好，问题目是什么？高凤莲说剪的是“黄帝”。别看这是位年老不识字的陕北农村女流之辈，但她的作品却大气磅礴、大胆张扬、气势流动，充满生命的活力。靳先生说：可能就是因为她这样突出的个性，到了剪纸上，别人是能手，而她是大师。 高凤莲的剪纸从来没有草图，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脑子里想什么手上就剪什么。她的孙女说奶奶教剪纸的时候告诉她们，人的胳膊怎么弯，剪刀就怎么剪。靳先生说，剪纸是中国人祈福与祝福的符号。是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对生活的那一分真诚，那一分渴望。剪纸在稚拙艺术形式的表层下，活脱脱地透出人们对生活和人生的热望，其材质之轻和所承载的内容之重是其他的任何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 我最佩服的还有她们非凡的想象力，她们能把眼睛剪成星星，把嘴巴剪成莲花，自由随心。而这想像和随心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在里面。远古时代，陕北是我们祖先黄帝文化的发祥地，几千年来，因为陕北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反而保存下了极为古老的图腾文化。陕北的婆姨们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纸，代代相传，延续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传统，形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历史活化石博物馆。靳先生说这些会剪纸的婆姨是他的老师，也完全不是什么矫情之词。 吃罢晚饭，高凤莲麻利地收走了碗筷，招呼大家坐到炕上。“靳老师呀，我想跟你拉会话呢。”靳先生斜靠着炕上的被垛，笑眯眯地听着高凤莲拉家常，直拉到我的眼皮打架，已辨不清他们的声音。
于是我就想：真不知道全中国是否还有一个像靳先生这样的画家，这样画画的人？尤其是他已是七十三岁的年龄了。 2000年4月９日星期日又是一个大风天，并且是这些天来最大的，气温也是最低的，刮的是北风。我们跟着靳先生在白家塬转，再好的景也被风刮的无法画，最终找到一户农家的院子里，坐在南面的牲口棚的房檐下，感觉这里还稍能避些风，我们面对着正房的两孔窑支起画架，画上了就一切都不管了，狂风乱舞，我的眼泪被刮出来了，不停的流，我边顾着画画还要不停的擦眼泪，脸被泪水蜇的生疼，头发被风撕扯着。大自然母亲有时让你笑，有时就会让你哭，此时我就气得想哭，恨恨的用笔在画布上发泄着。扭头看了看靳先生，他在瑟瑟地发抖，脸扭曲着，说：冻得胃疼了。于是我就想：真不知道全中国是否还有一个像靳先生这样的画家，这样画画的人？尤其是他已是七十三岁的年龄了。 坚持画了三个小时，我们提着画逃进了对面老乡的窑里，从墙上挂着的小镜子里我看到一张脸：头发像老乡炕上的毡片子，纠缠在一起，头发下面的脸失了水份皱皱巴巴，灰头土脸的，这是我吗？房东给靳先生煮了一碗姜糖水，端来说道：“看把老汉唏惶的。” 2000年4月10日星期一今天是此次写生的最后一天，也是这次写生的最后一幅画。我们来到村子的后面，去画那条拉水的山路，这个景已被靳先生多次画过。白家塬村在塬上，吃水要到山下的沟里去拉，在村子的后面就有一条拉水的山路，两座交叉的大山，中间是一条盘山路，村民拉着装大铁桶的驴车哗哗地走下去，又吭哧吭哧拉上来，一个来回要四五十分钟。早晨吃过饭拦羊的从这里走下去，甩着拦羊的小铲赶着羊群，走到你看不见的弯路时，突然一声高亢的山歌刺破了晴天似的，也直扎入了你的心脏，摄人心魄啊！ 白格生生脸脸花卜楞楞眼，小妹妹的人样儿赛天仙。 绵格楚楚胳膊俏格溜溜手，人里头就数你风流。 拿上个馍馍敬黑狗，今夜我要把妹妹搂.。 我们各自选好了角度开画，从十点钟直画到下午两点。开始时是上午的光线，太阳刚升上东方的天空，远山近景都是蓝紫的冷色调，太阳升到正中又向西斜去，天地万物都被中午的平光笼罩住，我们仍舍不得放下画笔，总在修修改改，直到白江录的汽车开到了山上，他来接我们说县委冯书记晚上要请客。 收拾好东西回到县城已快五点钟了，我们大家互相对看看说见县长大人不能这样灰头土脸，总要去洗个澡吧，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洗澡了，如在农村就这个样子别人和自己看着都没有什么不妥，可一旦回到城里，立马不能容忍。几个人找到县里的澡堂，被告知已停电，热水快没了要抓紧洗，我进去就冲，待我擦干净出来，见靳先生等几位已坐在那里，乔正东说他们没洗，因为热水只够一个人用的，我闻听张嘴无言。 回到县招待所，靳先生关门一阵，然后喜滋滋的走出来让我们看，他将一件白衬衫穿在里面，翻出白领子，虽然外面还是那件沾满油彩和土的蓝毛衣，但会让人觉着他已精心打扮过，赴宴时不会因此而失礼。
一个学生跟随先生学习最完美的过程也不过如此了吧。 2000年4月1１日星期二在县招待所吃完早饭，我和靳先生坐着白江录开的桑塔纳，还有我们自己开来的吉普车相跟，上了回程。先去延安大学把乔正东和他的画放下，再奔甘泉上官家，因为那里还存有我们前半段的写生画，计划明天直接从甘泉去飞机场。一路上靳先生多次被延安的熟人和朋友挡住，拉话倾诉离别情然后非要请吃饭，这一天我们就不停的吃了数顿请饭，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回到甘泉，为感谢小司机我和靳先生合作为他画了一幅油画肖像。 历时１５天的写生结束了，我们跟着靳先生画画、考古、游黄河、逛大集，欣赏民间艺术，我们一起被风吹、被日晒，一起在黑夜的大山上遭遇汽车抛锚。我们跟着靳先生一同亲近大自然，听他给我们讲色彩讲技法还讲美学讲哲学讲人生讲灵魂，充实饱满丰富又多彩的十五天写生，一个学生跟随先生学习最完美的过程也不过如此了吧。十几天来靳先生的精神越来越高昂，脸色越来越健康，身板越来越硬朗，再没吃救心丸，完全没有了从北京来时的病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大自然真的可以为他疗伤，使人不由得感叹：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力和写生的魅力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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