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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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应《中国经营报》之约而写，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九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年轻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旅行，足迹遍及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长沙、洛阳、汉口、九江、北京等地，一路走来，他不仅观光游玩，而且拜访各类名人，从前清遗老郑孝胥、文化怪人辜鸿铭、国学大师章太炎到倡导白话文的胡适、主张“青年中国”的李汉俊等人，这些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却在那个年头都生活得很从容，未来怎么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在与这些中国人的接触中，芥川龙之介有个体会，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必定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在游览江南一带期间，那股热情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减退。”

上海，章太炎在书房里挥动着留着长指甲的手对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很快成为共产党发起人的青年李汉俊告诉他：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国”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

他们的思路不同，对现实不满、求变的心态则是一致的。从以后的历史，我们看到，章太炎的预言没有言中，李汉俊预言的社会革命主导了未来的走向。自1919年以来，学生的政治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学校里不仅思潮涌动，而且大大小小的学潮不断，学生被舆论视为“丘九”，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而受到注目。代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认为“五四”之后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

当时，因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辞退倡导新文化的国文老师刘子通，陈碧兰和杨子烈等五个学生带头罢课而遭除名，她们不服，校方软硬兼施，湖北督军肖耀南甚至要逮捕她们，她们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团体和新闻界，控诉校长开除她们没有理由，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到各学校的学生会要求声援。武汉的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果女子师范学校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就举行总罢课。那时，各校都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全省学生联合会，加入总部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当局怕事情闹大，不敢轻易下手。陈碧兰她们则在女子师范发起罢课，以驱逐校长为目标，产生了罢课委员会，分宣传、组织、外交等部分，还组织了纠察队。她们到教育厅门前席地而坐，坐了一天一夜，包惠僧、陆沉等人带着水果、饼干、油条、豆浆等慰问她们。教育厅派人与她们谈判，她们的要求校长引咎辞职。接着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出来调解，她们坚持这个条件。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就是几个黄毛丫头逼得有权有势的校长毫无办法，只好辞职离开，而且在辞职书上写明“引咎辞职”四个字。断续将近一年的学潮，以校长下台告终。

北京更是学潮多发的中心地段，不光学生，教师也因为政府拖欠工资，一次次上街，向北洋政府请愿，这年6月3日北大等八校师生请愿时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师生十几人受伤，被称为“六三惨劫”，当时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以《国务院军威下之教职员学生》、《教育界创痛中之呼号声》等为题，做了详细报道。一开始，北洋政府的态度还很强硬，到了7月12日，与政界、学界都有关系的一些名流范源濂、汪大燮、傅增湘等人出面调和，北洋政府派人慰问伤者，并正式向教职员学生代表道歉。

对当时发生的那些学潮只有作更细致、深入的了解，才能进行客观的评判。我想说的是，学生之所以动不动发起学潮，从一校、一地乃至全国的，是那个时代赋予了他们一定的空间和行动的勇气。从晚清到民国早期一脉相承，当时的主流媒体是不同背景的民间报纸，在上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有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日报》，在北京，研究系背景的《晨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等，这些在影响很大的报纸都不是北洋政府所能操控的。北洋政府对媒体有打压，但是力度有限。新的报纸还在不断诞生，以陈布雷为主笔的《商报》年初在上海问世，老报人林白水与胡政之合办的《新社会报》3月1日于北京诞生，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那个时候，筹点钱就可以办报。陈公博回忆，他和谭平山等人到广东办了一份《群报》，只有维持三天的钱，所以他预言不出三天便要关门。后来得到另外的资助，继续办了下去。

史量才雄心勃勃，力图把《申报》办成世界性的报纸，他认为“独立之报纸乃人类幸福之所赖”。当年双十节前夕，记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哈定就给《申报》发来贺电：“《申报》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中国”。11月，英国报界的大老、《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访问《申报》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新闻，包括《申报》在内的报纸几乎都做了客观的报道，今天我们要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翻阅那个时代的《申报》、《晨报》等报纸是最直接的途径之一。

这一年，全国的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新闻界对北洋政府的那些旨在钳制言论的法律、法规极为痛恨。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给国务院发出这样一封信：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赫然以《不自由毋宁死》为题，其中声明：“民国三年袁世凯及民国八年安福部所新造的违背约法，侵犯人民自由之种种法令（如《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已经全国报界联合会决议，认为无效。并通知南北两政府，以后不得再用此等非法政令，侵犯人民约法上所许各种自由权利，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新闻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部分重要报纸几乎都参加其中，影响很大。这种庄严的宣告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代，拿枪的军阀还奈何不了这些拿笔的文人。青年学生受《新青年》、《新潮》的影响，自发创办的刊物至少在400种以上，遍及全国各地。有些刊物言论激烈，遭到查禁的事时有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1920年2月15日出版）发表《告军人》：

吾亲爱的军人呵！你们为了十数元的金钱，竟失了你们的天性，背了枪，拿了刀，只知道有命令、有长官，竟忘了你们的人格。我们不但不恨你们，实在可怜你们。……至于你们的官长呢，什么汽车呀，什么鱼肉海参呀，美妾呀，这种都是你我梦想不到的东西！到了打仗的时候，你们做枪炮下的鬼，你们的长官，还是快快乐乐的享他的幸福。

……还有一件事，我们替你们实在抱不平：像你们这样辛苦，这样忠厚，这样诚实，你们的长官还是当你们奴隶对待：你们若使稍不小心，他们总说你们违背长官命令，轻者拷打，重者伤命，丝毫亦不原谅的。咳！长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咳！我们可怜忠厚诚实的朋友们呵！你们精神这样不快乐；你们的生活这样不安全，为什么不大家连络起来，把你们长官的财产，均分一下呢？

这份北京发行的刊物，却是远在浙江的督军卢永祥首先发行，写信向北洋政府的内务部长举报，“此种谬妄之词，骇人听闻，似不可不防微杜渐，且军人知识简单，尤恐易为所动”。而内务部给国务院的公函只是说：“自应查禁，除分函教育部外，相应照录原件，函达贵部查照办理可也。”这样煽动军人起来反抗官长的文字，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查禁了事，没有大动干戈，抓人审判。观察那个时代时，不能不注意这样的案例。

不用说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梁启超代表的研究系，以及各有不同背景的军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中学生、师范生、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自发社团到处都是，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原因而广为人知，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也在这一年破土而出，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这年7月在南京开了一次大会，23个的代表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在玄武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表决也比较含糊，实际上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这当中有些只是主张要研究主义。方东美说“今大会到会只二十三人，即大会表决要主义，亦不能算学会大家的意思。”在讨论是否应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最后讨论的结果是，直接加入现在政界者为狭义的政治活动，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为广义的政治活动。以“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付表决，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少年中国学会”是1918年发起的，完全是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结合，一直拖到1925年疾风暴雨的时代浪潮中才散伙，实在已经是一个奇迹，虽然裂痕早就出现。

三天半的南京大会是一个风向标，预示着一代“五四”青年将按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郑伯奇的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学会当中大约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以急进或缓进的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是用间接的手段，通过教育学术等方面来创造少年中国。其实，最大的分歧不是来自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而是第一种趋向中不同的思想趋向，如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分野。当年9月20日，北大学生杨钟建给会员们写了一封信，“以后的少年中国学会，有主义也好，无主义也好，和衷共济、分工互助去创造少年中国也好，彼此分裂、分道扬镳去创造少年中国也好，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理想中的少年中国非以学术的基础不可的；到少年中国的路，非做路上应做的许多事情不可的；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大的事业，必须许多人来做，而这许多人非彼此十分了解不可的。”这个学会的会员以大学生为主，一共有126人，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都是1890以后出生的，他们中既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的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周佛海（后加入国民党）、肖楚女、毛泽东等人，也有后来加入国民党的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等人，青年党的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中”会员。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那真是一个理想可以开花的年代，年轻人可以尽情地做梦的年代。
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年龄最大的周恩来也只有21岁。三十多年后，邓颖超接受历史学家王来棣的访问时回忆：

“觉悟社”没有头目制度，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式比较灵活、轻松。我们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阄代号。记得抓阄的那天，我们写了50个号码，放在盘子里，每人用筷子夹一个作为自己的代号，多余的是给后来入社的同志准备的。当时我们只有30来个人。我抓的是一号，恩来同志是五号。后来恩来同志曾用过“伍豪”，我用“逸号”作笔名。

刘清扬说自己抓到了二十五号，以后隐名时就叫“念五”。

我们看看这年元旦在湖南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熊瑾玎这些会员都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们在三天当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1、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2、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些问题都是是巴黎的会员蔡和森他们首先提出的，讨论结果是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方法问题讨论最久，其中十二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张），三人没有决定。着手的方法包括了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款及办夜校、书社、报纸、菜园等。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人数最多时达到70多人，最初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这些青年的思想转向，可以看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虽然也有分歧、有争论，但李汉俊对芥川龙之介所说的社会革命正在被部分青年所信奉，并转换成行动的力量。

1921年的中国还处于“五四”时代，年轻人办刊结社、意气风发，可以为了理想争得不可开交，可以尽情地设计美好社会的蓝图。在他们身后，联省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许多比他们年长的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军阀、地方精英都卷入其中。张东荪、章太炎、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等人都赞成联省自治，他们在《时事新报》、《改造》、《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陈独秀、康有为、张君劢等反对者在知识界明显是少数。赵恒惕在湖南首倡自治、制定省宪法，这年3月中旬聘请李剑农、蒋百里、王正廷等十三个专家名流在岳麓书院起草省宪法草案，4月20日完成，交给全省各县选出的审查委员会，当年9月9日通过审查，在12月11日举行的公民总投票中，以1800多万票对57万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个高潮。青年毛泽东1920年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等一系列评论，为湖南自治推波助澜。

浙江督军卢永祥6月4日发出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在此之前，部分在社会的浙江人1920年就成立了旅沪浙江自治协会，著名律师、杭县律师公会会长12月8日在浙江省议会提出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的建议。1921年2月1日，旅居上海的浙人张静庐等人创办了《新浙江》杂志，与《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新湖北》、《新安徽》等构成了一曲鼓吹省自治的合奏。5月22日，浙江各界一千多人召开浙江省宪法期成会，阮性存发言说，我们没有武力足以驱逐北洋军阀，“只可用布流血之革命，亦即自订省宪，自选省长”。军阀卢永祥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出来呼应的。“浙江省宪法期成会”、“省宪促进会”、“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纷纷成立，这个过程中，教育会、律师公会、商会、报界公会、工会、农会等团地体都曾参与。6月16日，在阮性存等人推动下，省议会组成了55人的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7月23日举行浙江省宪法会议，选出阮性存为审议会委员长，9月9日通过浙江省宪法，号称“九九宪法”。

四川、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省都出现了自治和省宪的运动，联省自治浪潮波及北方，远到西北，年初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就发起了“甘人治甘“运动。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十三个省市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等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出现了，上海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在湖南省宪运动中，除了新闻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湖南改造促进会等30多个团体都积极参与，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军阀只是利用了这个旗帜。

正是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权威衰微，没有力量号令天下，联省自治运动的勃兴，给各种思潮、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那时，中国工商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兴的工厂、银行不断冒出。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看到，在大片桑田的对面，墙壁上涂者油漆的广告，“无敌牌牙粉、双婴儿香烟……这些牙粉、香烟的广告在沿途所经过的车站无处不见。”那正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度的转型期，工商界与知识界的思考几乎同步，张公权、聂云台、穆藕初这些银行家、实业家和蒋梦麟、胡适、蔡元培等“五四”知识分子都有相当的共识，他们在金融、工商业等方面的努力构成了那个多元时代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时代的急风暴雨打断，在那样的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健康力量主导历史的进程，一切都有可能朝着正常的方向变化。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1945年的延安见闻：一个“陋”字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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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忆往事，写下了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他“五四”以来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个参政员访问延安，并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几乎倾巢而出，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看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去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他以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当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当然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过。