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唐宗宋祖，输了风骚

    ——谈毛泽东与唐宗宋祖对读书人的态度

毛泽东在他的名作《沁园春·雪》中曾经发出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之感慨。“风骚”，本为《诗经》与《离骚》之并称，亦高度文化修养、文采之谓也。那么，毛泽东与唐宗宋祖之“风骚”相比，情形如何？以下，从对读书人的态度，作一分析。

唐宗宋祖有所敬畏

作为天子，中国帝王往往肆无忌惮。而唐宗宋祖，时给人一种胆小如鼠之感。

唐太宗李世民，曾得到一只矫健的鹞子。一日，他正把玩，爱不释手，恰逢大臣魏征走来。太宗急忙将鹞子藏入怀中。魏征察觉到，不动声色，上前禀报公事。他故意拖延时间，说了很久。太宗心里可怜着那鹞子，可是他素来敬重魏征，硬着头皮听魏征说下去。结果鹞子死在了太宗的怀中（参看陈悚《隋唐嘉话·卷上》）。

唐太宗对书生魏征有所敬畏。古人说，他“素严敬征”（陈悚《隋唐嘉话·卷上》），——“严敬”——极其敬重之谓也。魏征的耿耿正气，足智多谋，使太宗高兴复惧怕。有如此德才兼备的辅佐大臣，焉有不高兴之理？而此大臣对他要求甚严，乃至到了不客气的程度，又使得他不禁畏惧三分。

宋太祖赵匡胤所敬畏者，是后人的评判。一天，他在皇宫后园打鸟，大臣有急事奏报。太祖听其所说，都是普通之事，乃大怒。一大臣说：“臣子我以为上奏之事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以旁边所摆斧子之柄撞掉其两颗牙齿。臣子弯腰检起牙齿，放置怀中。宋太祖怒道：“你揣牙齿，是想留证据告我吗？”臣子对答：“臣下不会告陛下，可是史官会把此事写入史书。”太祖听罢，马上赐金帛慰劳了掉齿之臣。（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请看，既怕“留证据”，又怕“入史书”，宋太祖敬畏历史裁判之心，多么浓重。

唐太宗敬畏臣子的人格，宋太祖敬畏历史的裁判；侧重点不同，有所敬畏，则一也。由此看出，为国民谋福的君主，一定有所敬畏，不胡乱来。唐宗宋祖，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敬畏书生如此，改错迅速如此，不正是“风骚”的体现么？

理智处事

所谓理智处事，就是不以感情压倒一切，甚至在愤怒之情爆发之际，也能有所收敛。唐太宗是一位从谏如流的皇帝，然而他也有感情失控的时候。对魏征的某些谏言，他实在难以忍受，陈悚《隋唐嘉话·卷上》就生动记载了他先怒动杀心，后冷静而反省的过程：

一次，魏征在朝廷上和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待欲发作，复惧丢失从谏如流的名声，于是隐忍下来。退朝回到内宫，对其妻子长孙皇后忿忿道：“总有一天，杀了这乡巴佬（会杀此田舍汉）”！长孙皇后惊问：“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回答是：“魏征总是当众侮辱我，我受不了！”长孙皇后向太宗下拜祝贺道：“我听说圣明天子才有刚直的大臣，魏征的刚直，正证明了陛下的英明！”太宗明白了道理，怒火顿熄。魏征逝世后，太宗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从用理智思考战胜感情用事，到总结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结论，这表明了唐太宗思想上的一大飞跃——“风骚”不是？

如果说，唐太宗在对待魏征等大臣的谏言方面，体现出很强的理智控制与思考能力，那么，宋太祖则展现了更宏阔的大局观。“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是宋太祖指定的制度。谈及中国历史奇迹，人们总要说长城、故宫、大运河等等，其实，宋太祖这句誓言，正是专制社会中的一道闪电，一声惊雷，他体现了英明君主的高瞻远瞩，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唐太宗的“镜子说”，是专对魏征一人而言，宋室不杀士大夫之实践与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则将读书人们作为一更大“镜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借鉴——“风骚”更甚矣！

开国皇帝宋太祖本为武人，而喜爱读书。爱读书者，其治理天下的思考当然更加深刻。

文人，是最不倾向于造反闹事的一种群体。使国家最不安定的因素，是那些拥兵自重的武将。宋太祖的高级谋士赵普就曾经建议过：社会的混乱，在于不少将领兵权太重，夺掉其兵权，江山可以稳固。宋太祖遂以“杯酒释兵权”之法夺武将兵权，重用士大夫文人，果然消除了这一国内隐患。在冷兵器时代，那些识字不多的强悍男子，往往成为造反的发动者。读书人，则更适合在和平环境下治理国家。宋太祖用文人治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军事教训在此不论）；而这种成功，是以对文人的修养、气质（即“风骚”）之清醒认识为基础的。

在宋朝，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不能作官。宋士大夫文人不但处于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而且他们还都是学者、诗人。换句话说，他们是国家的大脑，民族的智囊。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保护、尊重文人士大夫，其实客观上在维护着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保护着国家的文化命脉。在太祖建隆六年將议改年号时，对宰相说，不要用前朝年号。于是改元“乾德”，而不久他发现宫人所用镜子上都刻有乾德之号。他询问学士窦仪。窦仪说这是前蜀时用过的年号。从这一件小事中太祖有所感悟——懂得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国家。他感慨道：“宰相须用读书人”（欧阳修《六一诗话》）。他曾劝那位“习吏事，寡学术”的宰相赵普好好读书。赵普“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宋史·赵普传》）” 对知识本身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与呵护。

随意杀戮士大夫文人，实际是将这些国家领导人置于随意主宰的奴隶地位上，使他们的正气受挫，自尊心受到伤害，对统治者并无任何好处。为此，宋太祖特别强调：“得贤以共治天下。”（见《陈亮集》增订本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他的宣言，大有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之概，给了士大夫文人以极大鼓舞与激励。士大夫文人地位之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比。

宋代文人大都敢说真话，勇于著述立说。能放开了胆子说话，这必然直接导致了他们极富个性和强烈自尊的特点。在与皇帝的思想互动中，他们竟能发出某种理直气壮的质问与批评。如神宗曾感叹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马上驳斥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马上“耸然”地连声说：“朕不敢!朕不敢!”（《二程外书》卷七）从程颢与宋神宗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对“天下士”的尊重与否，竟成了“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换句话说，对读书人要尊重，对知识要尊重，成了君臣的共识。对文人的尊重，非但没有使政权颠覆，反而使得宋政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这个经验，实在宝贵！

从唐太宗对读书人的从谏如流，到宋太祖欲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到整个国家领导层皆用科举成功的人士来领导，这种走向，虽然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放射出了超越赵宋一朝自身利害的人类的希望或曙光——通过读书，充分利用大脑来实行自身的超越。宋朝的完善科举制度与重用文人、重视读书本身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指出了人类通过最高级的活动——大脑思维，来实现对人类周边事物之尽可能多的认识，与自身的超越。对于人类来说，为了生存和发展，再也没有比读书和用脑再便捷、再锐利与再宝贵的武器了。

毛泽东对知识之认识的惊天逆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读书人越多，知识越丰富，该国民的素质与智慧便会增加，它对本民族、对人类带来的益处便会更多，这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而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他对知识作了一次颠覆性的诠释，使国民对知识的认识，发生了空前的混乱。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党的作风》1９４２年２月１日）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上海干部会议，1957年7月9日）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成都会议，1958年3月22日）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无知识到学问“狗屁”的论断，以及他在反右、文革中对一切知识分子之严厉政策，和唐太宗敬畏于魏征，宋朝尊重于读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发展到了仇视。比起“唐宗宋祖”，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政策，已倒退万里，全无“风骚”了。

毛泽东虽然认为知识分子无知识，但他却认为知识分子是必须防范的危险群体。他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示，1966年4月14日）这里，除了重复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错误观点之外，毛泽东还指出了知识分子的本领，那就是对社会现象的敏锐反应与批评的倾向（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反人民反革命”，其实是发现社会问题与批判的本领）。读书多的人，当然会敏锐发现社会弊端并发议论，这对于坚持以一种思想为指导的执政者来说，确实是非常危险的群体。实践证明：知识分子最敏感，最能发现新东西，无论在军事科学（钱学森等），还是在农业科学（袁隆平等），还是在社会科学诸方面，都走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他们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一直都极其尊重的群体。

可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群体，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与文革中，早已被改造得战战兢兢，奴性十足，精神上的损失难以估量。充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批判主力军的，恰恰是工农兵群体。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本来是民族大家庭的平等的成员，而却被人为地判定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乃至斗争与被斗争的关系。人际关系搞乱了，表面上看是读书人自己的损失，其实也是工农大众自己的损失，是整个民族的损失。

笔者上面所谈，无非是唐宗宋祖与毛泽东对待读书人态度的对比。在等级森严、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社会里，唐太宗对魏征的尖锐批评能虚心接受，喻为明镜，实属难得；宋太祖重用读书人，不加杀戮，共治国家，体现出旷世英主的一代风骚。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或超越着皇权带来的优越感，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而“唐宗宋祖”最终以“风骚”之美誉，流传海内。而毛泽东在帝国已解体、共和国成立之后，竟然将大多数知识分子定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加以“改造”、“批判”乃至最终形成大规模的伤害，废除高考，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的“改造”、“批判”，恐怕也是世界史上的奇观。它的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仇视之结果，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让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科举制度、并受到广泛赞誉的中华民族蒙羞。坐拥书城、手不释卷并嘲讽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竟认为知识分子无知识，将全国之多少骚雅之士，扫地以尽。今天重温他的《沁园春·雪》，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黎烈南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