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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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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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 我一贯认为中国从来不需要甚么玩意儿来救它，无论何时，中国死不了也不必像日本那样担心“列岛沉没”。无论忽必烈还是努尔哈赤，征服中国的结局都是把自己给搭上了。近世所有高调吼叫“救中国”的，都是野心家，玩一个噱头让大伙跟着他出力卖命，结果是越救越黑暗，民众的权利就是在这激动人心的“救中国”声中被剥夺。正如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全集.三》，P16） 他说的是辛亥革命。勒庞在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出版的《革命心理学》里说：“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铠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家们推翻满清，打的旗号是“共和”，结果是连前清也不如，革命后不过半个世纪，北洋不如国府，国府不如共和国，专制愈演愈烈，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之前那些“革命”究竟算不算革命，至少货真价实的“法国大革命”以后，没有一次革命不是“弄权者之大幸”（希特勒语，全句是：“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更可悲的是，民众之血泪还得用来洗革命家之手，使他们都变成“伟人”。 几年前俺写过一个帖子：《美国人的鼠目寸光与中国人的高瞻远瞩》，里边罗列了“救中国”的高调：“康梁说‘只有维新才能救中国’；孙中山说‘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说‘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张勋说‘只有复辟才能救中国’；蒋介石说‘只有一党专制才能救中国’；汪精卫说‘只有和平亲善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公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现在有了互联网，说话的环境宽松许多，‘只有新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看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如同美人落水，拍打胸脯嚷嚷着只有自己能救她的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品味一下这些“救中国”的高调，其中真为“救亡”也即化解“亡国灭种”的并不多，杜甫都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若是连中国亡不了这点道理都弄不明白，指望他们“救中国”那中国就反倒该亡了！大多数宣言说的“救中国”其实都只限于救中国于颓势，救国民出水火。但不论哪种说道，舍我其谁之主宰欲却是其共有特性。所有的争议皆可用毛诗一句来诠释：“谁主沉浮？”此乃问题的症结所在，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就是此意。结果只能靠“丛林法则”，也即兽性通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文明都谈不上，只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强盗逻辑横行霸道。如今居然还有靠“唱读讲传”倡导这个强盗逻辑借以涂抹“合法性”者，可知其进化程度“初级”到何种“阶段”。 若是尽量从善意角度去理解“救中国”之涵义，把它设定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层次上，那么无妨入乡随俗地借用来说事。现在那些“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之类冠冕堂皇的说道，其实只是自我边沿化的托词，抵制融入人类主流意识的借口。真要“救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从传统的纲常理念、夜郎情结中解脱出来，不再抱残守缺继续自我边沿化。可以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何以如此说呢？今日之中国确实已经富得流油，经济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了；尽管人均消费仍徘徊在“世界百强”之外，那日子毕竟不是毛时代可以想象的。中国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差钱”时，却找不到北了。于是就有人说“五个不搞”，还有人癫狂地“唱红”，更有浮躁之徒开始总结“中国模式”，如同那个蠢皇帝忙于展示自己的“新衣”。虽然有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于拿邓公的话来说“不政改只有死路一条”，却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方向已是不争的事实，缩回乌龟壳里，甭管是“不搞”抑或是“唱红”，那都不能算方向，只能算不要方向，因为不打算前进，只求保住既得利益。 御用文人们把改革开放也谱成颂歌来唱了，似乎若无邓公或某党来恩赐我们一个改革开放，我们全都要玩完。此乃最大的误导。反思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自打四九以来，所有国策仅仅在于捆绑人民手脚、禁锢异质思维。说直白一些，这个权力的全部使命就在于阻止发展，如果说马戛尔尼使华之前并无参照物，尚可算是无意识阻止的话，近世以来则是有意识阻止，因为世界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先进的东西是可触摸的；国共两党前赴后继，在所有可供选择的路径里选择了最糟糕的那条路――“走俄国人的路”。邓公的改革开放亦非恩赐，只不过“俄国人的路”走不通时无可奈何之变计，废弃了某些实在太荒唐的禁锢，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大部分禁锢。如此而已。 小岗村的故事蕴涵着更深层的意义：即使最愚蠢的农妇都明白的道理，领导并不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才会有十几个农民摁手印立密约这等荒唐的伟业：如何经营农田。而领导们还得再想三年多才想明白该还给农民自主经营农田的权利，于是极其英明伟大。佛经里早就有“养生不如放生”之类说道，人民只要有保障的自由就能创造任何奇迹，不需要权力教他们做什么、怎么做。而开明的权力也只需实现对自由的保障，而不是主宰整个社会。不管以什么理由，妨害自由的权力就是反动的，因为它阻碍进步与发展。 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此话见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陶行知先生有句不甚起眼的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中国的人命》）这两段中国精英人士的告诫无疑是真诚的，当然也充满了“救中国”的一片痴情。 他们说的只是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述。自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来，人类社会就有了对于普世价值的共识性文字表述，其六位主要起草人里有中国派出的代表张彭春、吴德耀两位，当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于达成这项国际文件的贡献，并非“西方那一套”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随后，联合国又通过作为法律文件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A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B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1998年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A公约”，胡、温等首脑人物承诺尽快提交全国人大批准“B公约”。这表示，人权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也具有中国意义。 所以，我们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它不像前面所罗列的那些“救中国”那样漫无边际、扑朔迷离，而是清晰的有着三个国际人权宪章文件界定的。正因为人权观念构成普世价值的核心，它又极其简洁易于被最广泛的人群所理解，中国那些“比他们的主子更严厉”的小丑们，才会歇斯底里般诋毁普世价值借以掩饰其否定人权之本意。人类折腾了几十个世纪，终于明白过来一切“解放”最终只是人权的实现，它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才得以形成普世价值，靠几个小丑跳梁是扭转不了乾坤的。 我们相信“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是因为笃信中国人并非一群愚不可及的蠢货，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除开那些痴情“唱红”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不过只是还权于民的进程，从毛时代的彻底剥夺到现在的部分剥夺。此进程无疑算是一个进步，民主也必须渐进，但不会是“适可而止”就可以了结的。蛋糕一旦做大，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对人民的剥夺或可得逞于一时，绝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温家宝说“不政改只有死路一条”并非危言耸听，大清国宗社党玩“适可而止”阻止立宪改良，结果并不妙。当然，那时的宗社党不够聪明，不晓得拨库银大搞“唱读讲传”，把那些不愿意剪辫子的乌合之众纠合起来，以壮大清国威。只是那也只可逞一时之效，不可能久远，唯有权益公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 认为如今中国人失去信仰，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最显著的标识就是腐败现象之蔓延，那么多信誓旦旦仰奉马克思主义的党干沦落贪腐行列，可见信仰虚假化到了何种境地。当中共已经放低门槛甚至允许资本家入党时，继续恪守陈腐教条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无疑已成社会歧见之根源。简单的案例就是毛左们捏着这根尾巴大肆抨击“走资派”，公开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甚至为文革闹“平反”。可怜威风八面的权力者只能低三下四，甚至还得迎合某些腔调发话支持，例如前些时那些为重庆“唱读讲传”捧场的说道。堂堂正正地弘扬普世价值，是执政党获取现在进行时合法性的不二法门，绝不是靠那些过去时符咒就可以取代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挖苦“封建的社会主义”，谓之：“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老马这个描述倒是很切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者不敢大声倡导普世价值，刚哼了一声就被毛左们的狂吠吓呆了，于是再也不提这个“敏感词”。换来的只是复辟势力越来越张狂的表演。 即使说“维稳”，失去普世价值的理念支撑也是靠不住的，网络上不乏直言：“越维越不稳。”只有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影响决策，社会才能避免裂隙扩展，各走极端。装甲车、防暴军警绝不是“维稳”的灵丹妙药，恰恰相反，它是不稳的形象代言。这个简单的道理应该不难想明白。蔑视普世价值的官员最容易小人得志，城管嚣张强拆肆虐，关键在于决策者心里只有党性而无人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力，当他们“上访”时毕竟还抱着清官情结，指望着这个寻求公正的管道。连“上访”也被堵绝，兼之“唱红”激励起来的“革命精神”，极端事件愈演愈烈也就不奇怪了。 鉴此，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并非妄言，中国要稳定、要发展、要进步、要和平幸福，却拒绝追寻普世价值，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2011.6.15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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