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歌唱

                    ──何帆与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

1993年9月末，蜀中盆地已是秋风乍起时节。何帆来到成都，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大会。他编剧的戏曲电视剧《一碗荞麦面》荣获了一等奖。他捧着那尊飘逸峻拔的飞天女神回到宾馆，感到有些不适，咳嗽，胸痛，虚弱乏力，吐一口痰，里面竟有了殷红的血丝。

回到武汉，何帆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肺腺癌中晚期。右肺叶下静静地生长着一个鹅蛋大的肿块。恶性。已失去了动手术的最佳时机。转入另一家医院复查，结果是一致的。

何帆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个黑色的故事。在他刚刚踏上人生最明丽最平坦的一段路程时，命运竟突如其来地给了他冷冷的一击！一连许多天，在这巨大的震荡中他翻江倒海欲哭无泪。他甚至开始写一首遗诗……

那天晚上，我去看他。作为他相交相知三十多年的好友，我知道，这种时候，这种境况，任何慰籍、怜悯、鼓励、开导都苍白又软弱。几十年来，我亲见他一次又一次陷落于命运的峡谷与荒原，他都一次又一次倔强地走了出来。但这一次，于他来说几乎是绝境。我说，我们都面对过许多厄运，我们走过来了，你就当已经死过了，剩下的时间，一切从头开始。

这一年何帆４４岁，在省作协一家刊物作副主编。

何帆儿时曾有一个和顺快乐的小康之家。父亲是学化工的，母亲是护士。１９５７年那场暴风雨中，他那笃信基督教的母亲被摧折了翅膀，漂落到一个遥远的劳改农场。父亲被调到远郊一个大型化工厂。三个哥哥早早踏上社会各自寻找谋生之路，两个年幼的弟妹送往南京老家给一个独身的老姑妈抚养，一个生气勃勃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瞬间崩溃了……６３年夏天，我认识他时，他１４岁，那时他已独自生活了好几年，他家那间一年四季照不进阳光的十六平方的房子似乎永远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一对棕色的皮沙发无言叙说着一段往日的温暖。他一日三餐都吃在学校。那是中国最饥饿的岁月，萝卜白菜稀饭红薯黑馒头老蚕豆……是他填充青春的全部食品。后来，他成了我们几位少年朋友家的食客，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他后来常常笑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他的另一类食品，是艺术与文学。孤独、压抑又困窘的岁月中，少年何帆走向了音乐与诗，并很快表现出他早熟的敏感与才思。他拉二胡，打扬琴，作曲，作词，写诗……他用这一切，诉说他的渴望、热情或惆怅。他曾数次考取了专业艺术团体或院校，但他的父亲希望他念书，将后来寻一份本本份份的工作，于是他去上了高中。高二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又一次品尝了阶级歧视与政治高压的恐怖。他远离校园，更深地躲避到音乐与诗之中。尽管那时的缪斯女神已全身盖满了红色的印章，但不同的人，会从她身上寻得不同的寄托与幻想。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他和武汉市第一批中学生一起奔向广阔天地。行前的一个夜晚，几个朋友为他饯行，在他那几乎永远也闻不到烟火气的家里，大家做了几个菜，买了一些汽水、葡萄酒，还有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汽酒。举杯，向故乡告别，向校园告别，向青春告别，向初恋告别……那时，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无望初恋。那天，因为这别离，因为这茫茫未知的前途，他喝醉了，并将１８岁人生的一切甜酸苦辣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

第二天，我和几位尚未轮到下乡的同学送他，一送便送到了几百里路外的一片陌生山乡──湖北京山县。他在那儿一直呆了十年。所有的同学都陆续回城了，只剩下他。先是在队里务农，后来抽到京山县文工团：演奏，指挥，写词写曲写大戏小戏……成了那里的一大台柱。常常一整台晚会连文字带音乐全是他一个人包了，然后还要负责排练，上台伴奏，人手少了，去充任一个匪兵甲战士乙的事也常有。直到１９７７年末，恢复高考了，他才有幸回到武汉上了大学。８２年毕业，分到省音协，不久又调到省作协，开始了他人生中风和日丽的一段旅程。他写歌词，写诗，写电视剧，获得过许多省市全国奖项。编发一批又一批别人的作品，发现一个又一个新作者。他结了婚，妻子是他相恋十年的插队伙伴。他生了儿子，白白胖胖，后来高高大大，快乐又单纯，全然没有他少年的印记……但就是在这样的阳光路途上，那只黑色鸟扑了下来。

初始的震荡渐渐过去。象许多年前一样，何帆又一次面对命运，并开始创造奇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倒下，信念与渴望，对生活的爱与对家人的责任，竟让那个鹅蛋大的肿瘤潜伏了。这时，他开始做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成立一个以老知青为主体的艺术团，在我们的风雨征程上歌唱。这个想法得到一批老知青的赞同与协助，他们当中有作家，作曲家，指挥，歌唱家，也有普通的干部、教师、工人或下岗人员。在东湖开发区和市总工会的支持下，１９９６年秋，也就是那个黑色秋季的三年之后，一个名叫“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的特殊艺术团体成立了。这时的何帆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已被数家医院判处极刑的癌症患者，忘情地投入到这一次新的艺术活动中。宛如三十多年前在那个中学生的暑期文工团，二十多年前在那个县城的文工团。招考团员，编写节目，组织乐队，联系各方专家，有时还亲自去打扬琴。他拿出自己积蓄的三万元钱作艺术团的活动经费，他的电脑与打印机成为艺术团印制各类文件、曲谱或节目表的专用设备，他的电话成为艺术团的办公电话……每一个排练日，艺术团的成员从武汉三镇赶到排练场，一身汗水，一盒盒饭，从早到晚，有时直至深夜。放下家务，舍弃休息，没有报酬，还得自贴路费，大家在歌声与音乐中找到了一种纯净、真诚与美。

今天，当各种经过现代工商业制作包装的音乐艺术产品以它们精美、豪华、现代气派铺天盖地而来，连专业剧团的演出活动都被逼到偏僻一角的时侯，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日，在武汉市的第一剧场──武汉剧院，举行了“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的首场演出。红色天鹅绒大幕拉开了，近百名四十好几五十出头的老知青们，用自己的歌喉，自己的乐器，自己那开始发福开始僵硬的身体，用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过往岁月复杂而深厚的情怀，用一片对知青伙伴的真心歌唱，舞蹈。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当时的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各大媒体都作了动情的报道。许多老知青边看边流着眼泪，追思过去那一段岁月的价值与意义，品味数十年风雨人生的沉浮与得失。许多老人和孩子也一同感受着这一切。这一代人的历史，也是共和国的历史。台上台下，已消失了那８０公分高的阻隔。一切都朴实无华。许多著名的演员、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在这里还原成为一个亲切又普通的知青伙伴。许多默默无闻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职员，在这里又成为当年的校友、插友与今日的朋友。演出结束，台上台下都久久不愿散去。大家寻见了温暖，和谐，理解，力量与爱。他们不再是一个拖家带口勉力温饱的主妇，不再是一个在今日生存竞争中四处奔波的男人，不再是独自舔舐伤痛的弱者，不再是日夜操劳心力交瘁的商人和官员……这是一代人，是远远地相互感觉相互关爱的同行者，正如晚会主题歌中所唱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是他们每个人胸口一枚无形的徽章。

何帆在首场演出之后又一次倒下。连续数十天高烧，无论什么样的药剂，都无法控制凶猛的炎症。第二场演出，他坚持要来，但他只能在儿子的搀扶下，虚弱地坐在台下一隅，用心谛听自己伙伴们的歌唱。

不久，他作了化疗。呕吐，旋晕，头发脱光……但毕竟又一次站了起来。但他再不能回到那个艺术团了，不能和那些兄弟姐妹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一起在风雪之夜挤交通车回家了。

化疗结束后，９７年夏天，何帆与一些插友们回到了他们插队的山乡。他们在那座水库边买下了一栋空置的农舍──那座全省第二大水库，是他们当年与农民兄弟一起一肩一肩担出来的──他们准备将来有一天会住到那里，听山林摇曳，看波光闪烁，也许会与那山水相伴永远。

９８年正月初十，何帆与他的插友连同家人一行二十多人，又一次回到山乡，给乡亲们拜年，给这曾经留下自己汗水与泪水、青春与梦想的土地拜年。在水库的那栋农舍边，他们五个插友的五个儿子──五个和他们当年插队时差不多年岁但一切都焕然一新的儿子，每人种下了一株银杏。他们希望这古老又美丽的树木，将自己青春的故事种在这里，也种在他们后代的心里。

艺术团的知青们依然在歌唱。今年是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当年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今天已齐齐整整走入了中年，有的已当了公公婆婆，做了爷爷奶奶，但他们的心没有老去。三、四月间，他们将献出一台更丰富、更深厚的电视晚会，回顾昨天，迎接明天──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歌唱！

1999年6月2日。何帆在与癌症搏斗6年之后逝世。享年51岁。

                                                                               2001-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