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荒》之三：

 上学的风波

转眼到了1970年，已经整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春节刚过，地里没有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让麻杆儿去吧，她能写，算盘打得也好。大伙儿说，行！麻杆儿去吧。第二天，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总场），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工作队起用了大批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不少人打过仗、入过朝，刚届中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童子功好，什么都知道一点，也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都很欣赏我。运动后期，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户籍，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个重要岗位，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他对我是否团员，出身怎样并不看重，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看我能写会画，有一点雕虫小技，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任我写写画画。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每当更换新的内容，都会引来很多人看，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

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嫌他总板着脸，屁股又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真够没眼力界儿的。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奶不够吃，天天饿的哇哇哭。奶粉是紧俏物资，批准权限在连领导。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嗨！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人家急忙问喂啥呢？他说：“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急了，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指导员也不松口。人家走后，我说：“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指导员说，你咋知道咽不下？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比讨饭强多了。我说赶明儿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得了。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哎！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共产党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年轻鲁莽对我的伤害，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说：“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又问：“你以前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的死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在政审表格中我一直写着“因盲肠炎去世”。我父亲在肃反运动后期自杀，那天正是他41生日，而我还不到6周岁。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贡生。先祖们的事，家谱有详细记载，我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父亲的高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的胞弟是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败落。父亲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无党派副区长，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为什么选择41岁生日？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疑问。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啥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

在八五二农场（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在劳动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麻杆儿”终于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姑娘。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共产党宣言》等。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生，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考试结束后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公开信发表，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我在十拿九稳的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还是共产党员呢。”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在商店里挨个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是个大学迷。

某某是现役军人、总场机关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以前在老家当过生产队的妇联主任，随军来到八五二后，安排到商业连当调拨员，该女子一直以“国家干部”自居，非常骄狂。前不久因为休完产假有半年多没上班，被扣了工资大闹办公室，拍着桌子对老连长破口大骂、恶毒诅咒，我气不过，惹了她。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显然是冲着我的。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兜里揣着我的函调，就应该主持一个公道。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蹲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指导员冷冷反问：“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被问的哑口无言，知道了他们是一伙儿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我气得一下病倒了，发烧、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走路都直打晃，还坚持工作。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当地的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了八五二农场。老连长李振奎和知青战友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火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

 冯敬兰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